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看世界》 古羅馬篇 總第四十回 基督教之盾——匈牙利王國的建立

第一百二十一節 阿瓦爾人和馬扎爾人

附：《歐亞草原》原始地理位置關係圖

說到「匈牙利」，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匈人，並認為今天的匈牙利人是匈奴的人的後代。然而我們看到的匈牙利人，其實是另一支游牧民族——馬扎爾人的後裔，馬扎爾人不僅不是匈人後裔，同時也不是其所屬的「阿爾泰語系」成員。事實上，馬扎爾人正是我們這階段所重點解讀的「烏拉爾人」的一員。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匈牙利草原之前是什麼情況。在強大的阿提拉帝國崩潰之後，從多瑙河中游到南俄草原都曾經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當初被匈人裹挾，加入游牧盛宴的各個部族，也開始為瓜分匈人的遺產而大打出手。這其中，最先重建匈牙利草原秩序的，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阿瓦爾人」。中國研究者更願意相信，阿瓦爾的標籤，最早屬於一支來自蒙古高原，並且與華夏文明發生過聯繫的游牧民族——柔然。不過，從地緣關係上來看，阿瓦爾人最初的來源地，很可能是在另一片高地「高加索地區」。　　所謂高加索地區，指的是黑海與裏海之間，南俄草原之南，由大、小高加索山脈所組成的那片高地。今天的「高加索國家」，通常指向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三個前蘇聯國家。另一個經常與「高加索」這個標籤聯繫在一起的，是種族問題。在四大人種中，白種人又被稱之為「高加索人種」，最早做出這項定義的人類學家相信，白種人最早起源於高加索地區。不管這種診斷是否準確，有一點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封閉的高加索地區，的確有一些獨特地緣特點。　　高加索地區的土著語言，與高加索人種普遍所屬的印歐、閃含語系不同，屬於獨立的「高加索語系」。在我們已經解讀過的歷史中，比印歐人更早遷西遷歐大陸的「伊比利亞人」，其語言就是屬於這一語系。今天，古伊比利亞人留在比利牛斯山脈西端的後裔「巴斯克人」，依然還頑強的保留著這份高加索基因（因此高加索語系，又稱「伊比利亞——高加索語系」）。單從這點來看，如果說歐洲各大民族，最早是以高加索地區為源頭，也的確有一定的邏輯性。　　鑒於高加索地區的面積和環境，這個語言孤島中仍然屬於高加索語系的人口，數量並不太多（尤其亞美尼亞語和亞塞拜然語，還分別屬於印歐語系和阿爾泰語系）。今天在高加索地區，屬於高加索語系的民族，大約有3、40支，比較為人所熟知的，有喬治亞人、車臣人等。除此之為，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小民族，這其中就包括一支以「阿瓦爾」命名的，人口數十萬的民族。　　在阿提拉雄據歐洲草原之時，除了把主攻方向定位為歐洲以外，也曾經試圖跨越高加索山脈，入侵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為了讓禍水東移，付出了巨大代價）。雖然這一計劃，執行起來並不順利，阿提拉也很快又把目標指向了歐洲。不過卻讓高加索山地的部落民，有機會搭順風車，前往歐洲去一試身手。我們並不知曉到底有多少高加索部落前往歐洲「掘金」，不過阿瓦爾人肯定是最成功了。在匈奴崩潰之後的草原世界，他們不僅擊敗了那些系出匈人的嫡系部落，也憑藉和倫巴底人的結盟，成功的在後者入主義大利半島後，接手潘諾尼亞地區。可以說，當時佔據整個多瑙河中游平原的阿瓦爾人，看起來很有希望再現匈人的輝煌。　　不過阿瓦人並沒有做到這點，在查理曼整合除不列顛、北歐以外，幾乎所以日耳曼人的力量之後，阿瓦爾人的草原帝國，也被法蘭克人擊潰了。可以說，正是憑藉幫助西方世界解除來自匈牙利草原的游牧威脅，法蘭克人的聲勢達到了頂峰，並且得以建立帝國。然而這片草原終究是屬於游牧民族的，阿瓦爾人消失後，一定會有新的游牧民族填補他們的真空。而這次異軍突起，勝者為王的，就是烏拉爾人中的「馬扎爾」部。與來自高加索的阿瓦爾人一樣，馬扎爾人原本也不是純粹的草原民族。不過他們並不是如很多人認為的那樣，來自伏爾加河中游，而是來自於亞洲的西西伯利亞平原。　　上一節曾經說過，芬蘭——烏戈爾語族的「伏爾加烏拉爾人」曾經向北方針葉林帶擴張，將原本生活在此的烏拉爾人，擠壓到了苔原地帶（當然，肯定也有部分被同化了）。不過針葉林帶並不僅僅存在於烏拉爾山脈以西的歐洲，在這條平均海拔不過500—— 1200米的山脈之東，同樣縱橫著貫穿整個亞洲北部的「亞寒帶針葉林帶」。那些從伏爾加河流域，遷往西西伯利亞的烏拉爾人，標籤就是「芬蘭——烏戈爾語族」中的「烏戈爾」。我們也可以將他們稱之為「烏戈爾人」。　　與東歐平原略有區別的是，遠離大西洋，並且有山脈阻隔的「西西伯利亞平原」，氣候要更加的嚴酷。由於氣溫過低，下遊河流遲遲不能解凍，奔流而下的河水只能漫流而出，使得西西伯利亞平原甚至有半數土地常年處於冰冷濕地狀態。氣候的影響也體現在植被帶上，在西西伯利亞南部，針葉林帶幾乎沒有經過溫帶闊葉林帶過渡，就與中亞草原相對接（中間當然還有過渡的「森林草原」帶了）。今天生活在這片針葉林帶的「烏戈爾語族」烏拉爾人，主要有漢特、曼西兩族（北部的苔原地帶，則為不屬於「芬蘭——烏戈爾語族」的涅涅茨人），俄國人還「大方」的為他們設立了個「漢特——曼西自治區」。　　