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祭魯迅

《吶喊》探源(三祭魯迅之一)　　　　 《吶喊》是魯迅的第一個小說集，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一塊重要的里程碑。它出版於1923年8月，到1930年1月已重印了13次，即平均連續7年每年都印了兩次，足見當時社會反響之巨；它塑造的狂人、孔乙己、華老栓、九斤老太、閏土等角色，都成為後世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學典型，阿Q更是成了某種思想標本，為民國以來的幾乎所有中國思想者所關注、端詳、剖析、拆解。而魯迅先生自己，對本書也非常看重，他於1935年3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里寫道：「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對自己的作品作如此正式的正面評價，在魯迅是極其罕見的，由此可見它在作者心中的份量。　　　　　　　　在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以前，魯迅幾乎默默無聞，除了少數同事、同鄉，知道有一位「教育部僉事周樹人」者，寥寥無幾。為什麼這一聲「吶喊」能一鳴驚人，從此屹立起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呢？　　　　　　　　在《吶喊》輯集出版時，魯迅先生為之專門寫了一段「自序」，敘述了自己「求學——立志——失望——消沉——起而戰鬥」的一段人生。它開篇就是這樣一段話：「我在年輕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而我偏苦於不能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夢」呢？　　　　　　　　那首先是關於世態炎涼的回憶，是對人間涼薄痛定思痛的追思；接著是對自己的求學之路的回顧，敘述自己選擇文學作為救國救民、改良社會的理想的由來，然後是對回潮的黑暗的深深的憂思：「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這是一道激昂上升後跌入低谷的精神曲線，是一幀極度絢爛後沉向深寂的靈魂畫卷，也是一段坎坷跌宕的複雜人生：深味了弱者的痛苦，敏感於人間的不平，奮發著尋求療治並升華為救國救民的理想，卻撞上了嚴峻的現實，不得不於沉默中重新打量人間世相。從1898年（入讀「江南水師學堂」）到1909年（離開日本）的這一段時間裡，青年周樹人求新學、立壯志、謁名師、結秘黨，奮分踔厲，奔走呼號，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踏實篤行，揮灑出一段璀燦激越、意氣風發的早年時光。然而，複雜的社會，詭譎的生活，讓他結結實實摔了一跤。當他因具體的行動分歧而與早年的同志分手、回到家鄉沉潛渡日時，經歷了短暫的革命洗禮的中國社會，迅速回歸黑暗， 「三民主義」、「五權分立」的理想「民國」，已然成了軍閥輪庄的賭場：短命皇帝、賄選總統、復辟辮帥、土匪總理，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中華民國」的失望，對辛亥革命的反思，對新衙門的厭惡，給他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陰影，其心境逐漸轉入悲苦激憤，在四顧茫然中鬱郁難伸，過著隱忍無奈、「抉心自噬」的艱難日子。激情洋溢的追求和跌入低谷後的痛苦相輔相成，極度異化的現實與無法屈從的艱難冰火交攻，冷凝成深味著孤寂而又「不能全忘」的「夢」，在魯迅的精神世界裡形成巨大的張力，撕裂著思想的深淵，成為其靈魂的底色。　　　　　　　　這種沉鬱複雜的底色，不僅源於豐富的人生經歷，更有淵博的學識為根基。從收入《魯迅全集》的最早的四篇論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我們會吃驚地發現，26歲的青年周樹人就嘗試了一次對人類文明主要成果的全景式的鳥瞰。這四篇文章最初發表的時間，依次是1907年12月、1908年6月、1908年8月和1908年2月（魯迅先生自署的寫作時間，則全部是1907年），它們所論述的內容，分別是概述從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濫觴到十九世紀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總其大成的生物進化論（《人之歷史》），介紹上訖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80-500）下至赫歇爾（1792-1871）的西方科學發展簡史（《科學史教篇》），橫跨中國上古傳說到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大師學說的中西文化比較和差異分析（《文化偏至論》），以及對數十名東西方一流文學藝術家的散點掃描（《摩羅詩力說》）。