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

本報訊記者單于報道1904年，名不見經傳的戶部侍郎鐵良奉旨南下，表面的使命根據1904年7月17日諭旨，是考察移建新廠問題，而「順道」考察各省「財政利弊」。但事實上清政府派鐵良南下的真實目的，地方心知肚明。《警鐘日報》以《民窮財盡何以堪此》為題，指責鐵良此行是為了「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然而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政府為剿滅起義軍，將之前牢牢掌握住的軍權、財權下放地方。使得地方勢力大漲，八國聯軍侵華時，地方督撫們搞出的東南互保，公然斥責往昔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旨」是「偽詔」。被很多人看做是清中央政府虛弱不堪的標誌。時任兩江總督魏光燾也這麼看。魏光燾少年時加入湘軍，甲午戰爭時期隨劉坤一北上抗日，戰後先後被任命為江西布政使、雲南巡撫、陝西巡撫、陝甘總督、雲貴總督，1903年任兩江總督。從魏光燾的經歷可以看出，相比鐵良，他稱得上功勛老臣，而且還是晚清最大的地方實力派湘軍系領軍人物。他在1903年到任時就公然違反清政府關於軍政劃一的指示，公然派家人在湖南招募了3000鄉勇，並交由自己親屬統領。

1904年7月17日清廷諭旨：前據張之洞等奏江南製造局移建新廠一折。製造局廠關係緊要，究竟應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槍炮諸制若何盡利？著派鐵良前往各該處詳細考求，通盤籌畫，據實復奏。並順道將各該省進出款項，及各司庫局所利弊，逐一查明，並行具奏……清末滿大臣中的幹才鐵良

清末關於鴉片的分類和稱謂比較複雜，「土葯」、「土膏」、「燈膏」等，時常出現於報章雜誌及官員奏摺中。土膏捐稅里的「土膏」，是土葯及其所熬煙膏的合稱，「土膏統捐」的含義就是對土葯和煙膏進行一次性合併徵收的稅捐。土膏「統捐」的由來與晚清厘金制度和稅章混亂有關。至於土膏「統捐」，簡單來說就是把之前多次重複徵收的稅費變為一次性徵收。這樣做減少了流通環節的損耗，非常有利於商品流通。因此，湖廣才一開徵收益就超出了之間預計的30%。而後湖廣總督張之洞把這項政策擴大到了湘、鄂、贛、皖四省，與此同時，兩廣也在進行統一土膏捐稅的行為，收益同樣令地方官員滿意。而鐵良的建議無非就是打通兩廣和蘇閩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稅變為八省捐稅。但之所以地方督撫無論滿漢都不懼清政府拿下魏光燾的事實，群起與中央爭辯；原因在於鐵良要把捐稅的收入收歸中央。鐵良的辦法是「此項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數作為各省定額，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數零款存儲，聽候撥用。如此，則商民可免沿途苛累，於各省進項亦復無損絲毫，而國家有此進款似於大局不無裨益……」。也就是說把各省本來可以不斷增長的收入變成了定額稅，而且還以各省才開始辦土膏捐稅統一，成績不顯的1902年為定額。

1903年11月底，日本參謀本部派遣曾做過北洋軍教官的日軍大佐青木宣純以使館副武官的身份緊急來華，與袁世凱面商日中聯合組織情報機構和招募東北「馬賊」等事宜。1903年底，青木宣純與袁世凱就諜報合作達成一致，袁從北洋軍中挑選數十名精幹士官，與其組成了聯合偵探隊。這些北洋軍官大多畢業於測繪學堂等軍事學校，故工作頗有成效，其中就有後來成為直系軍閥頭目的吳佩孚。他原是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軍官，參加日軍的諜報活動後，幾次進出東北，工作深受好評，其間曾被俄軍俘獲，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後跳車逃生，戰後晉陞上尉軍銜，日軍授予其勳章。同時，直隸總督府每天還將東北和蒙古的情報通過袁世凱的日本顧問坂西利八郎轉交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另外，日軍在山東煙台的情報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凱及其北洋軍的支持。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陸軍在東北奉天境內連戰連捷，當然，傷亡也很大。尤其是九連城一戰，「傷亡幾及千人」。日本駐滬領事小田切向盛宣懷提出了由中國官商出資撫恤日軍傷亡將士及其家屬的要求。盛宣懷立即電請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端方，提出了一個由官府出錢的具體方案。他解釋說：「若勸各省紳商協助，亦恐招搖，滬上紅十字會捐款，系中西合辦，又難提撥。鄙見只可密約數省，合籌一款，交小田切轉送彼國，附奏撫綏，並囑不登報紙。」袁世凱、端方對此極表贊成。兩廣督撫岑春煊、張人駿也加入了謀劃。即使在民間，賑濟日本傷兵的活動也不罕見，鄭觀應等人在廣州等地捐款組織赤十字社，準備治療日本傷兵的活動，就是一例。

日俄戰爭

論及晚清政局，人們多以為清政府不肯改革，但事實情況是清政府一心一意謀改革、圖發展，「庚子國難」後，清政府全面加快新政步伐。清朝施行新政後，財政收入每年都有增長，與之相應的是財政支出每年以更大幅度增長，為了推進新政的相關措施，清政府不得投入更多。但剛剛經歷「庚子國難」的天朝，還需要承擔巨大的戰爭賠款，走投無路的清王朝只能選擇借貸和收回地方財權的方式，這必然引起地方勢力不滿。錢成了晚清新政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疾走的新政大躍進與蝸行的財政收入形成巨大反差，最終沒錢的政府被自己發動的改革大躍進所吞沒。

清末的底層民眾

王漢原名壽慈，字竹庵，湖北蘄水（今浠水）人，光緒七年（1883年）生。其父、兄、姊夫皆為當地知名文士，受家庭影響，王漢自幼學習經史，舊學紮實。王漢從何焜閣學《易》，亦頗有興趣。曾感慨道：「《易》自有數理在，奈何竟流於術？」何焜閣認為大易需時義，王漢反問道：「人各需時，奈何。《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大川，險也。維涉險，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險，故曰利也。」他的摯友熊十力日後成為一代名家，便是一個旁證。只是他痛感清政不綱，外侮日亟，乃推崇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決意匡濟時艱。何焜閣曾往北京遊歷，攜回不少新學書刊。不久熊十力參軍入伍，王漢、何自新則加入由張難先與胡瑛提倡發起的科學補習所，這是湖北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所中人才濟濟。王漢向劉靜庵、胡瑛道：「革命空氣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禍已亟，士大夫猶昏昏然無所知覺，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將以百姓為奴，猜疑防範之心，無時或竟。我欲拚卻一身，刺殺此獠，如何？」鑒於劉靜庵年老，終由王漢與胡瑛二人銜此使命。初擬行刺鐵良於武漢，劉靜庵認為如此則會影響未來在武昌起事的大局，應在省外行刺。二人到彰德後，鐵良數日不至，胡瑛漸生退怯之意。王漢道：「我一人拚命即可，並不想累君俱死。」於是胡瑛退出，王漢獨自承擔起刺殺使命。不日鐵良車到彰德，王漢早已攜槍候於站內，見鐵良下車，便舉槍射擊。然而王漢不諳射術，竟連發不中。警衛圍追而來，王漢初曾逃出人群，終被追近，乃投道傍井中而死。民國成立後，章太炎曾提出表彰先烈，並隨手列出名單，王漢為第一人。此事見於報端，然政府表彰之事卻遲遲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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