醜陋了30年的中國人？! | 社會科學報

◤如果我們將這一切全歸於制度，這無疑是一種逃避個人責任的態度，同樣又回到了柏楊的話題。一個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1985年，台灣作家柏楊出版了《醜陋的中國人》，這個題目取自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一次講座，收集了他的許多演講和雜文。書甫問世，就在海外和台灣引起轟動，讚賞與反對的聲音都有。但在八十年代，大陸剛剛經歷了「文革」，正處在一個思想啟蒙的時期，人們使用的最多的詞是「反思」，是「憂患意識」，柏楊這本書將人們的思考再次引向國民的劣根性，燃起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熱情。

毫無疑問，柏楊的思想屬於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一系，嬉笑怒罵的精神也是繼承了魯迅的風格。他在書中舉了許多直觀的事例，抨擊中國人的種種弱點，諸如無誠信、愛面子、卑怯、自私、狡猾、虛驕、猥瑣、勢利、愚味、殘忍、窩裡斗、明哲保身、崇拜權勢等，在哪裡都是臟、亂、吵，不講規則，缺乏公德。柏楊把這些弱點歸結為一種醬缸文化：「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混沌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斫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混沌社會。」

柏楊逝世周年紀念手辦

當年此書給國人的最深印象就是「窩裡斗」，令人聯想到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其中的殘忍與愚味顯然在歷史中能找到根據。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制度。然而，時移世易，九十年代後國人的反思掉轉了一個方向，中國的問題其實不在文化，而在制度。好的制度會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人民。魯迅、柏楊們於是又成了罪人，國民劣根性的說法原來是受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是錯誤的，因為它忽視了制度的重要性。

無論是文化決定論還是制度決定論，都是在尋求現代中國落後的原因。事實上，我們始終是線性思維的產物，因此我們相信，事物的背後只能有一個解釋。不能說對制度的反思沒有道理，尤其在今天，制度建設也許比文化問題更為重要。但是，制度與文化其實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即使是重視制度建設的胡適，當年也曾說過，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建立起來的。倘若以為一個好的制度就可以使人的德性變好，這種看法實在太樂觀，它與當初想要通過制度來改造人是同一思維：人的問題首先都是制度的問題。

中國的現代性不是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進行的，它的路徑選擇與共同體的固有觀念、習俗以及民族性有著密切關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就比較了英國人與法國人的不同，這種民族性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路徑選擇。歐洲啟蒙運動既產生了平等觀念，也傳播了自由觀念。法國人堅持了前者，卻忘記了後者。因此，在不同國家，思想啟蒙會結出不同的果實。就像法國大革命的發生，納粹德國的興起，當今的俄羅斯道路，都是人民自己選擇的，不是誰強迫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性。

這種民族特性的探討見諸世上所有國家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柏楊們做的就是這個工作。文學知識分子的職分和情懷就是關注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人性，診斷社會的病因。固然，「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義律兒女子。」但這應當是政治家的思維，不是文學家的思維。對社會而言，文學家的批判比讚美更有價值，因為這會促使我們去思考，去試圖改變。假如人人都坦然活在一個壓制人性的社會，就像哈維爾所說，那是因為我們自己實現了這個制度，創造了這個制度，成為了這個制度。

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是一種偏於理性的文化，但卻有著深刻的矛盾。一方面，這種理智是實用主義的，具有很強的自我保存的特性，很少講求公共倫理。另一方面，個體缺乏獨立運用理智的能力與勇氣，或者說缺乏內在的自我。它是利己的，不是自我的；是愛面子的，不是自尊的。虛驕與順從往往集於一身，形成欺弱崇強的權力主義人格。明明屬於無權者，卻偏偏具有權力者的思想。魯迅與柏楊從傳統文化中所揭示的，便是這種精明而不獨立的理性。按照康德的啟蒙觀點，這種權力崇拜其實是一種文明的不成熟狀態。對許多普通人來說，這種民族性源於歷史，它本身不會產生專制，但卻會喜歡被專制。

柏楊最廣為流傳的一張「萌照」

如果說，崇拜權勢是一種傳統文化心理，這在從前還屬於尊尊的大傳統，那麼，自從上世紀初，中國文化就開始了一種粗鄙的小傳統化過程，特點是缺乏自尊和自信。魯迅、柏楊那代人在尋找文化參照時，採用的還是一種比優的思維方式，亦即看到其他文化的長處，以發現自身的短處。而今天許多人採用的方式往往是比壞思維，就像是小混混的街頭吵架，烏鴉莫要嫌豬黑，我們自身雖有問題，但其他文化的問題更大。然而，這是一種向下的道德比較，它不會給我們增加任何益處，卻會導致我們的道德標準不斷下降。

新文化啟蒙固然帶來了決定論的絕對觀念，但也造就了懷疑權威的精神。中國文化並非一團漆黑，亦非完美無缺，民族性亦然。幾十年過去，我們似乎已經從這個認識上倒退。當年台灣當局曾對柏楊大加抨擊，同樣地，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中國文化的問題，立刻便被罵成崇洋媚外。不可否認，柏楊的許多看法未必準確，闡述也過於直觀化、情緒化，但只要世上還沒有一門科學能通過統計數據，能準確地計算出一個社會的好壞，一個敏銳的作家對社會的整體感受就是有啟發意義的。

如果我們將這一切全歸於制度，這無疑是一種逃避個人責任的態度，同樣又回到了柏楊的話題。一個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這，也正是《醜陋的中國人》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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