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周有光一生的關鍵詞：啟蒙、人性和常識

2017年1月14日，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剛剛過了112歲生日。

鳳凰文化特約王自亮回憶拜訪周有光的經歷。在他看來，啟蒙、人性和常識，是貫穿周有光一生的關鍵詞。從早年的實業救國、經濟救國和革命救國，到研究文字學，倡導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國，再到晚年強烈意識到啟蒙、常識和理性，用一個不那麼確切的詞，就是進入「啟蒙救國」的階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最終走出「專業的深井」，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在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民主和科學精神的追求上，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創建，概括起來就是：科學的「一元性」（不分東西方、國家和階級）、「雙文化論」（地區傳統文化和國家現代文化並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階段論」，所謂三分法，就是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專制）到民權統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啟蒙。

周有光

一

這是北京一個極為普通的院落。普通到只有冬青叢、樓宇的影子和寂靜。一陣微風掠過，從樹梢傳來耳語般的響動。偶而從某個角落傳來孩子們的嬉鬧與哭喊聲，在空中飄蕩，恰如歷史的殘響。就在這個院落的一個公寓里，住著一位名叫周有光的百歲老人。著名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經濟學者，文化史家，當今中國最高齡學者，跨世紀證人，還有很多名銜。其實所有這些稱謂，都無法概括他的學識、經歷和智慧。用李銳的話說，周有光是個「先知先覺」，這等於說，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啟蒙者」。

那一刻，他就坐在我面前，不時注視著我。我們交談起來，一種恍若奇境的感覺緊緊攫住了我，彷彿「歷史」正在打量著我的一舉一動，哪怕是幾圈輕微的思想漣漪。

2013年4月28日下午，我和《周有光文集》策劃人和責編葉芳，經濟學人、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一起，走進了周老的書房。說是書房，其實這只是一間9平方米的斗室。放了一個上接天花板的大書架，一張小書桌，一張沙發和茶几，空間甚為狹小。眼前這位著名的長者，正坐在蒙上藍布的沙發上，後背有點佝僂，看上去行動不便，但眼睛依然很有神采。當我們說話時，他會專註地傾聽，等到他開口說話，卻屢屢使人吃驚，緩過神來卻覺得大有深意。

談到這個國家，周先生很認真地說，「我對中國是抱有希望的，只是不能急，要慢慢來」。他說別人不懂，以為美國只有二百年歷史，這是不對的，美國繼承了歐洲的思想傳統——尤其是在英國的政治傳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說來，中國有五千年歷史，美國是五千二百年歷史。我們應該對中國的未來要有耐心，中國的進步也是明顯的。只是別的國家可能三十年就能達到的目標，我們或許需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才能達到。

見到周有光先生，不管我事先有多少思想準備，仍然在心中生出一份驚奇、慨嘆和欽慕：無論是他思維的敏捷，還是記憶的清晰，更不要說他的幽默和自嘲了。聽葉芳說起，上次她和唐師曾拜訪周老，周老說自己年老了，記憶力衰退了，但思維還沒有衰退。如果思維衰退就會得老年痴呆，那生活質量就很差了。「不過老年痴呆者大概最後都不會承認自己是痴呆症患者，我也認為自己不是，那是不是意味著我也痴呆了？」一席話說的大家都笑了——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啊！這就是周有光式自嘲。自嘲，乃最高之幽默，往往代表著智慧、勇氣和深刻的內視。

1906年，清朝離它的滅亡已經只有短短的6年時間了，此時的中國風雨飄搖，前途未卜。這一年，周有光先於末代皇帝溥儀在同一年出生。江蘇常州青果巷傳來一陣哭喊，似乎預示著新與舊的交替，還有世紀之初的蘄望。這個叫周耀的人，後改名周有光，經歷了清代、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和新中國幾個時代，不僅親歷改朝換代的社會動蕩，還見證了8年抗戰和10年文革。他在日本留過學，在美國華爾街工作，遊歷了幾乎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國家。他經歷了無數重大歷史事件，與許多世界名人交往過，他與愛因斯坦交談過兩次，與蔣經國打過網球，與周恩來有直接交往，還參加接待達賴喇嘛，無數著名人物對他抱有深深的敬意。