它們氣勢磅礴，筆意飛揚，雖不如中後期魯迅的筆墨老辣，但其時間跨度之大、學科覆蓋之廣，令人嘆為觀止，也足以想見作者的青年時代於治學求知方面所下的功夫。　　　　　　　　而在教育部僉事周樹人「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的同時，他儘管有隱忍、有消沉，儘管在表面上與一個碌碌無為的小公務員並無殊異，但他絕非在平庸混世。查魯迅日記中每年末例行的「書帳」，我得出兩個統計：在1912～1917這五年間，魯迅有帳可查的購書約950種，近4000冊，囊括經史子集、佛教經典、古籍拓片、稗官野史、筆記小品，幾乎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載體一網打盡；買這些書共耗銀洋約1580元，占他自留收入的五分之一強（當時魯迅每月約收入220元，要「寄二弟和三弟家用百元」），由此可窺見魯迅之於「鈔古碑」、「回到古代去」，實在是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實際上仍在孜孜矻矻地研究著。而據《魯迅著譯年表》所載，魯迅先生在這一段時間的校、譯著作就有11種（篇）——這可是一個「上班族」「業餘愛好」的成果啊！對這些文化典籍的潛心研究，也許確實與他早年投身的事業相去甚遠，但仍然是精神世界的砥礪和擴充——作為一個學習者、研究者的魯迅，其實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奮發精進，由此積澱而成的深厚文化底蘊，為他後來發出的「吶喊」，孕育了雄渾充盈的底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段「麻醉靈魂、沉入國民中」的日子裡，身為中央政府處級幹部的周樹人先生，卻絕不認同當時的風氣，他不僅不能乖巧地「與時俱進」，反而懷著「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故里寒雲惡，炎天凜夜長」這樣的憤世嫉俗，還參與了要求廢止袁世凱政府《教育綱要》的「過激行為」，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里所說的 「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的真義所在吧？我不由得想起西方那句有名的格言：「三十歲以後還在激烈，你這人可能沒頭腦；三十歲以前不曾激烈過，你這人肯定沒心肝！」——如果沒有那一系列「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招來的風吹雨打和磨礪淬鍊，任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也不可能成就沉鬱深刻、執著犀利的魯迅；如果沒有在看似「麻醉」的守常渡日中不能忘情於早年夢想的執著，就不可能隨時惦記著「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否則，那些不知被多少泰斗巨匠審視過的傳統文化，怎麼就偏偏讓魯迅「從字縫裡看出字來」了呢？　　　　　　　　正是這樣的追求和執著、隱忍和深思，這種早年的燦爛胸襟、青年的壯懷激烈、遇挫時的不苟流俗、鍥而不捨，才成就了這樣的魯迅，才孕育了這樣的「吶喊」。　　　　　　　　我們還可以再掃描一下魯迅成長的那個時代。在1892-1911年的「前辛亥革命」時期，「甲午慘敗」舉國震動，康有為「公車上書」轟動朝野，「八國聯軍」攻中國首都如探囊取物，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廣為流傳，陳天華難酬蹈海，章太炎慷慨赴獄，「鑒湖女俠」傳為美談，「革命軍中馬前卒」有口皆碑，汪精衛的「被逮口占」膾炙人口——這是一個國難頻仍、群情激憤的時代，也是一個輿論鼎沸、義舉飈至的時代。與此同時，上訖容閎啟動留學熱潮、嚴復譯介西方思想、蔡元培、吳稚暉、章士釗、梁啟超等人在《蘇報》、《民報》和《新民叢報》就國家前途的激烈爭論，下到陳獨秀和胡適等人主編的《新青年》、邵飄萍主筆的《京報》、林白水創辦的《新社會日報》——社會思潮是如此地風起雲湧而又源遠流長。