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學的期待：權力止步，金錢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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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這個話題，就必然涉及到作為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生產地與集中地——大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固然不一定要經過大學教育，但畢竟大學教育仍然是產生知識分子的主要途徑。如果大學本身人文精神已經淪喪，大學生都成為職業教育、實用教育、庸俗教育的犧牲品，很難想像他們能夠成為具有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即使有，也是少數、是異類，是職業化高等教育在他們身上「失敗」的結果。人文精神在大學淪喪的另一個結果是，即使有少數知識分子保持著一份人文情懷，他們也很難在大學立足，雖然大學可能是這些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最後一塊立足之地。人文精神不是孤立的精神產品，它也需要一個氛圍、環境來共同培育和維護。如果大學庸俗、市儈得與外面的社會無異，裡面的精神花朵必然會因為缺少養分而枯萎凋零，即使有少數堅守者也必然被邊緣化，能夠維持生存已算不錯，還談何人文精神的外溢與弘揚？

因此，要重建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就必須首先重建大學這個精神家園，否則就如沙地起高樓，基礎很不穩固，當然也不可能持久。

把大學視為精神家園，就意味著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承者與生產者、不僅僅是傳授職業技能的場所，更是反思和探索人的生活目的的聖地，是加強人文素養、培養健全人格的空間，還是人類進步與社會良知的推動者和與守護者。作為精神家園，大學以一顆不斷思考、探索之心，不但向社會輸送出了知識，更重要的是輸出了源源不斷的最新理念與精神，給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動力與活力。大學不是唯一的精神家園，但卻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精神家園。大學在思考，社會才會進步。大學的頭腦是獨立而高昂的，大學的眼睛是批判且深邃的，大學的思想是多元而活躍的。在大學校園中，到處都應該張揚著對人的本質思考與對社會的終極關懷。它既存在於社會之中，又超越於社會之外，不但應該是知識分子的求知重地，更應該是整個社會的精神殿堂。

這樣的精神殿堂，不是通過漂亮的大樓、秀麗的校園所能構建的，它所需要最重要的建築材料，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建築材料，便是自由：教學自由、研究自由與思想的自由。思想是精神的內核，自由是思想的氧氣，思想最怕的是禁錮，如果沒有自由，思想的源泉就會迅速乾涸，思想的花朵就會必定枯萎。有人總希望社會都用同一個大腦進行思考，事事要求思想統一，最怕出現思想混亂。事實上，從來就只有多元的思想，沒有混亂的思想。不同的人本來就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訴求，從而必然產生不同的思想。社會進步的火花正是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產生的，只要不同的思想能夠兼容並存，社會也就因此獲得了不斷進步的永續動力。對社會進步的真正危害不是思想多元，而是不同的思想互不容忍，而互不容忍的邏輯前提正是強求不同思想的一致。大學作為思想的原產地，必須尤其強調思想自由原則，必須成為不同思想相互包容、相互撞擊的試驗地。一旦在大學也搞思想統一，所謂的精神家園就必然變成的一潭死水，或是只會歌功頌德、出產各種宣傳口號的場所。

要保持大學的思想自由，說難也難，說易也易，其核心在於不干涉。這裡的干涉當然是強制意義上的，思想之間歡迎相互交鋒、相互影響，但這種影響不能以強製為前提。思想本來就是自由的，一旦強制干涉就必然影響思想的純度與深度，最終使其窒息。干涉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權力干涉，利用強權赤裸裸地迫使思想低頭；一種利益干涉，利用經濟槓桿迫使思想屈服。無論這些干涉出於好心抑或惡意，其最終結果都是抑制思想的自由生長，損及大學作為精神家園的特質。

然而，這兩種干涉的陰影，始終盤旋在中國大學的發展過程之中。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現代中國大學起步之初，特別是民初軍閥時代（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這似乎是很難給人留下美好回憶的一個時代），卻是辦學相對自主、思想相對自由的一個時期。1917年，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並加以實踐，成為中國大學發展史上迄今最為燦爛的一筆，至今仍為許多當代大學教師所懷念。從學術與思想成就來看，當時中國沒有產生具有世界級影響的學術大家，但卻誕生了一大批至今頗具影響的思想家與學問家，這在落後的當時中國已是難能可貴，而這與當時的大學制度是分不開的。從社會影響來看，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敢於發表各種對時局的聲明，抨擊時政，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社會批判者、精神維護者的作用。

