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從長征史料中解讀飛奪瀘定橋
作者:舒雲
原載《同舟共進》2017年第2期
紅軍長征中飛奪瀘定橋,難道只是紅4團22勇士的功勞嗎?從長征史料中可以看到,飛奪瀘定橋和強渡安順場是同一個目的,都是為了渡過大渡河。因為安順場渡河速度太慢,追兵迫近,中央紅軍才不得不飛奪瀘定橋。正如上將楊得志在回憶錄中所說: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的紅1師和尚未渡河的紅4團同時夾河而上,共同奪取了瀘定橋。
紅1團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中央紅軍先遣隊紅1團在團長楊得志、政治委員黎林率領下,冒雨飛奔140多里,抵達大渡河西岸的安順場。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員是總參謀長劉伯承、政治委員是紅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部隊除紅1團外,加配軍團工兵連和無線電台,任務是進行戰略偵察,為紅軍北上開路。毛澤東隨林彪的紅一軍團團部及後續部隊跟進。
蔣介石几次要消滅紅軍都失敗了,他命令大渡河以北加緊布防,並致電各路將領:「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蔣介石試圖把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
大渡河是岷江的最大支流,自古有「大渡天險」之說。因水流湍急,不能架橋,而安順場的渡船全部被拉到東岸。紅1團團長楊得志剛摸清了敵情,就接到軍委總部的命令,要他們連夜偷襲安順場,奪取船隻,強渡大渡河。幾乎同時,劉伯承、聶榮臻來到紅1團駐地,當面交代任務,並幫助他們制定作戰方案。楊得志回憶:兩位首長還特別指示,這次渡河,關係著數萬紅軍的生命,一定要戰勝一切困難,完成任務,為全軍打開一條勝利的道路!
紅5團佔領了越西縣城,為紅1團從西邊佔領安順場創造了條件。楊得志指揮紅1團打了一個小仗,殲敵兩個連,順利控制了安順場渡口。敵人沒想到紅軍來得這麼快,從東岸划過來一條探聽消息的小船,被紅軍意外俘獲。
5月25日7時許,紅1師1團1營營長孫繼先從2連挑選了17名勇士,在連長熊尚林率領下,組成渡河突擊隊。突擊隊員全副武裝,每人配一把大刀,一支衝鋒槍,一支短槍和五六個手榴彈。因船太小,17勇士臨時分成兩批,連長熊尚林率8名勇士和8名船工乘第一船。為掩護渡河,楊得志指揮機槍、步槍猛烈開火,紅軍神炮手趙章成打了兩炮,把敵人碉堡打上了天。
第一船被湍急的水流斜著沖向對岸,為躲過礁石,四名船工跳下水,用背頂住渡船,另四名船工用竹竿撐船,協力劃向對岸。在距離大渡河東岸六七米時,熊尚林率8名勇士跳下船,揮舞大刀,冒著槍林彈雨沖向敵人陣地,佔領了敵人設在渡口的工事。第一船返回後,營長孫繼先率領另8名勇士渡河,與第一船勇士會合,擊潰川軍一個營,控制了安順場渡口。楊得志隨第三船過河,率紅1團乘勝追擊到渡口下游,又繳獲敵人的兩條船。
三條小船每次只能運送一個排,往返一次要幾十分鐘,直到5月26日10時,紅1團主力和紅1師幹部團才全部渡完。這時,毛澤東、林彪率後續部隊來到安順場渡口,聽劉伯承、聶榮臻彙報安順場水深流急,僅有的三條小船難以承載幾萬紅軍的渡河任務。5月27日中午,紅3團全部過河。此時傳來消息,敵劉湘、劉文輝、楊森的部隊已距離大渡河不遠,敵薛岳、周渾元的部隊也在日夜兼程趕往大渡河。
紅4團受命奪取瀘定橋
