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中國彩陶基礎知識大全
文章洋洋洒洒40000餘字，系統介紹了中華彩陶的產生髮展演變過程，從器型紋飾構圖等，多側面探討彩陶的藝術特性和文化價值，尤其對新石器時代文化區域和考古遺存，詳盡地列舉和特徵的介紹，為初學者提供了優質的入門索引。所以，雖然，篇幅頗大，仍推薦給有興趣的博友。好文共賞。
另外，其「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部分，列舉的典型器，因圖片不存，稍覺遺憾。多看器物，是體味學習的基礎，幸好有關的典型器的文字介紹保留下來，可以據此在網上查看，因此，也做個提醒吧。
目錄：（先睹為快）
一、中華彩陶的產生二、中華彩陶工藝探討三、彩陶花紋與器型演變四、彩陶圖案形式法則運用五、彩陶發展的自成體系六、彩陶藝術特點七、彩陶文化價值八、彩陶及其複製品九、用什麼方法來鑒定遺址的年代十、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古文化區域十一、出土彩陶的文化遺存
為方便博友閱讀，我將分三次轉載。之一，一至九；之二，十；之三，十一。
一、中華彩陶的產生
要闡明中國彩陶的產生和發展，理清其源流和脈絡，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以前由於早期陶器的考古資料的缺乏，中華彩陶產生時期的情況是不清楚的。近年來，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早期陶器的考古新資料，使我們有條件能初步地對早期彩陶出現的情況進行探索。
陶器的出現是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它是適應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遠古先民的定居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古代曾有「神農耕而作陶」的傳說。陶器伴隨著農業和定居生活而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在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當人們長期積累了用火經驗，了解到陶土具有可塑性和經燒制後具有一定硬度的特點後，於是逐漸掌握了制陶技術，製作出適應各種用途的各種形狀的陶器。在日常生活中有用作飲食、汲水盛水、貯藏、烹飪的器皿，在生產活動中有用作捻線的紡輪、揉皮的銼、狩獵的彈丸、捕魚的網墜、收割的刀、制陶的拍等工具，並且還用作裝飾品中的環、簪等。由於陶器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當時的人們非常精心地製作和用紋樣裝飾陶器，而制陶也代表著當時的工藝水平。
根據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中國是世界最早出現陶器的地區之一。在距今八千年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已大量地生產陶器。分布在河南中、北部的裴李岡文化和分布在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它們的典型遺址新鄭裴李岡和武安磁山的碳14測定年代分別為公元前6280±500年和5855—5875±150—145年。裴李岡和磁山文化都已出現了陶器，陶質雖然均為手制，陶質以夾細砂的粗陶為主，火候低，質地疏鬆，但陶器已根據飲食、烹煮、盛水等各種用途而分成不同的器形，在陶器上飾有篦紋、壓印紋、坑點紋、劃紋、附加的乳釘紋、指甲紋、凸線紋及淺細繩紋等紋飾，人們已掌握了多種美化陶器的裝飾手法。
隨著制陶技術的發展，除去在陶器表面刻劃或壓印出紋飾等裝飾手法外，還出現了用顏色在陶器上彩繪後進行燒制的彩陶。磁山遺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都是素麵的。可是以後在這一區域出現的後岡類型的彩陶的發展是較慢的。與裴李岡和磁山文化大致同時的老官台文化，卻是我國彩陶發源的一個主要的文化。老官台文化分布在陝西和甘肅的渭河、涇水流域以及漢水上游流域。在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陝西省華縣元君廟、渭南縣白廟、寶雞市北首嶺等遺址出土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也均為手制，火候不高，陶質大部分為夾細砂的灰褐陶或紅陶。彩陶以紅色寬頻紋的三足或圈足的圜底缽和碗為主。關於老官台文化各遺址出土的彩陶，下面將分區地詳細介紹。老官台文化的秦安大地灣一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約距今8170--7350年。渭南白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約距今7600年左右。因此在距今七千年到八千年間的老官台文化已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彩陶，這和世界和目前發現最早含有彩陶的兩河流域的耶莫有陶文化(距今8080—7586年)和哈孫納文化(距今7980—7281年)的年代大致相當，這些新的考古資料表明我國黃河中、上游地區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區域之一。
綜上所述，彩陶是在制陶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才出現的，因為製作彩陶有三個重要的條件：首先要掌握顏色的使用知識。我國早期彩陶上彩繪的顏色多為褐紅色，化驗結果，褐紅彩的主要著色劑是鐵。我國的先民對紅色的認識和使用是很早的。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寶雞北首嶺下層遺址中出土了紫和紅色兩種顏料，還將顏料製成彩錠。錠為扁圓柱狀，在使用時一面已磨平，表明了當時人們已掌握了選擇和加工顏料的技術。彩陶興起的另一條件是要有較高的燒制技術，如果燒制陶器的溫度不高，陶器上繪製的顏料就會脫落，這就必須具備密封程度強而窯溫較高的條件。在裴李岡遺址中就已有橫穴式的窯，而秦安大地灣一期早一階段的陶器多為灰褐色夾細砂陶，顏色不純正，多夾有灰斑，基本上不見彩陶；晚一階段多為紅色夾細砂陶，還有少量的泥質紅陶。陶色相對較勻凈。出現一定數量的彩陶，說明陶器的燒制技術有了提高。彩陶興起還要有一個條件，需在質地光滑的細泥陶上才能顯出顏料的色彩感，並且用筆得以流暢無阻。裴李岡、磁山、老官台文化都有少量的泥質陶；而愈到晚期數量愈多。陶質細膩而緊密的泥質陶的增多，促進了彩陶進一步的發展。
我國新石器時伐早期的陶器總體都是手制的，對陶土的選擇和加工的經驗還是不夠的，陶土未經充分濾凈，也沒有經過足夠的揉壓而變柔韌。而且陶窯欠佳，火候還不夠高，由於陶胚受熱不均勻，陶器各部分色澤不一。對顏料的選擇和加工也不夠精良，紅色不純而呈灰暗。由於以上因素，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後一階段出現的彩陶的發展較緩慢，只有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制陶技術有了飛躍的發展，出現了專業的陶工，彩陶才進入繁榮興盛的階段。
二、中華彩陶工藝探討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我國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圜底和小平底的，如老官台文化、裴李岡文化和磁山文化，河姆渡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的早期的這些類型文化的陶器器形都反映出這一現象。圜底和小底的陶器主要採取敷貼模製法製成，並結合了拍制或壓印的作法。這類用敷貼模製法做成的陶器，其斷面呈片層狀，一面較光整，有的在器表印有繩紋。
為了使圜底和小底的陶器能放置平穩，往往附加三足或圈足，壺類器還加圈形頸，這是一種簡單的陶坯分段拼合成形法。而小件的陶器，往往採用捏製法。
黃河流域中、上游的陶土多用紅色粘土，含砂量較少，而質地較堅韌，尤其經過反覆揉壓後，兼有堅韌和可塑性強的特點。後來不再依靠陶模，而以泥條盤築法制陶。但是這種純以泥條盤築法製成的陶器，器形一般較大而不十分規整，胎壁較厚。在中原地區的裴李岡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略晚階段出現的一些平底陶器，已經是用泥條盤築法製成的，可以說中原一帶是較早使用泥條盤築法制陶的地區。
我國早期陶器均為手制，有敷貼模製、泥條盤制、捏制和分段拼制等製法。
黃河流域中、上游和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地區所用的陶土質地是不同的。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地區的陶土多用河塘邊沉積的黑色粘土，質地較細膩，多含蚌屑和植物纖維，燒製成的陶器呈灰褐色，上面不易顯出彩紋。由於質地細膩，卻容易顯出印紋，因此陶器上的印紋和刻劃紋逐漸得到發展。黃河中、上游地區多以紅色粘土作陶土，這種陶土含有鐵的成分，在半封閉的窯中燒制後，陶器呈褐紅和橙紅色，又由於陶土中很少含有雜質，能打磨得較光滑，因此陶地比較明潔，容易顯出繪製的彩紋，所以這一地區的陶器工藝著重表現在彩紋方面，而彩陶發展較快。在七千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已出現了彩陶，絕大部分是在缽口外修去繩紋的一圈光面上繪紅色寬頻紋，也有在缽內用細線繪成的符號或標誌性的花紋。這種紅彩經甘肅省博物館化驗室化驗結果其主要著色劑是鐵。畫口外寬頻紋的筆是一種寬平的扁筆，因畫時筆的一端壓於口內，而形成一圈細線紋。缽內用線畫成的花紋，在線條收筆時較齊而不見筆鋒，當是用一種筆頭不很尖的細筆繪成。此外這種線紋長不過寸，可見含水量不多，尚是一種較原始的筆。但從老官台文化的彩陶來看，已有寬筆和細筆這兩種形式的毛筆。
在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間，是中國彩陶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一些主要的類型文化，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北陰陽營和馬家浜文化等，都由手制陶器過渡到輪制陶器。泥條盤築法是一種在旋轉中使陶坯成形的工藝，人們有時可藉陶墊的轉動以利泥條的盤築，並由此啟示而發展出陶輪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制陶工具，從而產生了專業的陶工，因而彩陶的技藝有了很大的提高。
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正處於由手制陶器向輪制陶器過渡的階段，半坡類型的一些圜底陶器如盆、缽、碗，可能是採用了陶模與陶輪相結合的製法，平底的陶器大多採用在陶輪旋轉的同時用泥條盤築而拉坯成形，因此半坡類型一些平底的陶罐、瓶、壺的底部有利用輪旋使陶坯從陶輪上割離而形成的偏心圓紋。此外一些陶器上的凹弦紋等刻劃紋也是利用輪旋作成的。而與半坡類型大體同時的後岡類型、大汶口文化早期、馬家浜文化早期都或前或後地發展到手制與輪制相結合的制陶階段。而黃河流域的製作彩陶方法卻從渭河流域經陝、晉、豫鄰境地區傳播到中原一帶。
輪制陶器需有專門化的技術，因而一些人固定下來長期地從事制陶工作，於是出現了專業陶工。臨潼姜寨的一座半坡類型晚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一套繪畫工具，計有石硯一方、硯旁有黑色顏料數塊(氧化錳)、石磨棒一支和喇叭形灰陶水杯一件，墓主人當是專門從事制陶等手工業的工匠。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江蘇邳縣大墩子上層墓葬的一百零二號墓，墓主為一男性，隨葬器物共二十餘件，多為陶器，其中有五塊是繪製彩陶的顏料石，表明這位男性墓主人是專門製作陶器的手工業生產者。還有不少例證都反映出在距今五、六千年間已出現了專業的陶工，這是中國的彩陶在這一期間迅速得到發展的重要原因。
半坡類型的彩陶絕大部分為細泥紅陶，乃是對陶土進行過澄濾和反覆揉壓的結果，已掌握了對天然陶土加工的技術。器表一般經過打磨，使之緊密光滑。半坡類型遺址中還發現了橫穴式等各式陶窯。由於燒窯技術的進步，陶坯燒制時受熱較均勻，燒成的陶器的陶色都很勻凈。這種光滑明潔的陶地，為彩繪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半坡類型彩陶上就出現了黑色，早期的黑彩較稀而發紅，這種黑色彩料可能就是一種含鐵很高的紅土。而後期的黑色較濃重，其著色劑中可能含有較多的氧化錳成份。在半坡類型遺址中還多次發現了顏料錠、研磨顏料的石硯、盤或臼，還有石磨棒，表明當時掌握了顏料的加工技術。半坡類型彩陶上繪有細長而流暢的線條，表明當時的細筆已有較好的凝聚性，而且筆鋒較細。由於礦物質顏料較濃，用軟毫筆不容易運開顏料，因此當時繪彩陶的細筆可能用長鋒的鹿、狼之類的硬毫製成。由於使用了陶輪，許多彩陶的口沿和圖案中的長平行紋也利用輪旋來繪成，因此豐富和提高了繪製的技巧。而且這期間可以不只限於畫散點的小花紋，也具備繪製大面積相連花紋的技術。
以陝、晉、豫鄰境地區為中心的廟底溝類型，既較早地吸收了涇、渭流域的半坡類型彩陶的作法，也較早地吸收了中原地區的泥條盤築制陶法，因此廟底溝類型的彩陶工藝有很大的提高。廟底溝類型的絕大部分陶器是平底的，採用泥條盤築制陶法，其中一部分的陶器是輪制而成的，如一些口徑達40—50厘米間的陶盆和缽，製作得十分規整。有的器壁厚僅3—4厘米，但卻厚薄均勻。有的小型陶器如盂、盤等，陶器內外壁都留有圓環狀旋紋。又如這時期的弦紋罐較多，而這種大面積深而均勻旋轉劃印成的弦紋，是需要較快的旋轉速度和相當平穩的陶輪才能在陶坯上劃印出這種效果的。這些方面顯示出在廟底溝類型晚期已進入輪制陶器的階段。廟底溝類型的色彩配製也有發展，在陶器上有施白或紅色陶衣再繪深色花紋的畫法。據化驗，彩陶上的白色顏料為瓷土或高嶺土燒制。陶器上多種色彩的並置或復置標誌著彩陶工藝進入純熟的階段。
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馬家浜文化，距今六千多年時就已出現了在器表施紅色陶衣的作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既吸收了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古文化在陶器上施陶衣的作法，又吸收了廟底溝類型在陶器上繪深色彩紋的作法，並將兩種作法結合起來使用，復彩的繪法得到充分的發展。大汶口文化和大河村文化是在彩陶上較早地使用復彩的，在彩陶的多色繪製方面作出了貢獻。