馬扎爾人最初應該生活在西西伯利亞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帶。不過與來自高加索的阿瓦爾人是在匈人的帶領之下，變成了一支馳騁於歐洲的游牧民族不同。馬扎爾人走進草原的時間則是在匈人之後。我們知道，自匈人打通了西進之路後，亞洲游牧民族就開始一拔接一拔的向南俄草原滲透。這之後，最成功的當屬蒙古人了。而如果要論匈奴和蒙古兩大帝國之間，最成功的草原帝國最哪個，那肯定就是「突厥」了。只是相比蒙古人和匈人的西征，很多人並不知曉，也曾經亦有突厥化的游牧民族，在南俄草原建立過草原帝國。　　突厥語族的游牧民族滲透南俄草原的時間，應該是在公元6世紀末。這一時期西突厥帝國開始在中亞草原崛起。至於最終滲入歐洲的突厥人，是以什麼樣的政治標籤留下自己的印記，等到具體解讀基輔羅斯時會一併揭曉。現在我們還是先解決馬扎爾人的問題吧。依附於突厥人的馬扎爾人，曾經長期在南俄草原滯留。並且在突厥系民族的相互傾軋中求生。這種情況直到公元9世紀末才得以改變。至於這種改變是如何發生的，馬扎爾人就是如何變成匈牙利人的，我們下一節再接著解讀。

第一百二十二節 基督教之盾——匈牙利王國的建立

由於無法在南俄草原上應對阿爾泰語系部族的競爭，馬扎爾人在公元9世紀末被迫退入了特蘭西瓦尼亞高原。不過很顯然，馬扎爾人暫時還不想改變他們的游牧屬性，曾經幫助阿提拉橫掃西歐的「匈牙利草原」才是他們的目標。此時在匈牙利草原游牧的，仍然是在本世紀初，被查理曼擊潰了的阿瓦爾人（自那以後，阿瓦爾人內部一直處在分裂狀態）。至於與之相鄰的潘諾尼亞平原，則是以斯拉夫人為主。　　馬扎爾人命運改變的契機，出現在日耳曼人與摩拉維亞人之間的博弈中。我們知道，公元9世紀初，摩拉維亞人曾經代表斯拉夫民族，建立了第一個強大國家——大摩拉維亞國。摩拉維亞、斯洛伐克、波希米亞，乃至西里西亞、加利西亞、潘諾尼亞，都曾經為大摩拉維亞國所染指（上述地緣板塊都曾詳解過）。對於西斯拉夫人的做大，最不能容忍的當然就是同在中歐的日耳曼人了。從地緣結構上看，要是讓摩拉維亞人坐實了潘諾尼亞，那麼西斯拉夫與南斯拉夫地區就將連成一片。到那時，跑到羅馬去和教廷討論「羅馬皇帝」歸屬問題的，就可能是斯拉夫人了。　　出於遠交近攻的戰略原則，日耳曼人迫切希望匈牙利草原上，能夠出現一支強大的游牧民族，從背後夾擊摩拉維亞人。最終這個戰略機會，被馬扎爾人抓住了。在進佔匈牙利草原後，馬扎爾人也像匈人、阿瓦爾人那樣，開始向潘諾尼亞擴張。斯拉夫人的空間，則再一次的被迫向潘諾尼亞的邊緣收縮。　　從戰略層面來看，匈牙利草原的再次崛起，的確極大的損害了斯拉夫人的利益。10世紀初，大摩拉維亞國，被穿越「匈牙利門」的馬扎爾人所攻滅。此後不久（公元911年），固守日耳曼傳統的德意志人也選出自己的國王，與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蘭克人分道揚鑣。然而這個世界，即沒有永遠的敵人，也不會有永遠的朋友。當德意志人與馬扎爾人之間隔著斯拉夫人時，彼此可以因為利益走到一起。而當馬扎爾人已經控制了整個多瑙河中游地區，並且躍馬摩拉維亞時，這些來去如風的游牧者，又有什麼理由不溯多瑙河而上，去富庶的巴伐利亞高原劫掠一番呢？　　遭遇馬扎爾人威脅的，並不僅僅是巴伐利亞，如同當年阿提拉帝國的擴張一樣，「多瑙河中游平原」再一次成為了游牧民族入侵歐洲腹地各板塊的最佳跳板。義大利王國、拜占庭帝國，乃至法蘭西東部的萊茵河地區，都曾經遭遇馬扎爾人的侵擾。整個10世紀上半葉，西歐大陸都處在新的「黃色恐怖」中。當然，沒有南俄草原為後援，馬扎爾人所能集合的力量，並不足以讓那些日耳曼天主教國家臣服（至多十萬騎兵）。他們更多是以劫掠者的身份，出現在歐洲各國的土地上。　　如果是在查理曼時代，馬扎爾人並不足以對歐洲各國造成威脅。問題是，查理曼帝國的輝煌只是曇花一現。現在的歐洲，正處在各自為戰的封建割據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有新的帝國出現，才有可能集合起足夠的力量來反制馬扎爾人。那麼，這個新帝國在哪呢？看看馬扎爾人縱深歐洲的時間點，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它就是「神聖羅馬帝國」。事實上，奧託大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戰役，就是集合德意志諸國的軍隊，一舉擊潰再次入侵巴伐利亞的馬扎爾人（公元955年）。　　一如當年查理曼憑藉擊敗阿瓦爾人，而在天主教世界獲得無上榮耀，並登頂帝位一樣。擊敗馬扎爾人的奧託大帝，也代表德意志人進軍羅馬，並成為了天主教世界新的守護者。不過客觀來說，法蘭克人要做的更漂亮，他們上次可是橫掃潘諾尼亞（甚至攻陷了阿瓦爾人在匈牙利草原上的王庭），徹底擊跨了阿瓦爾人；而德意志人的「神聖羅馬帝國」比之「查理曼帝國」 畢竟少了高盧，這次只是打了一個漂亮的防禦戰，並沒有實力在「匈牙利門」以東地區有所作為。　　不過當初查理曼雖然在多瑙河中游取得大勝，但終究也沒能佔住潘諾尼亞（反而緩解了斯拉夫人的壓力，讓摩拉維亞做大）。雖然以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來說，西歐國家還是有機會奪取潘諾尼亞，並與匈牙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劃江而治（就像羅馬帝國當年在這裡做的那樣），但要想入主匈牙利草原，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多瑙河中游地區會一直會成為西歐身邊的定時炸彈呢？