魯迅生在這樣的時代，既接受了先行風氣的沐浴，又承受著前仆後繼的激蕩，一面感覺到令人窒息的「寂寞和悲哀」，一面也眼見了「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他之能在 「寂寞」、「悲哀」中沉思、深慟以至終於發為「吶喊」，也是時代進步的洪流在出現巨大落差時，跌宕而出的一聲特別凄厲的長嘯吧？　　　　　　　　不知這話是否拉得太遠了？我想到了更廣闊的世界近代史：從莎士比亞、彌爾頓到「長期國會」和「光榮革命」之於洛克、狄更斯；從伏爾泰、盧梭和「啟蒙運動」到「雅各賓恐怖」和「百日帝國」之於雨果、歐文；從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這一批先驅者和「十二月黨人」、1905年革命之於托爾斯泰、普列漢諾夫……時代風雲的醞釀和狂飆突進，與人文巨匠的誕生之間，不正是有著這種精神、血脈的蘊涵和聯繫嗎？　　　　　　　　從魯迅逝世到現在，70年過去了，我們這塊土地上又上演了多少大起大落的悲喜劇啊。但是，在後來的這些歷史跌宕、社會轉型的關口，可曾有人發出過魯迅這樣一鳴驚人、在歷史長河中久久迴響的「吶喊」嗎？這當然有社會的原因。但作為知識分子自己，是不是也該反躬自問一下：我們吸納了多少時代的風雲？積澱了多少文明的養料？在社會的江湖上摔打過幾次？在歷史的迷宮裡摸索了幾天？心中有多深的夢想？對人間有多少悲憫？在迎難而上或抓住機遇之際,在向社會亮相、作大聲疾呼之前，我們測試過自己的胸襟、檢查過自己的底氣嗎？　　　　　　　　　　　　　　　　　　　　　　　　　　　　　　　　　　2008-03-20再改　　　　　　《野草》遠眺（三祭魯迅之二)　　　　編定於1927年的《野草》，是魯迅一生的一個分水嶺：此前是激越的奔流，此後是深沉的汪洋。這片蒼茫的野草漫生在激流和汪洋的連接處，既是魯迅早年生活的總結，也是晚年魯迅定型的基調。　　　　　　　　先從生活軌跡來看。《野草》前的魯迅，自結束其學生生涯以後，就一直沒有安分過：他對時代還存熱望，對世道還想匡濟，為此不惜東奔西走、輾轉於途。從1909年歸國到1927年，始而省城，繼而故鄉，忽奔山會，又赴南京；隨國民政府北上，因生活風波南下；在廈門居不數月，忽而又投廣州，旋即遷居滬上，18年間，蓬轉萍飄。這其間，他做教師，任督學，充吏員，兼教授，編雜誌，上條陳，辦畫展，發演講，鬧學潮，打官司—— 一個文化人能做的一切，他幾乎全嘗試過了。雖然他在《吶喊自序》里說自己「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但觀其行跡，卻仍是個典型的刺兒頭，跡近如今所謂的「憤青」。但《野草》編出之後，魯迅在上海一住近10年，再也沒有挪窩，哪怕其間又遭遇了圍剿、攻擊、辱罵、恐嚇，射向他的明槍暗箭仍然一刻也沒停止過，甚至還有過國民黨特務要暗殺他的傳言，他一概報以藐視，凜然不動。而10年之間，除了堅定地捏緊他的「金不換」，再也沒有嘗試其他的行動：尊為「左聯」領導，他不熱心日常事務；因生活之需和書店打交道，他盡量託付友人；對共產黨的蘇區心存嚮往，卻謝絕了陳賡和瞿秋白的邀請，並不赴訪——種種跡象表明，他「定下來了」，對自己要做的事情、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他認定了，不再嘗試別的可能性了。　　　　　　　　再從著述風格來看。《野草》之前，那個忽而效法章太炎的古奧晦澀、忽而演練白話運動的通俗曉暢的周樹人，既有「戛劍生」的狂放，又有「令飛」、「迅行」的恣肆；既有以諧謔出深刻的《阿Q正傳》和《風波》，又在《傷逝》、《祝福》中以深情訴凄涼；送「熱風」一片古道熱腸，鞭《論衡》不惜劍拔弩張，還可以象《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藤野先生》那樣地娓娓道來，間或來一點《補天》、《奔月》那樣的神秘乖張。而自《野草》編定以後，從《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開始，直到他逝世前的《且介亭雜文》，雖然仍不乏種種嘻笑怒罵，但沉鬱犀利尖銳老辣的風格一以貫之；即便是被編入《故事新編》的《非攻》（1934）和《起死》（1935）這樣的小說，也與早年的《補天》、《奔月》風格迥異，截然不同。這時候的魯迅，「匕首和投槍」已然打造成型，不僅屢試不爽，而且顯然偏愛有加，甚至情有獨鍾，再也不願更換別樣的武器。　　　　　　　　由此，我將《野草》視為魯迅人生轉折的里程碑。　　　　　　　　我將《野草》看得如此之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它是詩。那些直抒胸臆的詩句，是靈魂最真誠的吁吐，是個人情懷最無保留的展現，對於一個不再謀求俗世事功，已經放下種種權謀機心的思想家來說，「文如其人」的集中表現，實在莫過於「詩言志」了。通觀《野草》全篇，除了那一首意在諷刺的《我的失戀》以外，沉鬱悲憤的心境和緊張焦灼的摯情，浸透了每一篇章；那種深味傷痛而剛毅自持的凜然，坦陳絕望卻絕不苟且的蒼涼，以及向無邊的黑暗以命相搏的決心，不正是晚年魯迅最突出的特點么？　　　　　　　　