周有光，正是因了他的名而存在。110年來，他時常生活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織之中。縱觀他這一輩子，不僅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早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參與者，也主持和擬訂了《漢語拼音方案》，主導和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不僅是就學於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學家，身兼兩職進入江蘇銀行和光華大學，任教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還為抗戰期間的新華銀行和重慶農本局作出了貢獻；不僅對本土的社會經濟有著深刻認識和深度介入，而且還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精神—物質世界有著周詳認知和細緻觀察。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被他的連襟沈從文稱為「周百科」（他是《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的中方委員），但他卻非常謙虛，推崇波普爾的「試錯」理論，認為自己的回憶錄和著作「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錯主義』，出現錯誤是正常現象，可以從批評指正中得到更為準確的意見」，「我非常願意聽到不同的意見和聲音」。

這就是周有光。我們總是把這樣的老人稱為「人瑞」。在我看來，「人瑞」者，人中龍鳳也。不僅長壽，而且智慧、敏銳，充滿了道義的力量，以及為真理而戰的勇氣。1927年光華大學頒發給周有光的畢業證書上，正好寫著李石岑的一句話：「為人格而戰，為人道而戰，為真理而戰」。收穫讚美，更在意有價值的反對聲音，這是他的一貫精神和行事風格。

那一天，我們在周老家收穫了機智、愛和平和，也得到了永久的教益。我發現，周老說話時語速較快，語調柔和，有時停頓片刻似乎在徵詢你的評價或意見。在交談中他更多的是傾聽。不管怎樣，他都會注視著你。最難忘記的就是這位百歲老人的眼神和聲音。這目光是柔和的，也是堅定的；是單純如嬰孩的，也是歷盡滄桑的。而這聲音呢？在純正的「國音「中，卻帶有江南杏花雨的甘美與急促。

這就令人想起艾略特《四個四重奏》「燒毀了的諾頓」一章中的詩句：

可能發生過的和已經發生的

指向一個目的，始終是旨在現在。

腳步聲在記憶中迴響

沿著我們沒有走過的那條走廊

朝著我們從未打開過的那扇門

進入玫瑰園。我的話

就這樣地在你的心中迴響。

二

啟蒙、人性和常識，是貫穿周有光一生的關鍵詞。從早年的實業救國、經濟救國和革命救國，到研究文字學，倡導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國，再到晚年強烈意識到啟蒙、常識和理性，用一個不那麼確切的詞，就是進入「啟蒙救國」的階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最終走出「專業的深井」，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在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民主和科學精神的追求上，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創建，概括起來就是：科學的「一元性」（不分東西方、國家和階級）、「雙文化論」（地區傳統文化和國家現代文化並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階段論」，所謂三分法，就是文化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資訊化，政治從神權統治到君權統治（專制）到民權統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啟蒙。

關於啟蒙，康德有一段極為精闢的話：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

康德還說，具體到一個國家，「一個不認為如下說法與自己不相稱的國君：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是要在宗教事務方面決不對人們加以任何規定，而是讓他們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謝絕寬容這個高傲的名稱，這位國君就是啟蒙了的，並且配得上被天下後世滿懷感激之忱尊之為率先使得人類，至少從政權方面而言，脫離了不成熟狀態，並使每一個人在任何有關良心的事務上都能自由地運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康德：《答覆一個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見《理性與啟蒙：後現代經典文選》，江怡主編，東方出版社）。

這些話與周老的思想和實踐如此契合，只不過一個是西哲，一個是憂患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語言使用上，一種是語義深奧的哲學語言，一種是明白暢達的日常語言。

