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汪峰不吹毛求疵，也沒有紫色的勞斯萊斯

這篇報道寫於2011年。當時的汪峰還不是一個引起公眾廣泛調侃的人物，他吹著飛機頭，有自己的勵志學，因直白的歌詞與高亢的高音而備受民營企業家的喜愛。記者季藝回憶說，引起他對汪峰的興趣和好奇的，正是中國民營企業家與汪峰之間一種有趣的關係。

季藝說起那最初的由頭。他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做工程的民營企業家，一起玩兒的時候，朋友說，他現在唯一願意花錢買門票去看演唱會的歌手就是汪峰，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歌歌詞很實在，直白，同時汪峰唱歌賣力，吼高音。

賣力、高音、歌詞自白，成為民營企業家願意為汪峰去買票的重要理由，在這個群體看來，賣力、飆高音代表著這個歌手有真材實料，沒有欺騙他們，讓他們物有所值，當時汪峰的《春天裡》剛剛走紅。

報道的原標題叫《中國企業家喜歡的搖滾歌手》，採訪分兩次進行，紮實梳理了汪峰的成功及其邏輯。在這個以個人妥協不斷向時代大眾交換名氣的過程里，汪峰付出了創造上的代價。

距離上一張專輯僅有半年，2011年11月，汪峰發表了全新專輯《生無所求》。

這張被稱為「為全體中國人創作」的唱片共有26首歌曲，其中中有8首在兩天之內錄完。如果你問汪峰為什麼如此強調這幾個數字，他會驕傲地回答說：「這是因為99%的歌手都做不到，水平比較高的人一天能唱4首。」

「當狀態好的時候一定要唱，否則等你狀態不好的時候就完了。」

在過去的10個月里，汪峰每天上午十點到下午兩三點寫歌，這種產量和工作效率令他與搖滾樂壇的創作型歌手構成了兩極：許巍已經有三年沒有發過唱片，朴樹沉寂了八年，崔健是六年，魔岩三傑則完全在主流市場銷聲匿跡。在最初幾張專輯大獲成功之後，他們多多少少都染上了一些「毛病」：崔健變得更像是一個哲學家，日常喜歡談論西方文明的精神內核，在音樂上則變成了一個過分依仗技術與細節的謹慎小心的人。崔健的錄音師李遊說：「兩種不同厚度的軍鼓或許對於聽眾而言沒有太大差異，但對於他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今天錄了一種軍鼓的聲音，第二天他覺得它太厚了，便會要求換一個薄的再錄。」

一套鼓的拆裝很複雜，需要花費兩小時。同時，對著音響的話筒有十幾個，擺在鼓的四周和中間，改換每個話筒的位置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這便帶來了十幾萬種可能，「一個鼓音就要調整一個星期。」崔健常常在錄音棚里提著話筒一個人滿屋子走，直到找到他想要的聲音為止。等到崔健常常在錄音棚里提著話筒一個人滿屋子走，直到找到他想要的聲音為止。等到鮑勃.迪倫2011年4月來北京開演唱會，這老頭在台上自在地彈一把木頭吉他唱自己的歌，台下的崔健忽然想起：搖滾原來是一件多麼隨性、自由的事。在演出市場上，崔健同樣表現出了自己的「不合時宜」。一個叫做「歡樂中國行」的節目中，崔健的樂隊當著現場吵鬧、毫無耐性的觀眾調音足有40分鐘，主持人在中間不斷圓場，從此很少有電視台再敢邀請崔健。

但面對市場的需要，汪峰很快表現出了靈活的身段，當他發現自己因為具有某種催人奮進的勵志氣質而開始被很多企業、銀行、甚至國際大型活動邀請時，他便與經紀人拎著裝有一張伴奏光碟的塑料袋，「到處去唱卡拉ＯＫ」。如今，他的收入已經能達到2000萬元，「其中1800萬都是唱『卡拉OK』的收入」。汪峰的前經紀人姜南洋說。

汪峰始終處於對成功的強烈渴望之中，這種渴望甚至滲透在他的造型里。

在一個雜誌社的拍攝現場見到汪峰時，他已畫好了妝，往上吹的頭髮向額頭後面飛去，高聳蓬鬆地隆在頭頂上方，攏成一個長長的尾冠。

與他認識十幾年的私人造型師Kevin說做這個『飛機頭』要花45分鐘，化妝15分鐘。

「要先用拿梳子一點點地梳出形狀，再把髮膠都噴到上面。」

每次出門之前，他會提前一個小時到汪峰家中，「上周七天里連續五天，天天如此。」保持這個髮型一個月要用兩、三罐５００毫升的髮膠。到了戶外要想維持這個形狀，需要兩個人形影不離。

汪峰的發質細而軟，本來不適合這種髮型。「就算不停地噴髮膠，頭髮也只能堅持半天。」但為什麼要給他設計這個髮型呢？「因為這兩年他的音樂勢力強了，所以頭髮也要誇張，酷、猛。」

