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悲情

07-12

歷史的悲情——胡風冤案札記

耿立

20世紀5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胡風集團」案，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從心靈到肉體，可謂徹骨徹膚，在此事件中表現的種種人格的崇高與鄙薄，堅守與投靠，挾私報復，封建帝王家長制的粗暴作風，對民主與法制的踐踏，無疑都會給後來者提供無限豐富的話語空間。在這個事件中，魯迅的學生，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文藝理論家胡風，以反革命罪成了共和國祭壇上的祭品，案件以個人的信件作為定罪的依據，以思想的異端而定罪，把知識分子的私人空間打殺殆盡。此後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把思想和肉體全部交出，任體制驅弛。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舒蕪交出胡風與他的通信。毛澤東看到以後親自加了按語,在1955年5月13日,以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發表,用他最典型的毛語言，一連幾個反問句式，用不容置辯的口吻為思想定罪，於是一場株連2100人的建國後第一樁重大的文字獄形成，其酷烈程度堪與清代文字獄相伯仲。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行書同文，毛澤東在建國伊始，即著力進行意識形態的整肅，先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而後對俞平伯及《紅樓夢》研究、馮雪峰和《文藝報》、胡適思想等進行批判，用行政手段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用楊絳的小說名字，就叫「洗澡」或者叫「洗腦」，更為經典的描述是「脫褲子」「割尾巴」，其終極就是革除掉知識分子中的異端思想，除掉與統治者相悖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胡風冤案的形成就是這種邏輯的必然結果，胡風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的衝突發生在40年代，「主觀精神」是胡風文藝思想的原點，胡風在給張中曉的信中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比成被人們當作神聖崇拜的「圖騰」，他說：「被當作了『圖騰』的小冊子，這是現在最困難的問題。問題不是它本身有這大關係，而是一些低能兼惡意者變本加厲的做法。例如罷，『觀察、體驗、研究、分析』這說法，稍有人心者就應該抓住『體驗』去提出問題，發展下去。而他們的做法卻完全相反。這就做成功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皂隸式的機械主義，耀武揚威，把現實主義底生機悶死了，……」在這裡面胡風特意掂出『體驗』，強調主觀，在胡風的鼓勵下，舒蕪在1944年寫了《論主觀》，胡風刊發此文，並在編後記中指出這是「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回受到影響的問題」，並在同期刊物，胡風發表短評《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與舒蕪呼應「打擊創作上的客觀主義」，後來引起中共意識形態對此一問題的批判；再就是胡風身上的五四啟蒙主義和反封建的意識，重視個性解放和知識分子的價值的意識和解放區文學及左翼革命文學的衝突，五四對胡風的精神的影響是啟蒙的化大眾思想，是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這都和解放以後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當毛澤東在1938年提出民族形式的問題時，提倡「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時，胡風卻在《論民族形式》的書中高揚五四精神，反對把「民族形式」還原成大眾化和通俗化，反對「文化上文藝上的農民主義」反對「民粹主義的死屍」。因此從胡風觸忌毛澤東的逆鱗和他的剛正人格不與俗世俯仰的精神，註定他是意識形態清洗的對象，這是一種必然。另一個原因就是他與魯迅和周揚的關係是導致胡風三十年冤獄的另一原因，胡風的精神資源之父是魯迅，魯迅是一個敢於單身鏖戰的自由撰稿人，他是不屬於任何體制的，而胡風和他的所謂集團也是一群有獨立不遷精神氣質的，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獨立的精神探索，象魯迅《野草》中的過客。胡風在給路翎的信中有「趕路是我們的運命。所以也就不管能不能享受『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樂趣了，」。胡風在解放後並沒有找到他所尋找的歸宿，並且他被排斥到組織之外，而周揚卻以毛澤東文藝的代言人的身份對新中國的文藝發號指令。對胡風和周揚，魯迅有過自己的評價「我倒明白了胡風的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周揚）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塵埃落定，我們不能不佩服魯迅的眼睛的犀利，周揚和魯迅的對立，在魯迅身後，周揚挾私報復，對魯迅的精神傳人丁玲、蕭軍、馮雪峰、以至胡風一個都不放過，胡風和周揚曾發生過兩次衝突，一個是「國防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兩個口號」，一個是關於現實主義，學術本天下之公器，按伏爾泰的說法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在中國文化濡染下的周揚並沒有這個氣度，一旦他掌握了權利，就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對魯迅的精神傳人打殺，即使在胡風出獄後，坐過文革牢獄的周揚對胡風說的兩句話也頗耐人尋味，「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當所有的人都成了無辜者，那麼真正的無辜者就成了一個虛無的符號，陳凱歌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說過一段滴血的文字「無論什麼樣的社會或政治災難過後，總是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打開地獄，找到的只是受難的群佛，那麼，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發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人們對皇權的崇拜，自覺成為權利或是努力成為幫忙或是幫閑一直是大多數知識者的願望，我們在周揚身上看到幫忙的影子，而胡風上三十萬言書也是幫不上忙的惶惑。「忠而見疑，信而被謗」，屈原的悲劇在胡風身上的表現最為顯豁。