周有光先生從1956年開始，從經濟學和金融行業轉向了語言文字學。表面上看，這個轉向有點突兀，其實包含了他長久以來的思考。在他看來，開啟民智的關鍵是識字，在一個文盲遍地的國家是無法進行思想啟蒙和社會建設的。平民教育、知識傳授和思想啟蒙是三位一體的。1958年，他收集了幾百種文字改革方案，主導創立了漢語拼音方案，使得更多的普通人上學沒有障礙，使大陸在統一文字改革方案、白話文普及、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等四個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在85歲之後，竟然對歷史、社會和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重讀《資本論》和其他經典，英文版的《資本論》就通讀了三遍，還大量閱讀科學、歷史和人類學、社會學著作，親炙世界文化史和民族史。他的問題是：「這個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世界？我們應該怎麼辦？」周老發覺17到18世紀中間，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最重要的事件。縱觀一部世界現代史，啟蒙既是發端，又是動力，還是指向。周有光在茲念茲的，始終是啟蒙的要義、延展和結果，以及它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周老的公子，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學家周曉平先生曾告訴我們，「父親要求我多了解啟蒙運動的來龍去脈，還批評我搞不清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區別」。

晚年的周有光先生，對歐洲啟蒙運動的淵源、發展和流變下了不少功夫，從康德、培根、洛克到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甚至是一些不太著名的啟蒙運動人物，他都爛熟於心。周有光對陳樂民和資中筠夫婦的啟蒙思想研究工作極為欣賞，認為他們做了一件對中國現代化功德無量的好事，很了不起。比如陳樂民提出，「啟蒙」即對一個公正、文明、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嚮往和追求，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啟蒙和學習依然是推動中國進步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資中筠則認為，啟蒙的本質就是消除謊言、把握真相。這些說法都是把問題看得很透了。周老覺得，中國應該有一部像樣的啟蒙主義史，「你把啟蒙問題搞清楚之後，就可以解釋很多問題」。他還對兒子周曉平談起，歐洲在搞啟蒙的時候，中國在幹什麼呢？是滿清攻打漢族，落後的游牧民族統治了漢人，成為一個加強專制的時期，而啟蒙是講民主、自由和理性的，這兩者剛好背道而馳，那時的中國很可憐，被海洋、沙漠和高山包圍，成為一個孤島。

周老還曾談起，二戰之後為什麼日本不道歉，而德國卻道歉了？因為日本儘管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卻是一個很專制的國家；沒有經過啟蒙，沒有發生社會改革，所以到今天不道歉。馬克思為什麼在英國寫出《資本論》，而不是德國？德國經濟發達而思想落後，實驗科學時代還在搞經院哲學，當時德國是歐洲啟蒙最弱的一個地方。德國參加和發動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後來為什麼又加入歐盟，德國總理還為納粹的暴政而下跪道歉，原因在於它到底是在歐洲，啟蒙思想容易接受。總的來看，整個亞洲國家啟蒙不足，所以導致現在這個狀態。周老還回憶說，「我的母親出生於1868年，四川人，在逃難時還說：『沒有皇帝怎麼行？』」

不惟如此，他始終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看待世界的眼光，把國際政治和中國近代以來的現實，與啟蒙思想的傳播結合起來認識和研究。在他看來，所謂啟蒙，除了康德所說的「能自由地運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承認常識」。他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說：某些「掌握權力的人自己沒有常識，也不允許別人有常識」，大鍊鋼鐵「不就是沒有常識嗎」？周老還回憶說：「改革開放後，新加坡的大學邀請我去講學。我跟一位英國教授在公園散步，我問他，許多人都說新加坡搞得很好，是一個奇蹟，你怎麼看？他說，沒有奇蹟，只有常規。什麼叫常規？就是國際成功的先例，第一要走民主的道路，第二要開放。按照常規來辦就會成功。」