距今四千年左右，大部分地區的彩陶走向衰落，而甘、青、寧地區的彩陶繼續發展著。馬家窯文化的陶器中，大型的壺、罐和瓮較多，大多採用分段拼合法製成，陶坯的各主要部分是泥圈疊築而成，再行拼合的，然後以陶輪進行修整。有的為抹去腹內壁泥圈的痕迹，在陶輪上修整時於器壁內留下等距的斜攄出的手指條痕。由於泥圈疊築製成的陶器較厚，往往用刀將陶器下腹多餘的泥直下削去。泥圈疊築分段拼合制陶法是為製作大型鼓腹陶器的需要而產生的，而大型陶器的製作為發展大面積的彩繪提供了條件。
馬家窯文化的陶器呈橙黃或土黃色，是因為陶土乃以紅土羼人少量的細黃土合成的，這樣使陶土更加柔韌，而在制陶過程中使陶坯不易開裂，並且陶器的色澤變淺，使彩繪於上的顏色顯得更加清新鮮艷。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在彩繪過程中常藉助陶輪的幫助來畫花紋，如馬家窯類型彩陶盆內的同心圓紋、壺頸和腹部上的平行條紋或線紋，又如馬家窯文化大型彩陶器的腹部最寬處和頸肩相交處的平行帶紋都是依靠陶輪的旋轉繪成的。馬家窯文化有精熟的彩繪技術，以有條不紊的繪畫程序畫出複雜的花紋，各種線描都掌握得熟練自如，如馬家窯類型彩陶上用細筆中鋒繪出的飛舞而凝鍊的弧線；半山類型彩陶上以寬筆繪出的條紋和細筆繪出的線紋和鋸齒紋巧妙地結合運用，都顯示出高超的用筆技巧。從彩陶工藝來看，馬家窯文化的彩繪技術已達到了高峰。
而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晚期的彩陶，在陶質方面有很大的發展，突出地表現在胎壁薄如蛋殼的彩陶上，這種精湛的制陶工藝堪稱一絕。
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中原地區進入階級社會，中國的彩陶逐漸衰落。但是如四壩文化彩陶上的凸彩，辛店文化的羼有陶末和雲母屑的土黃色彩陶，在彩陶工藝上都具有新的特點，由於當時青銅器的出現，冶銅代表著當時最高的工藝水平，彩陶工藝漸不被重視，彩陶製作亦由精細變為粗放。
三、彩陶花紋與器型演變
追溯繪畫的淵源，首先會想到史前時期那些畫在陶器上的紋飾。正是由於器表繪有精美的紋飾，考古學家把這些陶器叫作彩陶。彩陶大多是紅色陶質的盆、瓶、盤、豆一類盛器，原始藝術家用一種刷筆，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紅色畫在器表上。彩陶圖案複雜多變，紋樣正視、俯視的視覺效果又有變化，是欣賞和研究的焦點。彩陶紋飾基本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抽象的圖案，一類是具象的人、動物或昆蟲一類的形象。
圖案類的紋飾數量很大，種類也非常多。常見的有水波紋、旋轉紋、圈紋、鋸齒紋、網紋等十幾種。線條畫得規整流暢，圖案的組織講究對稱、勻衡，疏密得體，並有一定的程式和規則。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除了一些象形紋樣之外，大多數是幾何紋飾，最常見的有十餘種紋樣。在甘肅省馬家窯一帶發現的被稱之為馬家窯類型的彩陶上，大都描繪水波紋、旋轉紋圖案。這些圖案勻稱、流暢，十分精彩，看上去具有行雲流水之感，使人覺得輕鬆活潑，平和而親切。馬家窯文化中曲線構成的旋渦紋飾是結構最複雜、完美而又有典型意義的幾何紋飾之一。作為器物紋樣的幾何裝飾手法，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中高超的構圖技巧。面對這些五千年前的歷史遺存，我們很容易想像到歷史中講述的原始氏族社會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獵，捕魚，女人從事家務或採集。沒有剝削，沒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諧的社會景象。稍晚於此的半山類型和馬場類型彩陶的紋飾則發生了變化，那些鋸齒紋、四大圈紋以及蛙紋等顯得大起大落，粗獷獰厲，甚至怪誕神秘。當時原始社會行將解體，社會發生變革，戰亂、動蕩等不安的情緒也在圖案中流露出來。由彩陶紋圖案所引發的聯想並不是浪漫主義的主觀臆想，在歷代圖案和圖畫中，都或隱或顯地折射出當時社會風貌的基調和時代的主要精神。
在西安半坡村遺址發掘出的彩陶上的動物紋雖然非常簡練，但表現得很生動：自由自在遊動著的魚，奔跑的鹿，站立吠叫的狗，好象受到驚嚇。從中顯示了遠古藝術家捕捉動物瞬間特點的才能。半坡村的原始藝術家已經開始把具體的物象變成裝飾性的圖案，並在其中注入某種觀念。他們把一條魚的側面分割為魚頭、魚身幾部分，用直線、孤線、三角形和圓圈等來表現，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創造。半坡的彩陶盆上還有一種人面魚紋圖形，把人面和魚形紋樣結合在一起，並且組成很有規則的圖案，旁邊有一條魚在遊動。嚴謹又略帶神秘感的圖形，頗使考古學家費解。在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的一個陶盆上，畫著五個跳舞的人，手牽手連成一排，既是一幅描繪舞蹈的圖畫，又是一個適應紋樣的圖案。
四、彩陶圖案形式法則運用
彩陶的圖案紋樣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預先設計好的，但在總的構想形成後，在彩繪過程中亦有不少隨機應變和創新。每一文化類型的各時期的彩陶花紋都有一些母題，又在不同的器形上呈現出不同的組合方式，在彩陶圖案中體現出不同的形式法則。由於在長期的制陶生產和藝術實踐中，不斷地豐富了彩陶的繪製技藝，同時也提高了人們的審美能力，在彩陶圖案中恰當地運用了形式法則，為研究圖案的形式法則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下面分別列舉在彩陶圖案中常運用的—些形式法則：
(一)對比，是圖案的形式法則中常用的重要的表現手法。沒有對比，也就沒有衝突，也就沒有活躍而豐富的藝術效果。在彩陶圖案中大量地運用著對比的手法，通常用等量形的對比和不等量形的對比兩種形式。等量形的兩種對立的造型元素的對比，如等量的陰陽紋，能使互相對立著的圖案花紋互相映襯，藝術形象顯得更加鮮明。而這種對比形式，又能使對立在構成的圖案中起到相互制約以達到和諧的作用，所以是既對立而又統一的。不等量形的兩種對立的造型元素的對比，常是以次要的花紋來突出主要的花紋，能起到主次分明、突出重點的作用。
(二)變化，是在統一的基調中的形態不同，以細微的差別使圖案具有含蓄的藝術效果。如馬家窯類型晚期和半山類型的彩陶壺或罐的器腹上有滿繪平行條紋的，但平行條紋有粗與細、疏與密或紅與黑的變化，也有在平行條紋中夾平行鋸齒帶紋，因此圖案雖都以平行條紋構成，但因有形狀和色彩的差別，所以顯得平而不呆板。又如馬家窯類型彩陶盆內常以同心圓為豐題花紋。這兩組花紋同以弧線造刑但又有變化，再如馬廠彩陶的四大圈紋，有以兩組不同的花紋畫在間隔的等形的圓圈中，是統一在圓形中的有規律的變化。
(三)反覆，彩陶圖案也常運用反覆的手法，尤其以同一紋樣反覆地出現，以加深人們對這種紋樣的印象。而同一紋樣循環地反覆出現構成連續花紋，則使人不息地獲得對這種紋樣的感受。如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盆、缽上有以正面鳥紋組成的二方連續圖案，還層疊地組合在一起，像是成排的鳥隊在空中整齊地飛翔。也有同一種花紋在彩陶的不同的位置上反覆地出現，在圖案中相互呼應，使複雜的圖案得到諧調。如馬家窯彩陶中的平行線、復道弧線紋；半山彩陶花紋中的合鑲黑鋸齒帶和紅線紋；齊家彩陶上的復道豎線紋等，都是作為間隔的花紋而反覆地出現。有的彩陶上的同一種花紋，雖不等形、等量，但由於在陶器上反覆地出現，也具有使圖案起到諧調的作用。如永靖出土的一件馬家窯類型晚期彩陶壺，在壺上旋紋的旋心內和壺頸上都飾以網線紋，即是以反覆出現的紋樣而相呼應。
(四)對稱，是彩陶圖案中經常運用的格式。對稱也是一種重複，是位置對等的等量、等形的重複。器形較扁或腹部近於球形的彩陶，多採用左右對稱或平移對稱的格式。如廟底溝類型晚期彩陶的鉤羽圓點紋、馬家窯和半山彩陶的不同形式的旋紋等，都是順著O形結構線作左右對稱。一些器形窄長的彩陶，如大溪文化的筒形罐上圖案中的花紋，常作旋式對稱。如屈家嶺文化的彩陶紡輪和馬家窯類型彩陶盆內多為旋式對稱的花紋。旋式對稱是各種對稱形式中最有動感的一種，具有循環反覆的動感。
有的彩陶圖案還表現出刻意追求對稱的意向，如將動物紋作攤開式地向兩邊展開，還有意地省略了頭和尾及足或鰭，只餘下左右對稱的身軀。如石嶺下類型彩陶的鯢魚紋，僅以身軀構成對稱的圖案，簡練而明快。
(五)共同形的使用。兩個以上相同圖案中的某一部分紋樣被相連地共同互用著，會產生強烈的裝飾效果，使圖案妙趣橫生，這是彩陶圖案中頗具特色的裝飾手法。我們上述的陰陽相間的雙關紋共用一條外形線就是一例。仰韶文化彩陶中的象牛性動物花紋，不少是運用共用形這一裝飾手法的，如二方連續的人面紋，有運用兩個人面共用眼睛的相互借形的裝飾手法。半坡彩陶魚紋運用共用形的例子也很多，有的兩個頭共用一個身軀，有的兩個身軀共用一個頭。彩陶圖案中還由於意的轉借與複合，構成了形的轉借與複合，如半坡彩陶盆的人面和左右兩邊的魚相結合的花紋中，兩邊的魚頭和中間人面的口部共用一個外形線。也有人面和魚頭，人面、鳥頭和魚頭共用一個外形線而複合的。
(六)相錯。以相同紋樣的相間交錯的手法，使兩組紋樣緊密相銜，非連似連，而使圖案結構錯落有致，十分緊湊。如紅山文化石棚山的彩陶多以上下兩排三角形紋相間相錯，又如馬廠彩陶上以上下兩排肢爪紋相錯，再如半山和馬廠類型彩陶上都有以兩排大鋸齒紋交錯而成的折線陰紋。這類相錯地波動的彩陶花紋，呈現為內向的動感。
(七)利用不同紋樣的重置，造成視覺上的錯覺，來加強層次感。在馬廠彩陶的四大圈形圖案中常繪以網線紋，又在網線交叉而成的小格中填著各式花紋。這種在網線格中透出花紋的手法，使花紋變得掩映迷離，像挑花圖案一般，給人以深遠而含蓄的感覺。
(八)點、線、面造型三元素的恰當運用。點、線、面是幾何形圖案中造型的三大要素，只有點、線、面組合得恰當時，才能配置出生動的多變的有韻味的圖案。廟底溝、馬家窯等類型的彩陶，提供了許多在圖案中成功地運用點、線、面來造型的範例。點是造型的起點和出發，線和面則都是點印延展和擴大。在這些文化類型的彩陶圖案中，「點」的作用是突出的。「點」在彩陶圖案中起著定位、過渡、銜扣、綴連、撥醒、聚匯的作用。
五、彩陶發展的自成體系
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過去是存有爭議的。但是根據中國考古發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來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許多重要發現，大多數考古工作者認為中國的文明起源於本土。在國外，有所謂中國古代文明是外來傳入的說法，主要的一種認為中國古文化是西方傳入的，其論據是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晚一階段的馬家窯文化與西亞、中亞、東歐的一些古文化的彩陶紋飾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其實，只要不是孤立地摘取細枝末節，而是從整體著眼，全面地加以對照比較，就不難看出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純屬牽強附會。
中國地域廣大，北隔浩瀚的沙漠，西靠帕米爾高原；西南由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阻隔，東瀕海洋，自然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大陸地理區。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是在這一大陸地理區中自成體系地多元發展而又多次複合而成的。
通過近年來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彩陶的發現，中國彩陶源遠流長。中國含有彩陶的最早文化是老官台文化，經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8000年左右。而世界上目前發現較早含有彩陶的兩河流域的耶莫有陶文化(距今8080—7586年)和哈孫納文化(距今7980—7281年)，這和中國彩陶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但是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包括彩陶的器形和紋飾)與耶莫有陶文化和哈孫納文化是迥然不同的。老官台文化陶器的陶質為夾細砂的褐紅陶，而耶莫陶器是夾草的淺黃和橘黃陶。老官台文化陶器以三足圜底器為特徵，而筒形罐和圈足碗的器形為耶莫陶器所不見。老官台文化彩陶的花紋為寬頻紋和富有標誌性的內彩紋。耶莫彩陶則繪動物的長角狀的花紋，而哈孫納文化的彩陶則是以直線組成的網紋等花紋。因此老官台文化和耶莫有陶文化、哈孫納文化彩陶的基本特徵是不相同的。
距今六千年左右，繼老官台文化發展起來的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是以彩陶為特徵的。半坡類型的年代大體和兩河流域的哈雷夫文化相當，但彩陶的風格各不相同。哈雷夫彩陶大多施陶衣，復彩繪花紋，花紋以幾何形紋為主，但也有動物和人物紋，動物紋以牛為主，人物紋是全身的。而半坡彩陶不施陶衣，多以黑單彩繪花紋，彩陶花紋中象生性花紋較多，動物紋以魚為主，人物紋只繪人面沒有繪全身的，而且人面多和魚紋結合在一起。哈雷夫彩陶中常見的高足杯、大口而外侈的壺和尊形器，在半坡彩陶中不見，而半坡彩陶常見的疊唇圜底盆、葫蘆形瓶和細頸壺，則不見於哈雷夫陶器，因此兩者的差異性很大。
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類型的年代為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與此年代大致相當的有兩河流域的歐貝德文化等和稍晚一些的中亞地區的納馬茲加I期—安諾I期文化等。廟底溝彩陶器形以折唇曲腹盆、斂口缽為主，圖案中以鉤羽、圓點、弧邊三角組成的變體鳥紋為主要特徵，以散點不對稱的旋動的圖案格式而獨闢蹊徑。而歐貝德彩陶以筒形杯和內外施彩的碗為特色，動物紋佔一定數量，主要為大角羊、犬和鳥紋。尤其是鳥紋的形象與廟底溝彩陶迥然不同，是一種長頸短尾曲背的熱帶沙漠中特有的鳥，而廟底溝鳥紋則是短頸長尾平背的鵲類鳥。歐貝德彩陶主要以直線造型，廟底溝彩陶主要以弧線造型。
伊朗的蘇撒文化彩陶明顯受歐貝德文化的影響，象生性花紋有動物紋、人物紋和植物紋。動物紋主要有公羊紋，還有長頸長腳無尾的鴕鳥類的鳥紋、犬紋和蛇紋等，人物紋也是全身的，但似乎是人身鳥首。植物紋樣則以穗紋最常見。蘇撒彩陶也明顯地與廟底溝彩陶不同。