林彪了解到大渡河上游有一座瀘定橋,是康熙皇帝1705年下旨修建並御筆親題,意為「騷亂已平,瀘河安定」。毛澤東、朱德和林彪商量,決定兵分兩路,紅1師繼續在安順場渡河,紅2師北上奪取瀘定橋。朱德下令:「我第1師及幹部團為右縱隊,歸聶(榮臻)、劉(伯承)指揮,循大渡河左(東)岸;林(彪)率一軍團(軍)團部、2師主力及5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右(西)岸,均向瀘定橋急進,協同襲取該橋。」
5月27日清晨,紅4團接到命令,沿大渡河西岸,奔襲瀘定橋,限三天趕到。大渡河東岸是二郎山,西岸是貢嘎山,大渡河水從陡峭的山縫中奔騰而過,留下雷鳴般的轟響。紅4團政治委員楊成武回憶:一般來說,三天長途跋涉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如今走了一段,卻有些擔心。這裡的所謂路,有時是絕壁上硬鑿出來的棧道,或是蜿蜒纏繞、忽起忽伏的羊腸小道,左邊是刀劈一樣高聳入雲的峭崖陡壁,雖是5月深春,山腰以上卻堆滿了銀光耀眼的積雪。再往右看,大渡河洶湧澎湃,它像一條寬闊的白鏈,盤桓在數丈深的峽谷里,閃著寒光,吐著白浪,令人心驚目眩,稍不注意,就有失足落入這萬丈深淵的危險。
5月28日,朱德急電林彪、劉伯承、聶榮臻:「我4團今28日應乘勝直追被擊潰之敵一營,並迎擊增援之敵約一營,以便直下瀘定橋。2師部隊迅速跟進,萬一途程過遠,今日不及趕到瀘定橋,應明日29日趕到。劉(伯承)、聶(榮臻)率第2團亦應迅速追擊北(東)岸,兩路協力奪取瀘定橋。」林彪立即命令紅4團團長王開湘、政治委員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29日)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次戰鬥中,突破過去奪取道州和5團奪鴨溪一天跑160里的紀錄。你們是火線上的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此一任務。我們準備祝賀你們的勝利!」
紅4團邊行軍邊動員,奔襲240里,按時在5月29日6時到達瀘定橋西岸。如此火急火燎趕路,為什麼攻擊時間卻定在17時?這就要說到東岸的紅1師了。
兩路紅軍夾河北上瀘定橋
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的紅1師為右縱隊,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沿大渡河東岸向瀘定橋逼進。強渡大渡河的突擊隊是紅1團,過河後向瀘定橋前進的開路先鋒是紅3團。就這樣,隔著一條大渡河,紅3團、紅4團用火把、號音互相鼓勵,頂著大雨並肩急進。
關於夾河北上,被任命為紅3團兼任總支書記的蕭鋒在長征日記中寫道:5月26日下午7時,師首長命令紅3團為前衛,沿大渡河東岸,疾速向瀘定前進。因為安順場水流太急,不能架橋,渡船又少,敵人在夾擊合圍,全軍不能等在這裡慢慢渡河,必須協同西岸紅2師4團奪下瀘定橋,保證黨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率領大軍渡過大渡河。5月27日半夜,我隨3團從新民街渡過大渡河,從月亮頭登岸,連夜又從胡大坪翻過拘崇山,到林花坪、富米庄,打垮了敵人增援的江防團。我們稍事休息後,吃了點稀飯,繼續向瀘定橋前進。西岸,紅2師4團在行軍。走到晚間,兩岸的部隊都點起了燈籠、火把,好像兩條火龍向瀘定橋疾進。我們邊走邊用戰鬥口號鼓舞大家的士氣:「足可疾,身可勞,衣服可燒,頭顱可掉,什麼不要,只要瀘定橋!」