現代化的社會標誌，就是「人的身體從限制行動到自由行動，人的頭腦從不許思考到獨立思考，從此歷史開始了現代化」（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191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在周有光先生看來，承認並回歸「常識」，堅持累積性的改革，堅持科學的「一元性」，釋放精神創造力，在再認識本土文明的過程中，加入現代世界文明體系，這是當今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功課。周老告訴我們，「回到常識，就是遵循歷史的規律性，孟夫子講，『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哪個對的，哪個錯的，每個人都有天然鑒別能力」。

三

如今，我手頭有了兩本周有光老人的「百年口述」。

一本是老同學、周老「百年口述」策劃人葉芳送我的，實際上是個根據原始文本整理和初編的列印稿，加上索引有600頁左右，封面設計也極為明快、簡樸。著名編輯吳彬女士對這個口述的最初原始文本作了最初的審讀和編輯工作，並加上了各章最初的標題，同時經過周老的公子周曉平先生核實原文。去年拿到這個文本之後，就開始貪婪地閱讀起來，做了很多眉批，在書角書後寫了很多帶有感想性質的話，有的只是片言隻語，字跡潦草，今天翻開一看，竟然漶漫不清了。為了參加去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這本口述史的研討會，我還在書後留下了幾十個條目，包括心得、感想、疑問和題外話，後來整理成扼要的文字，用作發言提綱。

二是剛剛出版的正式書籍。在寫作這篇文字時，需要正式的出版物，就到工作室對面街上「曉風書屋」買了一本。浙江大學出版社根據上述文本編輯出版了周老這本口述，書名為《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說實在，我對這個書名並不感到過癮，跟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有點接近，又跟賀拉斯的那句話：「抓住！快抓住那似水流年」也意思相仿。問題在於，篇幅上似乎壓縮和精簡了，葉芳徵集訂正意見之後（聽說邵燕祥先生對列印稿的訂正就達上百處），錯訛肯定大大減少了，語言上比原本更加文從字順，但出版社在編輯過程中極有可能「過濾」了一些體現周老思想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文字。我還沒有來得及核對這兩個文本，也沒有向出版社核實過，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但願不會損失太多。

這是一本個人史，更是一部百年民族史的折射。

周老的這本「百年口述」，從自己的家族淵源開始談起，細數從清末至今日的歷史變遷，透過敏銳的眼光和極強的個人記憶，講述曾經親身經歷或耳聞的情節和故事，從太平天國、救國會、抗日戰爭，到西遷大後方、國共合作、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直至「文化大革命」、五七幹校、尼克松訪華和改革開放，集中表現中國百年歷史的各大關鍵時刻及由此帶來的深遠影響，涉及的中外現代史上大量有影響力的人物。周有光先生善於在描述當時現場、事件、人物命運時，與中國之外的世界形成比較和參照，從而使我們了解到在必然歷史中的弔詭和迴轉。當然，作為一部個人史，必然要面對個人命運，他在口述中毫不掩飾地講述了自己的一生：從民國初普遍左傾、充滿活力的年輕知識精英分子中的一員，向一個力圖保持清醒思考，在有限的條件下為祖國服務的獨立知識分子的轉變過程。所有這一切，在書中始終能得以客觀的敘述，在敘述主體與政治事件以及社會波動之間，既保持一定距離，又置身其內。僅就這一點來看，除非具備一種大智慧，否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這本百年口述是豁達的、客觀的，也是幽默的、自嘲的。對一些傷害過他的人，他並不存有什麼芥蒂，總覺得是這個社會土壤和時代風氣使然，而對那些幫助過他的人，他是念念不忘的。周有光先生對自己的成就，往往付之一笑，對自己碰到的一些奇人趣事，或生命中意想不到的結果，總是穿插上一些自我調侃的「畫外音」。