國外有人認為中亞地區的安諾文化的彩陶與仰韶文化彩陶相似，但這只是在少數彩陶的某一局部花紋的近似，從整體來看，它們的特徵顯然是不同的。納馬茲加I期—安諾I期的彩陶器形是深腹的缽和杯為主，盆很少見。圖案以幾何形花紋為主，多以直線造型，有直邊三角形、菱形、棋盤格和交叉線紋等，動物紋有山羊紋等。安諾彩陶的質地較粗，羼有植物料，在紅和粉綠色陶衣上繪濃淡不一的暗褐色花紋。而廟底溝彩陶的年代上限比安諾文化略早，彩陶製作精良，有的器壁較薄，彩紋繪於打磨光滑的細泥紅陶上，典型花紋是以弧線構成的變體鳥紋。彩繪多用黑色單彩，晚期有在白色陶衣上用黑、紅兩色彩繪，並且以寬折唇的曲腹彩陶盆為主要器形之一，這類盆則不見於安諾彩陶。從以上這些基本特徵來看，安諾I期文化和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的風格是迥異的。
持「中國文化西來說」者，常以納馬茲加Ⅱ期—安諾Ⅱ期文化和特黎波列文化的彩陶作為例證，因此有必要對與這兩種文化同時期的中國西北部的石嶺下、馬家窯類型的彩陶進行具體的比較。
納馬茲加Ⅱ期一安諾Ⅱ期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三千年初，與甘肅東部的石嶺下類型同時。納馬茲加Ⅱ期—安諾Ⅱ期文化的彩陶分早晚兩組，早期彩陶是復彩，晚期為單彩。器形以敞口的缽、碗和高腳杯為主。花紋多飾於器口外緣，以幾何形紋為主，有三角形網紋，還有折線紋、豎線和豎條紋、棋盤紋等，動物紋有山羊紋，還有從獸角(可能是鹿角)演化成的大鋸齒形紋。花紋主要以直線造型。而石嶺下彩陶的器形複雜得多，有罐、瓶、盆、疊唇缽、斂口的缽和碗、尖底的瓶和缽，器物群與納馬茲加Ⅱ期一安諾Ⅱ期文化不同，而安諾Ⅱ期富有特徵的高腳杯在石嶺下彩陶中不見。兩者雖都有碗和缽，但安諾Ⅱ期為敞口，石嶺下碗、缽為斂口，不僅在器外施彩，還在器內繪花紋。石嶺下彩陶主要以弧線構成圖案，圖案中有一定數量的動物紋，如鯢魚、獐、鳥和變體魚紋等。幾何形花紋中以旋紋為主，這種旋紋是從仰韶文化的魚、鳥結合的花紋演變而來。石嶺下彩陶也有大鋸齒紋，但它是從魚鰭紋變化出來的，因此鋸齒是斜朝著一個方向。不難看出，石嶺下類型和納馬茲加Ⅱ期—安諾Ⅱ期文化的彩陶在器形、花紋和圖案構成方面是根本不同的，甚至看不出彼此的聯繫和影響。
分布在東歐的烏克蘭、羅馬尼亞北部和摩爾達維亞的特黎波列文化，前後延續時間較長，大約從公元前三千年初期至前一千七百年，包括著銅石並用和青銅兩個時期。但特黎波列較精美的彩陶是在大約距今四千多年的後期文化層中才出現的，而中國西北的馬家窯和半山類型的年代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比特黎波列彩陶成熟期要略早一點。半山類型和特黎波列晚期彩陶的器形和花紋雖有某些相似之處，但細加比較又不盡相同。雖然特黎波列和半山的彩陶都有壺和罐，但半山的壺是直頸的，以頸部有一對從人頭形器口的耳演變成的小附耳為特徵，並且還帶有腹耳、單或雙肩耳的壺和罐。而特黎波列的壺，頸部短矮，向內收成小門，沒有器耳。特黎波列的彩紋多以黑褐色單彩繪成，而半山彩陶則大多施以黑、紅兩色。雖然兩者都常以旋紋繪於器上部。但特黎波列的旋紋多自左向右旋轉，而半山旋紋則多是由右向左旋轉。兩種文化的旋紋在旋心中的花紋也不相同，特黎波列彩陶在旋心中的犬形紋，在半山彩陶中不見，特黎波列的渦紋也不見於半山彩陶。而半山彩陶的圖案要比特黎波列繁複和多樣，半山彩陶具有特徵性的撒穀人形紋、葫蘆形網紋、菱格紋、垂弧紋、復道三角折帶紋等，皆不見於特黎波列彩陶。況且半山彩陶的主要器形的紋樣的起源，可以上溯得很久遠。如旋紋是從仰韶文化的魚、鳥結合紋經過石嶺下、馬家窯類型長期演變發展而成的。因此細加比較後，特黎波列和半山彩陶的差異也是比較大的。
通過以上的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域年代相當的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彩陶的比較，可以看出它們各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和特點，因此所謂「中國文化西來」是站不住腳的。而中國彩陶和西亞彩陶的相互影響和交流大約要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時才逐漸發生。建國以來，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工作，現在我們能大致可以看出中國彩陶的發展脈絡。蘇秉琦先生認為：「以秦嶺為界，中國可以分成面向海洋和面向內陸的兩大部分，而面向內陸的這一部分的彩陶是比較發達的。」尤其是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彩陶得到充分的發展。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渭、涇流域一帶是我國彩陶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在距今將近八千年時，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就出現了彩陶。
距今將近七千年時，浙江沿海寧紹地區的河姆渡一期文化和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青蓮崗文化都有彩陶出現，但這些地區的陶器工藝主要向陶器的硬度和印紋方面發展，而以繪製花紋為特點的彩陶工藝卻發展緩慢。這些文化的早期遺存中，雖然彩陶的數量少，但卻各具特色。
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這一段期間，繼渭、涇流域老官台文化而起的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彩陶發展很快。之後，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彩陶都發展起來，這一時期成為中國彩陶的興盛期。其中以仰韶文化的彩陶最發達，仰韶文化西部的彩陶以魚等水族動物紋為代表，仰韶文化東部的彩陶以鳥及其變體鳥紋為代表。仰韶文化彩陶以豫、陝、晉鄰接地區的廟底溝類型居突出地位，以富有動感的弧形，構成精美而流暢的圖案花紋。廟底溝類型早期吸收和融合了半坡類型彩陶的一些因素，又吸收了中原地區的制陶技術，因而彩陶發展很快。廟底溝類型晚期的彩陶影響面很寬，廟底溝晚期彩陶具有特色的鉤羽、圓點和弧邊三角紋，對魯南、淮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期、甘肅東部和河北的仰韶文化中期、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彩陶紋樣都發生了影響。繼裴李岡文化之後，在鄭、洛地區出現的大河村類型的彩陶，與廟底溝類型、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相互影響，呈現出較複雜的面貌。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後崗類型是繼磁山文化以後發展起來的，後崗類型中期出現的彩陶，其時間約與廟底溝相當或稍早，後崗類型彩陶以編織紋為主，與大汶口文化中期出現的彩陶有密切的關係。
黃河下游的陶器工藝側重於陶質和器形，但受相鄰接的彩陶發達的仰韶文化的影響，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突然興盛起來。而自連雲港、煙台至旅大地區的沿海一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長江、錢塘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有著聯繫，也較早地出現了彩陶，並影響和豐富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藝術。大汶口文化彩陶花紋以編織紋為主，它所特有的多角星紋，在與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區相鄰的廟底溝、大河村類型的彩陶和馬家浜文化陶器紋飾中也有發現。大汶口中期彩陶的器形和復彩、色襯等彩繪方法，對仰韶文化東部的大河村類型及廟底溝類型的彩陶也發生著影響。
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馬家浜、青蓮崗文化在陶器上多施紅色陶衣，這種彩繪方法給予大汶口中期和廟底溝彩陶以影響。大溪文化彩陶特有的紐索紋，也給大汶口中期彩陶以影響。
紅山文化的彩陶有著複雜的面貌，其中能看到仰韶文化的後岡、大司空類型彩陶的影響。紅山文化末期的白斯朗營子出土的彩陶，其紋樣與青銅器紋樣相近。東南沿海的福建、台灣、廣東地區的彩陶在這期間也發展起來，並受到馬家浜文化的影響。
在距今四、五千年間，黃河、長江下游地區的彩陶衰退最早，大汶口晚期和良渚文化的彩陶也都逐漸衰退。仰韶文化晚期彩陶的地域性特點增強，中原和關中地區的彩陶分別經秦王寨、大司空村、半坡上層等類型也先後趨於衰亡。
黃河下游地區隨著蛋殼陶和大量黑陶的出現，彩陶逐漸衰亡，而進入以素陶為主的龍山文化時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仰韶文化晚期出現了彩繪陶，這地區在相當於龍山文化時期的期間，彩繪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繪有族文化紋樣的器皿逐漸成為特權擁有者的禮器，只被少數人掌握，青銅禮器也相繼出現，隨著青銅器的發展，青銅器工藝取代了制陶工藝的地位，因此這些地區的彩陶很快地衰落了。
而從彩陶發源地之一的渭河流域向西發展的一些古文化，由於地處高原山地，加上自然條件和交通相對來說比較差，經濟發展不如中原地區，社會發展的進程相當緩慢，與其它文化的接觸亦較少，較多地保留著這個地區的以彩繪紋樣為主來裝飾陶器的工藝傳統，因此彩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地發展。在中原地區進入階級社會後，工藝技術遂以青銅禮器為代表，但甘肅、青海及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只能以青銅製作小件的銅器，至今未發現較大的青銅禮器。彩陶在這些地區人們的生活中依然佔有一定的位置，這是西北地區彩陶延續時間很長的一個重要原因。距今五千年左右，由隴山西側的仰韶文化一支發展出來的馬家窯文化，經過了石嶺下、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等發展階段，出現了彩陶新的繁榮期。這一期間的西藏昌都地區的卡若文化也出現了彩陶，彩陶作風與甘肅南部、四川北部的馬家窯文化有些相近之處。
以後，在甘肅地區又出現了齊家、四壩、辛店、卡約、唐汪、沙井、寺窪等彩陶與青銅共存的文化類型，這一地區的彩陶還經過了從衰退到消亡的漫長過程。而中國西北部的新疆地區彩陶延續的時間更長，在漢代烏孫人的墓葬中還有彩陶出土。
綜上所述，中國黃河中上游、黃河下游、長江下游、長江中游、東北平原、東南沿海、西北等地區的各文化類型的彩陶的起源都相當古老，它們各具特點，又互相發生影響，愈到晚期這種相互影響的範圍就更加擴大，尤其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各族文化經過多次複合而融為一體，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複雜過程，也反映出中國彩陶是多元發展又是自成體系的。
六、彩陶藝術特點
上古時期的中國各文化類型的彩陶呈現出絢麗多姿的風格：或秀美；或繁麗；或明快；或柔和；或剛健；或精緻；或粗豪。儘管各文化類型彩陶的面貌千姿百態，但是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長期過程中，這些文化類型的彩陶，有的承襲發展；有的相互影響；有的彼此融合，又具有共同的藝術特點，並且顯示出中國藝術傳統的發展方向。下面，對中國彩陶的藝術特點，試作探討：
(一)以意寫形，中國彩陶藝術不是單純地模擬自然形象，而是表現經過深思熟慮的構想和設計意圖。彩陶藝術的立意，是應社會生活和生產功能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反映了當時氏族社會成員共同的審美觀念，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自然的觀念。中國彩陶興盛於氏族社會晚期，這也是圖騰藝術繁盛的時期，圖騰藝術同樣要反映於彩陶中，圖騰形象是一種人格化的啟然形象，體現著「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即認為人和自然萬物通過神靈是可以相互轉換和相互滲透的，因此圖騰藝術中的自然形象只不過是人與自然物的聯繫和媒介，不必照實地摹繪自然形象。藝術上著重表現人與事物或事物與事物的關係，注意事物內在的構成的基本形態和運動方向，而不是外在的再現對象的自然形體。圖案所取的形象能夠表達出意就可以了，只需取富有特徵的一部分形象作示意性的表現，也就是運用意象表現的方法。我們在上文例舉過許多彩陶圖案中的自然紋樣演變的例子，當最後這些自然形的寫實紋樣發展變化為寫意紋樣時，雖然看不出原先具體的自然形象，但仍能意會到由紋樣原型基本形態構成圖案所產生特有的節奏、韻律和運動感。以意想中的自然氣氛的描寫，替代了對自然物固有形體的摹擬，即由對自然物的描寫由實寫轉為虛寫，只求「畫以立意」。由於中國彩陶藝術注重立意，即以意取形，以意設形，以意寫形，就可以充分發揮想像力，使圖案的構成不受自然形體的束縛而靈動多變。由於意的轉借和複合，造成形的轉借和複合，就可以將天上的飛鳥、水中的游魚和人面，以意融合成象，顯示出卓越的構成能力，表達出鮮明的意境，展現出氣象萬千的藝術風貌。
(二)彩陶圖案主要採取動的形態和格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上古時期的彩陶圖案，除去寫實紋樣以外，圖案中的幾何形紋樣大多作左右對稱或分層排列，也有作等距的定點排列，圖案是以靜態為主的。而中國的彩陶圖案，尤其是黃河流域中、上游的彩陶圖案是以動態為主的，常把花紋組織在動的格式中，而有躍動奔放的氣勢，花紋也多以弧線、弧形和圓點構成，在動的格式中充分舒展，使圖案具有流暢柔美的抒情風格。
