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為何成絕響？

. 01 《紅樓夢》的誕生帶有偶然性

時代造就了《紅樓夢》

即使在清代，《紅樓夢》亦屬「現象級」作品。

首先，作者非常熟悉城市生活，可清代城市化率只有7%。其次，作者有紮實的文化功底，而清代紳士群體總數不超過300萬，不足總人口的1%。第三，出身官宦之家，而清代到道光時文官總數只有11316人，相當於總人口的3.4萬分之一。

在如此小眾的群體中，曹雪芹還有兩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他身邊聚集了一批有鑒賞力、喜愛小說的文人，比如敦敏、敦誠兄弟，是皇親國戚，曾供養過曹，這些人是《紅樓夢》最早的讀者，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另一方面，他少年時生活優裕，眼界頗寬，且形成了不屑為稻糧謀的性格，能專心於創作。

曹雪芹生逢「康乾盛世」，當時中國已進入前現代社會，諸多現代性因素再度萌芽，對人們觀念造成巨大衝擊，這既撼動了傳統秩序，又帶來了種種新的可能，然而，傳統枷鎖猶在，在「盛世」的麒麟皮下，變革找不到合法性資源。

人心思變，卻不能言變，這為小說家提供了上位的空間。

孕育《紅樓夢》的經濟土壤

曹雪芹的幸運在於，他恰好生活在一個「夾縫時代」，既看到了盛世，也看到了衰敗，這是他之前和他之後作家所不具備的資源。由於種種原因，「康乾之治」並未將中國帶入現代社會，反而出現逆轉，走向長期停滯和倒退。

其實，唐宋之世商品經濟已現活力，但缺乏貴金屬資源，市場一開放，貨幣即不足，導致「錢輕物重」，王朝不得不強化對流通渠道的管控，重農抑商。宋代時開始發行紙幣，本是很好的解決之道，南宋時還引入準備金制度，操作手法接近現代央行。

但是，宋代皇權獨大的格局雖有鬆動，卻沒有革命性改變。傳統官僚系統無法約束皇室用濫發紙幣來攫取民間財富，特別是南宋軍事壓力大，一旦缺餉，只能增發紙幣，使其信用一落千丈。

在傳統政治的框架中，貨幣不足成為死結。而明清時期，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加上大量流入中國的日本白銀，困擾數百年的「錢輕物重」的局面被意外地突破了，所以明清時中國開始出現全國市場，各地商幫崛起，商品經濟空前繁榮。

然而，康乾雖是盛世頂點，卻也是走向衰敗的拐點：主幣仰仗海外的畸形經濟模式此時出現很大問題，特別是持續通脹和周期性經濟波動，給王朝穩定帶來威脅。乾隆晚年曾多次擔憂國家一旦沒有明君，將很可能被顛覆，所以從中晚期開始，控制越來越嚴，社會漸漸失去活力，以後嘉慶、道光等一味因循守舊，令龔自珍抱怨「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

在清代，與曹雪芹同時期的作家也許是最後一批可能寫出巨著的人，但由於《紅樓夢》被禁，加上曹雪芹身世潦倒，使他很難成為榜樣。

清代文學家集體誤讀《紅樓夢》

清代文學家多潛心於詩詞，希望比肩唐宋詩人，千古流芳，這與他們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清代大部分時期文教重心在鄉村，讀書人進城後要受種種約束，而在農村，他們收入穩定，且受尊重，是連接政府與當地的橋樑，即使是高級官員，退休後也會選擇回鄉。傳統鄉村缺乏公共交流場域，更追捧詩歌這樣高度概括的藝術形式，而小說則被視為消遣，不入主流。《紅樓夢》最初受追捧，與其中詩詞創作水平極高不無關係。

清代作家閱讀《紅樓夢》，更關注它與政治的關係、主題如何、書中美女的心性如何，總之，從小說角度來研究它的人不多，雖然也有點評，但止於對文辭、寫法的解讀，缺乏深入分析。

所以清代小說家在模仿《紅樓夢》時非常機械，只看到書中有多位美女、四大家族、填詞寫詩等，就以為找到了讀家秘笈。該架構不斷被複制，後來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公開將這些「長處」抄襲走，該書1975年還曾被諾獎提名。