在開篇的《題辭》中，作者以「野草」和「地火」兩個意象為寄託，以「天地有如此靜穆」為背景，讓孤獨的「我」孑立其間，一面露布著深沉的憂憤，一面寄望於纖弱的生命，卻終不能釋懷於無可逃避的「朽腐」和「空虛」。所以，他剛剛肯定了野草的「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的頑強的活力，卻立刻轉入「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的痛切的陳詞——如此艱難滋生的生命，終於無改於「靜穆」和「空虛」，還有什麼樣的壯行能得生存、會有意義？這種悲情與熱望的交織和衝突，不僅使這篇序詩充滿了焦慮和緊張，令讀者生揪心的疼痛，還把這樣的痛切和悲涼，箭也似地貫穿了全部《野草》，直至那最後的「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這樣的混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的《一覺》。作為集子的結尾篇章，那其中「拚命生長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的沙漠中的草木，也是短暫的閃現希望，旋即結束於「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的無盡感謂中……　　　　　　　　緊接《題辭》之後的《秋夜》，讓枯樹、冷月、寒星、暗夜構成一幅陰森的圖畫，讓寂寞中麻木到對自己的發笑都失去知覺的自我，靜聽惡鳥那鬼魂夜遊般的怪叫，呆看小蟲撞火而亡的悲壯。那天空「奇怪而高」，那星星「眨著冷眼」，月亮「窘得發白」，在冷漠寂寥的這一切之中，「我」卻注意著那些「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的「蒼翠精緻的英雄們」——那竭力佯裝而終難達至的冷漠，愈發凸顯了拋撒不下、難以忘懷的執著。　　　　　　　　然後是虛實互換的《影的告別》，把由衷的傾吐冷置在一旁：「你」是徒具軀殼的皮相，「影」反而有執拗不苟的靈魂。「影」的「告別」，訴說著與黑暗的決絕和對光明的嚮往，而「你」的慨嘆，卻認證了黑暗的深重和光明的無望；那有靈魂的影子在一詠三嘆，嚴肅、凝重而又無奈、悵惘，「向黑暗裡彷徨於無地」；即將失去影子的「你」，還能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做點什麼呢？　　　　　　　　那本該是晶瑩剔透、輕盈純潔的《雪》，在作者眼裡卻是「孤獨的雪」、「死掉的雨」，面對「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悲涼的靈魂發不出美的禮讚，卻不由自主地去注視「無邊的曠野」和「涼冽的天宇」，好容易看到了它「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但那更廣遠的背景，卻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　　　　　　　　雪是如此，火又如何呢？那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所以枯焦」；它激揚著作者去想「快艦激起的浪花，洪爐噴出的烈焰」，但卻接近不得，剛剛拾起，「那冷氣已使我的指頭焦灼」，還不曾體驗到溫暖，就「燒穿了我的衣裳」，使驚慌失措的「我」，「終於碾死在車輪底下」。那是曾經鮮活而活力不再的生命？抑或是曾經生動而已然凍僵的思想？徒然燒盡，未免可惜；欲加撿拾，卻又危險異常——正如那一度嚮往風雲際會的壯志，亦如那曾經風起雲湧的思潮？面對這樣的現實，誰還敢向火取暖，誰又能不老老實實地龜縮在「天上凍雲瀰漫」、「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的「冰谷」中呢？令人兩難的「死火」，留下的是矛盾、困惑和痛苦，燒灼的是陷入絕地之中的沉重的迷茫。　　　　　　　　好不容易，我們能看到一篇《好的故事》，迷離恍惚中進入了一個 「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象一天雲錦」 的美景，花樹雞狗雲天游魚，開始「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它們各各流光溢彩，生意盎然，而且互相輝映，就在我們幾乎要為之陶醉的時候，作者卻驀地將它打破，揭穿它的縹緲和恍惚，指出它其實從未實在過——雲錦「皺蹙」，水波「陡立」，「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捏也捏不住，不得不重返於「昏暗的燈光」、「昏沉的夜」，原來，那隻不過是一個空寂無依的夢，以「好」的短暫，復陷我們於實實在在的黑夜，將好不容易喚醒的溫煦，仍按捺進深深的痛惜之中……　　　　　　　　