斯諾根據採訪紅軍長征的第一手材料,用英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由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在《大渡河的英雄》一章中斯諾寫道:「當紅軍主力部隊沿著西岸向北推進的時候,在東岸的紅軍也同時前進。有時候在他們之間的山峽非常狹窄相近,使兩支紅軍隊伍彼此隔河相呼;有時候他們之間隔離很遠,使他們恐怕大渡河會把他們永遠地分開。這樣他們更快地前進著!在夜間,當他們像一條龍似的圍繞著山峰轉,點起一萬多支的火把,矢形的火光斜射在黑暗的不可捉摸的水面上。這些前鋒隊伍,日夜地用加倍的速度前進著,只停留短短的十分鐘來休息和吃飯,在這個短短的休息時間,兵士們聽著他們的已經疲倦了的政治工作人員的演說,反覆解釋這一行動的重要性,勸勉他們每一個人貢獻出最後的一息呼吸,最好的一點力量,爭取擺在他們前面的試金石的勝利。這是不能有鬆懈的步法,不能有沮喪,不能有疲倦的。勝利則生,失敗一定是死亡。第二天,在右(東)岸的前鋒隊伍落後了。四川的軍隊在他們的道上設立了陣地,前哨的衝突開始了。在西岸部隊更緊急地向推進。突然地,在對岸上出現了新的軍隊,紅軍們用望遠鏡看出是白軍的增援部隊,正急忙地向瀘定橋趕去!這兩種部隊,彼此沿著河岸賽跑了一整天,但慢慢地紅軍底前鋒部隊——紅軍底的精銳——把敵人的疲倦了的兵士扔在後面了。因為白軍們底休息比較長,比較多,他們底精力好像過多了,但他們畢竟不十分關心,去為一座橋而犧牲。」
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這樣說:「隊伍沿著大渡河的東岸繼續北上,目的是要從東岸去策應西岸準備攻佔瀘定橋的部隊。……當時我們手下只有黃永勝那個3團,其他隊伍還沒有趕到。於是我們就帶著3團背水仰攻,一鼓作氣佔領了右側那幾個山頭。……2師4團的任務是作為先頭部隊沿著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奪取瀘定橋。我們兩支英雄部隊,互相支援,夾大渡河北上,當時的情景真是動人。他們在對岸邊行軍邊不斷地對我們又是喊又是比劃手勢,意思是告訴那裡有敵人,要我們注意。我們這邊也是一樣。雖然由於河水的咆哮,大家什麼也聽不見,但戰友的關懷卻鼓舞著每個紅軍戰士,都加緊了腳步,向瀘定橋急進。我看到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更堅信我們決不會做第二個石達開。同時,這次打瀘定橋,好在採取了夾河而上的辦法。」
1986年《李聚奎回憶錄》中寫道:兩天兩夜,紅3團在大渡河東岸背水仰攻,克服一切困難,不顧一切往前沖。一路上冒雨打了幾個小仗,趕跑了川軍,佔領了制高點,保證了右縱隊的行軍安全,也使還沒有過大渡河的左縱隊不致遭敵隔岸射擊。時間就是勝利,紅3團將敵人消滅後仍然行走如飛,一天行軍160多里,口號是「要橋不要命」。
明明是兩路紅軍夾大渡河而上,而1975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回顧長征》一書收錄了楊成武的《飛奪瀘定橋》,卻說「我們和敵人沿大渡河兩岸平行前進」,「敵人的火把給了我們啟示,我們也可以點火把。」裝成敵人吹號與對岸「蠢豬似的敵人」聯絡,隔河並行了30里。楊成武身為團政治委員,不了解全局,誤認為對岸是敵人,這情有可原。可是紅3團在東岸策應西岸的紅4團22個勇士衝過瀘定橋,在楊成武筆下卻成了當晚10時向南搜索才遇到紅3團。1982年5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楊成武的《憶長征》後記中說:「由於自己水平有限,經歷的事情也有限,時間又比較久了,難免有遺漏和不妥之處,希望同志們批評指正。」而1987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楊成武回憶錄》,仍把紅3團排除在飛奪瀘定橋之外。