然而，大家始終沒弄懂曹雪芹為什麼要寫大觀園、金陵十二釵等，結果只留下一堆拙劣的贗品。

《紅樓夢》與西方小說在很多方面難以「嫁接」，寶黛努力爭取的，恰恰是當下人們要逃避的。圖為楊愛國作品《嫁接》。

士大夫文化生態被摧毀

1905年9月2日，清廷頒布詔令：「自丙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由此宣告科舉制在中國的終結。其實此前數年，鄉村知識精英便已大量流失。

清末外交一塌糊塗，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朝廷負擔不了的賠款只能分派給各省，而各省亦分派給各縣。在傳統政治框架中，各地"局面"由鄉紳主持，他們靠個人威信說服鄉民納稅，承擔國家義務，而政府也鼓勵鄉紳介入管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鄉紳會代表地方百姓抵抗官家的不合理要求。

然而，沉重的賠款壓力讓鄉紳遭遇道德破產，且官員常常繞過他們，直接找地方「能人『來斂稅，鄉紳們昔日的地位漸漸被豪強、劣紳替代。加之清朝開放內地後，形成許多現代城市，生活遠比農村方便，且為文化人提供了工作機會，故清末大部分鄉紳搬到城鎮中居住，很少再介入地方事務。

於是，傳統鄉紳開始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這個轉型，帶來了異常深遠的影響。最起碼一點：《紅樓夢》中所反映的那種生活方式從此一去不返，今天的讀書人已很難與小說中人物的情感形成共鳴。

莫名其妙的「營養」

清末民初是《紅樓夢》傳播的高潮期，其影響力漸次突破傳統士大夫的小圈子，向普通市民階層蔓延。越來越多的作家認識到，《紅樓夢》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應從中吸取「營養」，可「營養」究竟是什麼，眾說紛紜。

比較主流的看法是，《紅樓夢》是「民族的」，只要把西方小說技術「嫁接」過來，就會寫出佳作。

這裡顯然忽略了幾個前提：

首先，什麼是「民族性」？一本小說受歡迎，就表示它具有「民族性」了嗎？這個「民族性」是一直都有，還是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如果一本外國小說被中國讀者廣泛認可，那麼它也因此具有了中國的「民族性」？如果一本中國小說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難道說它就喪失了「民族性」？

其次，東西方小說能否「嫁接」在一起？「嫁接」本是從農業技術中借用來的比喻性說法，在小說領域中能否成立？東西方小說有不同的傳統，而彼此不能「嫁接」的地方可能恰好是雙方的精華所在，這該怎麼辦呢？

然而，當時大多數人並不這樣看問題，他們急於整合，急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整體的解釋框架，以撫平他們內在的緊張：傳統消逝了，心理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急需拼湊出一個能承載價值的根據地。

但遺憾的是，這種拼湊最終往往以失敗告終。

與進化論唱了反調

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思想者、作家會集體走上失敗的道路？

問題的關鍵也許在於他們違背了進化的規律，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發展總是建立在物種分化的基礎上，而非整合的前提上。從商業中也能看出類似的規律，越是集大成的成果，市場越失敗，比如互聯網鋼琴等，而越是分化的成果，市場越成功——從PC到筆記本，再到iPad；從門戶網站到個人博客，再到微博……是分化推動了進步。

雖然達爾文反對貿然將進化論引入到社會領域中，但從進化論的本質看，它是分化論，而不是整合論。

換言之，《紅樓夢》與西方小說無須整合，反而是《紅樓夢》本身需要分化，作家們持其一端發揮到極致，方為正確的進路。

遺憾的是，在過去的百年中我們卻走上了相反的路，而回頭再看《紅樓夢》時，我們突然發現：它已經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我們已不太明白它是怎麼寫作出來的，書中的情緒、感受等與現代人有著太大的差距。這意味著，我們基本喪失了分化它的能力。

「民國腔」有點裝

《紅樓夢》與西方小說在很多方面難以「嫁接」，畢竟它寫於前現代社會，作者無法預言現代社會面臨的種種困境，寶黛努力爭取的，恰恰是當下人們要逃避的，而寶黛努力掙脫的，恰恰是當下人們夢寐以求的。

曹雪芹不可能預知單向度社會對人的異化，不可能明白生存意義的危機，更不會認同荒誕與虛無，然而，這些煩惱卻與現代人生活更貼近，人們迫切希望文學給出解答，對此，《紅樓夢》卻無能為力。

將東西方敘事傳統硬性貼合起來，其結果只能是自我消失。畢竟西方社會更早遭遇現代性問題，作家們也更早給出回應，因此步步領先，自然而然成了法則與尺度，而用它來丈量東方文學，就會形成東方文學封閉、保守、落後的錯誤印象。最終，除了留下「民族性」來補台，其內核基本被拋棄。

