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說唐詩(12.4.24)
滿眼金光燦爛，遍地菊花堆積，這是《黃金甲》給我的全部印象，據說張藝謀為此花了3.6億人民幣，為此，我非常欽佩蔣勛營造「燦爛」與「華美」的能力，因為蔣勛一支筆似乎就做到了《黃金甲》的效應：大面積的抒情、華麗卻單調的意象以及遍地堆積的「虛詞」讓整本書猶如披上一層「黃金甲」，流光溢彩，晶瑩璀璨，「充滿詩意」。這樣的「黃金甲」有錯嗎？沒有錯。若是一小段其實挺好的，若是整本書如此，就變得空洞再空洞、膚淺更膚淺了。從初唐的張若虛，到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維，到中唐的白居易，到晚唐的李商隱等，蔣勛挑選了十位詩人的一百首詩歌來講，然而讀完之後，始終讓人無法進入到唐詩的歷史境地中去，甚至了無新意，有「十人一面」、「百詩一腔」的感覺。陳子昂的孤獨、李白的孤獨與王維的孤獨有何區別？若是掌握一些蔣勛的關鍵詞(如孤獨、華美、青春、燦爛、憂傷、自負、生命、殘酷、游牧、田園、邊塞等這些「大而美」的辭藻)以及一些蔣勛式的「後現代破碎表達法」(如《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一節，短短几百字從《詩經》說到徐志摩，從蔡振南回到漢樂府，從「文以載道」到朱自清的《背影》再到自己學生的「白描」，從「內容與形式」說到「為藝術而藝術」再到唐代詩人的「孤獨與自負」以及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不管讀者的邏輯能力是否能夠承受，沾邊不沾邊的古今中外齊上陣)，便差不多可以鼓搗出一個詩歌，乃至美的萬能解讀公式。
若是「黃金甲」變「黃金假」，後果就比較嚴重了。其中一個錯誤是，蔣勛很顯然連古體詩與近體詩、律詩與絕句、「五言詩」與「七言詩」等文體知識與文學史知識都未弄清楚，而是簡單地用四字、五字、七字的變化來闡釋詩歌的發展，並認定「七言句是唐詩的結構」(而他在不斷提及「長河落日圓，大漠孤煙直」等「五言句」時，似乎早忘了自己的這個論斷)，從而主觀臆想妄下了許多可笑的評判(這個錯誤甚至延續在對宋詞的解說中)。首先「唐詩」指的是什麼？顯然，在蔣勛那，唐詩變成一種七字文體———「當我說今年真是『風調雨順』的時候，《詩經》跑出來了。當我提到另外五個字的時候，漢樂府跑出來了。當我提到七個字的時候，唐詩跑出來了。」因此，「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就是琢磨『唐詩』這顆珍珠的過程」，因此，還在琢磨「唐詩」的陶淵明的詩，蔣勛「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欣賞」。
實際上，從陶淵明到唐代，詩歌所經歷的最重要變化不是簡單可笑的從五字變成七字，而是發現了聲律，從而在唐代形成了與古體詩相區別的講究韻律的近體詩，就是律詩和絕句。然而律詩和絕句的出現，毫不 影 響 之 前 古 體 詩的光輝———漢代樂府、「古詩十九首」、建安詩歌、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等一直彪炳史冊，同時也不影響後人繼續用古詩進行創作，杜甫的《麗人行》，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李白的《將進酒》、《蜀道難》都可以說是古體詩。
此外，明明是以雜言體敘事而聞名的「漢樂府」怎麼成了「五個字」的詩的代表呢？我非常懷疑，蔣勛想說的是不是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誌、漢末的《古詩十九首》？不過，等我看到蔣勛後來評李白的《蜀道難》時說道：「如果把《蜀道難》分段，用現代詩的方法做排列，就會發現這大概是中國文字結構上，長短句子變化最大的一首詩。我們說《詩經》是四，《楚辭》加入了三，後來四的二二形式變成了五，又變成了七。」這才發現原來蔣勛將《楚辭》作為「三個字」的詩歌代表簡單處理掉了。中國詩歌發展竟然如此被簡單化！？令我不得不問道：難道不知道以《楚辭》、漢樂府為代表的雜言體詩一直是中國古體詩的一種嗎？與其煞有介事地分析李白血液中微乎其微的外來血統，倒不如分析他與屈原的關係；與其故弄玄虛地尋找李白詩歌中「鮮卑族語言」、「西域的語言」、「梵文」、「甚至當時的俄羅斯南部的語言」的痕迹，不如尋找《離騷》的痕迹。
無知不可怕，可怕的是無知導致的無畏以及「無厘頭」論述。蔣勛「美輪美奐」的文字，常常會突然冒出一句兩句「無畏」的論斷，如「唐代文學不是與南朝文學一脈相承，而是來自北方。」「在我們的文學中，激情常常被壓抑，會以比較含蓄的方法處理，李白是唯一把激情放出來的人，在《蜀道難》中最明顯。」有時候，這種「無畏」充溢於整個章節，如《唐詩的殘酷》一節，我一直沒有弄明白游牧民族的奢侈、宰割動物、「物競天擇」、農業倫理等怎麼就和唐詩的殘酷、燦爛與華麗黏糊在一起了？
看蔣勛的書，漏洞百出，不怎麼像「黃金甲」或「黃金假」了，更像是「一襲華美的袍，裡面爬滿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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