這時已有不少當事人提出意見。據說李聚奎曾敲著拐杖質問:「飛奪瀘定橋為什麼不提紅3團?」雖然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1983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都明確了紅3團在「夾河而上」、策應飛奪瀘定橋上的功勞。但是,斯諾不是當事人,聶榮臻、劉伯承、楊得志過了大渡河,卻在後面,而在前面指揮的紅3團團長黃永勝1971年隨「九一三」事件垮台,沒有留下回憶錄,所以一時無人詳述真相。1987年6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楊成武回憶錄》仍不提紅3團在飛奪瀘定橋上的功勞。
紅3團策應紅4團奪取瀘定橋
《聶榮臻回憶錄》中寫道:「因為大渡河並不寬,越往瀘定橋前進就越狹窄,只有百米左右,兩岸的敵人都可以隔河射擊,封鎖我們前進的道路。當年在一軍團任參謀,現在在空軍任副司令員的何廷一同志,就是在西岸被東岸敵人火力打傷的。我們夾河而上,就可以消滅和驅趕兩岸的敵人,保障對岸同志的安全。」是啊,如果瀘定橋的橋頭堡放上兩挺機槍,不要說22位勇士,再多勇士恐怕也要倒在亂槍下。《李作鵬回憶錄》說:「有文章將搶奪瀘定橋的情景描寫為鐵索橋上的木板全部被敵人抽走,只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禿禿的幾根鐵索。這個描述是不完全確切的。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不要說兩小時,就是兩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佔鐵索橋的任務。這座橋是完好的,我親自走過,那時我是隨中革軍委機關一起通過的。對於紅軍英勇作戰的精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要實事求是。」
199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蕭南溪整理的父親蕭鋒的《長征日記》。蕭鋒曾對女兒蕭南溪說,5月29日,他與紅3團1營先頭部隊到達東岸距離瀘定橋只有兩公里的安樂壩。從俘虜口中得知,敵人的特別口令是「雅安、蘆山」。於是蕭鋒帶一小隊戰士,換上國民黨軍的服裝,趁亂利用敵人的特別口令混進瀘定城,迅速向東岸的橋頭堡展開攻擊,對岸紅4團也向橋西的敵軍堡壘發起攻擊,敵人腹背受敵,連丟六座明碉暗堡,不由驚呼:難道紅軍是長了翅膀飛過來的?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瀘定橋鐵索兩端築有橋樓,東岸橋樓壘著沙袋,後面是瀘定城。由於紅軍突然出現在瀘定城,敵人沒有來得及破壞瀘定橋。「有一個紅色戰士爬上橋板,解開一個手榴彈,十分準確地,扔到敵人的設防地。(敵)軍官們完全著了慌,下令把橋上沒有毀掉的地板完全炸毀。為時已晚,更多的紅黨(軍)已經爬到面前來了。橋板上倒了許多的煤油,開始延(燃)燒起來。在這時候,約20個紅黨(軍)正在用手和膝蓋爬向前進,手榴彈一個又一個地向敵的機關槍巢扔去。突然地,他們在西岸的同志們開始快樂地叫喊起來。『紅軍萬歲!革命萬歲!大渡河30位英雄萬歲!』因為白軍正實行退卻亂七八糟地逃亡了!衝鋒的紅軍們,用全力跑過橋上那一段沒有毀掉的地板,敏捷地跳到敵人的設防地,掉轉了敵人們所放棄的機關槍,對準敵人追擊著。」
正在封鎖瀘定橋的敵人為什麼突然逃跑?因為腹背遭到紅3團的突然攻擊。黃永勝率紅3團打進瀘定城,消滅了瀘定城守敵,然後從瀘定橋守敵的背後打響了。敵人萬萬沒有想到紅軍來得那麼神速,正在手忙腳亂地準備放火燒板橋,紅3團偵察排已經撲到敵人面前,厲聲高喊:「繳槍不殺!」敵人一下子嚇呆了。
