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的「新國際」思想

　　18世紀歐洲的啟蒙精神需要批判繼承、改造和發展，而根據「新啟蒙精神」，德里達既抵制全球化，又不固守歐洲中心論；既反對美國霸權，又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搖旗吶喊。德里達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新國際」(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之中，以與現今世界上存在的十大弊端進行鬥爭。作為「各國人民之間的一種承諾」(Derrida and Roudinesco,p.125)，「新國際」並不由各國政府組成，並不是以前的「共產國際」，也非其他政黨的國際聯盟。(ibid,p.123)儘管德里達宣稱對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的激進化解構與某種馬克思主義精神相一致，但他的「新國際」顯然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德里達所談論的新國際的「共產主義」是「一個重聚的聯盟，無結合、無組織、無政黨、無民族、無國家、無所有權」。(Derrida,1993,p.58.下引德里達文獻僅注年份和頁碼)德里達考慮到正義理念從未能在任何現存政治制度和原則中得到實現，所以主張要阻止正義在一個不可避免的總體化境域中被再次化簡為法律-道德規範，要在「新國際」中安置「正義」這個從未能被驅逐的幽靈。德里達感到自己有責任忠誠於馬克思的某種批判精神，秉承馬克思的忠告而與幽靈們進行對話。

　　德里達的「新國際」思想與作為政治學的幽靈學密切相關，因為研究政治現實不能忽視幽靈們的潛在作用。德里達不僅要為幽靈們預言一個未來和生死，更要為幽靈們呼籲其多樣性和異質性。德里達借正義之名來詳述鬼魂，而正義又取決於責任。倘若沒有某種責任的原則，那麼各種鬼魂，無論作為「戰爭、政治暴力或其他暴力、民族主義滅絕、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性別歧視或其他形式的犧牲品與否」，作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壓迫或所有形式的極權主義壓迫的受害者與否」(1993,p.16)，都無法獲得正義。「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這一詢問的意義也取決於擔當和尊重與那些尚未存在或已死去之鬼魂密切相關的正義。「這個正義使生命超越了當下的生命或它的實際存在、它的經驗的或存在論的實際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種超-生命，也就是朝向一種其生與死本身只是一些蹤跡和蹤跡之蹤跡的蹤跡，朝向一種其可能性將預先分離或打亂活生生當下之自身同一性的超生命」。(ibid,pp.17-18)不止一個幽靈從不止一種精神獲得其生命。「有不止一個馬克思的精神，也必須有不止一個馬克思的精神」。(1993,p.36)德里達強調必須思考馬克思精神的複數性和異質性，是為了否定在馬克思精神遺產及其繼承上的唯一、權威、正統和獨享。

　　鑒於人們在討論官僚階層與國家資本主義時都預設了以幽靈學的方式來思考的幽靈性，而官僚化是一種抽象物和幽靈化的現象，德里達的幽靈學就藉助幽靈性邏輯來說明形而上學化、抽象化、意識形態化和偶像化的過程和影響；因此，這種幽靈學並不是形而上學的，而是解構的。由於正義的去總體化(dé-totalisante)的條件是在場的條件，因而，德里達的解構始終就是對贈與(don)和不可解構的正義的思考。這確實是任何解構之不可解構的條件，但這個條件本身卻仍然在並且必須仍然在解構之中，否則解構就會失去有關未來、允諾或呼喚、欲求、這個沙漠性彌賽亞主義(沒有內容、沒有可辨識的彌賽亞)的機會(ibid,p.56)，也會失去另一個絕對的和不可預知的特殊的作為正義的到來者的來臨，還會失去未來民主制度的來臨。

　　按照德里達的讀解，強大的共產主義幽靈的第一個出場，是《共產黨宣言》最為醒目的一幕。「沒有一個傳統文本在政治正在進行的全球化上似乎是如此清醒的，在技術和傳媒在最有思想的思潮中的不可化約性中似乎是如此清醒的——這超出了那時的鐵路和報紙，《共產黨宣言》已以無與倫比的方式分析了鐵路和報紙的力量。並且還很少有文本如此闡明了法律、國際法和民族主義」。(ibid,p.35)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設想共產主義藍圖時，已考慮到一個多世紀以後才凸顯出來的全球化、媒體化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德里達的「新國際」要著力解決的。