在人生的轉折處，魯迅的心境是如此地沉痛復沉痛、悲涼復悲涼，是枯立於廣漠曠野「裸著全身，捏著利刃，然而也不擁抱，也不殺戮」的《復仇》；是「四面都是敵意」，「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的慘遭暴虐的耶酥；是獨自一人「向野地里蹌踉地闖進去」，只有「夜色跟在他後面」的《過客》；是「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卻「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的《這樣的戰士》；是認認真真開窗除穢卻換來「聰明人」的冷眼和「奴才」的叛賣的「傻子」。 他不會因孤獨而放棄，不屑於為求共鳴而修改。他假託了沉沒與黑暗中的「影子」，借它的「告別」傾訴著靈魂的剖白；他設定了困頓倔強的「過客」的角色，讓他與已在老去和將要長成的人類對話，表達了自己迎著暗夜投身於無望的征途、強忍疲憊和傷痛而不選擇休息的決心；他檢索出曾經生動過的思想文化的「死火」，面對燒盡的惋惜和冰凍的死滅這兩難的選擇，流露出不甘沉寂又把握不住奮勇的前景的惆悵；他讓「墓碣文」作為死屍的自述，發出直面人世的喝問，以不敢反顧的逃遁，反襯出無以作答的艱難；他希望成為「這樣的戰士」，即使敵我兩茫也要舉起投槍，毫不畏懼地迎向其實空無一物的「各式好花樣」；他以腳踏實地的「傻子」自勵，不憚於聰明人的嘲笑和奴才們的背叛，要把那穢氣撲鼻的破屋砸開一扇窗……在瀰漫於全集的沉鬱苦悶悲憤悵惘中，這一組自況的形象有如續戰的宣言，宣布著人到中年的魯迅仍要「既不安樂，也不死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來」，決不向各式仇敵「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即使面對「淡淡的血痕」，即使迎向「渺茫的悲苦」，他終將是一個戰鬥者！　　　　　　　　——激情澎湃的生命，在經過了這樣一片《野草》的迂擋阻遏之後，匯入的將是怎樣的汪洋，難道還需要探測嗎？對晚年魯迅的理解，難道還需要有更多的解說嗎？ 　　　　　　　　然而，理解先賢固然需要設身處地，但評價其價值卻是另外一回事。在我看來，安居滬上後的魯迅，沉鬱固沉鬱矣，卻似乎缺少了北平時代的熱切；老辣固老辣矣，卻顯然收斂了成名之初的鋒芒。他認定了蘇俄是中國未來的方向，歷史卻證明這是一場誤會；他更加地愛憎分明決不苟免，但他對敵我的劃分卻似乎太偏重人之品性，甚至有感情用事的跡象；他發出許多犀利的匕首和投槍，寒光閃爍，而其鋒芒所向卻多有失誤；他一如既往地鞭撻黑暗，而對中國社會的剖析和揭露，卻並未超過以前的深度……如果以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的標準來期待，晚年魯迅的思想和言行有很多瑕疵和缺憾，似乎說明他自定的基調有一些問題。那麼，這片從美學價值上看近乎登峰造極的《野草》，是不是暗藏著一些有待發掘的思想的泥沼？那些噴薄而出的沉鬱和悲涼，是不是也為魯迅的晚年投下了太多的陰影呢？我願以此疑問就教於識者。　　　　　　　　我明白，站在今天來審視前人的遺產，我們務必心存虔敬；在領會先哲的思想的同時，必須體察前輩的處境和情懷-——否則我們就極可能因一孔之見而沾沾自喜，把已經由時代普及的人類文明新成果，當成自己凌駕前賢的獨門法器，從而由自矜和苛刻走向浮淺和輕薄。但是，我們也切不可讓敬畏之心壓抑我們認知的激情和探究的精神，更不能在今天的認識深度和前賢的歷史豐碑之間犯削足適履的錯誤。偉人在前方高聳入雲，是為了讓我們能藉助他們的高度作更深遠的前瞻；《野草》美不勝收，卻並不就是思考辨析的禁地。要是看到我們只會由著審美快感而陷身泥沼卻不自知，魯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會痛心疾首的。　　　　　　魯迅先生，您說是嗎？　　　　　　　　　　　　　　　　　　　　　　　　　　　　　　　　　　　　　2008-03-21再改　　　　　　　　冷眼悲情睿見深　　——三祭魯迅之（三）　　　　魯迅不是完人，遭人詬病頗多，尤其是他的偏激和尖刻，更是生前就樹敵無數，死後仍授人以柄。