中同彩陶的許多圖案採取動的格式，與其特有的圖案定位方法有關。中國彩陶多採用以點(圓)定位的方法。這些用來作為圖案定位的點和圓多為奇數，常以三點成正三角形排列，這種等距三點所連接的線是呈六十度角的斜線，而這種角度的斜線是運動感最強的。但另一方面這種等距三點所構成的正三角形呈金字塔形，有著穩定的外形。而正三角形顛倒時，即成倒三角形，又給人最不穩定的感覺，因此這種等距三點定位的圖案，包含著兩種相反對立的因素，是相生相剋地反覆運動著的，因此顯得很耐看。此外這種以點來作為圖案定位的方法，從圖案定位點的各方都能延伸出紋樣，交錯回旆地佔據空間，在最小的制約下獲得最充分展開圖案的自由，從而使圖案的節奏在靜中見動，動而不亂，乃至變化無窮。江蘇邳縣大墩子出土的一件未畫完的彩陶上，僅畫著成正倒三角形連續排列的等距定位點，而大墩子的其它彩陶則用這種等距定位點構成了動的不對稱的圖案。廟底溝類型彩陶還以不等距的定位點構成流動散點式的不對稱圖案，而這種圖案是以統一的造型和動勢的花紋構成，仍然取得和諧統一的效果。這種流動散點式構成的圖案是構成形式中的自由體，而這種構成形式不僅是中國傳統圖案構成的一種主要形式，而且對中國繪畫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彩陶和各種動的格式中，旋式是一種主要的圖案格式。彩陶圖案有各種各樣的旋式：馬家窯類型彩陶上有以一個大旋紋佔滿畫面，而以中間的旋心來制動圖案的全局。馬家窯和半山類型、大汶口和大溪文化彩陶圖案中，有作二方連續而相反相成的旋紋，像轉動著的輻輳一樣。馬家窯和半山盆、缽內有以三個以上的旋心連成一圈旋紋，有著不住地循環旋動的感覺。屈家嶺文化彩陶紡輪也有一上一下、勾連而成的渦旋紋，最後簡化歸納成太極式的旋紋。彩陶圖案中各種樣式的旋紋，以反覆不休循環不已的旋動，突破固定空間的限制而持久地律動。旋式紋樣在中國傳統圖案中一直被延用發展著，成為傳統圖案的主要格式之一。
彩陶圖案中的斜列式也是一種具有動感的格式。如果說旋式是曲線的流動，那麼斜線式則是直線的衝動。如廟底溝類型晚期彩陶中不對稱的流動散點式構成的圖案，就是以斜列格式統一的。在廟底溝、馬家窯、半山等類型文化的彩陶上，還有斜列式和旋式結合而構成的圖案，等距交錯式的旋動此外。彩陶圖案中還有波狀、垂弧、折線、之字形等動的格式。中國彩陶圖案主要採用動的格式，以連續不斷的運動突破空間和引用的限制，表現出中華民族奔騰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強盛的創造力。
(三)高度概括提煉的標誌性圖案，中國的原始藝術中，最發達和主要因素之一的是圖騰藝術，圖騰藝術也可以視作是族文化的徽紋，因此要求簡明、醒目，彩陶圖案能用最簡單的點、線、面組成的幾何形紋樣來標誌出某種圖騰或被描繪的對象，也就是用最簡潔的平面圖案來造型或示意。比如廟底溝彩陶的正面飛鳥紋的形象只用一個圓點、一個弧形三角和三根細短線來表示。有的魚形只用一個圓點和兩條相反的弧線來示意。其它如半坡彩陶的魚和人面結合紋；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八角星紋；石嶺下彩陶的月牙形鯢魚紋；馬家窯類型彩陶的米字或十字紋、蛙形紋；半山、馬廠類型彩陶的神人紋；火燒彩陶上的蜥蜴紋；辛店文化彩陶的日月紋和羊頭狀雙鉤曲紋；沙井彩陶的水鳥紋等，都是具有徽號性質的紋樣，這些標誌性紋樣的造型單純而鮮明，具有言簡意賅的藝術效果。
遠在七千多年前的老官台文化大地灣一期彩陶缽內就繪著具有標記性質的彩繪符號。而半坡、馬廠、四壩等文化類型彩陶上也有刻或繪寫的帶有文字性質的指事符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有鳥和山、斧等屬於象形的符號。而以後出現的甲骨文，則是由指事和象形相結合的會意文字。有的甲骨文，也是圖騰的簡約標誌，同樣是把物體本身或物體之間的聯繫用簡煉的標誌性紋樣概括出來。這種具有簡明的標誌性的特點，反映出中國先民善於從複雜的事物現象中抓住本質而作高度的概括，並用最簡單而明確的藝術語言來表現出事物的特徵及其與周圍事物的聯繫，從而凝鍊成標誌性很強的紋樣。而這種紋樣也是中國傳統藝術、尤其是裝飾藝術的一個鮮明的特點。
(四)彩繪紋樣與造型完美的結合，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藝術中，彩陶是最早以彩繪紋樣圖案與造型相結合的工藝美術。中國彩陶很注意圖案與器形、視角的關係，力求圖案的造型和構成與器形相諧調。也注意彩陶圖案在不同視角所產生的不同視覺，而設計出圖案的骨式和在器物上的部位。如上文已述的大汶口文化和半山類型的腹部圓凸的彩陶，無論在正平視和俯視時都看到完美的圖案畫面，體現出卓越的立體設計技巧。尤其彩陶紋樣隨著彩陶器形的各部分的構成和外形的變化而相應地起承轉合。中國彩陶的造型既符合實用的要求，而繪於器形上的紋樣又十分得體地顯示出族文化的風采。有的彩陶如鳥形壺、獸體雙聯罐、人形罐、人頭形器口瓶等，紋樣與造型完美地結合起來。這種渾然一體地表現其立意的藝術手法，自彩陶起始，也成為我國工藝美術和傳統雕塑的一種具有特色的表現手法。
(五)單純強烈的藝術風格，由於彩陶圖案有明確的立意，於是有肯定的造型和簡潔的藝術語言。動的圖案格式給人以強烈興奮的感覺，使圖案具有擴動的力量感，對人們產生很強的直覺的吸引力。標誌性強則是省略去被描繪物象的特點不明顯的細節，而集中地表現具有特徵的鮮明的形象，使紋樣的直觀性很強，直接地給人以一目了然的印象，造型和紋樣的完美結合，給人以整體的感受。由於以上這些方面，構成了中國彩陶的單純強烈的藝術風格，從而強有力地表現出氏族社會晚期人們共同的生活感受和美的觀念，至今使我們感到文明時代開拓者的雄渾強烈的表現力。
七、彩陶文化價值
隨著建國以來考古事業大規模地開展，大量的新的出土資料表明在仰韶文化晚期已有彩繪陶，龍山文化的同時期中，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彩繪陶進一步發展起來。但彩陶在遺址和墓葬中廣有發現，而彩繪陶只在少量的遺址和墓葬中發現，因此有的彩繪陶可能具有禮器性質。一部分彩繪陶上的紋樣是接近彩陶的，如廣河齊家坪出土的齊家文化彩繪陶和彩陶卜的紋樣是一樣的。而一部分彩繪陶上的紋樣又接近於青銅器的紋樣，如近年來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了一批彩陶，彩繪花紋中的蟠龍紋和變體動物紋，很接近於青銅器上的同類花紋。陶寺遺址有彩繪陶的古文化，被稱作陶寺類型，屬於中原龍山文化變體。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彩繪陶上的蟠龍紋既能看出和仰韶文化的魚紋存有聯繫，也能看出和殷代青銅器的蟠龍紋的密切關係。如寶雞北首嶺出土的一件細頸彩陶壺上的魚紋，兩鰓乍起，身子縱分而布有鱗甲，尾不分叉，這些基本特點，與陶寺彩繪陶上的蟠龍紋相似。因此陶寺彩繪陶卜的蟠龍紋則可能是從魚的某一種紋樣變化而來的，即所謂的「魚龍變化」，使人聯想到魚躍龍門，出而成龍的傳說。可是陶寺彩繪陶盤卜的蟠龍紋又與商代婦好墓銅盤上的蟠龍紋相類似，而婦好墓銅盤中除蟠龍紋外，還有兩條魚紋，說明蟠龍與魚紋有一定的關係。從彩陶上的魚紋經彩繪陶的蟠龍紋到商代銅器的蟠龍紋的前後發展關係來看，彩繪陶在中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其它彩繪陶也說明了這個問題。陶寺出土的圓點紋彩繪陶瓮與禹縣谷水河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圓圈紋彩陶瓮的器形和花紋都是相似的。陶寺彩繪陶卜的旋紋與臨汝閻村的仰韶文化晚期彩陶上的旋紋都是以弧邊三角紋斜向構成。這些例證表明陶寺彩繪陶與仰韶文化晚期彩陶有著密切關係。陶寺彩繪陶除去蟠龍紋外，還有變體動物紋與商周青銅器上的獸紋也很相近，這又表明陶寺彩繪陶與青銅器的花紋也有密切的聯繫。那麼遵循這一線索，我們認為商代青銅器上的一部分花紋可能是由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彩陶經中原龍山文化彩繪陶而演變發展來的。因此，仰韶文化的彩陶藝術，尤其在紋樣方面給青銅藝術以一定的影響。可以認為彩陶藝術是青銅藝術的一個重要源頭。在中國廣闊地域內以彩陶為主要方面的陶器藝術達到的高度成就，為殷周青銅藝術的匯成和發展奠定了雄渾的基礎。
中國彩陶藝術是傳統藝術的光輝起點，在中國現存的原始藝術中，彩陶藝術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部分，它是最早以彩繪圖案紋樣與造型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反映了中國上古時期各部族的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並且在歷史的進程中，各部族的文化相互影響和多層次地融匯的過程。中國的傳統藝術正是植根於廣袤而肥沃的土壤中，蔚成參天的巨樹。中國彩陶對研究傳統藝術發展的源流問題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資料，對於探討中國特有的美學觀念的形成問題，也提供了無比豐富的背景材料。
從中國彩陶藝術中，我們可以學習它的意象表現方法和以意造型的構成手法；研究紋樣和圖案的發展規律和形式法則；研究器形與花紋的關係和立體設計的規律；研究中國古代先民觀察事物的方法和美學觀念；研究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過程；研究中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的遠古文化的發展道路。這些對於我們繼承發揚偉大的藝術傳統，探討彩陶藝術和現代藝術的關係，對創造我們時代的工藝美術，不僅有學術方面的意義，也有現實運用的價值。因此中國彩陶不僅是中國文化藝術的瑰寶，也是世界古代文化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人類共同的珍貴的文化遺產。
八、彩陶及其複製品
彩陶，是文化也是十分珍貴的藝術品，歷來為學者們和收藏家們所重視。其價值大體由三方面因素來決定：首先是其歷史年代；這裡包括文化類型、距今相對年代和出土地點、地層等。其次，是文化關係，型制特點，出土經歷等具體有科學研究價值的資料；最後一點是其藝術價值，即器形完整程度、造型特點、紋飾、紋樣的藝術特色等。
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具體表現。由於古代先民的制陶業，從其發生、發展到部門專業化，已經具有其商品性質。或交換，或價購，已然是商品。
經歷了千萬年的歷史滄桑，這些古代人們所創造的藝術珍品就更具其文物價值，為世人所喜愛。這裡必須認真提醒的是：無論個人收購或收藏彩陶時，務必十分注意國家的文物政策及其有關法令，決不能有違法違犯的行為。隨著彩陶的價格一路走高，複製品或稱假彩陶便大量充斥市場。為此，這裡簡單介紹一些有關鑒別真假彩陶的方法，供網友參考：
1、詢問彩陶來歷：這裡指流傳經歷、出土地點、原產遺址點或墓葬點是否有疑問，是否合乎常理、合乎理性邏輯；
2、細緻觀察：造型、紋飾、胎質、陶色、火候、色彩、紋樣等綜合判斷、分析；
3、手感探察：摸器表、內壁、器底、彩繪是否合乎一般規律等。
4、經驗的啟示：要多看、多見、多觸摸。
九、用什麼方法來鑒定遺址的年代
考古學家把遺址年代，區分為「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相互比較性的早晚，比方說地層中，上層出土的器物就比下層出土的晚；青銅器的年代一定比鐵器晚。而絕對年代是以科學方法、科學儀器鑑定的實際年代，像仰韶文化經碳十四測定距今約六千年；商化建國於西元前十六世紀，這些年代都有確切的數字，所以稱為絕對年代。
年代測定的方法很多，相對年代可用層位、器物類型；絕對年代可用前面提及的碳14法、或鉀一氬法、古地磁法、熱釋光法、鈾一鉛法，不勝枚舉。其中的碳14法可靠性很高、相當適用於考古學，以下就扼要介紹此方法：
碳14是普通碳（碳12）的同位素，而且具有放射性，所以會衰變，有固定的半衰期。碳14是由於宇宙的中子接擊大氣中的氮14產生的，氮14的原子裡有個7質子，7個中子，被接擊後少了一個質子卻增加一個中子，變成具有6個質子和8個中子的碳14，碳12隻有6個質子、6個中子，所以性質穩定，不會衰變。碳14和碳12都能氧化為二氧化碳，擴散於大氣14中，而二氧化碳是植物光合作用所必需，動物又吃植物，所以碳存在於整個生物界。生物體中的碳14一方面由於放射性衰變而減少，但又立即不斷從大氣中吸取新的碳14。因此能始終保持平衡。當生物死亡時，立即停止與大氣的碳交換，該生物體的碳14就因衰變而規律的減少，大約每隔5730年碳14含量便減少一半（碳14的半衰期）。因此只要統計生物體中碳14衰變的量，便可推算其死亡的年代。
可作為碳14定年的標本種類很多，如木炭、骨骼、貝殼、穀類等含碳14的有機物。碳14法測出的年代還需要用一種「年輪校正法」來校正，此法說起來頗為複雜，就此略過。即使經過校正，碳14法仍會存在一些誤差，不同生物體內碳14的含量比率並不完全相同。所以通常會在年代數字之後加上若干年，例如一級古蹟台北圓山遺址測得的一個年代便寫成3280±80BP就是在距今3280年＋80年到3280年－80年之間。
碳14定年法年目前在考古上應用最廣，尤其用於史前文化以及歷史時代早期的斷代上。不過它所能測定的年代限於四、五萬年以內，更老的年代就必須使用其他的方法了。
十、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古文化區域
老官台文化介紹：
老官台文化因首先發現於陝西省華縣的老官台而得名。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即屬同一遺址類型。其陶器多為手制，胎質以砂質紅褐陶為主，泥質紅陶較少，還有少量泥質灰陶。有些陶器外壁呈紅色而內壁呈灰黑色。火候較低，質松易碎。器表除素麵外，多飾以繩紋，另有少量鋸齒紋、錐刺紋和劃紋。陶器以圜底器、三足器和圈足器為特點，也有一些平底器和凹底器。器類有小口深腹平底罐、小口鼓腹罐、三足筒形罐、圜底缽三足缽、圈足碗和小口壺等。未見彩陶。
裴李崗文化介紹：
裴李崗文化因1997年首先發現與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村而得名。陶質以泥質紅陶為主，砂質紅陶與棕陶次之，灰陶很少，製法多為手制，以泥條盤築法為主，器表素麵較多，有少量拍印與壓印的篦紋、指甲紋和劃紋。器形有砂質的深腹微鼓平底篦紋罐和泥質的敞口圜底缽、三足缽、敞口或口微鼓、斂收平底或假圈足碗、小口雙耳壺等。未見彩陶。
紅陶雙耳圜底壺 高18.4厘米，口徑5.3厘米 1977年河南省密縣莪溝墓葬出土
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約公元前5500-前4900年）。泥質紅褐陶。口小外侈，頸較高，圓腹，圜底，肩部有對稱的橫耳，耳有小孔。是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早期的陶器。現藏河南省博物館。
紅陶三足缽 高8厘米，口徑12厘米 1979年河南省密縣莪溝墓葬出土
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泥質紅褐陶，胎體較薄，器表磨光。口微斂，深腹，圜底，下附三個圓錐狀尖足。是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早期代表性器物。1979年河南省密莪縣溝墓葬出土。現藏河南省博物館。
紅陶雙耳三足壺 高14.5厘米，口徑5.8厘米 1977年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出土