當然也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於馬扎人的態度了。　　其實有一片草原在身邊。西歐諸國的固然不得安寧，但這片草原的主人也同樣有他們的無奈。要知道身處喀爾巴阡山脈之西的匈牙利草原，相當於歐亞大草原在歐洲腹地的一片飛地。一方面，自己必須獨立面對整個西歐的壓力。如果對手能夠一定程度統一的話，自己能否坐穩潘諾尼亞都成問題，更別說繼續向西擴張了；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內部的分裂性，比起基督教國家來說要厲害的多。南俄草原當下已經是阿爾泰語系游牧民族的天下了。今天馬扎爾人可以取代阿瓦爾人，成為匈牙利草原的主人，他日突厥人一旦整合好了南俄草原，也一定會試圖跨越喀爾巴阡山脈。　　為了不步匈人、阿瓦爾人的後塵，在歷史跨入新千年的時刻（公元1001年），馬扎爾人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接受羅馬天主教為國教，並從羅馬教皇手上，接過匈牙利王國的王冠。也就是說，游牧的馬扎爾人，從這一刻起變身成為了基督教世界的「匈牙利王國」。 「匈牙利」這個標籤，並非得自於烏拉爾語，而是很有可能是源自於「匈人」，畢竟阿提拉就是從這裡，對歐洲發動強大攻勢的。在馬扎兒人到來之前，歐洲人就已經將這片土地稱之為「匈牙利」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拉大旗作虎皮，對馬扎爾人都沒有壞處。不過現在我們知道了，最終成為這片土地常住民的，卻是草原上的異類，說著烏拉爾語的「馬扎爾人」。　　匈牙利王國的建立，對於整個西方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地緣大事件。匈牙利草原乃至整個多瑙河中游平原，從游牧民族入侵西歐的跳板，華麗轉身為基督教世界的保護者。為此，匈牙利也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基督教之盾」的美譽。同時，馬扎爾人也因此獲得了巨大的地緣利益。由於馬扎爾人的歸附，西歐諸國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將潘諾尼亞作為抵禦游牧入侵的前線了。換句話說，匈牙利王國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潘諾尼亞地區的所有者。　　從地緣結構上看，把潘諾尼亞的利益讓給馬扎爾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畢竟你要是仍然把他們限制在草原之上，那麼這個民族終究也還是不可能融於基督教世界的。在教廷明確把潘諾尼亞交給匈牙利王國後，馬扎兒人勢必會將自己的重心向西偏移，大部分馬扎爾人，也將完成定居化、農業化進程。不過這一進程，對於馬扎爾人來說卻未必是好事。要知道，被羅馬開發了數百年的潘諾尼亞，人口潛力相比匈牙利草原，是有很大優勢的。在日耳曼大遷徙之後，填補空間的是來自北方的斯拉夫人。　　馬扎爾人所面臨的風險是，人數較少、文明程度更低的游牧、漁獵民族，雖然有能力完成征服工作，但卻總是更容易被人數較多、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民族所融合。然而這種情況，卻並沒有出現在馬扎爾人身上。這首先是由於馬扎爾人通過成為「基督教之盾」，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獲得了特殊的地緣地位。簡單點說，馬扎爾人血液中的游牧文化，現在非但不再被貼上「野蠻」的標籤，反而成為了各方認可的、必須保留的基因。在這種情況下，馬扎爾人也沒有必要，為他們獨特的語言感、文化感到自卑了。　　其次，馬扎爾人在潘諾尼亞所面對的優勢民族（人數上），是長期被日耳曼人視為蠻族的斯拉夫人。這些斯拉夫成為天主教徒的時間，並不比馬扎爾人早多少，因此在馬扎爾人面前也沒有文明優勢。第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系出日耳曼民族的西歐諸國，也絕不會願意看到一個，斯拉夫化的匈牙利王國，出現在多瑙河中游。一個明顯不屬於斯拉夫文化的匈牙利王國，橫亘在西斯拉夫與南斯拉夫之間，才最西歐諸國的利益。　　正是由於匈牙利王國的特殊地緣地位，今天我們才能夠在喀爾巴阡盆地中，看到一塊烏拉爾人飛地。當然，在長達千年的融合過程中，馬扎爾人也改變了很多。這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通過與原住民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融合，馬扎爾人的種族特徵已經明顯高加索化，以至於我們甚至不能將之定義為混合民族了。不過對於身處歐洲腹地的馬扎爾人來說，這種改變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碼他們的存在，不會顯得那麼突兀了。　　其實匈牙利王國的成立，為馬扎爾人帶來的地緣利益，並不止於坐實了潘諾尼亞。最起碼馬扎爾人，還可以染指同在喀爾巴阡山脈之西的特蘭西瓦尼亞高原。而如果控制了特蘭西瓦尼亞地區，也就對與之同屬「達契亞」板塊的摩爾多瓦丘陵、瓦拉幾亞平原（多瑙河下游平原）擁有了地緣優勢。對於羅馬教廷來說，他們倒是很樂見這種情況出現的。基於地緣位置的原因，東正教世界會對達契亞更有優勢。尤其在匈牙利成為天主教國家前十幾年，東歐草原上的「東斯拉夫人」（基輔羅斯），剛剛宣布接受東正教成為國教。　　在上述背景下，匈牙利王國不僅是「基督教之盾」，也是羅馬天主教對抗東正教的前線。匈牙利王國能否控制達契亞的地緣意義，由此也上升了一個層級。至於匈牙利人究竟有沒有做到，他們所面臨的主要對手又是誰，我們下一節再接著解讀。