個體戶的優勢

從一開始，比起那些來自酒吧、工廠、理工院校，全憑愛好成為搖滾歌手的「同行」，北京音樂學院畢業的汪峰便與他們在音樂之中的處境截然不同。

汪峰1971年出生於一個軍人家庭，他的父親在江蘇南京入伍，不久之後被選為海軍軍樂團長號樂手來到北京。

3歲的時候，汪峰一家人在北海公園划船，湖上風景怡人，父母就要他唱支歌。當他們發現戴著軍帽的兒子唱《小小竹排》沒有走音時，就開始希望他將來能夠憑這個本事「吃一口飯」。於是，父親為3歲的兒子在自己的軍隊樂團里找了一個小提琴老師。從此，汪峰被逼迫無休無止地練習小提琴，並叫這個跟自己父親年齡相差很多的老師為「李叔叔」，因為他和自己的父親一樣，「都是解放軍叔叔」。

從4歲開始，在近乎軍事化的小提琴訓練里，音樂帶給汪峰的更多的是巨大的痛苦。他在多次採訪里都婉轉地批評了父母當初的決定。「如果我的女兒對音樂有興趣我也不會讓她唱，除非她拚死了要搞音樂，我才會幫她。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沒有小孩會對樂器有興趣。作為父母也應該想一想，這其實是對一個孩子天性的磨滅，是很殘酷的。你問郎朗，如果他說小時候忽然有一天無比熱愛每天練8個小時鋼琴，他肯定在撒謊。」

14歲時，汪峰在第一次聽到柴可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協奏曲》時候忽然哭了出來，那一刻，他認為自己終於領悟到了音樂的偉大，以及自己長期被禁錮在這件事情里的意義，從此發奮學習。但是這一頓悟的時刻僅僅使汪峰與音樂和解，卻並沒有讓他順從父母的願望——父母期望汪峰成為一個音樂家。但在參加了兒子1994年在北京音樂學院的畢業演出之後，他們的這個願望極為難堪地破滅了。在父母眼中，北京音樂學院是一個「嚴肅的高雅藝術殿堂」，在那個舞台上，當看到自己學了13年小提琴的兒子留著「吃頓飯都看不到他的臉」的長髮，在一群穿著西裝演奏古典音樂的學生之中突兀地唱著搖滾時，他們痛感面上無光。

「音樂學院整個氛圍是高雅的，我們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藝術，穿西服革履，打著領帶，拉著很優美的小提琴。」汪峰的母親說。

經父親介紹，汪峰在畢業之後進入國家芭蕾舞團擔任小提琴伴奏，他很快就覺得國家機關的氣氛太可怕了。「同齡人在這兒基本都過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裡，什麼都沒有，除了排練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將……如果這就是我要過的生活，我過去為什麼要吃這麼多苦？」

1996年，辭去工作後的汪峰成了一個專職的搖滾歌手。從一開始，科班出身的汪峰就表現出了對音樂和金錢之間關係的深刻的認識。有一個半月，他天天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騎自行車去給人送自己的專輯小樣，他的目標非常簡單，自己要找的人是否懂音樂不重要，「只要是我認識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7年，汪峰與自己的樂隊鮑家街43號簽入京文唱片，當時，大部分的搖滾音樂人都曾在這個公司旗下，比如崔健、唐朝、羅琦，但現實的收入很快令汪峰憤怒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的收入僅有一萬兩千塊，「而且這一萬兩千塊還要樂隊成員加經紀人一共六個人均分。」到了發第二張專輯，有一件事情最終促成他與公司終止合作。

「他們有一天特別高興地跟我說，我們把你們樂隊的專輯買一送一地賣給了一個香港公司，他們可以把唱片發行除中國內地外的整個華語地區。我一想這事太好了，就問他們說多少錢？他們跟我說完之後，我覺得真是太過分了，那兩張唱片其實等於是我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至少10年對生活所有的夢想和理解，他一共賣了5000美金。」汪峰當時就跟老闆說，如果你賣了5萬美金，但跟我說賣了5000美金，我還會和你合作，說明你有本事把我的專輯賣到這個價錢。「恰恰因為你告訴我，你就賣了5000美金，我才覺得特別悲哀。」

1999年，當世界知名五大唱片公司華納進入大陸的時候，汪峰在深圳的一個歌迷將《花火》的小樣給了當年華納唱片中國公司總裁許曉峰，對於汪峰而言，當時「華納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唱片公司。」但聽過小樣之後，他們告訴汪峰，華納不打算將整個樂隊簽到自己的旗下，他們只會和他一個人簽約。

考慮了一個月之後，汪峰做出了決定。之後回憶這一時刻，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擇，成為了一個商業公司里的搖滾歌手——之後，他只能在自己選定的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汪峰對樂隊解釋自己的決定時說：「如果我選擇保留我們之間的關係，不簽約了，也不是做不到，但是過不了一兩年，我肯定會在心裡怪你們，而且我也會罵自己。因為我知道，在此之前自己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的整個行業在國內是怎麼回事。我們已經嘗盡了苦頭，它最終的結果就是死。我身邊當時就有和我一起起步，然後干不下去的人，我不希望那樣——而我想要一直做音樂。」