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泥質紅陶，火候較低。口圓外侈，頸較高，球形腹，圜底，肩部附對稱豎耳，耳有小孔，底附三實足。器型規整，製作認真。是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早期典型陶器。1977年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出土，現藏河南省物館藏。高14.5厘米，口徑5.8厘米。
磁山文化介紹：
磁山文化：首先發現於河北省武安縣磁山而得名。陶質以砂質紅陶和褐陶為主，泥質紅陶次之。製法有泥條盤築捏制兩種。器表除素麵外，繩紋較多，其次有篦紋、劃紋、剔刺紋、指甲紋附加堆紋與器底的編製紋等。器形有砂質直口微斂或口外侈的深腹平底罐、直口深腹平底盂。泥制的有敞口圜底三足缽、敞口碗、直口直壁平底盤、小口雙耳壺、四足器和靴形支座等。未見彩陶。
紅陶三足缽 高10.5厘米，口徑18.8厘米 1977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
新石器時代磁山文化（約公元前5400-5100年）。細泥紅陶，敞口，深腹，圜底，下附三個細高的錐形足。器表光素無紋飾。是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早期具有特色的磁山文化器物。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紅陶盂及支架 高21厘米，口徑26厘米 1977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
新石器時代磁山文化。盂是夾砂紅陶，支架為夾砂褐陶。盂呈扁圓桶形，大口，口沿微侈，腹壁徑直，平底。口沿飾四條並列弧線紋，兩側有對稱小鈕。支架扁圓，上小下大，頂平似桃形，內半稍下垂，兩側有耳。下部中空，呈橢圓圈足。一個盂和三個支架組成一套飲具，和後來的釜灶關係相同。是黃河下游磁山文化具有特徵的器物。1977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現藏河北省文武研究所。盂高21厘米，口徑26厘米，支架高11厘米，頂面長10.5厘米，寬6厘米，底面長14厘米，寬10.7厘米。
仰韶文化介紹：
仰韶文化是1921年首先發現於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此後在西起甘肅、青海東部，東達河南大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內蒙古與河北南部的廣大地域內，都發現仰韶文化遺存。這應該是繼承老官台、裴李崗以及磁山文化的發展與擴大，它的磐下則是孕育和發展了後來的龍山文化。仰韶文化經歷了2000年左右的發展時期，踞今約為5000—7000年。在這樣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自身呈現出早、中、晚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又因地域的不同與特點，仰韶文化又區別為若干類型，依據地層關係和遺物特徵再劃分為早晚期。仰韶文化陶器，雖各具地方、時代特色，但仍有許多共性，概述之：
A、早期陶質以砂質紅陶、棕陶和泥質紅陶為主，到了中晚期，灰陶較前明顯增多，另有一些橙黃陶與及少量黑陶。
B、早期的製法以手制，如有泥條盤築和捏製為主，到了中晚期開始出現慢輪修整與輪制。但有些陶器附件，例如耳、鼻、足等仍以手制完成，然後粘上去。
C、陶器表面以素麵與磨光為主，紋飾則有繩紋、線紋、弦紋以及少量劃紋、鏤刻和附加堆紋等。
D、彩陶是仰韶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陶器，彩陶花紋是在製作陶胚過程中繪上去的，然後入窯燒制，彩繪經久不脫，彩繪多施於磨光打滑的陶壺、陶缽陶盆、陶罐的口沿和上腹部，也有施於陶瓮、陶器的座上。彩繪顏色以紅色、黑色為多見，也有先施白色陶衣，然後再繪製的。仰韶文化彩陶，體現了很高的藝術水平，題材多種多樣，色彩對比強烈，紋彩工整，及具想像力，給人一種美的享受和藝術凈化思考的感染力。彩繪內容，除人物形象外，還有反映動物、植物、自然景物、天文現象等各個方面的寫實藝術再現，如半坡遺址彩陶上的人像紋、魚紋、變形魚紋、鹿紋；廟底溝遺址彩陶上所繪的鳥紋、蛙紋、葉狀紋、河南臨汝大張遺址彩陶缸上所繪的鸛鳥銜魚圖，都十分誇張、生動。其它紋樣還有太陽、曲折紋、波浪紋、條紋、鋸齒紋、七形紋、∽形紋、Ⅹ形紋、網紋、圓圈紋等。彩陶文飾的發展，是一個從具體寫實到抽象表現的過程，是觀賞到裝飾的演變，也是從簡單到多樣，再到簡單的沒落的軌跡。仰韶文化彩陶，不僅是識別陶器早晚的重要標誌，也是區別不同地區不同類型文化的一個依據。仰韶陶塑藝術已有相當成就，不僅陶器造型勻稱、精緻、樸實，而且有些附件塑造的十分精美唯尚，如半坡老年女性人陶塑像、黃陵出土的男性陶塑頭像、姜寨出土的羊頭陶塑，以及半浮雕壁虎、鳥頭、獸頭等，均逼真生動，神妙驚奇。仰韶文化遺址中的陶窯，多有發現。一般可分為橫穴式和豎穴式兩種。其構造分窯室、火膛和火門等部分，橫穴式數量較多，年代也稍早。綜觀仰韶陶窯仍較原始，其他面積小，一般約1平方米左右，燒制技術上還不能完全控制燒窯過程中溫度與氣變的調節。所以，其成品表面時常出現陶色深淺不一的現象。
紅陶貓頭鷹頭 高7厘米，直徑14.2厘米 陝西華縣出土
陶蠶俑 長2厘米，高寬0.8厘米 1980年河北正定出土
泥質黃陶，形似棗核，兩段圓鈍，胸腹間刻有縫線紋八周。為研究中國早期育蠶業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紅陶人頭像 高12.5厘米 1964年甘肅禮縣出土
泥質紅陶，是陶器殘存的人頭形口部。頭頂有一小孔，額前至腦後塑有半圓突起有印痕的細泥帶，面部圓而豐滿，雙目調空呈橫長形圓孔，垂鼻較粗，口小卻雕空呈空洞，下胲較小，雙耳較大，頸部較粗，是古代陶塑的優秀作品。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陶塑人頭像 高25.5厘米 1967年甘肅天水出土
泥質紅陶，是陶器頂部殘存的一部分，圓臉，額上頭髮先前微凸，雙眉細長，兩眼為雕空的橫長圓形孔，蒜頭鼻，嘴鏤空呈張開狀，雙耳較大，兩頰圓凸，雕鏤和塑造相結合。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雕塑的傑作。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紅陶灶 高10.4厘米，口徑17.6厘米，底頸12厘米，灶門頸5.6厘米
夾砂紅陶，敞口，折沿，長唇上翅微向內卷，腹壁微鼓，平底。腹下部前有圓形灶門，後有圓形煙孔，腹內折沿處有三個拇指形支柱，可支撐釜底，支架間各支一小錐形支釘，器身滿飾剔刺紋，底的周邊壓出花牙子。灶的使用在原始社會生活中是一種進步。1960年河北磁縣出土，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紅陶箕形器 通長45.2厘米 1983年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大房子出土
夾砂紅陶，器身為半倘的前大後小的箕形，後有圓柱形長柄，安繩索狀把手。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少見的器型。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樹葉紋彩陶豆 高16厘米，口徑23厘米 1957年陝西華縣出土
泥質紅陶，斂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上有三個小孔，腹部繪白底黑色樹葉紋和三道弦紋。是仰韶文化彩陶中及為少見的器物。現藏陝西省博物館。
鯢魚紋彩陶盆高25.4厘米，口徑30厘米，底頸13.5厘米1980年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
泥質橙黃陶，侈口，口沿外折，鼓腹，下部內收呈小平底，施褐彩。在腹部繪兩組相向的變體鯢魚紋。是仰韶文化晚期彩陶中具有較高圖案藝術水平的作品。現藏甘肅省文物工作隊。
刻符號彩陶缽 高26厘米，口徑16.5厘米 1980年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
泥質紅陶，斂口，球形腹，圜底。口沿部用黑彩繪寬頻紋。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鯢魚紋彩陶雙耳瓶 高14.1厘米，口徑2.1厘米，底頸7.1厘米 1981年甘肅定西出土
泥質紅陶，平口，短頸，留肩，鼓腹，平底，腹中部雙豎耳。施黑彩，在腹部的一面繪變體鯢魚，扁平的長尾托至腹部的另一面，瓶口即魚嘴。是仰韶文化晚期彩陶中的精品。現藏定西地區文化局。
弦紋彩陶四足鼎 高24.5厘米，口徑47厘米 1983年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
泥質紅陶，器身原盤形，口沿外卷，腹壁徑直，平底，四個寬扁足，腹中部四條凸弦紋。淺紅彩，施於唇沿和弦紋的表面。鼎出自大型房子之中，非生活實用品，具有禮器的性質，是研究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社會的珍貴實物。現藏甘肅省文物工作隊。
龍山文化介紹：
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主要是龍山文化。因早期發現於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城子岩而得名。這是當地仰韶文化晚期的繼承與發展，其分布範圍較仰韶文化略有擴大，遺址數量明顯增多。龍山文化的發展大體經歷了1000年左右，距今為4000—5000年，龍山文化的陶器其形制、紋飾地方特色異常明顯，依其地方特色可劃分為若干類型，並若干期。大致分為以下類型：
1、王灣類型：首先發現於河南省洛陽市西15公里王灣村而得名。
2、後崗類型：首先發現於河南省安陽市後崗而得名。
3、王油坊類型：首先發現於河南省永城縣王油坊村而得名。或可稱青堌堆類型、造律台類型。
4、廟底溝二期：因首先發現於河南省陝縣廟底溝而得名。
5、三里橋類型：首先發現於河南省陝縣三里橋而得名。
6、客省庄類型：首先發現於陝西省長安縣客省庄而得名。或可稱客省庄二期、陝西龍山文化。
7、陶寺類型：因首先發現於山西省襄汾陶寺而得名。
龍山文化陶器以砂質灰黑陶和泥質灰黑陶為主，黑、棕、紅陶次之。有少量白陶、印紋硬陶及原始瓷器。製法中輪制以相當普遍，手制與泥條盤築法亦時有所見。陶器的附件如足、耳、握手等有使用模製的。器表紋飾主要是繩紋、籃紋、方格紋以及附加堆紋、弦紋、劃紋與極少的鏤刻。基本上不見彩陶，極少數陶器表面用紅色或黑色繪出一些文彩，嚴格講這並非彩陶。
紅陶長頸鬶 高28厘米 1980年湖南湘鄉墓葬出土
泥質紅陶，直口，圓唇，細長頸，高檔，袋足瘦長。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黑陶鏤空豆 高11.8厘米，口頸14厘米 1983年湖北黃梅出土
泥質黑陶，斂口，深腹，圈足，下部鏤空。現藏湖北黃岡地區博物館。
文章來源：長蟲的日誌-網易博客
十一、出土彩陶的文化遺存
魚兒溝—阿拉溝墓地——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魚兒溝—阿拉溝墓地，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南山礦區的阿拉溝東口、魚兒溝車站地區。1976—1978年進行了發掘，共清理了古代少數民族墓葬七十八座。均石室豎穴。死者「叢葬」。陶器有泥質和夾砂兩種。器形主要有盆、缽、罐、壺、小杯等，以單耳、圜底和小平底器而具特色。陶器中彩陶佔比重很大，泥質陶罐、壺、盆等外表大多施紅色陶衣，上以黑彩繪花紋，個別用紅彩。彩陶花紋主要有倒三角形、三角形網狀紋、渦卷紋，也有通體飾平行豎線、不同方向的平行短斜線構成酌幾何紋等。專家們認為阿拉溝墓葬的年代在春秋戰國時期，此次發掘的魚兒溝遺址的時代應該與它們相同。
四道溝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木壘縣
四道溝遺址，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木壘縣。1977年進行發掘，共清理灰坑百餘座、墓葬四座，還有灶址、柱洞等遺迹。遺址分早、晚兩期。早期陶器的陶質為夾砂陶和夾砂粗陶，器形以寬大耳的圜底器為特徵。彩陶以黑色繪花紋，紋樣有網紋、菱形紋、弧線紋和回形紋等。晚期陶器以夾砂粗陶居多，多為圜底器，出現半月形把手。彩陶較早期增多，除黑彩外還有朱彩，紋樣以垂帳紋、縱橫條紋、長短條紋的組合紋飾為主。四道溝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2345±90年一3010±105年。
卡若遺址——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縣東南瀾滄江西岸的卡若村
卡若遺址，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縣東南瀾滄江西岸的卡若村。1978年開始發掘，清理了房基等遺迹。遺址分四個文化層。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少量為泥質陶。器形以罐、缽、盆為主。陶器上有刻劃紋，紋樣有三角形、圓形、帶形等。陶器中有少量的彩陶，器形有壺、雙聯罐。彩陶外表施紅色陶衣，先以細刻劃紋組成圖案，再在刻劃紋上填以黑色，紋樣為多層的交錯的三角折帶紋。卡若遺址的f1和F3的碳14測定年代分別是距今4320±140年和4030±115年。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村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縣屈家嶺村。1955年首次在該遺址發現具有地方特色的屈家嶺文化，並進行了兩次發掘，清理了灰坑、房基和墓葬等。遺址分早、晚兩期，都含有彩陶。早期遺址中有少量彩陶，表面有的施紅色陶衣，也有白色陶衣的。有厚胎和薄胎兩種。彩陶器形有罐等，繪弧邊三角、平行條紋和圓，點紋等。還有一定數量的彩繪陶，都是細泥質，胎薄似蛋殼，色黑有光澤，上多以朱紅彩繪。彩繪陶器形有高領喇叭形圈足壺、碗、杯、盤、盂等，花紋有紐結紋、斜線紋、斜田字紋等。晚期遺址的彩陶種類增多，出土較多的彩陶紡輪，還有別具風格的蛋殼彩陶杯和碗。彩陶紡輪上的花紋除了四分的對稱式和三分的平分式、輻射式、同心圓式的骨式圖案外，還以太極式旋紋為特色。蛋殼彩陶杯的彩紋都繪於器內，多為弧面紋或樹葉形紋。蛋殼彩陶碗多內外施紋，有方框格或方格內加卵點等。這時期出現的彩繪陶環亦具有特色。屈家嶺晚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4585±150年——4645±195年。
