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荒原和荒原狼

承受著太陽的鞭打

——艾略特：《荒原》

西方歷史跨入20世紀的門檻時，正是資本主義發展跌入低谷的階段，最重要的事件是帝國主義之間的世界性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社會主義蘇聯的誕生。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三種文學——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崛起，開闢了世界文學的新紀元。關於這部分文學，我們不似在本書中討論。就資產階級文學範疇所展現的心靈歷史而言，則是「近代人」的死亡和「現代人」的誕生。所謂「近代人」就是資產階級近代精神的人格化；「現代人」則是資產階級現代精神的人格化。

從但丁的《神曲》、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而樹立起來的「近代人」的形象，其主要特徵在於由資產階級啟蒙文化所提供的那些東西，即由「神本位」向「人本位」復歸，在於堅信理性的力量，在於堅信人能夠認識和把握這個世界，並使其不斷走向進步。這種樂觀的信念不僅貫穿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即使在19世紀上、中葉，現實主義作家們在揭露社會的黑暗與醜惡時，讀者也可以在這些黑暗與醜惡之上，隱約看到一個手執正義之鞭的審判官，一個代表光明與美的尊神，這個尊神就是近代人的「理性王國」的化身，即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理想。對醜惡勢力鞭撻愈烈，人們對光明與美的追求愈強。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近代人的理想日益黯淡無光，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和藝術家懷疑它不過是一個幻影。法國作家、「歐洲的良心」羅曼·羅蘭作為這種近代理想的謳歌者，他是赤誠的、也是最後一位騎士。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初版序言中說：

我寫下了快要消滅的一代悲劇。我毫無隱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與德性，它的沉重與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驕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為了締造一個世界、一種道德、一種美學、一種信仰、一個新的人類而感到的沮喪。——這便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譯本，第4卷第193頁，傅雷譯，人們文學出版社，1980年）

羅曼·羅蘭對創造新世界感到的沮喪，是差不多整整一代文學家（轉向無產階級的作家除外）的普遍的沮喪。它標誌著支撐整個19世紀文學大廈的那種樂觀的理性支柱崩塌了。高度發展的理性如果遭逢危機，會使人跌入更深的絕望。當人們自以為登上極樂仙境之時，卻猛然發現眼前出現的是懸崖和深淵，那種悲哀是可以令人發瘋的。20世紀上半葉，發瘋或自殺的作家特別多：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鳴曲》寫於瘋癲狀態；傑克·倫敦像他的主人公馬丁·伊登那樣自己結束了自己，只是採用了服毒自殺的方式；意識流巨匠沃爾芙投了河；海明威用槍打碎了自己的腦袋；奧地利的茨威格則使用了煤氣；「蘇維埃最有才華」的詩人馬雅可夫斯也用的是手槍，葉塞寧步其後塵；……他們的心靈如脆弱的蘆葦，沒有風時還顫抖不停，待風驟起，便一個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作家陷入悲觀主義的深淵。以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以滔滔之勢席捲思想文化界。儘管羅蘭在隱遁十年之後仍在原來的基地上戰鬥，但18世紀的理性精神終究從主流地位上被推下來了。

一、 從兩極向理性精神告別

在羅曼·羅蘭寫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代，他並不孤獨，同他一起為行將崩潰的理性王國而戰鬥的還有一大批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法國的法郎士、巴比塞，英國的哈代、高爾斯華綏，美國的馬克·吐溫、歐亨利，以及東北歐的安徒生、易卜生。他不過是他們中間對那即將逝去的理想最熱情、堅持最久的一個。與這批「征服現實」的戰鬥者同時代的另一些作家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早在上個世紀就有人開始同近代理性精神告別了。法國詩人韓波面對人慾橫流、道德淪喪的世界，無比懷念那個死於鴉片的詩人波德萊爾。事實上正是波德萊爾和美國作家愛倫·坡開闢了被稱為「現代主義」的文學流派，開始了西方人對理性精神的討伐。1886年9月，不很出名的詩人讓·莫雷阿在巴黎《費加羅報》上提出「象徵主義」這個稱謂，因此開始了現代主義的文學運動。象徵詩派是現代主義文學中生命歷史最長的一個流派，它突破理性精神的堅硬外殼向著人的內心深淵駛航，探索被理性桎梏著的非理性王國。沿著這條航線向前的還有象徵主義在小說戲劇領域中的表現——「表現主義」文學以及「意識流」文學等。

上述流派的共同特點是反叛由科學、工業發展引起的注重物質世界的思潮，控訴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的心靈造成的扭曲和傷害。而20世紀崛起的「未來主義」卻高歌「機器文明」和「科學進步」。但在這兩面大旗之下未來主義唱出的歌充滿非理性的熱狂和破壞欲。他們實際上是從另一極向近代理性精神發起了名列進攻。戰後出現的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在綱領上與未來派不同，但在氣質上庶幾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