他選擇簽約華納，跟樂隊成員分道揚鑣。當日後脫離了樂隊的汪峰在商演市場上聲名鵲起的時候，他顯示出了個體戶的「優勢」——這是許曉峰在當初和他簽約時就已經預見到的。「當汪峰出場費還只是1萬元的時候，如果樂隊成本是3萬，誰會請他？如果當時華納把汪峰和鮑家街43號一起簽了，兩個都會死，所以我們只做汪峰。等到汪峰成功了，個人出場費超過30萬的時候，如果給樂隊加3萬塊錢，別人就不會覺得那麼高了。」

從《機器》到《怒放的生命》

2004年，33歲的汪峰已經出道10年。簽約華納之後，汪峰並未馬上迎來想像中的改變，相反，作為一個商業公司里的搖滾歌手，他曾經身處極大的失落之中。為了讓他的形象更為國際化，華納讓他穿上皮褲，在腰間垂下一條粗大的鐵鏈，汪峰一開始十分不自在，常常忍不住要用手去遮擋這條鏈子。當時的華納高層黃小茂用「十分痛苦」四個字一筆帶過汪峰的那段糾結的時期。

為了爭取中央電視台的曝光率，他甚至去參加過內地歌壇十大新人評選活動。當時，許巍已經通過《藍蓮花》成名，並且通過專輯《時光漫步》順利進入一線歌手的行列。汪峰通過七個人輾轉找到了許巍的電話，在電話里告訴他：「你是我唯一的對手。」在那段時間裡，他將許巍認定為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人，「這是一件特別刺激的事。」

2004年，汪峰還尚未定型，容易把一首歌寫的過長，有時甚至在7分鐘以上；擁有強烈的上帝情結，總是渴望在一個首歌里表達所有情緒。但有一點始終是確定的，汪峰從未想過為任何人而創作，也沒有想為一個群體或國家創作，他的歌都是寫給自己的，激勵自己要更好。完全是出於對成功的強烈渴望，那一年，汪峰寫出了《飛得更高》。

「第一次聽到《飛得更高》的時候，我們就聽到了錢的聲音」，汪峰的前經紀人姜南洋回憶說。當時整個國家沉浸於在大國崛起的亢奮之中，他們隱約地感覺到一個搖滾歌手製造出了一種「社會需要，但目前市場上還沒有出現的東西」。

在所有中國人的注視下，《飛得更高》在2005年被選為「神舟六號」一飛衝天時的背景音樂。不久，又被「中國移動」作為廣告曲在《新聞聯播》結束後播放，伴隨這首歌，全國觀眾看著一隻雄鷹沖向了高空。直到2007年，「波司登」的羽絨服仍願意花大把銀子向華納公司購買這首歌的版權。這首歌成為汪峰好運的開始，從那時起，這個頻繁拿獎卻始終無法將其兌現成商業利益的搖滾歌手，終於開始收到大量商演邀約。

從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只用了半年時間，《飛得更高》在《同一首歌》等各種舞台上被唱了300多遍。在2010年的一個地產年會上，他是地產商們心儀的唯一人選。「那個年會更像一個餐會，在一片嘈雜的敬酒聲之中，他們希望他的歌曲能夠烘托氣氛，對於他們而言，汪峰的嗓音渾厚、充滿力量，當他開始唱歌，大家的注意力和情緒都會被抓過來。如果在這個時候選擇李健則完全沒有這個效果。這個年會的負責人說：「李健不太合適這種熱鬧的氛圍，他比較適合安靜地欣賞，可能他唱了半天，台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唱了什麼。」

2005年，在汪峰的第三張專輯《笑著哭》之後，許曉峰離開華納，成立了創盟音樂，並為汪峰創造個人廠牌。許曉峰花了6年時間將「華納中國」從20萬元人民幣啟動資金做到了5000萬元的市值，在這5000萬之中，汪峰個人佔到了20%左右。同時，他的出場費也從3000元升到了20萬元。

一次創盟音樂的會議上，許曉峰和一群工作人員討論一首名為《機器》的歌，這首歌壓抑、憤怒、充滿吶喊和咆哮，描述了一個醜陋的社會。

它的歌詞是：

　　「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為一台報廢的機器，

　　這就是我夢想的仙境，一望無際無愛的叢林，

　　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為一台精良的機器，

　　這就是我夢想的仙境，鋼筋水泥荒蕪的叢林，

　　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為一台破碎的機器，

　　這就是我夢想的仙境，痛徹心扉無盡的夢魘」

許曉峰以沒有打動自己為由將這首歌曲否定，當時的企劃主管李志明阻止了自己的老闆，他認為如果汪峰願意在歌詞上做出調整，把它改得相對勵志，這首歌未必不能賣。

「當時許曉峰要把《機器》徹底斃掉，但我純粹從市場的角度判斷，這首歌的旋律非常上口，歌曲內在的力道也很雄渾，於是我建議，如果歌詞可以改動，將意境貼近《飛的更高》，這首歌也許會成為一首金曲。」隨後，經紀人對並未參加會議的汪峰傳達了公司的意見。