而對那些最重要的事件和變故的處理，他的基調是：悲憫、達觀、平和。包括對戰時逃難、糧荒災難、飢餓時期和文革動亂，人民所受的折磨、洗劫和困頓，他時常抱有巨大的同情心，而對自己和家庭遭受的磨難，則採取豁達的態度對待之。當然，抗戰期間幼女小禾夭折，給他留下了不可彌合的創傷。在「五七幹校」中，他最難受的事，是陳光垚吐血去世、「走資派」的悲慘遭遇和倪海曙的趕馬車受傷，而不是自己的境遇。這正是周有光能度過多重劫難的精神基石，也是他將聲望、讚譽和成就視為芥末，將正義、人性、自由和民主奉為圭臬的因由。

依我的理解，其實周老之所以要做這個口述，並不僅僅是為自己「立此存照」，留下一幅個人和時代的精神肖像而已。做百年口述，就是以個人經驗和經歷作為啟蒙的工具和材料。啟蒙，仍然是啟蒙！對家國、社群和行將消失的事物，周有光先生以啟蒙之光打亮它們，賦予萬事萬物以人性、常識和精神的意味，不至於聽憑它們在萬劫不復的黑暗中沉淪與湮沒。這使我想起張潔一篇小說的標題：《愛，是不能忘記的》。

於是，我們在這本周老的口述史中看到，他是如何做這些啟蒙工作的。如果說，他的《文集》中的那些有關語言文字學、文化學和經濟社會隨筆組成了一個開啟民智、引領世界文化之潮的「交響曲」的話，那麼，這部「百年口述」就是個人經驗被中國和世界現代化之光激活的，與讀者極為親近的啟蒙精神「室內樂」。

就世界與中國，華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而言，雖然有了五四以來的各種論爭，各種觀點的碰撞也大體有了不少結論，但周老在晚年的獨立思考中，我們還是能得到不少新的啟迪。而有關社會制度、歷史階段和經濟規律等等討論，在「反右」至「文革」的某些嚴酷現實幹預之下，變成非常沉重的話題，甚至讓顧隨、孫冶方等人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周有光先生在耄耋之年的思索，更為我們平添了一份悲喜交集的感覺。

翻閱《周有光文集》，我們感到欣喜的是，華夏一脈的歷史文化正在周老這一輩人的持續努力下，稱得上「薪火相傳」而且大有匯合中西文化於一爐的希冀。比如，對於中西文化「河東河西」之論，周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現代是「雙文化時代」，把文化分為兩個層次：地區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周先生說：現代文化是全世界各個地區傳統文化的融合和升華，它是全人類的共同創造，是全世界「共創、共有、共享」的文化。

周有光先生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比如中國的儒家文化，先秦諸子的經典思想，每一個民族都可以熱愛甚至崇拜自己的傳統文化。但是，在現代，任何民族都無法離開覆蓋全世界的現代文化。現代文化的產生，不等於傳統文化的消滅。「河東河西」論是典型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是水平傳播的「不變論」。統治21世紀的，不是東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現代文化。周先生還告訴我們，現代文化的出現，使民族文化的作用發生了變化。文明古國不得不考慮傳統文化的價值。弘揚華夏文化，決不是提倡國粹主義。不能革新和發展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

四

讀著周老的這本百年口述，我突然感到，他本身就是一部歷史。作為讀者，我的人生就包含在他的生命內部，我的個人史在某種意義上就由這個「他者」的個人史書寫出來了，我們之間的關聯是如此密切，不可分割。比如，我出生在1958年，正好是周先生等人推出漢語拼音方案的元年；我不可能直接了解自己年幼時的社會環境，周老的口述史正好彌補了這個缺陷，因為周先生所述的是他親歷的「信史」。他生命中經歷的大事件，從「打麻雀」到「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與糧荒，文革和「牛棚」，「破四舊」與破天蓋地的大字報，還有林彪「自我爆炸」、唐山大地震，編織了我所能真正理解的時空之網，恰好標明了我所降臨的人世，是怎樣一種已經預設好的「史無前例」的境遇。