第一百二十三節 保加爾人（上）

從地緣關係上看，匈牙利這面立足多瑙河中游的「基督教之盾」，所庇護的主要是建立在西羅馬帝國廢墟上的，日耳曼——天主教世界。至於身處東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國，要是也想有面「盾牌」，幫助抵禦來自南俄草原的壓力，也可在多瑙河下游，建立一個信仰東正教的緩衝國。當然，以拜占庭帝國所奉行的東方集權體制來看，初衷肯定是希望有一支政治、宗教上都服從自己的邊緣民族，幫助自己固守北方邊境了（而不是讓其單獨建國）。　　在拜占庭所面對的諸多邊緣民族中，從中歐森林中走出來的斯拉夫人應該是最適合承擔上述任務的民族。公元6世紀，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後，斯拉夫人開始在歐洲地緣政治舞台上，承擔新的「蠻族」角色。大量斯拉夫部落，從中歐平原向多瑙河中游地區遷徙。公元7世紀，斯拉夫人開始向巴爾幹半島北部山地，及多瑙河下游擴散。對於以羅馬繼承人自居的拜占庭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只不過之前羅馬所面對的，是日耳曼人罷了。　　將願意服從自己管理的邊緣民族放入邊境地區，以抵禦更加「野蠻」的邊緣民族入侵，在羅馬帝國時期就已經是通行的做法了。日耳曼人就曾經長期承擔這樣的角色。不過這樣做的負面效果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容易在邊境地區形成半獨立的、有別於主體民族的「自治區」。在帝國控制力下降時脫離中央政府的管控，甚至反客為主、覬覦中央政權。然而問題在於，決策者並非看不到這點，而是迫於壓力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畢竟資源是有限的，將一部分入侵者變成帝國邊境的守衛者，技術上可以起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減少中央政府的資源投入。　　從戰略層面來看，北線並不是帝國經營的重心所在。拜占庭所面臨的主要壓力，始終還是來自東方（薩珊波斯、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因此帝國會更傾向於吸收部分斯拉夫人，乃至游牧民族加入軍隊，並讓他們出現在東方戰場上（而不是與他們的同族對抗）。這樣做的話，地緣政治風險要更小一些。不過對於拜占庭來說，這樣的做法，本身並無助於緩解北方壓力。換句話說，斯拉夫人在巴爾幹半島北部的滲透，終究還是會影響到帝國安全的。　　從地緣關係上來看斯拉夫人在巴爾幹半島西北山地，乃至潘諾尼亞的滲透，並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威脅，他們在這一地區所威脅到的，主要是義大利半島的安全。不過遷徙到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就必須允許足夠的重視了。因為多瑙河下游，到君士坦丁堡之間，並沒有足夠的障礙。不管是斯拉夫人還是游牧民族，都有可能直接威脅到帝國中心的安全。當然，拜占庭帝國還是可以用「以夷制夷」的手段，讓斯拉夫人和游牧民族互相牽制，以緩解自己的北方壓力。問題是，在「三國殺」局面里，組合永遠不會只有一種。從平衡角度看，兩股相對弱勢的力量，反而會更容易結盟。　　讓拜占庭人最擔心的局面，出現在公元7世紀末。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和一支來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爾人，結合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保加利亞」。當然，這個所謂的「結合」，最初肯定是經歷了一番博弈的，只不過雙方很快就發現，基於所處的地緣位置，只有聯合起來、取長補短，才有機會在這塊「四戰之地」生存下來。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結合的案例，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日耳曼入侵西羅馬時期，日耳曼系的「汪達爾人」，以及被匈人擠壓出草原的部分「阿蘭人」，就曾經結盟西遷，並最終在北非建立「汪達爾-阿蘭王國」。不過兩支屬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並不多見。除非他們各自需要對方的長處，來共同應對外部壓力。就這一點來說，斯拉夫人的選擇很好理解。因為從技術上看，一馬平川的多瑙河下游平原並不能給斯拉夫人提供保護，不被拜占庭帝國所整合，也會被游牧民族所侵擾。比較讓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游牧的保加爾人，會選擇在多瑙河下游定居下來，並且與斯拉夫人達成和解。究竟是什麼樣的壓力，讓他們做出了這不同尋常的選擇呢？　　保加爾人的壓力，來自於在中世紀初期，橫掃亞洲草原的「突厥」。公元6世紀末，突厥人統一亞洲草原，並隨後以蒙古高原、中亞草原為基礎，分裂為東、西突厥。與此同時，南俄草原也未能躲過這股突厥化浪潮。在那些突厥化的民族中，保加爾人要顯得特別一些。