蕭鋒回憶:激戰時,他突然聽到一絲不同尋常的「哧哧」聲,他轉頭一看,三根導火索正冒著火花。蕭鋒大吼一聲,猛地撲嚮導火索,本能地伸出了手,可是手燙傷了,導火索卻仍在燃燒。導火索如果引爆了炸藥,將炸毀瀘定橋。蕭鋒情急之中,抓起敵人埋炸藥時丟棄的鎬頭,趕上來的戰友也抓起鐵鏟,連砸帶砍,終於導火索熄滅了。這時敵人又點火燒橋,蕭鋒和戰友們衝進火海,一邊殺敵,一邊滅火,東岸鐵索橋上只燒了幾十米橋板。這時西岸紅4團的22位勇士也冒火爬過被火燒燙的鐵索,兩路紅軍勝利會師,將守敵擊潰,一起把勝利的紅旗插到了瀘定橋頭。
紅4團22名勇士除當場犧牲三人外,每人獲得五件獎品:一套印有「中革軍委獎」的列寧服,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一隻搪瓷碗和一雙筷子。在瀘定橋紀念館裡,矗立著22根紅色花崗岩碑,只有五根刻有名字、一根上端雕有頭像,其餘都是無名英雄。
蕭鋒在《長征日記》中寫道:奪下瀘定橋後,在橋東頭大樹下茅草街邊,我碰到了4團特派員、江西老俵張國華同志。兩人在小酒鋪里吃了點水酒,喜談東西兩岸戰鬥的經歷。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老蕭,我們一天一夜走了240里啊!我說,老張哪!我們紅3團也不少於239里呀!說得兩人都笑了起來。
瀘定橋懸在十丈高空中,飛架在大渡河上。李聚奎回憶:過瀘定橋那天我特別激動,它哪裡是橋呀,是懸在相距近幾十米遠兩岸上的13根鐵鏈子,9根做橋面,四根作兩邊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當橋面,人走在上面時橋就晃來晃去。瀘定橋是我一生中過得最不安全的橋,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橋,因為過了它,我們就轉危為安了。蔣介石想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美夢破滅了。
毛澤東、林彪率領軍團直屬隊和紅2師、紅五軍團為左縱隊,在紅4團後面也向瀘定橋急進。5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紅軍大隊人馬也從瀘定橋走過了天險大渡河。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總司令朱德發來幾份電令,一再稱這次勝利是戰略的勝利,十分鼓舞人心。單從戰役的指揮來說,我認為我們的確走了幾步關鍵性的險棋。我們都走勝了。單就一軍團範圍來說,這次勝利,是幾個部隊自覺地互相在戰術上密切配合,執行統一戰役計劃取得的結果。如果沒有5團遠離主力去吸引敵人對安順場的注意力,1團在安順場能否奪到那條小船渡河成功,還是一個疑問,固然奪到那條小船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1師渡江,與2師4團夾河而上,飛奪瀘定橋是否能夠那樣及時得手,也很難預料,固然4團動作神速勇猛確有獨到之處。如果我們當時奪不到瀘定橋,我軍又是一個怎樣的處境?那就很難設想。總之,當時棋勢雖險,我們終於取得成功。確實來之不易,但也決非偶然。」1979年10月,聶榮臻受邀為大渡河紀念館題詞:「有感於當年紅軍過大渡河的英雄氣概和我們取得這一戰役勝利的主要過程,我寫下這麼幾句:『安順急搶渡,大渡勇奪橋,兩軍夾河上,瀘定決分曉。』這說不上是詩,只不過反映了我軍強渡大渡河的實際情況罷了。」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後,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長征以來一直被前堵後追的嚴峻形勢相對緩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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