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柏然與中國翻譯學

【求索】

編者按

張柏然教授曾經提出：「中國現代翻譯學應該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尋找曾經孕育了她幾千年歷史的文化之根，重建傳統，同時吸取西方翻譯學的智慧，參照現實文化變遷的需要，創建一種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譯學。」這一理論主張具有卓越的前瞻性，在東西方共有的國際性學科中構建中國學派，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內容，更是學科化進程的關鍵環節。而這一切的前提，正來自於我們的文化自信，因為它是一種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值此張柏然教授辭世一周年之際，本版特刊出兩篇文章，以資悼念。

2017年5月26日，張柏然教授因病溘然辭世，業界大慟，我的悲傷尤甚。柏然教授與我交情甚篤，我們在翻譯的認知、對翻譯事業的追求以及翻譯學研究生培養理念上一直非常投契。

5月，往往是學人最為忙碌的月份。

在徐州開完江蘇省翻譯協會年會，我回到南京，心裡總念著病榻上的柏然教授。5月26日早上起床後，沒有任何來由，突然特別想去看看當時還在江蘇省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的他。

上午10點左右進入病房，柏然教授見到我，顯得非常高興，雖然已不能清晰交流，但他端起正由親人手持的水杯，獨立將水喝完，向我證明他一切都還好，目光中透出的堅毅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底。

不便打攪太久，短暫探視後，我很不舍地跟柏然教授告辭離開。未料，當天下午3點半，便接到他辭世的噩耗。那日的短暫會面和動心交流，竟然永別。

二十多年的時光如梭，與柏然教授相知、相交的一幕幕，宛如一幅新時代譯學畫卷，在我眼前徐徐展開。

1991年，我調入南京大學外文系任教，主要從事法國文學的譯介研究與翻譯人才的培養工作。當時，柏然教授已是南京大學雙語詞典中心主任，在英文系執教。

由於共同的工作環境，以及同樣對文學、文字的痴迷，我們之間的交往逐漸多了起來，並成為學術上的好同事、好朋友。

1997年，從江蘇譯界學人此前近20年間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柏然教授與我選出52篇，彙集而成《譯學論集》，他在「代序」中呼籲：「『中國譯論要有中國味』應該成為我輩清醒的使命感，認真而冷靜地分析中國傳統譯論的可繼承處、須揚棄處，用現代學理，發掘淘煉，進而為突破僅在古典領域翻滾的舊路，為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及其體系的誕生付出我們所應該付出的努力。」

幾乎在同一時間，柏然教授在《中國翻譯》上發表長文，闡發其對建立中國翻譯學的一些思考，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這一理念，並開始了他長達20年的中國翻譯學建構之路。基於對中西譯論思想系統且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理論體系，西方的譯學理論是建立在西方語言特點基礎之上的，我們不能機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譯理論模式，應該一方面吸取這些理論對翻譯共性的描述，同時另一方面要根據本國的語言特點，透視語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構建具有本國特點的譯學理論。

柏然教授深知，要想在國際翻譯學界擁有話語權，不僅要進一步釐清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發展的定位和建設脈絡，也要推動更多具有中西融通視野的翻譯學人參與海外學術活動，讓世界聽見中國翻譯學的聲音。要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必須要有一套建立在自身語言特點基礎上、立足於本國文化精神的理論體系。

世紀之交，我們聯合國內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者在國外頻頻發聲，介紹中國翻譯經驗，描述中國翻譯事實，向世界講述中國翻譯故事。為了更加系統地總結中國翻譯學領域的最新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回答翻譯學界普遍關切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推動中國特色翻譯理論建設之路，2001年，柏然教授又邀我共同選編《面向21世紀的譯學研究》論文集，倡導「中國現代翻譯學應該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尋找曾經孕育了她幾千年歷史的文化之根，重建傳統，同時吸取西方翻譯學的智慧，參照現實文化變遷的需要，創建一種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譯學」。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日漸加快，中外交流日益擴大，大批快速湧入的各種西方翻譯學理論，導致中國翻譯學科在繁榮發展的同時也暗藏危機。正是在普遍主義與本土理論傳統之爭，文化研究衝擊與審美經驗在翻譯學中地位的進與退，西方的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等「後學」話語的引入與對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狀況的現實思考中，柏然教授提出建立一種「淵深宏通、胸襟開放和新銳高效的學術創新體制」的學術主張。

可以說，此種學術主張在我與柏然教授對翻譯學博士生的培養上體現得非常明顯。1995年，我們同時開始指導自己的第一位翻譯學博士生，經過整整十年的摸索與共同商討、切磋，當這批學術新人帶著殷殷的學術期許，加入翻譯研究的洪流中並迅速成長起來後，柏然教授邀我共同策劃主編了一套「譯學新論叢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先後共推出翻譯學博士撰寫的論著33部。

如今，這33部論著的作者已基本成為當前中國翻譯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為中國翻譯學理論研究與探索的不斷深化發揮著重要作用。

柏然教授是我國著名翻譯家、雙語辭書編纂家，曾任中國辭書協會副會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江蘇省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新時代英漢大詞典》主編，畢生致力於中國特色譯學理論的構建。他是一個有著真性情、真觀點的學者，對學生真誠，對事業認真，在翻譯理論研究上堅持求真高於一切。

柏然教授是位有信念、有堅守的學者，他對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思想、中國傳統詩學思想有著透徹的理解，不盲目迷信西方譯學理論，不跟風，不嘩眾取寵，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他是一位有學問，勇於探索的學者，從1976年起從事詞典編纂，2004年出版《新時代英漢大詞典》，開創了中國語料庫辭書編纂的先河。他是一位胸懷寬廣的學者，總是看到別人的長處，不說別人的短處，不唯我獨尊，尊重學生。他是一位善於指導的導師，與學生交流很多，從生活、學術等方面關心、推動學生，注重學生的個性與特長，因材施教。

柏然教授是一位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中國學者，他對中國氣派的譯學話語建設、對「實然」「應然」的討論，都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思辨性。

從對翻譯事業的共同熱愛，到同時指導翻譯學博士生；從聯袂推出第一部翻譯學論集，到共同打造譯學新人學術叢書；從對外國文字、文學、文化的痴迷，到翻譯學科建設的擔當，柏然教授與我從英語、法語出發，跨越荊棘叢生的字林、語林，在文化與思想的層面思考翻譯問題，培養翻譯學者，共同推動並見證了中國翻譯學科建設的一代風華。

酉雞之年，痛失良友，特以此文致敬張柏然教授畢生對「中國翻譯學」的探索與堅守。

（許鈞，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