因為他們並不是在突厥崛起之後，再借勢進入南俄草原的，而是在匈人西征時來到歐洲的「老移民」了。也就是說，最起碼從政治角度看，保加爾人可以算是匈人後裔。　　現在的「保加爾人」，已經算是「斯拉夫人+保加爾人」的混和體了，所以游牧階段的保加爾人可以區別稱之為「古保加爾人」。在阿提拉帝國崩潰後的南俄草原，古保加爾人最初是游牧於頓河一帶。不過在新的突厥系游牧民族進入南俄草原，並且坐大後，古保加爾人的生存空間，就被迫向草原邊緣的溫帶森林地帶轉移了。多瑙河下游並不是保加爾人遷徙的唯一方向。處在森林邊緣的伏爾加/卡馬河河口一帶，也是保加爾人的遷徙方向，在這裡他們融合了部分烏拉爾人，並為這個地緣樞紐貼上了一個新的標籤——「伏爾加保加利亞」。　　前面我們曾經說過，當下以喀山為中心的伏爾加/卡馬河口地區，俄國人建制有「韃靼斯坦共和國」，地緣標籤也轉變為「伏爾加韃靼」了。儘管有時伏爾加韃靼人也會被稱之為「新保加爾人」，但他們其實更多是蒙古西征的產物（當然肯定融合了部分保加爾人，就像保加爾人也融合了部分烏拉爾人一樣）。真正還能算是古保加爾人後裔的是一支被稱之為「楚瓦什」的民族。今天在韃靼共和國西北部，與之接壤的「楚瓦什共和國」，就是「伏爾加保加爾人」在地緣政治版圖上的遺存。　　楚瓦什人，應該是這個世界上現存的，最有可能的匈人後裔了。這支把族源上溯到「伏爾加保加利亞」的民族，也是唯一仍在使用古保加爾語的民族。儘管楚瓦什語被歸入了突厥語族（保加爾語支），但它與那些真正的「突厥語」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簡單點說，從塔里木盆地到黑海之濱的土地上，分布的各個突厥系民族，在語言大體上都能互通（相當於方言的區別），只有楚瓦什人說的所謂「突厥語」是個例外。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楚瓦什人和古保加爾人，是匈人西征而不是突厥西擴的產物。　　相比「伏爾加保加利亞」以及楚瓦什人，大家更為熟悉的應該是成功把民族標籤，保留進當代地緣政治體系的「保加利亞共和國」了。然而今天的保加利亞人，雖然還掛著這個標籤，卻早已失去了繼承匈人地緣遺產的資格了。原因很簡單，入主多瑙河下游的保加爾人，並沒有像馬扎爾人那樣同化掉領地範圍內的斯拉夫人，而是反過來被斯拉夫人所同化，變成了「南斯拉夫」民族的一支。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下一節再接著分析。

第一百二十四節 保加爾人（中）

就地理結構而言，多瑙河下游處在喀爾巴阡山與巴爾幹山脈所圍就而成的一個，面朝黑海的開放式盆地。其中巴爾幹山脈也是多瑙河下游平原，與「巴爾幹半島」的地理分割線。從內部結構上看，多瑙河下游可以分為三部分。除了東北部的多瑙河三角洲以外，多瑙河將整個下游地區一切為二，分為了南北兩部分。北部與喀爾巴阡山脈之間地勢平、縱深寬。狹義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即意單指這部分平原（今羅馬尼亞境內）。14世紀，這裡曾經建立有「瓦拉幾亞公國」，因此亦可稱之為「瓦拉幾亞平原」；南部則與巴爾幹山脈距離較近，地勢較高、縱深較窄，整體呈現平原、台地相間的地貌（今保加利亞境內）。　　對於擁有機動優勢的游牧民族來說，從多瑙河三角洲，進入地勢平坦的瓦拉幾亞地區要相對容易。這也使得當年圖拉真為帝國吞併的達契亞行省，只能控制瓦拉幾亞平原的西部。不過大部分時候，羅馬包括後來的拜占庭會更傾向於依靠多瑙河下游這道天然防線，劃定自己的北方邊境（代價就是而放棄瓦拉幾亞平原）。從多瑙河中游遷徙而來，為拜占庭帝國固守北方邊境的斯拉夫人也分布於多瑙河南岸。　　不過羅馬對達契亞地區一個半世紀的經營，也並非一無所獲。最起碼包括瓦拉幾亞平原、特蘭西瓦尼亞高原，以及摩爾多瓦丘陵在內的達契亞地區，完成了拉丁化進程。那些由羅馬-色雷斯人融合而成的「拉丁化達契亞人」，之所以在羅馬放棄多瑙河北岸之後，仍然願意以拉丁人自居，根本原因在於羅馬文明的優越感。特蘭西瓦尼亞高原，則成為了這些羅馬尼亞人祖先的庇護地。即使摩爾多瓦、瓦拉幾亞地區，受到外族強力衝擊，造成拉丁人口大量減少，特蘭西瓦尼亞高原也能很快在對手勢弱時，為這兩個關聯區域補充人口。這也使得不管是匈人、阿瓦爾人，還是準備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爾人、馬扎爾人，都沒有辦法真正合達契亞地區。　　古保加爾人在多瑙河下游建立國家的時間，是在公元7世紀末。按照這些游牧者的最初想法，他們應當是希望建立一個游牧——農耕混合體國家。多瑙河下游的氣候環境，看起來也可以滿足這一需要。其中多瑙河三角洲為核心的區域，屬於降水較少溫帶草原性氣候，過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帶，一直向西延伸到喀爾巴阡山麓。長久以來，這一區域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巴爾幹半島的跳板（也是歐亞草原的西部起點）。理論上，古保加爾人佔住這個風水寶地，然後再控制巴爾幹半島的農耕民族，應該有機會建立一個兼具農牧優勢的王國了。　　維持一個游牧、農耕二元結構的王國，並非沒有可能。不過如果游牧者希望在保留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成為主導者，領土內就需要有遠大於農業地區面積的草原。就這一點來說，公元10——12世紀與宋共存的「遼」，算是做的比較成功的。為了協調游牧、農耕兩股力量，契丹人開創了一國兩制模式——「兩院制」。