沒有核心，只能強調形式，民國小說家從《紅樓夢》中挖掘出的最大遺產是語言，表面看，「民國腔」很優雅，可信息量偏低，常常是沒有內容，只有陳述，甚至給人以裝腔作勢之感，漂亮地哀嘆兩聲命運無常，不需在思想上、認識上有任何新的突破，就成了所謂的大師。大師遍地，可大師級的創作卻寥寥無幾。

小說藝術需要天才，幾代中國人的劇痛匯入了老舍的胸臆，遺憾的是，他被時代所吞沒。圖為老舍照片。

文革扼殺現代文學的生長苗頭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紅樓夢》在政治上被認可，但在文學上卻被閹割。由於它被認為是一本政治小說，是揭露封建社會黑暗面的，因此它在藝術上成了不可複製的標本。任何模仿創作都會被看成是影射當下，是反動行徑。

應該說，確實有一本小說具有與《紅樓夢》比肩的潛質，那就是《正紅旗下》，它的架構、敘事方式等都來自西方文學，是用西方小說技巧來講中國故事，從目前留下的篇章看，它確實驚世駭俗，超越於時代，可遺憾的是，剛剛開了個頭，「文革」便開始了，老舍投太平湖自盡。

老舍之所以具備了這樣的實力，源於他對西方文學的深入了解，此外舊學功底深厚，他一生顛沛流離，有異常豐富的人生經驗，而他在寫作上又特別努力，在同時代嚴肅作家中創作量最豐。

小說藝術需要天才，此外是生活對天才的耕耘，歷經百年苦難，幾代中國人的劇痛匯入了老舍的胸臆，遺憾的是，他被時代所吞沒。

「新時期文學」虎頭蛇尾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小說重回輝煌，湧現出莫言、殘雪等優秀作家，他們是「新時期文學」的突出代表。

「新時期文學」並非本土敘事傳統的自然延伸，而是俄式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的結合，它的優點是寫作技術先進，與世界接軌，作家寫出來的東西能被世界看懂，但缺點是本土讀者反而看不懂。

嚴肅小說家被封閉在一個小圈子中，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與秩序，有自己的標準，與社會聯繫甚少，而保證這一切的，還是權力。所以當代嚴肅作家與權力不得不保持著微妙的關係：他們批評權力，同時又依賴它，他們有自己的底線，但又會以「建設性」為借口不斷將其突破。

只能在被認可的範圍內憤怒，這很容易讓寫作失去真誠，小說家們不得不在按摩師、安慰者和娛樂人物中去尋找自己的定位，結果往往是一鳴驚人之後，寫作一路滑坡，靠知名度勉強維持，到了厚積薄發的年齡，創作質量反而遠不如當初。

「新時期文學」曾給讀者帶來無限希望，雖然出現了一批佳作，但很難說達到《紅樓夢》的高度，而這個「舶來的傳統」在本土至今紮根不深，除少數「純文學」愛好者外，大眾基本不關注。

該怎樣比肩《紅樓夢》

要想寫出與《紅樓夢》同樣偉大的創作，就要反思曹雪芹的成功之路。

曹氏生卒年爭議頗多，至今未取得共識，一般認為他生於1715年，卒於1763年， 38歲前都在積累，而《紅樓夢》修改了10年，到48歲曹去世時只完成了三分之二，這樣算來，他應該到53歲時才能真正寫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紅樓夢》之作者是也。」

一部長篇包含著一個作者全方位的思考，不論是哲學見解，還是美學精神，乃至文字實踐，甚至是細節的詩歌創作，都需要在時間的磨洗下不斷精緻，對創作者而言，這是個漫長的折磨，只有擁有最強大的內心和絕不苟且的精神，才能通過這個考驗。

此外，偉大作品往往與繁榮的時代緊密相連，好時代能形成人才梯隊，有充足的遊資來支持創作，此外，統治者會更自信，願意寬鬆地對待創作，加之讀者的品位更加挑剔……但，即使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沒有天才，也還是不行。而真的有了天才，也許條件不那麼齊備，也會結果不同。

一本偉大的小說有什麼用處呢？它不能代替溫飽，也無法靠它收回釣魚島，但幾百年過去了，我們都會死去，偉大的小說依然存在，成為後人的驕傲，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中，偉大小說永遠比麵包更有價值。我們已經等了250年，但願，不用再等2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