他早年遇過庸醫，就以偏概全，把整個中醫一棍子打死，貶薄得恍若巫術；為女師大學潮怒罵楊蔭榆校長，竟挖苦到一個女教徒的婚姻狀況；他和新月社有隙，就把羅隆基等人因批判國民黨而遭受的打壓，比為「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似的境遇」；他因成見而苛責胡適，不僅對胡適忍辱負重的艱難努力視而不見，還屢加冷嘲熱諷；在臨死前寫下的遺囑中，他流露出對人世的深深怨憤，令初讀者寒徹骨髓……讀魯迅先生與同時代人物的論戰文字，常覺得那雙明察秋毫的睿眼中，冷凝著太多的猜疑和無情，固然洞穿了許多鬼影，卻也盯傷了許多好人，正如林語堂所說：「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被魯迅先生罵為「奴隸總管」的徐懋庸，送先生的輓聯卻是「仰公吊公，我唯問心；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如今讀來，仍能覺出那難言的哀傷和隱痛，令人扼腕而嘆……　　　　　　　　但是，如果你能沿著魯迅先生的心跡，去了解他的一生，就不難體察釀成那雙凜冽冷眼的無盡悲情——正是常人難以承受的艱難，淬鍊出那罕見的冷峻；是無數次明槍暗箭的中傷和猝不及防的攻擊，使他「不憚於用最壞的想法，去揣度中國人」。在魯迅成名之後，他的各個集子中的題序（跋）內容豐富、風格各異，但有一種悲憤之情一以貫之——　　　　　　　　「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1922年：《吶喊?自序》）　　　　　　　「我的生命……已經耗盡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1925年：《華蓋集?題記》）　　　　　　「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它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1926年：《墳?題記》）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1927年：《野草?題辭》）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1928年：《而已集?題辭》）　　　　　　「有幾個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補滿，以留彼國官廳的神經衰弱症的痕迹。但題目上卻改了幾個字，那是，以留此國的我或別人的神經衰弱的痕迹的了。」（1929年：《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　　　　　　　「流徙以來，斯業久廢，昔之所作，已如雲煙，……大器晚成，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於來哲也。」（1930年：《中國小說史略?題記》）　　　　　　「……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1931年：《<野草>英文譯本序》）　　　　　　　「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污衊的也有，但我們咬緊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1932年：《兩地書?序言》）　　　　　　「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見者不察，以為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於是就必欲置你畫者的死命了。」（1933年：《偽自由書?前記》）　　　　　「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戴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1934年：《准風月談?後記》）　　　　　　「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於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太大了。」（1935年：《且介亭雜文二集?序言》）　　　　　　　　——題序文字，多為作者情懷的夫子自道；而在魯迅先生有文集面世後的幾乎每一年間，都在吁吐著抑鬱和悲涼，表達著對人世涼薄、社會黑暗、人間鬼魅的激憤，有無限蒼茫的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憤慨，其創巨痛深，可想而知。查魯迅先生這14年間的生活軌跡，則同志誤解、兄弟失和、上司欺壓、權貴迫害、同事猜忌、文壇圍攻、同道冷箭、身後讒言……不一而足，明槍暗箭，防不勝防，這樣的人生際遇，會給他怎樣的感受呢？何況他還有少年失怙、家道中落投下的心理陰影，思想資源的積累也偏好於激憤、孤獨的一路（如對屈原、嵇康的情有獨鍾，對克爾凱廓爾、尼採的長期浸淫），使之對痛苦特別敏感，對危險特別警惕——如果我們不苛責先賢，而能作設身處地的體諒，就知道那些題序文字中的陰鬱和激憤，實在是他對環境的真實感受使然。　　　　　　　　