不到一周，汪峰完成了修改，還是同一首曲子，但歌詞已經完全相反，歌名從《機器》改為了《怒放的生命》。

　　「曾經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經多少次折斷過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飛翔在遼闊天空，

　　就像穿行在無邊的曠野，擁有掙脫一切的力量」。

如同之前《飛得更高》，之後《勇敢的心》，《怒放的生命》也擁有了同一類的勵志氣質。目睹了並親身參與這首歌誕生過程的李志明則懷著複雜的心情在它的單曲文案里寫道：「以超越平凡的力量矗立在彩虹之巔，以無所畏懼的胸襟讓生命再次怒放。」

「與汪峰合作之前，我知道他是一個優秀的創作人。在這件事情之後，我發現他是一個聰明的藝人，在這個行業里，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把自己當做商品去自我要求，但汪峰的轉變非常順利。這個新的汪峰形象跟唱《我真的需要》、《小鳥》或者《花火》的汪峰有不小的錯位。但我已經從一個聽音樂的人轉變為一個賣音樂的人，因此反而很能理解他的這種變通。」

而這個時候的許巍已經在向宗教靠近，他相信「人一輩子也就那麼幾十年，非常短暫，不如讓自己從容一點。我總覺得人生就像一次旅行，生活每天都是風景，我喜歡順其自然。」

「從他單飛之後的第三張專輯《笑著哭》開始，勵志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門楣。」李志明說。

最受企業家歡迎的「搖滾歌手」

貼上勵志標籤的汪峰終於不再屬於文藝青年或者憤青，也徹底擺脫了一個搖滾歌手的尷尬處境，他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更有消費能力的市場，並開始進入中國企業家與官員們喜愛的歌手群體。

長期在中國對外演出公司負責演唱會宣傳的張熠明說：「企業家們歡迎的歌手大部分是充滿力量，或者擁有豐富經歷的男性。」他們的演唱會通常被安排在年末——這個時段充斥著諸多的禮品票，以方便饋贈企業客戶、商業夥伴以及政府官員。崔健的演唱會第一排坐的永遠是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民營企業家們，在創業的艱苦期，他們的工廠里放著他的《一無所有》。上個世紀90年代的奧運冠軍李東華在瑞士艱苦訓練的5年里，聽的一直也是崔健的《假行僧》。但在這個市場里也有一個例外，那便是劉若英，「企業家們與劉若英不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關係，很多企業家欣賞劉若英可望不可即的『知性與古典』。」一個做鑽石生意的企業家曾經購買了劉若英北京演唱會的500張VIP門票，只是希望工作人員能夠藉此把自己的名字轉告給她。

在商演市場上，獲得大公司和企業家們的青睞則意味著能更安全地賺錢，汪峰的前經紀人姜南洋說，比如韓紅更多時候受到的是城鄉結合部人群的歡迎，這種地方有時過於偏遠，需要歌手下了飛機坐大巴，司機常常在半路拒載。而銀行、汽車、地產和私人會所無疑意味著更安全高端的表演場所，汪峰就從來沒有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2011年5月，汪峰成了通用公司的雪佛蘭汽車帕薩奇四驅越野車的代言人。除去之前崔健拒絕過伏特加的一個500萬元的廣告，中國搖滾明星獲得國際品牌的代言這是第一次。搖滾圈裡隨處可見的憤怒、對抗和在貧窮中的堅守看上去給汪峰帶來了一種理想主義色彩——在一個熱衷消費才華與價值觀的國家，這是一種昂貴而稀缺的品質。「現在，你很少能找到這樣一個自身的音樂、個人氣質和價值觀完全統一的藝人。」雪佛蘭中國的市場部長任劍瓊說。

在挑選過程中，雪佛蘭也考察過許巍與鄭鈞，發現他們已經不約而同走向宗教的回歸。任劍瓊認為，比起一個皈依宗教的背影，仍在現實之中保持著進取心的汪峰，無疑更適合代表那些在城市中開四驅越野車的人。這輛四驅越野車的目標人群應該是「發跡於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真正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這些人對當下很多價值觀是無奈的，但又不是那種願意站起來吶喊抗爭的人，那不是一種成熟的表現。「他們能做的就是腳踏實地踐行自己的價值觀。」

看過汪峰在深圳為雪佛蘭經銷商們的表演之後，任更加確信自己的選擇。面對台下冷漠的經銷商們，汪峰並不急於滿場奔跑去感染他們。他只是對他們說，我知道大家白天工作都很辛苦，但我們現在是在聽搖滾，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放下一些自我。