關廟山遺址——-位於湖北省枝江縣
關廟山遺址，位於湖北省枝江縣。1978年和1979年進行了發掘。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分為三期，一期為大溪文化早期遺，存，二期為大溪文化晚期遺存，三期為屈家嶺文化遺存。這三個期的遺存中都含有彩陶。一期的陶器大部分施紅色陶衣，器形以圈足器為特色。彩陶器形有罐、杯等。彩繪方法有紅地棕彩、紅衣褐彩、紅、黑復彩等。花紋有平行條紋、卵點紋等。二期的彩陶數量增多，有的在·器表施紅或白色陶衣。以黑、赭或黑和紅復彩來畫花紋。彩陶器形有罐、筒形瓶等，花紋樣式增多，有折角紋、圓點和弧邊三角組成的花瓣形紋、旋紋、爪形紋等。第三期的彩陶以蛋殼陶杯、紡輪、壺形器為特徵。與屈家嶺文化晚期遺存相同。關廟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330±145年——5645±100年。
大溪遺址——遺址位於四川省巫山縣與奉節縣之間
大溪遺址，遺址位於四川省巫山縣與奉節縣之間、長江南岸大溪和長江交匯處的三角地帶。1958年和1975年三次進行發掘，共清理墓葬二百零七座。葬式複雜，直肢和屈肢葬各佔一半。陶器以素麵為主，有的施紅色陶衣。陶器器形以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和曲腹杯而具特色。其中有少量的彩陶，彩繪多為：紅衣黑彩，還有白衣、黑和紅色復彩。花紋以紐索紋為特色，還有折角紋、直線紋、弧形紋、三角紋等。具有特色的大溪文化因首先發現於該遺址而命名。
下王崗遺址——位於河南省淅川縣丹江岸邊的下王崗村
下王崗遺址，位於河南省淅川縣丹江岸邊的下王崗村。1971年開始發掘，發現有新石器時代的房基、墓葬、窯和窖穴等。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分作早一期、早二期、中期、晚一期和晚二期共五期。在前三期的遺存中含有彩陶。早一期遺址的陶器以鼎、罐、盆、缽為主。彩陶較少，彩陶器形以缽、碗為主，多為紅和橙黃彩，花紋主要為寬頻紋。早二期遺址的彩陶增多，彩陶器形有缽、碗、杯、器座等。以紅衣黑彩較多，還有少量的灰衣和白衣的彩陶。彩陶花紋有陰陽直角三角紋、斜十字紋、葉形紋、方格和斜格紋。中期遺址的彩陶較少見，高圈足小壺的器腹上有的飾以紅彩。早期遺存屬仰韶文化，中期遺存屬屈家嶺文化，晚期遺存屬龍山文化。下王崗遺址顯示出仰韶文化早於屈家嶺文化，而屈家嶺文化早於龍山文化的地層關係。
曇石山遺址——位於福建省閩侯縣恆心鄉閩江北岸
曇石山遺址，位於福建省閩侯縣恆心鄉閩江北岸。1954年開始，至1965年先後進行六次發掘。遺址分上、中、下三個文化層。這三層都含有彩陶，下層彩陶的彩繪技術較差，顏色容易剝落。彩陶有壺形器，為細砂灰陶，飾繩紋，上繪紅色的卵點紋和條紋。中層彩陶的彩繪技術有進步，也有紅色彩繪的，不易剝落。彩陶器形有杯、簋等，常在口沿或口外飾一圈紅色寬頻紋。上層中的彩陶器都是硬陶製作，彩繪顏色以黑色為主，還有紅和赭色。彩陶器形有盆、罐、紡輪等。線條粗放、圖案簡單，有的彩陶器上繪回形紋、復道三角形線紋，可能受了銅器花紋的影響。由於曇石山的文化遺存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並有代表性，它的中、下層文化稱作曇石山文化。曇石山中層遺址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4275±155年。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村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村，西、南面緊臨姚江。1973年開始發掘。遺址分四個文化層。在第四文化層中發現彩陶，出土的陶器，陶質多為夾炭黑陶。器表上有拍印繩紋和刻劃花紋，刻劃紋有蝦類動物紋樣和植物紋樣。陶器器形有釜、罐、缽、盤等。還發現了3片彩陶，為一小口罐的口沿及腹部的殘片。胎質為夾炭黑陶，胎壁外拍印繩紋，其外有一層較厚的灰白色土，土質較細膩。器表打磨光滑，繪有赭石色及黑褐色的變體動物花紋，色彩濃厚，有光澤。河姆渡第四文化層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725±140年——6960±100年。
馬橋遺址——位於上海市馬橋鎮
馬橋遺址，位於上海市馬橋鎮。遺址的第五層屬新石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層。這層出土了4件彩陶片，胎呈米黃色，其中3片器表施粉紅色陶衣，繪紅褐色的旋紋，另1片施紅色陶衣，繪黑褐色的斜方格紋。
崧澤遺址——位於上海市青浦縣
崧澤遺址，位於上海市青浦縣。1960、1961年和1974至1976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有墓葬、灰坑、房址等。地層分上、中、下三層，下層陶器多為紅陶，普遍施艷麗的紅色陶衣。崧澤中層遺存在這弓地區具有代表性，稱作崧澤類型，有較多的彩繪陶，有的彩繪陶器表施黑色陶衣彩繪陶的器形有豆、杯、罐、壺等。彩繪有紅、褐紅、淡黃等色，花紋以寬頻紋為主，還有紐索紋、連弧紋等。崧澤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180+140年(三期)——5860+245年(二期)。
草鞋山遺址——位於江蘇省吳縣草鞋山
草鞋山遺址，位於江蘇省吳縣草鞋山，在陽澄湖南岸。在1972年和1973年進行了發掘。清理了新石器時代的居住遺迹、灰坑十一個、墓葬二百零六座。遺址共分十層。第九和八層屬於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陶器器形以寬檐圜底釜、釜形鼎、喇叭座豆為主，有的在器表施紅色陶衣。發現一片彩陶，為夾砂紅陶器的口沿，內壁塗紅陶衣，外壁有紅色弧帶格子紋。這一文化層的時代據碳14測定為距今6010+140年。
圩墩遺址——位於江蘇省常州市東郊大運河南岸
圩墩遺址，位於江蘇省常州市東郊大運河南岸。1972和1974年進行兩次發掘。清理了新石時代的墓葬、房址等。地層分三層，下層遺存屬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發現有彩陶。下層陶器有寬檐深腹圜底釜、大口雙耳罐等，廣泛使用牛鼻式耳。出土彩陶片1件，似為缽或盆的腹部，泥質灰陶，彩繪於器內，黑彩繪網紋及斜格三角紋。圩墩早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210_+180年。
薛家崗遺址——位於安徽省潛山縣潛水西岸
薛家崗遺址，位於安徽省潛山縣潛水西岸，1979年至1980年進行三次發掘，共清理新石器時代墓葬一百零三座、房址三座、灰坑一個。遺址的一至四期為新石器時代遺存。在一期遺存中含有很少量的彩陶。有的陶器施紅色陶衣。發現彩陶片一件，是在白地上用棕色繪弧形三角形圖案。二期遺址中出有彩繪陶，是在豆盤、柄和圈足上繪紅色寬頻紋。薛家崗三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170_+125年。
北陰陽營遺址——位於江蘇省南京市內
北陰陽營遺址，位於江蘇省南京市內。1955年和1956年進行了兩次發掘，共清理房址一座、灰坑十八個、人骨二百二十五具，遺址分上、下兩層。上層文化遺存出有幾何印紋硬陶和銅器。北陰陽營下層的文化遺存具有特色，並含有彩陶，有的學者稱作北陰陽營文化。北陰陽營下層的陶器中，彩陶較少，為泥質或夾砂紅陶。彩繪有白衣紅彩、紅衣深紅彩、紅衣黑彩等：彩陶器形主要有豆、圜底盆、尊、盤等。以彩繪寬頻紋、陶衣和陶地相結合的彩陶裝飾方法而具特色。北陰陽營上層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3770+135年。
青蓮崗遺址——位於江蘇省淮安縣
青蓮崗遺址，位於江蘇省淮安縣。1951年和1952年兩次對該遺址進行調查。陶器的外表多施紅色陶衣。共發現37片彩陶殘片，皆泥質紅陶。彩陶器形有盆、罐等。多以紅色彩繪，有的花紋繪於器內，花紋有雙弧線紋、波狀線紋、八卦形紋、雙弧線與斜方格混合紋、斜十字紋、寬頻紋等。有的學者將青蓮崗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稱為青蓮崗文化。
大墩子遺址——位於江蘇省邳縣四戶鎮
大墩子遺址，位於江蘇省邳縣四戶鎮，1963年進行第一次發掘，共清理出墓葬四十四座，還有窖穴、窯等遺迹。1966年進行第二次發掘，又清理了三百座墓葬及居住遺迹等。根據地層堆積分上、下兩個文化層，下文化層為青蓮崗文化早期的遺存。上文化層還可分出早、晚兩期，分別與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當。下層的陶器少數的泥質陶外施紅色陶衣，發現很少的彩陶片，為缽和碗，是在磚黃色地上繪紅色花紋，有直線、曲線、復道弧線等花紋，圖案疏朗。上層的早、晚期的墓中都隨葬有少量的彩陶，大多為泥質紅陶，極少數為夾砂紅陶。彩陶大部分是白、紅、黑三色彩紋，單彩級少。上層早期彩陶的器形主要有斂口缽、折緣盆、直口折腹平底罐等。圖案由渦紋、弧線三角紋、條紋、圓點紋、葉形紋等構成。上層晚期的彩陶有小口壺r背水壺、缽形鼎、侈口罐等器形。色帶的層次增多，有連柵紋、圓圈紋、連貝紋、弧紋、條紋等花紋。大墩子下層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445±200年。
紫荊山遺址——位於山東省蓬萊縣
紫荊山遺址，位於山東省蓬萊縣。1963年進行試掘。遺址上層為龍山文化遺存，下層屬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遺存，但又自具特點。下層遺存中有少量彩陶。皆紅地黑彩，彩陶器形有缽、盂、小口罐等，花紋有弧邊三角、曲線和圈點紋等。
王因遺址——位於山東省兗州縣王因村
王因遺址，位於山東省兗州縣王因村。丑976—1978年進行了五次發掘，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偏早時期的墓葬八百餘座，房址十餘座，窖穴和灰坑近百個。墓葬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陶器中只有很少的彩陶，以紅或黑色的單彩畫花紋，花紋有橫直線紋、波浪紋、三角紋、鉤連紋、連續弧邊三角紋等。中期彩陶僅見觚形杯，在柄部繪黑彩橫直線紋。晚期也有少量彩陶，以紅、黑、褐、白等復彩畫花紋，彩陶器形有缽、盆、罐等。花紋有八角星、菱格、鉤連和花瓣狀紋。王因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225±130年一5950±125年。
大汶口遺址——位於山東省泰安縣
大汶口遺址，位於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文化是以大汶口新石器時代遺址為代表的黃河下游的原始社會晚期的文化。1959年和1974年兩次對大汶口遺址進行了發掘，分別清理了一百三十三座和一百四十五座墓葬。大汶口遺址細分為九期，概括可分早、中、晚三期，即一期為早期，二----四期為中期、八—九期為晚期。早期只有少量的黑色單彩陶器。中期是彩陶的盛期，彩陶數量增多，器形多樣，彩陶器形主要有豆、盂、缽、缽形鼎、帶把罐、盆、深腹罐、器座、壺和背壺等。常以紅、赭、白、黑等色的不同組合的復彩來畫花紋。圖案以八角星紋、三角形折帶和網紋為特色，還有連柵紋、紐索紋等編織紋。．晚期彩陶減少，彩繪趨向簡化，僅有赭、紅等色。還出現了少量的彩繪陶。大汶口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805±115年一6470±190年。
土珠子小珠山貝丘遺址——位於遼寧省長海縣廣鹿島中部
土珠子小珠山貝丘遺址，位於遼寧省長海縣廣鹿島中部。1976年進行發掘，開掘探方五個，露面積八十平方米。遺址分上、中、下三層。下層陶器上壓印橫線紋、席紋、網紋等，未發現彩陶。中層有少量彩陶。陶質大多含雲母片。泥質紅陶有施紅色陶衣，也有紅地黑彩的彩陶，這一層的下部出土的彩陶多為上下勾連的弧形三角渦紋，上部彩陶多繪三角加平行斜線、幾何形平行斜線等花紋。彩陶器形有壺、帶角形把手壺等。上層未發現彩陶。土珠子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055±315年一6275±200年。
白斯朗營子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
白斯朗營子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小河沿公社白斯朗營子村。1973年發現，1974年發掘，在白斯朗營子村的南台地遺址共發現屬新石器時代的房址四座，灰坑八個。出土陶器有少量彩陶，俱為夾砂陶。彩陶器形以尊、器座、豆為特色。器表上多施白色陶衣，再以紅彩繪花紋，又以黑色勾邊。花紋以直線構成，以變體獸面紋、八角星紋、斜鋸齒紋為特點。有的學者將白斯朗營子南台地的這類遺存稱作小河沿文化。
石棚山墓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
石棚山墓地，1977年在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翁牛特旗大南溝石棚山發現一處原始社會氏族墓地，同年進行發掘，共清理墓葬七十七座。多數為單人仰身屈肢葬，有一座為成年男女合葬墓。隨葬陶器中彩陶占較大的比例，彩陶器形以斂口缽、豆、罐為主，還有鳥形器、壺等。彩陶圖案中有少量的象生性動物花紋，大部分是用直線造型的幾何形花紋。
紅山後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後
紅山後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後，1935年首次於該遺址發現了紅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有帶篦紋、刻劃紋粗陶和細泥的彩陶，彩陶器形以壺、缽、豆為主，花紋中常見的有弧邊三角鉤曲紋和三角形復道斜線紋等。
海生不浪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海生不浪村
海生不浪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海生不浪村北。海生不浪類型文化發現於此。陶器以紅陶為多，主要器形有罐、缽、碗、盆、盤、瓮等。彩陶較多，花紋繁麗，常見有內彩和黑、紅色復彩彩陶花紋，以魚鱗紋、鋸齒狀紋、復道垂弧紋、方格網紋和弧線紋為特色。
白泥窯子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白泥窯子村