而正是這樣的悲情和冷眼，使魯迅的目光無比犀利，對社會弊端及其思想根源的洞察力，遠遠超過同時代人。他不象李大釗似的熱情洋溢，不象陳獨秀那樣一往無前，沒有梁漱溟那種捨我其誰的擔當意識，也沒有胡適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篤定精神。在設計藍圖、匡救時弊、積極建構、踏實推行等方面，魯迅在上個世紀中國的志士仁人中，的確稍顯遜色。但他也沒犯下李大釗那種用理想主義揣度政治鬥爭的錯誤，不至於象陳獨秀那樣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訓才能從現實中猛醒；也沒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給毛澤東一類政治強人去當「王者師」；更不至於如胡適們那樣與虎謀皮，以「好人政府」肇始，卻以自取其辱告終。在參悟世事、透視黑暗、洞察人心、確診病源方面，他的深刻和睿智實在驚人，是上述諸人遠遠不及的，這也是我們至今無法繞過魯迅的主要原因。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認為：「魯迅一生始終愛憎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有那種既極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個性特徵。」林毓生說魯迅「外觀上他疏遠，淡漠，內心則悲憤，沉鬱；但他卻有一種誠摯的關懷和道德的熱情，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辯力表達他對中國文化危機的極度痛苦」，使其意識的主要特點是「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衝突。」（見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對魯迅情懷的這種體認，或許有助於我們對魯迅的冷峻和偏激作更深入的理解？　　　　　　　　善於感受和發現問題，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質，非如此無法持續展開他的思考，而且難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種種挫折，這一點，在自然科學和人文領域是一樣的。我們從來不會因科學工作者對種種問題鍥而不捨，就責備他們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為什麼就不能用類似的標準體諒人文思想者呢？科學家們的發明創造，歸根結底來自對自然界與人類慾望的矛盾，他正是對這類問題盯得緊、想得深、丟不開，才有研究的持續動力，在這一點上，人文思想者是與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學家在面對自然界的各種問題時，一般不會摻入感情因素，追究問題的興趣也不至於傷及他人；而思想家面對的問題，常常是人類生活中的困厄和災難，它們不可避免地要觸動感情，這種感情的強烈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思想者對問題的敏銳和執著。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悲觀的、敏銳的、冷眼看待世間萬象的人文學者，比樂觀的、中庸的、極力照顧人際平衡的人文學者，更接近思想的聖殿。偏執的深刻比從容的沖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國民寬容的國度養育了更多的思想家，或許奧秘就在這裡？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在思想的領域同樣如此，這不僅是指肉體的磨難，也包括、甚至更重要的是心靈的、精神的坎坷與重負。所以羅素說：「真正深刻的人類思想，都是產生於悲觀主義。」如果因這樣的偏執往往傷害著研究對象的思想感情，就對研究者責之以苛，以為避免那樣的詬病是一個思想者的必需，也許就會在自以為持平穩當之時，卻與思想的探索離得越來越遠。若以性格的沖淡平和、處事的周到平衡而論，周氏三兄弟中無疑是建人排首、作人次之、樹人較差，但他們各自在思想領域的成就呢？　　　　　　　　魯迅先生的一生，固然有本文開頭所列的種種缺憾，但如果沒有了這樣的缺憾，魯迅還能成其為魯迅嗎？　　　　 2008-03-22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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