國民黨時期，蔣介石屢次想把大學作為黨化教育的基地，大學的獨立與自由開始受到威脅。新中國建立之後，大學定位徒然改變，體制也重新整合，先是強調技術教育，後是強調又紅又專，欲作思想家園已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完全受到赤裸裸的權力壓制，教授們都在被迫寫各種檢討書，思想自由被蕩滌殆盡。文革之後，中國的大學重新走上正軌，雖然是恢復解放初那種蘇聯式教育的正軌，但由於權力桎梏暫時去除，而各種經濟侵蝕尚未開始，中國的大學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進入了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也產生了許多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和學問家。但自90年代始，權力開始重新強化對大學校園的控制，市場化的衝擊也轉化成各種經濟衝擊，大學校園中本已不多的精神色彩再次褪色。當前，通過各種重點工程、教學評估等方式，行政部門不但通過強制性的權力，而且還通過對各種資源（如辦學經費、研究資助、獎項評定等）的壟斷，從權力和經濟兩方面強化了對大學的控制，與精神家園建設南轅北轍。在此情境下，要在主要蟄存於大學校園中的知識分子身上尋覓人文精神就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了。

因此，要把大學校園重建為精神家園，就必須處理好與權力、經濟資源的關係。大學並不排斥權力，但權力應該支持而非控制大學；大學也離不開經濟資源，但這些資源應該服務而不是控制大學。大學應該成為知識分子的領地，而非官員們、商人們縱橫馳騁的第二戰場。官員的本性是按行政思維辦事，商人的邏輯是按經濟規律辦事，這些都與學術建設、精神自由的追求背道而馳。以此觀之，當前一些不校紛紛樂於請一些退休或在職的高官來當教授、院長，美其名曰促進大學發展，其實只會進一步扼殺大學的精神自由。當然，知識分子不是完美的，不是萬能的。事實上，在中國的集權主義傳統下，知識分子很少有機會去培養與實踐獨立、理性的品行，整個中國也不存在獨立於官方說教的精神家園。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需要能夠作為精神家園的大學，作為精神家園的大學也需要知識分子，兩者的共同進步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一項重要歷史任務。

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就必須努力推動大學改革，標本兼治，解決問題。千萬不能以為當前形勢一片大好，教育是百年事業，耽誤一時，禍害一世。如何改革呢？在與權力的關係方面，在現行體制下，要將大學完全獨立於政府是做不到的，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需要做的是改善大學與行政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增加學術力量在大學治理結構中的份量，加上通過引進社會力量，形成多方共同辦學的局面，從而沖淡行政權力的控制，給大學自治留下更多的空間。在這裡，我們需要改變傳統的公辦大學概念，公辦大學不等於官辦大學，更不等於官管大學。在公民社會條件下，政府並不能壟斷對公共利益的發言權，它必須吸收更多非官方力量的參與。在與經濟的關係上，首要的關鍵是把各種資源從行政控制之手之下解放出來。比如說大學的財政撥款，應該通過各種法規、條例相對固定下來，其變更也應由多方決定，不能成為行政部門控制大學的手段。再如各種研究經費來源，雖然許多是來自於政府撥款，但應該由真正獨立的基金或學會來決定發放。政府還應該鼓勵各種社會力量贊助辦學和研究，同時通過各種手段保障教學與研究的自由，大學裡面既不能由權力說了算，不能由金錢說了算，當然也不能由特定的知識分子說了算。知識分子也需要進行制約，不過其制約機制是保證其內部的多元與平等。各種思想平等共存、多元互動，這也正是把大學建設成精神家園的重要一步。

當然，以上都只是設想了。要等到將來某一天，中國的大學都有資格在校門口掛一塊牌子，寫上「權力止步、金錢低頭」幾個大字的時候，我們走將進去，才會在裡面發現真正的精神家園。

（原題為《大學變奏：精神家園的失落與重建》，發表於《學位》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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