以兩套體制分別管理華北地區北部的漢地和蒙古草原。反之，如果境內沒有足夠的草原，勢必將無法維持游牧人口、文化存在感。其結果就是導致被農耕民族所同化。就這一技術要求來看，多瑙河三角洲一帶的那點草原，顯然是無法滿足這一要求的。有鑒於此，保加爾人索性徹底擺脫了對草原的眷戀，選擇了與多瑙河南岸的斯拉夫人融合，變身成為一個定居民族。這樣的話，多瑙河這道曾經庇護羅馬數百年的天然防線，也就成了新生的「保加利亞王國」的守護者。　　對「保加利亞」的出現，最感不安的當屬拜占庭帝國了。失去了多瑙河這條天然防線，巴爾幹山脈以南，直至馬其頓的「色雷斯」地區，就完全暴露在了保加利亞人的面前，位於東色雷斯（今屬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自然也是壓力倍增。不過在公元7世紀末，還帶有強烈游牧基因的「保加利亞人」並非是唯一出現在帝國邊境的新生力量。在亞洲方向，借力伊斯蘭教實現統一的阿拉伯人，已經在半個世紀前攻滅了薩珊波斯，建立了面積更廣、更為強大的「阿拉伯帝國」。在古保加爾人躍馬多瑙河岸時，阿拉伯人也從拜占庭人手中，奪取了包括埃及、利比亞東部在內的北非地區。這些原本更熟悉在沙漠中穿行的游牧者，甚至開始打造屬於自己的海軍，從海路直接對君士坦丁堡發動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拜占庭並沒有精力阻止「保加利亞」出現，只能暫時承認它的存在。　　雖然保加利亞的出現，讓拜占庭帝國失去了多瑙河防線，但從客觀效果來看，保加利亞也可以成為拜占庭與南俄草原之間的緩衝國，讓帝國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衝擊。當然，每個國家都會從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站在保加利亞的角度來看，肯定不想讓自己只是去充當別人的屏障。這些游牧者之所以選擇渡過多瑙河，更多是垂涎於拜占庭帝國的富庶。往小了說，他們希望不時的去往拜占庭打打草谷（或者逼迫拜占庭以金錢換和平）；往大了說，既然日耳曼人有機會繼承西羅馬的衣缽，為什麼保加爾人就不能在東羅馬有同樣的想法呢？　　不過，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在阿拉伯帝國的擠壓下，拜占庭已經失去了亞洲和非洲的領土（如果將小亞細亞視為歐洲的話），但仍然還保有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半島的控制權。當然此時的拜占庭帝國，在地緣結構上已經不能算是橫跨東地中海的「東羅馬帝國」，而是一個希臘化的「愛琴海帝國」了。拜占庭人應該對這種變化，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他們甚至在公元7世紀初，就讓希臘語取代拉丁語，升級為帝國唯一的官方語言。　　與拜占庭的希臘化一樣，游牧的保加爾人在進入多瑙河南岸後，也必須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學習適應定居生活。基於斯拉夫化在這方面更有優勢，保加爾人的斯拉夫化，似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不過從伏爾加保加爾人，以及後來馬扎爾人的案例來看，多瑙河下游的保加爾人，應該還是有機會保留更多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不是到後來，僅僅留下一個阿爾泰游牧民族的標籤（保加利亞）。問題在於，哪樣做對保加爾人更有利。　　語言是最顯性辨識民族身份的標籤。比如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看起來有56個民族的國度，但「多數民族」與那些在語言上沒有差異的所謂「少數民族」，彼此之間基本不會有心理距離感。古保加爾人斯拉夫化的一大標誌，就是在語言上斯拉夫化了。至於保加爾人為什麼要主動這麼做，看看他們所處的地緣位置就會明白了。　　作為匈人的繼承者，保加爾人是因為受到新移民歐洲的突厥民族的擠壓，才被迫南下的。這也意味著他們沒有機會，從草原上吸收新鮮血液補充自己。拜占庭化或者說希臘化，也是一種選擇。不過以拜占庭所奉行的集權體制來看，這意味著保加利亞將喪失自己的獨立地位。在這種南有狼、北有虎的境遇下，已經滲透到巴爾幹半島北部，「幫助」拜占庭人防禦匈牙利草原壓力的「南斯拉夫人」，成為了保加利亞人壯大自己的目標。　　實際上，純粹在多瑙河下游比較古保加爾人與斯拉夫人的人口，後者並沒有太大優勢（共有7個部落）。也就是說，如果保加爾人不作出妥協的話，他們其實還是有機會讓這些斯拉夫人變成真正的保加爾人的。不過，當你把整個南斯拉夫地區都作為擴張方向時，就會發現在語言、文化上斯拉夫人化（同時在政治上保持統治地位），會更具可操作性。也許滿洲人的經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進程。假如當初滿洲人沒有入關，而是只立足在在關外建立一個類似高句麗的王國，那麼明帝國留在遼西、遼東的遺民，最終勢必會滿洲化（或者說八旗化）。然而當整個中央之國展現在滿洲人面前時，面對被征服民族絕對優勢的人口，再堅守自己原本並無優勢的語言、文化，就會人為設置政治擴張的障礙了。　　從拜占庭手中奪取巴爾幹北部控制權的進程，前後延綿了將近100多年。在這個過程中，雙方進行了無數殘酷的戰爭。拜占庭的軍隊曾經多次橫掃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也幾度兵臨君士坦丁堡。