　　在德里達看來，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談論的共產主義幽靈是一個將要到來的幽靈，一個讓舊歐洲一切勢力聞風喪膽的威脅，那麼，在一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在全世界範圍內談論的共產主義幽靈則只是一個過去的幽靈，已過去的威脅。人們祈願它在將來不再回來。德里達批評這些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在一種新的世界紊亂試圖安置其新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時，任何斷然的否認都無法擺脫馬克思的幽靈們的糾纏。德里達反觀福山的理想主義邏輯的解釋，認為為了儘可能揭示和縮短經驗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福山還須無限期地求助於富有成果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某種精神。而另一種不同於福山的、拘泥於現實經驗證據來質疑自由民主理想的理論，在分析市場經濟、資本規律、自由議會民族制度、人權、平等和民主等概念時，也仍有責任忠於某種馬克思主義精神的遺產。(ibid,p.143)

　　德里達把馬克思主義精神理解成複數、幽靈們、不合時宜的幽靈們，認為人們不必驅趕它們，而是應當清理、批判、靠近它們，允許它們歸來。德里達的這種見解自然會招致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側目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反感。德里達否認自己是為時已晚的向馬克思主義的集結(ibid,p.144)，他是為了弘揚正義。德里達向馬克思思想表達敬意，主要是因為馬克思思想具有批判精神和追求人類正義和民主的彌賽亞性和解放允諾(promesse émàncipatoire)。德里達從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激進批判精神出發自然要探討馬克思的幽靈概念、馬克思確定幽靈的方式、馬克思最終把幽靈與存在論聯繫起來的方式，乃至這種存在論與唯物主義、政黨、國家、極權主義聯繫起來的方式。德里達認為自己之所以不放棄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不僅僅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批判和不斷質疑的精神，更主要的是因為這是一種解放的和彌賽亞式的斷言，某種認為人們能設法擺脫任何教條、甚至任何形而上學-宗教規定性和任何彌賽亞主義的允諾經驗。

　　18世紀歐洲的啟蒙精神需要批判繼承、改造和發展，而根據「新啟蒙精神」，德里達既抵制全球化，又不固守歐洲中心論；既反對美國霸權，又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搖旗吶喊。德里達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新國際」(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之中，以與現今世界上存在的十大弊端進行鬥爭。作為「各國人民之間的一種承諾」(Derrida and Roudinesco,p.125)，「新國際」並不由各國政府組成，並不是以前的「共產國際」，也非其他政黨的國際聯盟。(ibid,p.123)儘管德里達宣稱對邏各斯中心主義進行的激進化解構與某種馬克思主義精神相一致，但他的「新國際」顯然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德里達所談論的新國際的「共產主義」是「一個重聚的聯盟，無結合、無組織、無政黨、無民族、無國家、無所有權」。(Derrida,1993,p.58.下引德里達文獻僅注年份和頁碼)德里達考慮到正義理念從未能在任何現存政治制度和原則中得到實現，所以主張要阻止正義在一個不可避免的總體化境域中被再次化簡為法律-道德規範，要在「新國際」中安置「正義」這個從未能被驅逐的幽靈。德里達感到自己有責任忠誠於馬克思的某種批判精神，秉承馬克思的忠告而與幽靈們進行對話。

　　德里達的「新國際」思想與作為政治學的幽靈學密切相關，因為研究政治現實不能忽視幽靈們的潛在作用。德里達不僅要為幽靈們預言一個未來和生死，更要為幽靈們呼籲其多樣性和異質性。德里達借正義之名來詳述鬼魂，而正義又取決於責任。倘若沒有某種責任的原則，那麼各種鬼魂，無論作為「戰爭、政治暴力或其他暴力、民族主義滅絕、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性別歧視或其他形式的犧牲品與否」，作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壓迫或所有形式的極權主義壓迫的受害者與否」(1993,p.16)，都無法獲得正義。「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這一詢問的意義也取決於擔當和尊重與那些尚未存在或已死去之鬼魂密切相關的正義。「這個正義使生命超越了當下的生命或它的實際存在、它的經驗的或存在論的實際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種超-生命，也就是朝向一種其生與死本身只是一些蹤跡和蹤跡之蹤跡的蹤跡，朝向一種其可能性將預先分離或打亂活生生當下之自身同一性的超生命」。(ibid,pp.17-18)不止一個幽靈從不止一種精神獲得其生命。「有不止一個馬克思的精神，也必須有不止一個馬克思的精神」。(1993,p.36)德里達強調必須思考馬克思精神的複數性和異質性，是為了否定在馬克思精神遺產及其繼承上的唯一、權威、正統和獨享。