但是胡風的悲劇和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中被國民黨殺害的左翼五烈士相比，悲劇的濃深更加深幽，那是五個反對現實政治的反對派，而胡風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以飽滿的政治激情高歌《時間開始了》的幫忙者，然而在大原則的前提下的小小的修正，就招來殺身之禍，真是令人心寒。胡風的悲劇是一種必然，然而胡風冤案的起因卻是一個偶然（必然）的事件引起。胡風分子詩人翻譯家綠原說「歷史已經粉碎了那些鴕鳥式的幻想：無論胡風可能怎樣反常，或者『老實就範』或者『裝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脫此後幾十年來沒有人逃得脫的大小接難。」，胡風不再1955年罹難，也會在以後落網，人們曾設想假如魯迅活到1957年，那也是右派無疑。胡風的冤案的直接起因是舒蕪交出胡風與他的私人信件，在《回歸五四後序》中，舒蕪說「「由我的《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迫人亡，乃致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時代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摯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沉重的責任。」但是據當時人民日報的記者葉遙說，她找當時找綠原、路翎、舒蕪約稿談一下胡風的宗派活動，綠原表示」給黨報寫稿，寫不了「，婉拒。路翎情緒不好，估計找他也不會談什麼，找到舒蕪，舒蕪不但答應寫稿，而且將信件交出，並說他想根據信件寫胡風宗派主義的文章，這是胡風冤案的直接的導火索，人們把舒蕪稱作猶大，賣友求榮，歷史已把他釘在了他應該在的恥辱的位置，但是聶甘弩說「人們恨猶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總督之類，真是怪事「，這是英雄巨眼，舒蕪充其量只是猶大，送人上十字架的是總督，假使不是毛澤東，假使不是這個體制，這一切也許只是一個小小的浪花而已。但是我們不能寬容舒蕪，在胡風事件中，有的人賣友求榮，有的人卻堅持了知識者的最後的尊嚴，曾認教於山東大學中文系的美學家呂熒。他不是胡風分子，但是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會上，他走向主席台主動發言，替胡風聲辯，他最後的結局和當時的正直的知識者一樣，入獄，最後凄涼死去。而在同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紛紛著文聲討胡風，盲從、卑怯、膽小、麻木、從眾，當時的文字的批判和文革語言毫無二致，動物也會為它的同類的受傷和死去悲傷，而這些和胡風曾是朋友的批判語言，就象他們抹不去的黑的印記記錄著他們的醜行：「看了《人民日報》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後，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燒得滾燙。「「我看穿了胡風的心；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胡風，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誰？當胡風向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了猖狂進攻以後，不久就傳來了台灣廣播熱烈的響應。」「請依法鎮壓胡風，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胡風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們不僅是狼種，而且似乎又當過狐狸的徒弟」，「要徹底消滅這批狼種」。」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面對著風暴，很少人挺起，多數人彎腰，但是有個道德的底線，會在有良知的人心中聳立，中國的士人從先秦起就沒有獨立的地位，毛澤東的皮毛論概括了知識者的尷尬位置，中國知識分子多的是與世俯仰，他們就是工具，被人任意驅弛。胡風入獄了，阿壟死去了，張中曉死去了，路翎在監獄裡，一直不停地象狼長嚎，最後，才華超群的路翎變成了一個平庸的文字寫作者，這個二十歲年紀寫出《飢餓的郭素娥》、《財主的兒女們》的天才作家隕落了，出獄後的路翎寫了三百萬字的作品，都是按文革的模式的製作。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虐殺使知識分子噤聲。謝泳在《胡風案對知識分子的影響》中說「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資源，比如對朋友、對師長、對異己，都有相對穩定的整套看法，這些東西影響知識分子之深已融人他們的血液中。但曾經有一段時間，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不斷的暗示中，對知識分子心理產生了巨大壓力，久而久之，這壓力便轉換成一種內心的恐懼，逐漸地使他們最終放棄了傳統知識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經過胡風一案以後，知識分子的心理防線可以說是完全崩潰了。」胡風冤案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一種自我的精神放逐和逃亡，他們的思想表達能力急遽退化，他們迴避現實、偷切苟安，即使象陳寅恪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任的一代學術巨人，也是口不臧否人物，吳宓在1961年到廣州拜訪陳寅恪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陳「-----以義命自持，堅卧不動，不見來往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連這樣的文化巨人尚如此不以內心示人，即使面對幾十年的老友，遑論其他。在監獄中安心地「為黨坐牢」14年的胡風終於精神崩潰了。即使70年代末他幸獲出獄，他的精神也是殘廢了，崩潰了他陷入自我恐怖的幻聽幻視之中。在戴光中的《胡風傳》中有這樣的細節「一天上午，他兩眼發直，坐在沙發上，說是聽到空中傳話：鄧副主席講話，處分了幾個人，五個人被開除黨籍，銬了起來-----下午，他又聽到了空中傳話，說是讓他乘飛機走」，我們注意這樣的細節，不能不說胡風的恐懼已徹骨，而他又幻想飛機接他走，至發瘋，他一直都是幻想著體制能接納他。

胡風的朋友聶甘弩在《胡風八十》詩中寫到「不解垂淪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聶甘弩把胡風比作和上帝作戰的刑天，《山海經-海外西經》說「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胡風象刑天一樣身殘了，但胡風的精神也殘了。在胡風冤案中，許多人不但思想被專政奴役，身體也在消滅之列。也許身體是思想的存在之所，把你從肉體上消滅，你的精神夫復何存？驗之路翎、驗之張中曉，豈不自明乎？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