白泥窯子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清水河縣白泥窯子村，在黃河的東北岸處。遺址含有仰韶文化中期和海生不浪類型文化的遺存。仰韶文化中期遺址出土的彩陶有寬頻紋圜底缽等。彩陶花紋有變體鳥紋、鉤羽紋、圓點紋等。海生不浪遺存的彩陶片有魚鱗紋、相間鋸齒紋、復道弧線紋和方格紋等。
大司空村遺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洹河北岸
大司空村遺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洹河北岸，與後岡遺址隔河相對。因於該遺址首次發掘大司空類型的遺存，故名。1958—1959年發掘，清理了灰坑和窯各一座。陶器中彩陶較多，彩繪以紅彩為主，也有兼施黑彩，器形有缽、上腹內曲的盆等。花紋有相對弧邊三角紋間折曲紋、闐形紋等。
後岡遺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洹河東岸
後岡遺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洹河東岸。1931年進行首次發掘，第一次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殷代文化的地層迭壓關係。新中國成立後，多次對後岡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1959年主要對該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存進行發掘，並稱後岡仰韶期為代表的這類遺存為後岡類型。後岡遺址的後岡類型出土的陶器以碗、缽、盂和鼎為主要器形。彩陶很少，約佔全部陶片的百分之一。彩陶器形以圜底缽為多。彩繪多為紅彩，常以復道直線組成花紋。後岡遺址仰韶期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485+105年一5680+105年。
下潘汪遺址——位於河北省磁縣下潘汪村
下潘汪遺址，位於河北省磁縣下潘汪村。1959年進行發掘。其中發現仰韶文化灰坑十六個、灰溝一條、窯址一座。仰韶文化遺存分為兩類。發掘報告中的第二類型陶器中未發現彩陶，陶器器形有小口球腹壺、盂、圈足碗等，應屬後岡類型早期，有的學者稱這類遺存為下潘汪類型。第一類型發現灰坑七個，屬大司空類型的遺存。陶器中的彩陶約佔三分之一。彩陶器形主要有上腹內弧的盆、斂口缽、碗、罐等．多用紅或紫紅色在泥質紅陶上繪花紋，主要花紋有相對弧邊三角間復道折曲紋、睫毛形紋、圓圈紋、S形紋、蝶須形紋等。
磁山遺址——位於河北省武安縣
磁山遺址，位於河北省武安縣。為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磁山文化的發現地。1976—1977年進行發掘。發現灰坑一百二十個(其中圓形灰坑可能屬房址)。磁山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7330±105年一7355±100年，屬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陶器以盂和支座為特色，此外還有三足缽、小口壺、印有繩紋的深腹罐等。絕大部分為素陶，僅在一百七十二號灰坑中發現一片紅彩曲折紋的彩陶片。關於磁山文化含彩陶的情況，尚有待更多的材料的發現。
秦王寨遺址——位於河南省滎陽縣
秦王寨遺址，位於河南省滎陽縣，河南中部仰韶文化晚期的遺存因於該遺址首先發現，故命名為秦王寨類型。該遺址出土的彩陶器形主要有深腹罐、缽等。彩陶花紋以O形、X形、睫毛形、網紋等為特色。多以紅色單彩來繪花紋。
大河村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東北郊賈
大河村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東北郊賈魯河南岸。1964年發現，1972年開始發掘，至1975年，已清理房址二十二座、窖穴一百零一個、墓葬一百零六座。遺址包含仰韶、龍山和商代的文化遺存。大河村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暫分為六期，一、二期屬仰韶中期，三、四期屬仰韶晚期，五、六期屬龍山文化。大河村仰韶文化的四個時期中都含有彩陶。大河村仰韶遺存在中原地區具有代表性，故稱作大河村類型(有的只將大河村一、二期稱作大河村類型)。大河村一期的陶器中，彩陶較多，要超過三分之一。彩陶陶質俱為泥質紅陶，有的施白和淡黃色陶衣。彩繪多用黑或棕色，少數黑、紅或棕、紅色並用。彩陶器形主要有盆、缽、碗、器座等。彩陶花紋有寬頻、貝形、弧邊三角和圓點紋等。大河村二期的彩陶增加，有的施白色陶衣，彩繪以黑色、黑紅或棕、紅兩彩並用的增多。彩陶器形主要有缽、碗、壺等。並新出現睫毛形紋、圓圈紋、相對鉤羽紋、網紋等彩陶紋飾。大河村三期的彩陶最盛，約佔陶器的一半。彩繪多為紅、棕或紅、黑色並用。彩陶器形主要有缽、罐、壺等。彩陶花紋種類增多，有鋸齒紋、太陽紋、方格紋、菱格紋、X形紋等。彩陶大多數施白衣，少數為紅衣。大河村四期的彩陶比例下降，約佔陶器的五分之一。有紅衣紅彩、紅陶黑彩和灰陶紅彩等彩繪方法。彩陶器形主要有缽、碗、罐、背壺、器蓋等。圖案疏朗簡單，花紋有O和X形紋、渦旋紋、復道垂弧紋、網紋等。大河村五期屬龍山文化早期，只有很少的彩陶，多以紅彩繪於泥質灰陶上。大河村仰韶遺址的碳34測定年代為距今5020±210年一5740±125年。
西王村遺址——位於山西省芮城縣黃河北岸第一台地上
西王村遺址，位於山西省芮城縣黃河北岸第一台地上，1960年發現並發掘。遺址主要含有仰韶晚期的遺存，共清理仰韶晚期灰坑二十個。以西王村仰韶晚期為代表的遺存被稱作西王村類型。西王村仰韶晚期遺址的陶器中，彩陶很少。彩陶器形有斜唇盆、缽等。彩繪有紅地紅彩和紅地白彩。彩陶花紋疏朗簡單，有斜線紋和波折紋等。
王灣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西郊澗河右
王灣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西郊澗河右岸第一台地。1958年發現，1959年至1960年進行發掘，共清理新石器時代房子九座、灰坑一百七十九個、墓葬一百一十九座。分為三期，一和二期屬仰韶文化，三期屬中原龍山文化。王灣一期有少量彩陶，器形以盆、缽為主，花紋多以弧邊三角和圓點造型。王灣二期的彩陶花紋由簡變繁，出現X形紋、S形紋、眼睛紋、波紋和網文等。
仰韶遺址——位於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
仰韶遺址，位於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1921年首次在該遺址發現仰韶文化。遺址的仰韶文化陶器以彩陶為特徵。
廟底溝遺址——位於河南省陝縣
廟底溝遺址，位於河南省陝縣。1957年發掘。遺址含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早期的遺存。由於廟底溝的這兩種遺存都具有代表性，力別被稱作廟底溝類型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廟底溝仰韶文化遺址共清理窖穴一百六十餘座、房子二座、墓葬一座。出土後復原的陶器有690件。彩陶約佔陶器的五分之一，彩陶陶質多為細泥紅陶。有施紅色陶衣，也有少量施白色陶衣，然後上面主要用黑色彩繪，少量用紅色，偶爾有黑、紅兩彩並用，主要繪於施白色陶衣的彩陶上。彩陶的主要器形有鉤唇深腹或曲腹盆、帶鏨斂口缽和碗等。彩陶花紋主要以鉤羽、弧邊三角和圓點造型，常組成不對稱的散點式的流動圖案，除此也有少量的正面三足鳥紋、蛙紋、變體飛鳥紋等象生性的花紋。廟底溝仰韶文化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5500±180年一5860±125年。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址具有從仰韶向中原龍山文化過渡的性質。陶器中只有少量的彩陶，有抹紫紅色陶衣的小杯，還有繪網狀紋的深腹罐。並出現了在灰陶杯上繪紅彩的彩繪陶。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4730±145年。
柳子鎮泉護村等遺址——位於陝西省華縣
柳子鎮泉護村等遺址，位於陝西省華縣。1955年發現，1958年發掘。共清理仰韶文化房子一座、窯十六座、窖穴二百八十座、墓葬五十八座。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彩陶比例較大，彩陶器形以大口深腹平底盆、缽、罐為常見。花紋以渦紋、線條、圓點、弧形三角為主。以寫實的鳥紋和蛙紋為特點。泉護村彩陶上的側面鳥紋有著從寫實到寫意的系列發展過程。
東庄村遺址——位於山西省芮城縣黃河北岸
東庄村遺址，位於山西省芮城縣黃河北岸。1958年發掘。清理了仰韶文化的房子兩座、窖穴四十三個、窯址九座、墓葬五座。墓葬中有兩座二次葬，其中一座為九人合葬墓。東庄村遺址主要為半坡類型的晚期遺存。在陶器中彩陶約佔三分之一。彩陶主要器形有盆、缽、碗等。彩陶以魚紋及其變體花紋、直角三角形陰陽三角紋為特色。有的學者認為東庄村的仰韶遺存介於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之間，稱作東庄類型。
姜寨遺址——在陝西省臨潼縣臨河東岸
姜寨遺址，在陝西省臨潼縣臨河東岸。從1972年一1979年進行十一次發掘。發掘面積一萬六千多平方米。共清理房子一百二十餘座、墓葬五百餘座、窖穴四百多個，出土遺物達一萬多件。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器物分為五期。一至四期為仰韶文化遺存，皆含有彩陶；五期為龍山文化遺存，未發現彩陶。一期為半坡類型，彩陶比例較少，彩陶器形以內面繪彩的卷唇圜底或平底盆為主。象生性花紋較多，有人面紋、蛙紋、魚紋等。黑、紅寬頻紋的缽亦為常見，除此還有編織紋等幾何形花紋。姜寨二期，為半坡類型晚期兼有廟底溝類型因素的文化遺存，也被稱作史家類型。彩陶比例很小，彩陶的王要器型有口微斂的缽、唇微侈的盆、細頸壺和葫蘆瓶等。以魚和人面、鳥的複合的象生性花紋而具特色。姜寨三期相當於廟底溝類型時期，四期屬半坡上層類型，這兩期遺存較少。姜寨遺址保存著原始社會晚期氏族公社的完整布局。姜寨仰韶文化早期(一、二期)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400±220年一6625±135年。
半坡遺址——陝西省西安市東郊滻河東岸半坡村
半坡遺址，陝西省西安市東郊滻河東岸半坡村，主要為仰韶文化的遺存，也是半坡類型和半坡上層類型的首次發現地，是典型的原始社會晚期的氏族公社的村落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4—1957年，進行了五次發掘。計清理房子四十五座、墓葬二百五十座、窖穴二百多個、窯址六座。出土器物一萬餘件。遺址分為居住區、墓葬區和制陶區。居住區外有圍溝。半坡遺存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為半坡類型，這一期的遺存最豐富，中期相當於廟底溝類型，晚期為半坡上層類型，這兩期的遺存較少。半坡類型遺存的陶器中有一定數量的彩陶，彩陶以魚紋和變體分解魚紋盆、內彩人面魚紋盆、編織紋和碗、細頸壺和盂而具特色。半坡彩陶的魚紋是典型花紋，還展示出從寫實到寫意、造型從整體到分解而再複合的系列發展過程。在寬頻紋彩陶缽上還發現了22種刻劃符號。半坡遺址的早期遺存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140_+185年一6720_+135年。
北首嶺遺址——陝西省寶雞市北
北首嶺遺址，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於1958—1960年進行過三次發掘，1977年又進行第四次發掘。共清理了墓葬四百餘座、房子三十餘座。遺址的上、中層為仰韶文化遺存，而以中層的半坡類型遺存最為豐富，這層含有一定數量的彩陶，以魚紋盆、寬頻紋圜底缽、三角形紋細頸壺為常見的彩陶樣式。北首嶺中層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035__140年——6790_+145年。北首嶺下層為老官台文化晚期遺存，出土陶器以三足器為特色。出土的一件缽的內面繪有橄欖狀彩紋。北首嶺下層為老官台文化晚期遺存的代表。北首嶺下層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7100_+140年。
北劉遺址——位於陝西省渭南
北劉遺址，位於陝西省渭南縣。1958年調查發現，1979--1980年進行複查並試掘。遺址主要含有仰韶中期遺存，遺址下層為老官台文化遺存。北劉下層出土的老官台文化陶器中，有少量的彩陶，是在印有交叉繩紋的圜底缽的口沿外繪一圈紅色寬頻紋。北劉下層遺存為陝西涇、渭流域老官台文化早一階段遺存的代表。北劉下層遺址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6960_+120年。
三角城遺址——甘肅省永昌縣
三角城遺址，甘肅省永昌縣三角城遺址保留著豐富的沙井文化遺存。1979-1981年對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墓葬六百餘座。多數墓葬中沒有隨葬的陶器，僅少數墓中出土為數不多的小型陶器，這些都反映出畜牧經濟的特色。陶器中都有羼和料，以單耳或雙肩耳的罐為主要器形，多在罐上部滿塗紅色。也有少量較精緻的彩陶，繪有曲折條紋等花紋。遺址中還出有銅和鐵器。三角城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2630~135年——3095年~180年。
沙井遺址——位於甘肅省民勤縣沙井子
沙井遺址，位於甘肅省民勤縣沙井子，沙井文化最初發現於此，故名。遺址出有<br>少量彩陶，彩陶器形有單耳筒形杯等，皆紅彩，有長三角形條紋和鳥紋等。共出有青銅器、金耳環等。
諾木洪搭里他里哈遺址——位於青海省都蘭縣
諾木洪搭里他里哈遺址，位於青海省都蘭縣，1959年進行調查和試掘。從地層和出土遺物采看，可分早、晚兩期。早期出有彩陶，與卡約文化同類器物相似，彩色濃而稠，彩紋凸起，皆為幾何形紋圖案。晚期不見彩陶。出土器物中．有銅鉞形器、銅斧等。該遺址晚期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2905~140年。
卡約遺址——位於青海省湟中縣雲固川卡約村
卡約遺址，位於青海省湟中縣雲固川卡約村，以卡約遺址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於1923—1924年被發現，故命名為卡約文化。
徐家碾墓地——位於甘肅省庄浪縣水洛川北岸