「觀眾其實都在等待一個突破口，誰也不好意思第一個站起來吶喊，他沒有像其他歌手一樣大喊，然後用麥克風對著觀眾。他只是用一種成熟的方式冷靜地詢問觀眾，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他們釋放自己。」

汪峰的這一舉動讓她感到滿意與敬佩：「所有人都在等待這一刻，當他把話說完，全場一下子站了起來。汪峰體現出了自己對於現場的掌控能力。」

企業家們之所以喜歡《飛得更高》與《怒放的生命》，是因為在這類歌曲中傳遞出的勵志氣質與他們提倡的企業文化有契合之處。他們認為，這與員工晨練時喊企業的口號如出一轍，有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一次訪談之中，鳳凰衛視主持人陳魯豫用「提腦醒神」形容了汪峰的專輯，她說，「我今天早晨在家裡剛起床的時候特別困，聽到這張專輯之後立刻就不困了。」

相比崔健和劉若英，具有更強的意志、創作慾望、成功渴望的汪峰無疑能讓自己的力量持續更久、也波及更廣，他拉攏了創業、打工等一系列努力上進的人們。「很多80後的工科男性很少會聽演唱會，但在汪峰的演唱會上你會發現很多這樣的人，他們穿得特別正式，明顯剛從某個互聯網或者通訊公司下班出來，來自於廣袤的中關村地區，而不是文藝氣息發達、寫字樓聚集的北京東部」，負責汪峰「信仰2010」演唱會策劃的賈維說，「他們大部分人都可以將汪峰的歌從頭唱到尾。

這也讓李志明在企劃工作上獲得了一個準確的、實際的方向，一個直接與競賽、拼殺、勇奪第一有關的方向。《飛得更高》誕生時正是姚明加入火箭隊的第二年。那一年剛開賽的時候，大家都對火箭隊普遍看好，覺得火箭隊在這個賽季有機會出好成績。NBA中場休息的時候總會播放某一個隊或者某一個球員的花絮集錦，這個集錦有背景音樂，當時火箭隊的背景音樂是EltonJohn的rocketman。「作為唱片企劃，我想如果能在中國把這首歌換成《飛得更高》或《怒放的生命》，汪峰就能和火箭隊與姚明順利搭在一起，而火箭隊在中國有幾億的球迷。」

而「怒放」一詞在１９９４年首先出現在鄭鈞的同名歌曲之中，隨後又被樂評人郝舫用在了《傷花怒放》的書名上，但直到汪峰在２００５年寫出了《怒放的生命》，它才真正被賦予了具體的現實意義。如今，它成為是「成功學教育」中深受歡迎的辭彙之一。

一個叫做「思八達」民營企業家培訓機構的宣傳人員告訴人們他們如何理解「怒放」：生命本身就是朝氣蓬勃和自由的，但是它卻在後來被壓抑了，所以我們要讓它回到自然的狀態，蓬髮、熱烈。但這個詞顯然是被人們賦予了各種超出它的原創者意料的意義。一個思八達的銷售在自己的目標客戶那裡從早到晚站了一個星期，為自己贏得了在這個企業里演講的機會。他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為企業家和他的員工講述了這樣的一個「勵志」的故事：他在高中追一個女生，沒追到，如今，他覺得自己終於在北京混得很牛了，回去要在這個女人面前炫耀一下。這個講座被取名叫「怒放的生命」——這個故事直接導致這個銷售丟了生意。

搖滾圈裡的倖存者

2007年，當從中國移動高層好友的內部系統里發現創盟公司瞞報了自己歌曲的彩鈴下載量，汪峰決定與許曉峰的創盟公司解約。

6年合作結束時，面對記者的採訪，許曉峰將汪峰比作了自己在六年里的一支股票，「我把他這支股票炒得很高，然後賣給了『大國文化』。」大國文化集團擁有香港首富之一李澤楷的投資，它同樣也看到了汪峰這支股票有巨大的升值潛力，那便是一年之後的奧運會。

「之前，《飛的更高》在大運會之類各個運動會開幕式都唱過，所以，我們認為汪峰很有機會被奧運會選中，能在奧運會裡唱，你的身價和地位會完全不同。」前大國文化的企宣總監郭亦丞回憶說。

雙方簽署了一份對於汪峰而言十分優厚的合同。合同期間，大國文化不但會為從沒有開過大型演唱會的汪峰開兩場演唱會，並且同意不修改他的創作。很快，他們就發現汪峰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企劃，「我們完全不用做什麼，就是在他錄音的時候去聽一下，他會告訴你，你們就等著聽就可以了，錄好以後，他自己會從四十首篩到十幾首。」