總的來說，保加利亞人還是成功的擴張了自己的空間。及至公元9世紀上半葉，塞爾維亞（多瑙河以南部分）、馬其頓北部高地（也就是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部分）、巴爾幹山脈之南的北色雷斯地區（今保加利亞南部），成為了保加利亞王國的新領地。至於拜占庭帝國則力保包括東、南色雷斯、南馬其頓等板塊在內的，愛琴海沿岸地區不失，以避免帝國崩潰。在這個過程中，拜占庭的優勢海軍起到了關係作用。　　在與拜占庭博弈的這100多年時間裡，保加利亞也全面完成了它的斯拉夫進程。唯一還能體現出遊牧基因的，就只有保加利亞之名，以及最高統治者所保留的「可汗」稱號了。然而縱觀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儼然成為「南斯拉夫」代言人的保加利亞，處境卻並不樂觀。在斯拉夫化之後，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民族命運再作出一項新的選擇。至於為什麼要做，又究竟要做什麼樣的選擇，我們下一節再接著分析。

第一百二十五節 保加爾人（下）

保加利亞的所面臨的抉擇，就是應該信什麼教。中世紀的西方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就是在西方古典時期相爭的幾大板塊，都已經先後拋棄了多神信仰。其中歐洲成為基督教的天下，亞洲則青出於藍的創立了「一神教3.0版」的伊斯蘭教，並從歐洲人手中奪取了北非的控制權（甚至滲透至伊比利亞半島）。　　在公元9世紀以前，基督教世界暫時並沒有以宗教為武器，向外擴張的想法。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這方面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對羅馬教廷的控制上（以力保在日耳曼世界的影響力）；內鬥不休的日耳曼世界，也有先知先覺者意識到了，可以通過與羅馬教廷的結盟，合法繼承「西羅馬帝國」的衣缽，進而統一日耳曼世界。這個先知先覺者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法蘭克人了。　　公元800年，查理曼被羅馬教廷加冕為羅馬皇帝。並與拜占庭帝國達成和解，把統治範圍限定在了西羅馬的土地上。羅馬教廷也因為有了法蘭克人作為新保護者，進而脫離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儘管雙方在公元12世紀中葉才算正式分裂，但事實上，從查理曼帝國建立那天起，拜占庭帝國就已經清楚，再無可能恢復在西羅馬故土上的影響力了。因此我們也可以在現在，就使用天主教、東正教的標籤，來區分彼此。　　從本質上說，教派的分裂是緣於地緣上的割裂。反過來，分裂的格局也會讓雙方刻意強化彼此的不同。至於東正教和天主教發展到後來，到底有多少細節差異，並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對於被洗腦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能夠意識到的，估計只有一點，那就是東正教是用希臘語在傳播教義，而天主教的傳教士，用的則是古拉丁語。　　當整個歐洲被分裂為涇渭分明的兩大世界：法蘭克——天主教；拜占庭——東正教世界時，位於歐洲中東部的斯拉夫世界，就成為了雙方都力圖開拓的「藍海」了。在這個問題上，拜占庭帝國稍稍佔了點先機。基於遠交近攻的原則，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個強大國家——大摩拉維亞國，主動選擇了東正教。問題是，東線壓力山大的拜占庭帝國，甚至在控制巴爾幹半島北部都力不從心，更別說為遠在中歐的西斯拉夫人提供支撐了。很快，包括摩拉維亞、波希米亞、波蘭等在內的西斯拉夫板塊，還是成為了天主教世界的一員。而東正教傳教士做的最大貢獻，應該就是為斯拉夫人創造了一套源於希臘字母的「斯拉夫語字母」（西里爾字母）了。　　當摩拉維亞人試圖統一「西斯拉夫」世界時，在巴爾幹半島北部站穩腳跟的保加爾人，也在對「南斯拉夫人」做著整合工作。同樣的，需要擺脫「蠻族」身份的，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亞也需要在宗教問題上做出選擇。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本質上並不是一個信仰問題，而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參考摩拉維亞人的邏輯，一直與拜占庭相爭的保加利亞人似乎應該選擇天主教。然而最終，保加利亞的統治者還是力排眾議選擇了東正教。　　在大摩拉維亞國，代表西斯拉夫人引入東正教的第二年（公元864年），保加利亞的大汗也宣布皈依東正教，並且去除掉最後的游牧印記——「大汗」的尊號，改稱為「大公」。對於保加利亞人的這種轉變，拜占庭當然是十分興奮。基於帝國「政教合一」、君權高於神權的架構，這意味著這支斯拉夫化的游牧民族，正式承認了拜占庭的宗主權。帝國與南俄草原，乃至日耳曼人之間，從此擁有了一面堅實的「盾牌」。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高興的有點早，因為保加利亞人有他們自己的打算。　　保加利亞人之所以沒有選擇羅馬，是因為那樣做的話，他們的空間至多和後來的馬扎爾人一樣，成為一面「基督教之盾」。