徐家碾墓地，位於甘肅省庄浪縣水洛川北岸。1978年發現，1980年發掘，共清理寺窪文化墓葬一百零四座。大部分為復斗狀土坑墓，有些墓沒有壁龕。葬具為木棺或木槨。有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出土陶器一百多件。在灰色的器皿上往往用不同顏色繪點紋和相向鉤曲紋。彩陶器形以雙大耳馬鞍形和罐為特色。墓葬中出土了戟、戈、矛等兵器，表明寺窪文化是屬於青銅時期的文化。在該墓地中，存在使用人牲和車馬坑陪葬，殉人墓佔全部墓葬的百分之六點七，說明已進入奴隸社會。
寺窪遺址——位於甘肅省臨洮縣寺窪山
寺窪遺址，位於甘肅省臨洮縣寺窪山。因寺窪文化於1923年首先發現於該遺址，故名。1949年夏鼐先生對寺窪山寺窪文化遺址進行發掘。解放後又多次對該遺址進行調查。
上孫家寨遺址——位於青海省大通縣
上孫家寨遺址，位於青海省大通縣。1973年開始發掘，遺址中有馬家窯類型、卡約文化、唐汪類型和漢代的文化遺存。唐汪類型的墓葬清理了數百座，從出土器物來看，有銅削、銅鑿、銅錐、金耳環、金貝等銅、金器的發現，是一種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以孫家寨遺址為代表的唐汪類型的遺存，也被稱作上孫家寨類型，簡稱上孫類型。上孫家寨出土的這類墓葬中，出現了大型的豎穴木棺墓。葬式以遷葬或二次葬為主，也有仰身直肢葬。陶器器表多塗一層紅陶衣。彩陶數量極少，彩陶器形以雙大耳小底罐為特色。上面多施紅色陶衣，常以連續的渦紋組成圖案。上孫家寨唐汪類型的三三三號墓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3085+120年。
唐汪川山神遺址——位於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洮河西岸
唐汪川山神遺址，位於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洮河西岸，1956年在唐汪川山神遺址首先發現的這類具有特色的遺存，被命名為唐汪式，本書則稱作唐汪類型。
張家咀遺址——位於甘肅省永靖縣
張家咀遺址，位於甘肅省永靖縣之黃河與大夏河交匯處。因張家咀類型(又稱辛店乙組類型)的遺存首次在該遺址發掘，故名。張家咀遺址於1958年、1959年兩次進行發掘。共清理張家咀類型的窖穴一百六十五個。遺址中出土銅渣兩塊，據鑒定為青銅。陶器中彩陶所佔近於一半。陶質除大部分有羼和料外，還有少量的泥質紅陶。彩陶器形以弧壁侈領壺、雙大肩耳罐為主。花紋多以黑、紅兩彩繪成，以富有變化的寬頻和細線組成圖案紋樣。花紋仍以雙鉤曲紋為特色，但還出現了渦紋等弧紋組成的紋樣。
姬家川遺址——位於甘肅省永靖縣黃河西岸
姬家川遺址，位於甘肅省永靖縣黃河西岸。因姬家川類型的遺存首次在該遺址發掘，故名。姬家川類型又稱辛店甲組類型。姬家川遺址於1960年進行發掘，清理了姬家川類型的房子一座、窖穴四十一個、墓葬一座。出土的陶器中，彩陶約佔一半，陶質中多羼人不同質料的碎末。彩陶大部分只以黑色畫花紋。彩陶主要器形有直壁高領壺和雙肩耳罐。花紋中以雙鉤曲紋為特色。圖案花紋多以均勻的寬頻構成。
辛甸(店)遺址——位於甘肅省臨洮縣辛甸(店)
辛甸(店)遺址，辛店文化因首次發現於甘肅省臨洮縣辛甸(店)遺址，故名。辛店文化分姬家川、張家咀和唐汪三個類型。
火燒溝墓地——位於甘肅省玉門市
火燒溝墓地，位於甘肅省玉門市。1976年進行發掘，共清理了三百餘座墓葬，屬於四壩文化。出土的器物中有百餘件銅器，有一些為青銅。陶器中彩陶占較大的比例，彩繪方<br>法以在紅色襯底上繪深灰色凹彩花紋為特徵。彩陶的主要器形有雙肩耳罐和雙大耳罐、帶器蓋的球腹罐、四耳罐、單耳杯和盤等。彩陶花紋多以直線構成，除幾何紋外，以蜥蜴紋從寫實到寫意的系列發展過程為特色。火燒溝四壩文化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3890+120年--3580+145年。
四壩遺址——位於甘肅省山丹縣四壩灘
四壩遺址，位於甘肅省山丹縣四壩灘。1948年在這裡發現遺址和墓葬，解放後又多次進行調查。在四壩遺址首次發現的這類文化遺存，被命名為四壩文化。
皇娘娘台遺址——甘肅省武威縣
皇娘娘台遺址，甘肅省武威縣皇娘娘台遺址的文化遺存，為河西走廊東段齊家文化遺存的代表。該遺址於1957年發現，並進行發掘，以後又進行了三次發掘。共清理墓葬八十八座、房子九座、窖穴六十五個。墓葬中有一定數量的合葬墓，有些為成年男女合葬墓。出土器物中有小件的紅銅器。陶器中有少量的彩陶。彩陶器形以雙肩耳罐為主，這種罐與馬廠類型同類器形相近，此外還有雙大耳罐、豆、紡輪等。彩陶花紋大部分為幾何形紋，常見的有正、倒三角形折帶或線紋，還有變體蜥蜴紋。
祁甲(齊家)坪遺址——位於甘肅省廣河縣洮河北岸
祁甲(齊家)坪遺址，位於甘肅省廣河縣洮河北岸。祁甲坪從英文轉譯時訛音為齊家坪，因1924年在該地首先發現了齊家文化遺存，故名。在1975年進行發掘，共清理墓葬一百一十餘座，還清理了房基、窖穴、窯等遺迹。遺址出土了鏡、斤等銅器，而銅鏡為青銅製成。出土的陶器以雙大耳杯、高領折肩豎編織紋罐、侈口短領夾砂罐為特色曠彩陶佔比例很小，僅出土了4件。彩陶器形以雙肩耳圜底罐為特點，花紋多為正倒間置的復道三角紋。此外還有少量的彩繪陶，多繪寬頻和點紋。彩陶和彩繪都以紅色繪花紋。祁甲(齊家)坪的齊家文化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4565+150年。
常山遺址——位於甘肅省鎮原縣
常山遺址，位於甘肅省鎮原縣。在1979年進行發掘。遺址上層為西周和先周遺存，下層遺存屬於齊家時期，為隴東地區這類遺存的代表。常山下層遺址中共清理了房子八座、窖穴十六座、墓葬二座。陶器以單耳粗繩紋杯、斜耳罐、侈口盤和印有橫或斜行編織紋的喇叭口壺為特色。陶器中有少量的彩陶和彩繪陶。彩陶以棕紅色彩繪，顏料濃而厚，微凸於器表。彩陶的器形有雙大耳罐、內彩的盤等，彩繪紋飾簡單，多以寬頻紋組成。彩繪陶的施彩也基本與彩陶相同。有的學者將常山下層這類遺存稱作常山下層文化。常山下層遺存的年代據碳14測定為距今4880+180年。
鴛鴦池墓地——甘肅省永昌縣鴛鴦池墓地
鴛鴦池墓地，甘肅省永昌縣鴛鴦池墓地，在1973、1974年先後進行兩次發掘，共清理墓葬一百八十九座。這些墓葬中，除少量為半山類型，大部分屬於馬廠類型，代表著河西走廊馬廠類型遺存的面貌。陶器中彩陶占的比例較大，彩陶器形多為中型和小型。雙肩耳罐為主要器形，以筒形缽、帶鋈耳的大口侈領缽、盂等器形為特色。鴛鴦池墓葬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彩陶帶有濃厚的半山類型作風，多以黑、紅兩彩繪成，多見大鋸齒紋。中期彩陶出現了以淺紅色作襯底，上以黑色繪花紋的方法，圖案皆以幾何形花紋構成，以方折紋和回形紋為主，花紋較細密。晚期彩陶的紅色襯底變濃，花紋變得簡單疏朗。
柳灣墓地——-位於青海省樂都柳灣
青海省樂都柳灣墓地，是黃河上游原始社會晚期迄今已知的規模最大的氏族公共墓地。於1974年發現，並進行發掘，至1979年發掘基本結束，共清理墓葬兩千餘座。除了由馬家窯向半山類型過渡期(又稱半山類型早期)、齊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墓葬外，以馬廠類型的墓葬最多，代表著蘭州以南、青海東北部這一區域的馬廠類型的遺存。柳灣墓地的馬廠遺存分早、中、晚期，有著完整的發展系列。出土的陶器中彩陶要佔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彩陶器形以壺和雙肩耳小罐為主，四大圈紋和神人紋的變體花紋為常見的圖案花紋，還保留著繪細鋸齒紋的作風。早期以黑、紅彩相間繪花紋。中期的彩繪以兩條黑線鑲一條紅帶繪花紋，還出現了以淺紅色作襯底、上面以黑色繪花紋的方。晚期彩繪多以濃重的紅色作襯底，上面的黑彩花紋變得簡單粗率。壺的器形變長、下腹向內收曲，而具有愈益明顯的地方特色，故也將柳灣馬廠晚期遺存稱作柳灣類型。
馬廠塬遺址——青海省民和縣馬廠塬遺址
馬廠遺址，青海省民和縣馬廠塬遺址，位於湟水和大通河之交匯處。因馬廠類型的遺存於1923年首次在該遺址發現，故名。
土谷台遺址——位於甘肅省蘭州市土谷台
土谷台遺址，甘肅省蘭州市土谷台遺址的墓地出土的遺物具有由半山類型向馬廠類型過渡的性質。1976年調查發現，1977年至1978年共發掘墓葬八十四座。墓葬形制有土洞墓、木棺墓、土坑墓。多為側身曲肢葬，有少量合葬墓，其中有八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共出土陶器574件，其中彩陶器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六。彩陶花紋中有由四大圈旋紋到四大圈紋、鋸齒紋逐漸變細到消失的發展系列，展示出由半山發展到馬廠類型的完整過程。
青崗岔遺址——位於甘肅省蘭州市
青崗岔遺址，位於甘肅省蘭州市。1963年和1976年共進行兩次發掘，發現有半山類型房子四座，為長方形半地穴式的房基。房內出土陶器12件，其中有彩陶罐3件，腹上皆施四大圈旋紋，屬半山類型晚期。
地巴坪遺址——位於甘肅省廣河縣廣通河南岸
地巴坪遺址，地巴坪遺址位於甘肅省廣河縣廣通河南岸。1973年對遺址的半山類型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了六十六座墓，均為長方形土坑墓，皆為單身葬，作側身曲肢葬。出土陶器389件，其中百分之九十為彩陶。器形以壺和罐為主，花紋以二方連續旋紋為主，約佔彩陶花紋中的一半。此外還有菱格、垂弧、復道折線等花紋。
半山遺址——位於甘肅省廣河縣半山
半山遺址，半山類型因1923年首次發現於甘肅省廣河縣半山遺址而命名。半山遺址的墓地所出的陶器，大部分為彩陶，以鼓腹直頸壺為主要器形，花紋以黑鋸齒帶和紅帶紋合鑲為特點，腹部常飾二方連續旋紋。
邊家林和花寨子遺址——位於甘肅省康樂縣
邊家林遺址位於甘肅省康樂縣，於1976年文物普查中發現。共採集陶器百餘件，大部分為彩陶。1981年又在該遺址清理了十七座墓葬，多為側身曲肢或二次擾亂葬。共出土陶器40餘件，多為彩陶。分早、中、晚期，早期彩陶以黑色單彩畫花紋，中期以黑色單彩或黑、紅復彩繪花紋，晚期多以黑、紅復彩繪花紋。彩陶花紋以復道折線紋或弧線紋、葫蘆形網線紋為主。此外還出土石器22件，裝飾品有綠松石珠、片和骨珠866顆。甘肅省蘭州市花寨子遺址是1977年進行發掘的，共清理墓葬四十九座。多為長方形土坑木棺墓，葬式主要為側身曲肢和二次擾亂葬，皆為單人葬。出土完整陶器106件，大部分為彩陶。可分出上、下層，相當於邊家林中晚期遺存。彩陶器形以壺和單耳的罐、缽、瓶為主要器形，彩陶花紋以葫蘆形網線紋和平行條紋富有特色。除出土工具外，還出土了赭石色錠一塊。出土的一件研磨棒上還存有鮮紅的硃砂色。
掌坪遺址——甘肅省舟曲縣
掌坪遺址，甘肅省舟曲縣掌坪遺址是1974年調查中發現的。內涵單純，為白龍江流域的馬家窯類型晚期變體而發展的同類遺址的代表。該遺址海拔高度1450米，遺址中發現窖穴、灰層和墓葬，墓群呈一線整齊地排列，據調查多為仰身直肢葬。出土的陶器中彩陶較多，以兩或三聯杯、單大耳瓶為特點。還出土有對鑽穿孔的石斧。
核桃庄和腦庄墓葬——青海省民和縣核桃庄
核桃庄和腦庄墓葬，青海省民和縣核桃庄發現有馬家窯類型墓葬。1978年發掘清理的一號墓，為回字形帶木框的豎穴土坑墓。人骨架凌亂而不全，系二次葬。出土器物261件，有陶器36件，其中彩陶10件。還有骨珠215枚，綠松石10粒。以及羊、豬頭和30多具鼠骨。1978年在青海省樂都縣腦庄發現一座馬家窯類型墓葬，1979年進行清理。人骨架為仰身直肢。隨葬陶器12件，其中彩陶7件，有盆、缽、罐等。
林家遺址——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
林家遺址，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的林家遺址是馬家窯類型的典型遺址，1977年-1978年進行清理髮掘。遺址分早、中、晚三期，共清理房址二十餘座，還發掘了窖穴、窯址等遺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還發現完整的一把青銅刀和銅渣。陶器中彩陶占較大比例，絕大部分的花紋為黑色單彩，圖案多以平行線組成。盆、缽、碗內常繪內彩圖案。東鄉遺址的碳]4測定年代距今5230~120年一4690~145年。
馬家窯遺址——遺址在甘肅省臨洮縣
馬家窯遺址，1923年發現。遺址在甘肅省臨洮縣，為甘肅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遺址中包括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與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等遺存。馬家窯文化和其中的馬家窯類型都因首先發現於馬家窯遺址，故名。馬家窯文化包括石嶺下、馬家窯、半山、馬廠等類型，以彩陶繁盛而著稱。
石嶺下遺址——位於甘肅省武山縣
石嶺下遺址，位於甘肅省武山縣。1947年首次發現，解放後經多次複查，為甘肅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複查時進行了試掘，發現在典型馬家窯類型地層之下，還有一層文化面貌更接近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遺存，這類遺存在甘肅中部多有發現，稱作石嶺下類型，是馬家窯文化中最早的一個類型。石嶺下類型的發現表明了仰韶文化與馬家窯文化有密切的先後關係。石嶺下類型的彩陶器形以喇叭圓腹壺和罐、平唇長頸瓶為主，彩陶花紋以鯢魚紋及其變體花紋為特色。
大地灣遺址——甘肅省秦安縣
大地灣遺址，1958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甘肅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之一。遺址位於秦安縣五營公社邵店村東。自1978年起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截至1982年底，發掘面積一萬二千三百平方米，共清理房址二百二十六座，還有大量的窖穴、墓葬和窯址。並發現了一些壕溝。大地灣遺址包含有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各期遺存，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有著從早到晚的完整發展序列的重要遺址之一。出土有豐富的石器、骨器、陶器。大地灣一期的老官台文化遺存發現了一批彩陶，據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8170—7350年(經校正)，是我國含有萌起階段彩陶的重要遺址。大地灣仰韶文化遺存分早、中、晚三期，出土陶器以彩陶為特徵。彩陶中以魚紋圜底的盆、缽、碗成系列地發展而具有特點。晚期出現彩繪陶，彩陶則顯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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