除了一首被禁的歌曲叫做《瘋了嗎》，公司幾乎沒有在任何創作環節幫過汪峰。這首歌收錄在《勇敢的心》這張專輯裡，是汪峰很想唱的一首歌。它的內容很直白，寫了一些當時社會的現象，比如打開電視收音機，聽的全是超女快男，結論是這個世界已經瘋了。「這個歌太消極，後來從專輯裡被拿掉了，他為此挺失望。但我們也有評估，如果你要去參加奧運會，一個藝人必須除了有作品還要自身沒有負面新聞，所以我們當時按了下去，沒讓這個歌出來。」郭亦丞說。

在自己的音樂染上了一種成功學的色彩之後，汪峰發現有一段時間自己無法再創作他之前所理解的那種「搖滾樂」了，這讓他沮喪了一段時間。但在不久之後，由於妥協帶來了巨大的回報，汪峰迅速恢復了工作熱情。

奧運會開始的前半年，汪峰會在每天早上8點親自叫自己的宣傳人員起床。「他會打電話問我什麼事完成了沒有，什麼事到了什麼狀態。」從一周年倒計時到100天、50天、30天計倒時的這段時間裡，宣傳人員必須陪著汪峰在各種各樣的排練、晚會、MV、奧運宣傳片拍攝時隨叫隨到，分文不取。

在這段時間裡，汪峰和成龍成了最忙碌的華人明星。勤奮很快帶來了回報，在奧運歌曲的錄製之中，孫楠三首合唱，成龍兩首合唱，汪峰在參加了兩個合唱之外，還有自己獨立創作的兩首歌曲。不僅如此，《飛得更高》和《怒放的生命》在奧運場館中的播放次數也遠遠超過了《北京歡迎你》。令大國文化意想不到的是，5月12日發生了汶川地震，新聞頻道在報道災情時，配樂都使用了汪峰的《美麗世界的孤兒》。

「央視是我們不能控制的，但是人家主動拿出來播，這讓我們很意外。」郭亦丞說。

2010年，汪峰舉辦了一場名為「信仰2010」的演唱會，這場演唱會的策劃人是奧組委文化活動部奧運會文化活動處處長王平久，被稱為「奧運征歌掌門人」。奧運會一年來，王平久共創作了13首歌曲，成龍演唱了其中6首，譬如廣為人知的《生死不離》、《難說再見》、《少年強》、《相信自己》。從籌備奧運時寫出第一首歌《英雄》到《國家》，短短一年多時間裡，這個「非專業選手」玩票般地寫出了數十首歌詞，大多是主旋律。

在恢弘的交響樂聲中，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世人關注的世界事件、災害、恐怖主義一一呈現在現場的大屏幕上。六個身穿普通服裝、不同膚色的小孩隨後在場地中出現，追光照射，他們清唱了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飄揚》。當演唱到《直到永遠》時，汪峰抱著木吉他彈唱這首表現人類在災難面前心情的歌曲，現場的大屏幕上播放了不久前王家嶺礦難救援現場的畫面。

在演唱會新聞發布會上，汪峰將自己原單位的領導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的團長請到現場。離開芭蕾舞團時，他曾向領導們發誓說如果自己開了獨唱音樂會，一定會邀請大家來演奏，他很欣慰地說，「自己終於兌現了承諾。」

此時的汪峰已經與大部分遠離主流人群視線的搖滾歌手們拉開了巨大的距離——他歌曲之中的勵志氣質讓自己的聲音隨著神六飛天、移動通信、以及奧運會變得家喻戶曉。同時，他開始以一個搖滾圈裡的勵志者的口吻對記者講述自己的成長過程：「長期以來搖滾樂的出場費一直都不是商演圈裡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會、我的出場費是全中國最高的。因為我覺得值。我說這話一點都不慚愧，我要爭氣。」

一個在汪峰貼吧發帖總被刪除的樂迷，忿忿不平地來到謝天笑吧，他從簽約藝人的風格對２００７年之後汪峰簽約的公司「大國文化」與最早的「京文」進行了比較：「京文唱片曾簽過的藝人是郭峰、崔健、羅琦、零點、指南針、唐朝、子曰、鮑家街43號；大國文化旗下的藝人則有李玟、女生宿舍、王蓉、古天樂、許慧欣、郭富城、黃曉明、汪鋒。」

在對照過這兩組人的生存軌跡之後，人們似乎既可以質疑汪峰背叛了搖滾，也可以說他是這群人里的倖存者。

藝術家裡的工程師

汪峰一直為自己秩序井然和有條不紊的生活規律驕傲：在一個習慣於晚睡晚起的行業里，他從早晨七點開始創作，幾乎不去夜店，而且被歌迷稱作「老闆」。他的生活方式確實更接近企業家或者公司白領。他頑固地相信，當才華和激情退潮，比起那些對於音樂懷有單純的理想主義，純粹靠熱愛而創作的搖滾歌手們，自己開始在創作上表現出了一種堅固的紀律與技術上的雙重優勢。