　　鑒於人們在討論官僚階層與國家資本主義時都預設了以幽靈學的方式來思考的幽靈性，而官僚化是一種抽象物和幽靈化的現象，德里達的幽靈學就藉助幽靈性邏輯來說明形而上學化、抽象化、意識形態化和偶像化的過程和影響；因此，這種幽靈學並不是形而上學的，而是解構的。由於正義的去總體化(dé-totalisante)的條件是在場的條件，因而，德里達的解構始終就是對贈與(don)和不可解構的正義的思考。這確實是任何解構之不可解構的條件，但這個條件本身卻仍然在並且必須仍然在解構之中，否則解構就會失去有關未來、允諾或呼喚、欲求、這個沙漠性彌賽亞主義(沒有內容、沒有可辨識的彌賽亞)的機會(ibid,p.56)，也會失去另一個絕對的和不可預知的特殊的作為正義的到來者的來臨，還會失去未來民主制度的來臨。

　　按照德里達的讀解，強大的共產主義幽靈的第一個出場，是《共產黨宣言》最為醒目的一幕。「沒有一個傳統文本在政治正在進行的全球化上似乎是如此清醒的，在技術和傳媒在最有思想的思潮中的不可化約性中似乎是如此清醒的——這超出了那時的鐵路和報紙，《共產黨宣言》已以無與倫比的方式分析了鐵路和報紙的力量。並且還很少有文本如此闡明了法律、國際法和民族主義」。(ibid,p.35)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設想共產主義藍圖時，已考慮到一個多世紀以後才凸顯出來的全球化、媒體化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德里達的「新國際」要著力解決的。

　　在德里達看來，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談論的共產主義幽靈是一個將要到來的幽靈，一個讓舊歐洲一切勢力聞風喪膽的威脅，那麼，在一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在全世界範圍內談論的共產主義幽靈則只是一個過去的幽靈，已過去的威脅。人們祈願它在將來不再回來。德里達批評這些人的一廂情願，因為在一種新的世界紊亂試圖安置其新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時，任何斷然的否認都無法擺脫馬克思的幽靈們的糾纏。德里達反觀福山的理想主義邏輯的解釋，認為為了儘可能揭示和縮短經驗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福山還須無限期地求助於富有成果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某種精神。而另一種不同於福山的、拘泥於現實經驗證據來質疑自由民主理想的理論，在分析市場經濟、資本規律、自由議會民族制度、人權、平等和民主等概念時，也仍有責任忠於某種馬克思主義精神的遺產。(ibid,p.143)

　　德里達把馬克思主義精神理解成複數、幽靈們、不合時宜的幽靈們，認為人們不必驅趕它們，而是應當清理、批判、靠近它們，允許它們歸來。德里達的這種見解自然會招致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側目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反感。德里達否認自己是為時已晚的向馬克思主義的集結(ibid,p.144)，他是為了弘揚正義。德里達向馬克思思想表達敬意，主要是因為馬克思思想具有批判精神和追求人類正義和民主的彌賽亞性和解放允諾(promesse émàncipatoire)。德里達從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激進批判精神出發自然要探討馬克思的幽靈概念、馬克思確定幽靈的方式、馬克思最終把幽靈與存在論聯繫起來的方式，乃至這種存在論與唯物主義、政黨、國家、極權主義聯繫起來的方式。德里達認為自己之所以不放棄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不僅僅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批判和不斷質疑的精神，更主要的是因為這是一種解放的和彌賽亞式的斷言，某種認為人們能設法擺脫任何教條、甚至任何形而上學-宗教規定性和任何彌賽亞主義的允諾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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