基於地緣位置的關係，即使保加利亞統一了整個南斯拉夫地區，也無法取代日耳曼人在羅馬教廷的地位。比如後來的波蘭，至多也不過從羅馬那裡，謀得了一個王國的地位。反之，要是把視線投向南方，保加利亞人會發現，進軍「君士坦丁堡」的機會將遠大於進軍「羅馬」。既然日耳曼人能夠「鳩佔鵲巢」的成為西羅馬帝國的繼承人，那麼保加利亞為什麼不能引領斯拉夫人，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呢？更何況希臘化的拜占庭，說自己是「羅馬人」，看起來也不那麼理直氣壯。　　希臘人能夠坐上羅馬皇帝的寶座，保加爾人的大汗也同樣坐得。在這一心理預期下，向拜占庭示好、皈依東正教只是一個過渡罷了。三十年後，韜光養晦的保加利亞人終於在他們最偉大的君主——西蒙一世（也譯「西美昂一世」）的率領下，發動了「進軍君士坦丁堡」的戰爭（公元894年）。不過，要想真正完成這一計劃，與法蘭克人達成默契是必須的。為此，保加爾人雖然一直力圖把塞爾維亞穩定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卻避免在克羅的亞、斯洛維尼亞問題上，引發法蘭克人的不滿（法蘭克人需要這兩地作為門戶）。同樣的，拜占庭在對這二地施加影響上，也沒有義大利半島位置有利。這直接導致了，今天的克羅的亞、斯洛維尼亞成為了天主教國家。　　面對保加利亞人的強大攻勢，拜占庭帝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畢竟君士坦丁堡離保加利亞太近了。為了達到目的，西蒙一世後來甚至還和遠在亞洲的阿拉伯人結盟。基於同樣的外交原則，拜占庭也在保加利亞後方積極尋找盟友。這個盟友大家並不陌生，他們就是和當年的保加爾人一樣，受到突厥人壓迫（雖然並且不是同一支突厥人），需要南下尋找空間的馬扎爾人。然而馬扎爾人並沒有幫到拜占庭的忙，因為保加爾人很快也和馬扎爾人背後突厥人結成同盟，把馬扎爾人逼入了特蘭西瓦尼亞高原。後面所發生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當這場一環扣一環的合縱連橫戰塵埃落定後，保加爾人發現自己並沒有成為贏家。瓦拉幾亞和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本來也算是保加爾人的勢力範圍。現在，突厥人的介入，使得保加利亞不得不暫時放棄多瑙河北岸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保加利亞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南線傾盡全力，以圖在成為拜占庭之主後，再考慮北線的問題。然而不管是保加利亞人還是阿拉伯人，都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無法攻陷君士坦丁堡。而做不到這點的原因，還是在於無法取得制海權。　　類似的情況，在當年伯羅奔尼撒戰爭時就曾經發生過。擁有強大陸戰實力的斯巴達人，雖然連續發動針對雅典的戰爭，卻始終無法攻破有海上支援的雅典城。雖然在拜占庭帝國疲於應對保加利亞人的時候，佔據了北非的阿拉伯人，從拜占庭手中搶得了西西里島，但在愛琴海，優勢始終是在拜占庭一方。阿拉伯人甚至在愛琴海的海戰中，損失了一整支艦隊（公元908年）。　　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制海權的保加利亞，即使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他們所能建立的，至多也只能是一個「巴爾幹帝國」。只是在戰爭延續了三十年後，君士坦丁堡仍然牢牢的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這場戰爭對巴爾幹半島地緣結構最大的影響，應該就是徹底將「北馬其頓」徹底剝離出了希臘化的拜占庭。在保加利亞人的主導下，完成了斯拉夫進程。這也導致我們今天能夠在巴爾幹看到南、北兩個馬其頓。一個是主體民族為「馬其頓斯拉夫人」馬其頓共和國；一個是仍然歸屬希臘的，有資格繼承亞歷山大遺產的希臘馬其頓地區。　　功敗垂成並沒有妨礙保加利亞人，在名義上完成自己的羅馬帝國夢。公元925年，西蒙一世宣布自己為「羅馬人和保加利亞人的皇帝」。從凱撒一名轉譯而來的「沙皇」，成為了保加利亞君主的稱號。也正因為如此，從公元7世紀末至11世紀初，這一階段的保加利亞，有時也會被稱之為「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只是很顯然，保加利亞人的這個所謂「帝國」，並不符合我們的認可的帝國標準（稱之為「第一保加利亞王國」更準確）。它的存在意義，更多是為後來的俄羅斯人，開拓了思路。　　與之前稱帝的查理曼，和之後稱帝的「奧託大帝」一樣，保加利亞的第一代沙皇——西蒙大帝所建立的「帝國」，在他身後就由盛轉衰，陷入了分裂狀態。以至於在11世紀初，為拜占庭帝國所滅。儘管一甲子之後（公元1185年），保加利亞人又重新擺脫了拜占庭帝國的控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亞王國」，但身處四戰之地的保加利亞，在勢力範圍上，始終沒有突破。即無法取代拜占庭，又無法統一南斯拉夫。巴爾幹山脈南北的這兩條低地帶，成為了保加利亞人最終的歸宿地。至於「幫助」斯拉夫人坐上羅馬皇帝寶座的宏偉願望，就只能看看在歐洲擁有邊緣優勢的東斯拉夫人，將來有沒有機會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