從華爾街回國的陳戈是汪峰早年的製作人，他參與制作過汪峰的《花火》與《愛是一顆幸福的子彈》。這期間，陳戈為一個叫做《黃金時代》的電視劇主題曲《琴島之戀》寫了歌詞，他希望汪峰能為這首歌譜曲。幾天過後，汪峰十分得意地把陳戈叫到自己家裡，他打開鋼琴，開始一邊彈琴一邊演唱。陳戈聽著自己寫下的歌詞變成了如此感情飽滿的曲調時，一下子流出了眼淚。

「汪峰有一個很牛的本事是他可以很好地完成『命題作文』」。陳戈說，「對於一個在龐大複雜的古典音樂體系中浸潤已久的人來說，這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有人開始質疑這個搖滾青年發生了質變，這種極度強調技術、紀律、勤奮、市場導向和責任的創作方式讓汪峰無論從人格內涵還是方法論上看起來都更像是一個勤勤懇懇的工程師，而不是一個藝術家。

工程師人格毫無疑問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最受中國社會歡迎的人格：一方面，它誠實、勤奮、負責，另一方面也會由於過分實用而變得容易順從權威。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大規模地將自己的大學去文科化，建立起了大量的專業工科院校，從此培養出了數量巨大的工程師，藝術類院校也按照蘇聯的現實主義美學設立了自己的教育體系，產生了大量「藝術家裡的工程師」：比如當代藝術界「只能畫自己眼前看到的東西，而沒有絲毫想像力」的劉曉東，或者是技術精湛的郎朗。這些藝術家與企業家馬化騰、李彥宏在深層性格上似乎沒有太大不同，這也是他們在商業化的過程中能夠輕而易舉引發企業家們共鳴的原因之一。

與那些當初受到理想感染的搖滾音樂人不同，對於從小為練琴所苦的汪峰而言，音樂更像是一種事業，而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愛好。在多數時候，音樂與汪峰的關係更多是生存層面的，是自我實現的唯一通道和唯一可以賴以生存的一項技術。

在專輯《信仰在空中飄揚》發行之後，一個電視台主持人在採訪時對汪峰說，如今純粹的音樂人越來越少了，大家都去改行去做這個做那個了，「但你是一個例外，你從來沒有跟音樂以外的事情沾過什麼邊兒。」汪峰很實在地回答：道理很簡單，因為別的我也不會。他相信音樂是自己的一項持久的能力：「明天一早起來，什麼都沒有了，房子沒了，車賣了，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只要我還會寫歌，都會有的。」

在「信仰2010」的演唱會上，汪峰當著演唱會導演的面可以把整個流程都事無巨細地寫下來，除了幾個視頻上的技術問題，導演不用做任何修改。「從創作到銷售的所有細節，如果他有精力有能力的話，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演唱會從開場到結束每一個點是怎麼安排的，每一個節奏怎麼走，他都有非常嚴謹的辦法。搖滾圈子裡的人我都接觸過，但在這個圈子，他是唯一具有CEO的精力和聰明程度的一個。」負責「信仰2010」演唱會策劃的賈維說。

即使在沸騰的演唱會現場，汪峰也會不停地揣摩發音技術上的細節，LinkinPark是他的偶像，他在偶像的表演中發現了這種高亢、結實又帶著沙啞的發聲方式，「一首歌音調高低直接關係這首歌的興奮度，一個好聽的歌一定要在一個歌手沒有到臨界點，但又不是非常輕鬆的音域里找到中間點。它會給人最動人的感覺，發出這種聲音是一種方法而不是喊。別人覺得我嗓子馬上要完了，其實我完全沒有問題的，三十多首歌我的音質都不會變。」汪峰開玩笑說自己剛出道時的聲音像「蔡國慶」一樣又嫩又亮，「這幾年，他的嗓音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到了《春天裡》，他開始用一種更撕裂、更掏心掏肺的方式演唱，這個獨特的標識會給你強烈的聽覺刺激。」賈維說。

「現在，汪峰的歌詞已經變得非常直白，非常口語，看不到任何藝術化，他會在《春天裡》之中直接地唱：沒有信用卡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賈維說，近幾年流行的網路歌曲都具備這種特點，這與目前中國社會主流人群的喜好十分吻合。

52歲的企業家白先生從事建築工程承包業務，過去的兩年里，他與自己的妻子唯一買票去看過的演出便是汪峰的。不僅如此，他的起床鈴聲也是《飛得更高》，他喜歡汪峰的聲音之中的蒼茫和柔中帶剛，如同讚美一款經久耐用的產品，白先生這樣表達自己對於汪峰的喜愛：「他唱歌賣力，裡面都是大實話。」