而周老對未來的信心，恰恰是建立在長時段、大尺度和長遠眼光基礎上的。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他總是抱著順應歷史進化和達觀的態度，充滿了內在的激情。關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曾對人說：「中國遲早要走這條路。人家說中國實現民主還需要30年，我說30年不算長。有人說，中國已經發展到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水平了，慢了150年。慢了150年也沒有關係，我們5000年也等過來了，不在乎這點了。」他看待天下大勢，就是將世界與本土互為參照，使之彼此穿透，獲得新的坐標。他說：「我為什麼不悲觀呢？用世界的眼光看，沒有悲觀的理由。假如是國家的眼光，可能是悲觀。全球化很重要，全球化必須改變我們的眼光，我們要從世界來看中國，不能從中國來看世界。」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了周老在百年口述中引人注目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在這百年變化莫測歷史中的「定力」，他所獨具的人格魅力。無論是政治運動，戰爭災禍，重大轉折，還是自身轉型中的種種變故，面對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他始終保持生命的底色，保持相當穩定的精神狀態，對他長期形成的觀念和價值，從不輕易改變而又有所靈活運用。正如資中筠先生說的，周老「完全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名利，寵辱不驚」，「周老已經徹底擺脫這一切，所以總能對自己的看法充滿自信，面對種種荒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無理與不公，都能付之一笑」。（見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資中筠「代序」，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10月）

作為百年的時代證人，同時又是參與者和觀察者，周有光既是積極介入的，又是超然的。這部「百年口述」的敘述基調，是將熱心腸和冷色調參合在一起。文革期間，周有光先生在寧夏平羅住「牛棚」，環境十分惡劣，水電和燃料十分匱乏，他的任務之一是燒爐子，對於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來說，仍是很繁重的活計，但他在口述中依然細緻地描繪周圍的環境，農民的生活狀況，幹活的程序和訣竅，說「我燒的這些煤釺石，燒了以後就把它一塊塊弄出來，弄得很好。有一次我還受到表揚，說我燒爐子沒有滅，還省了許多煤」。他在種黃瓜和經濟作物時，又想到了國際市場的行情，把它與厄瓜多的香蕉、以色列的農作物聯繫在一起，還經常思考寧夏這樣一個艱苦地區的的經濟發展問題。種完稻子之後，他居然還有心情研究芨芨草的特性和用途，觀察大雁糞雨奇觀，對大雁拉屎時的軍事化、集體化程度做了詳細的記錄。無事可做的時候，帶一本《新華字典》做字形分析，做音韻、偏旁和複合字研究，最後還幽默地說：「因為我用一本《新華字典》做材料、做研究，是不犯法的。」後來他把這樣的研究材料整理成一本書，書名就叫《漢字聲旁讀音便查》。

翻閱這本還飄著書香的《逝年如水》，當我讀到346頁中這一段時，內心五味俱陳，最後不禁為之動容：

在平羅種田，我做的最困難的就是挑秧。秧是濕漉漉的，全是水。田埂很窄，大概只有五寸寬，有的地方還不到五寸，滑得不得了。沒有辦法穿鞋，因為都是泥巴。你穿了鞋，這個鞋就陷在泥里，沒有辦法走路，一定會跌跟斗。挑秧，要從田埂上走過去，挑到插秧的地方，這一段路是非常困難的。我做這個工作大概做了三個半天。走這個又軟又滑的小田埂，要有技巧。走快了不行，否則沒有踩穩，人到跌倒的，那就滿身都是泥漿了，而且還會被罵。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了你的腳就粘住了。所以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腳踩穩趕快往前邁，這樣維持身體的平衡，不會跌倒。我呀，居然沒有一次跌倒在田裡。這件事呵，我到今天覺得還對自己非常滿意。我那個時候已經65歲了，還能挑秧，在又滑又爛的小路上田埂上走。