自如地轉化

2007年，在寫出《勇敢的心》之後，汪峰認為自己終於能夠轉入自如的創作。

此前，汪峰一直為藝術和商業成功之間的落差與妥協而糾結，他形容那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挫敗感。為此，他閱讀了大量搖滾名人的傳記，從鮑勃迪倫、大門樂隊到約翰列儂，這些人無一不是獲得主流世界極大承認的搖滾歌手，汪峰希望在其中發現他們成功的秘密——即使他沒有找到任何不二法門，卻也記住了一件關於一百萬元「特別小的小事」。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大門樂隊的主唱JimMorrison和他的鍵盤手在海邊抽大麻，鍵盤手問：我們是不是該干點什麼？JimMorrison說，我們沒有錢什麼都沒有，能做什麼？但是我覺得我們有好的歌，鍵盤手說。Jim回答：這樣吧，我們組個樂隊看看能不能掙到一百萬。

「如果你看過JimMorrison的歌詞，會發現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詩人，他是一個靈魂非常高貴、純粹的詩人。如果我們以傳統的角度去看這個故事，會覺得這是什麼啊？！這哪是為了藝術。但他說出這一百萬的時候，沒有引申義，他可愛就可愛在這兒。真實是搖滾的第一特性、不妥協是第二特性，革命是第三特性，如果你連第一特性都做不到的話，一切都是偽裝。我就是想賺一百萬，因為我現在沒錢，很多時候，這才是真的。」

「你會不斷地發現好的歌詞、音樂，比如鮑勃迪倫、大門、約翰列儂，這些東西太好了，但是離自己太遙遠。不過，我們有一個基點一樣，我們都是人，你們所處的社會完全截然不同，但我認為只要是一個物種，靈魂里的東西不會有多大的差異，因為人的情感感受永遠都是一樣的。」

這種「我們都是同一個物種」的想法幫助汪峰擺脫了絕望感，並且拉近了他與西方搖滾天才們的距離。他開始強調真實和正常的生活，並且毫不隱瞞自己對偏激的反感

「中國搖滾樂在初期誕生了非常出色的音樂家之後，出現了很多年輕的地下樂隊，在沒有的基礎上去批判有，包括鮑家街43號。那個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什麼都沒有，所以會在作品中去嘲笑批判有錢人。這樣做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看他批判的角度，就知道是自己沒有才去批判別人。有智慧的人和真正有思想的人，即使處在貧窮階段，也不會特別淺薄地去批判一個表象的東西。」

「人應該揭示人類生活的本質，他為什麼這樣，貧窮為什麼這樣，富有為什麼這樣，貧富分化為什麼這樣，這才是更有意義的。你可以批判的是整個社會現象背後的那些東西，而不能因為你沒有車，你就批判所有開車的人都是狗屎，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總有一天，當你生活好轉了，你也會開車，之前的話也就是說說而已。」

一年多以前的《春天裡》事件給他帶來了又一次巨大衝擊——在這件事上，汪峰從JimMorrison等人那裡錘鍊出的「真實」邏輯派了大用場。「這一年，我統計了一下，每隔三四個月，我就有一個能上手機報的事。」在海南的露天大排檔里，只有兩個人的歌曲播放最多，一個是汪峰的，一個是剛子的，他們都與旭日陽剛有關，在汪峰禁止旭日陽剛翻唱自己的歌曲之後，剛子則主動讓他們唱自己的歌，這兩個人都曾經是經紀人姜南洋帶過的藝人。

2011年1月13日早上9點，朋友打電話叫醒了正在外地演出的汪峰，他打開電腦，發現大眾正在瘋狂地譴責自己。「好像我真的是那種看到自己幫助的人火了就受不了了的人，我就像這個行業的惡霸，居心叵測，這個我肯定不能接受。」汪峰立刻在酒店房間里寫一篇5000字的博文，長期飽受版權被侵犯的音樂人也紛紛對他表示支持。

「從歷史的角度看，總會有一個時間點，有一個人要站出來，因為他不得不這麼做。在這件事上，不是我瞅准了歷史要造就一下！實在是我不得不說！至於我是不是勢單力薄？我不在乎。」

圈子裡有大量的人開始讚美他的野心、遠見、直率和勤奮——這是一個在唱片業瀕死之際幻滅感極強的圈子裡的一種稀缺品質，但也有人從陰謀論或者藝術人格的層面質疑他正義態度背後潛在的邏輯。

一個頗有80年代精英意識的音樂人說，「《春天裡》之後，汪峰通過收回歌曲版權的方式吃掉了旭日陽剛的大規模粉絲，上過春晚的旭日陽剛為他積累了前所未有的歌迷規模與極為廣泛的傳唱度。從此，不止在企業家年會或者國家大型活動上，你在大型超市、夏日露天場所都會聽到《春天裡》，然而，這些粉絲又是中國所佔人數最多，也最底層的群體，他們觀看春晚，選秀節目，嘲笑芙蓉姐姐也支持農民工兄弟。」

「汪峰佔有了這些歌，也為此付出了創作上的代價。在他的新專輯之中，除了那些標榜價值觀的作品，你會發現《春天裡》氣質的歌曲佔了大多數，其中一首叫《大橋上》，另一首叫《向陽花》。」

在他看來，這更像是一個以個人妥協不斷向時代大眾交換名氣的故事。

原文：《汪峰：精心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