在閱讀周老「百年口述」的原始文本過程中，始終有喜悅、凝重和會意等諸多心情伴隨著我。在這裡，最大的感觸是周老是個行知合一，同時具備思想和行動激情的人，也是將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結合得極為到位的人。當然，他身上的首要特質依然是「科學」，在書中我每每感到他對事物感知之精細，可以用「洞悉幽微「來形容。他從不忘記以事實、細節和數據來說話。記憶的凹槽之所以那麼深刻，總是與記憶過程中的「用心」有關。對於七、八十年之前的人和事，他都能挑檢出來，從幽昧不明之處移向陽光朗照之所，這完全得益於「所思」的深刻，或者「舉一反三」之到位。

在周老那裡，科學精神是骨骼，人文關懷是其內心景觀。他的敘述又是那麼從容，簡直到了異常平靜的地步，不能不使人發出一聲喟嘆。一般而言，最為自信的人，往往會表現得出奇的冷峻或平和。周先生在敘述個人史的過程中，確實有極其冷峻的一面，有時甚至會覺得不近人情。如他在「百年口述」中「不斷的運動和改造」那一段，講到五十年代上海灘不時有人跳樓自殺的情景，特別是那位副處長在開會前將外衣掛在衣架上，開會時卻不見人，被發現打開窗戶跳樓，腦袋摔碎，血肉模糊的敘述，幾乎是將那種驚怖的情景再現了一次。但我們仔細一想，這只是一種真實的再現。那個時代的特異氛圍，政治運動中的無情冷酷，怎能用一種溫情脈脈的口吻去加以表述呢？而周老對底層百姓的生活，邊緣人物的命運，親屬鄰居中的小人物遭際，卻充滿了關懷、同情和施以援手的堅定。

我們在周老的口述中，看到了一種包容、寬厚和正義感，看到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不妥協，而又注意抗爭的策略。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溫和、溫情和「溫良恭儉讓」的文人士大夫傳統，儘管從根本上講，他是個世界主義者，是個接受現代國際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他從來就倡導躬行親歷，從來就不以激進為樂，從來就在歷史的深處尋找因由和答案。他的個性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是閱人無數而從不炫誇，與無數人共事而從不無端挑剔，經歷無數事件卻從不照搬經驗，自以為是。他對世上萬物永遠有好奇心，對專業哪怕是自己最精專的漢語拼音和語言文字學，從來不以權威自居，也從不孤立地研究各種專業：從經濟學、語言文字學到文化學。他的人格力量還在於能夠嚴格檢視自己的內心，承認自己在一些問題上沒有很好把握尺度，甚至還有不少錯失。本真，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一個百歲老人的本真與透徹，足以影響千百萬人。

在我看來，周老的通脫，來自他長期獨自開鑿「精神隧洞」，一旦貫通之後的豁然開朗，更源於他對於心智、勇氣和個人經驗的完整熔鑄。在痛苦思索人、社會和歷史，特別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件和變故之後，眼界和胸懷更為高遠。他已經站在文明和世界整體性歷史的高地來觀察事物。他將普遍人性中最為寶貴的成分，加以淬鍊和提純，升華為精神之尖頂，指示著我們在跋涉途中尋找的新的目標，這正是他在「啟蒙」工作中發出的最迷人的光芒。

同樣是在《四個四重奏》（小吉丁）中，艾略特這樣結束他的詩篇，藉此我們可以向傑出的啟蒙者周有光先生致意——

有了這種愛和這種召喚聲在心間和耳邊

我們不會停止探索

而我們探索的終端

將是我們啟程的地點

我們生平第一次知道的地方。

穿過未知的、記憶中的大門

留待發現的世界最後的那塊地方

就是我們過去的出發點；

在最長的河流的源頭

隱蔽的瀑布聲

蘋果林里孩子的歡笑

這些歡笑聲不被人們所知

因為人們沒有去尋找

只是在海潮間隙的寂靜里

聽到，隱隱約約地聽到。

啊，快，此地，此時，永遠——

一種極其單純的境界

（付的代價不比一切東西少）

當火舌絞成火結

烈火與玫瑰合二而一時

一切都會平安無事

世界萬物也會平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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