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之焚

07-12

發生於清咸豐十年九月初五（1860年10月18日）的「火燒圓明園」事件，距今將近一個半世紀了。述說或評論這一事件的文史作品，不知凡幾，可惜不合歷史實相的怪論也不少。

圓明園之焚，下令縱火的是英國對華交涉專使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執行縱火任務而將圓明園和暢春、清漪、靜明、靜宜四園統統燒成廢墟的，是侵華英軍第一師。

這五園其實都已成為空園。原來這年八月初八（9月22日），咸豐帝聞報清軍在京郊八里橋被英法聯軍打得大敗，便帶著他的妻妾和部分王大臣，丟下圓明園，倉皇逃往熱河行宮。四天後聯軍推進到北京城外，輕鬆地擊潰了僧格林沁、瑞麟統帥的滿蒙八旗軍余部。八月二十二（10月6日），法軍首先闖進圓明園，立即大肆搶掠。次日英軍也進入園內，「兩個強盜」（法國作家雨果的形容）展開劫掠競賽。同年公曆10月9日《紐約時報》，即有劫掠的現場報道，不妨再引用一段：

最近這兩天發生在那裡的景象卻是任何筆杆子都無法恰當描述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搶掠被認可。貴賓接待廳、國賓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妝師，以及其他庭園的每個房間都被洗劫一空。清國制或外國制的藝術品有的被帶走，有的體制太大無法搬走就把他們砸毀掉。還有裝飾用的牆格、屏風、玉飾、瓷器、鐘錶和傢具，沒有哪件東西能逃過劫難。……

如果當初大清國的皇帝陛下能把圓明園中的一切完美無缺地移交過來的話，那它將會賣出一個天價，可惜有3/4以上的東西被法國人毀壞或掠走了。（中譯文據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頁191-193，北京三聯書店，2001。）　

然而英法聯軍並未因此而滿足。他們向咸豐帝出逃前任命的議和欽差大臣恭親王發出威脅，不開城就攻城。於是又兵不血刃，侵佔了北京皇城。豈知就在這時，額爾金致函法國專使葛羅（J.B.L.Gros）,建議拆毀圓明園。這回葛羅卻以保護名園為由，表示不贊成，但同意拆毀城內部分宮殿。額爾金一意孤行，於是下令英軍對圓明園等縱火。

額爾金為何堅持焚毀圓明園？清末便有一種解釋，說是一個叫龔橙的中國人出的主意。龔橙是龔自珍的長子，懂英語，這時正充當額爾金的參贊威妥瑪（T.Wade）的記室即書記。據說龔橙出此「奇計」，目的在於化解洋人的憤怒，保全都成數十萬人的生命。這一怪論傳播很廣，直到數年前還有人罵龔橙是漢奸，卻相信他確是圓明園之焚的「謀主」。

此說於史不符，拙文《龔橙與火燒圓明園》（《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8月，參拙著《走出中世紀二集》頁248-254，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曾作商榷。

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在滿清官方文件彙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已有詳載。此書編成於清同治六年（1867），總裁官寶鋆曾在圓明園被焚時充當總管內務府大臣，而副總裁文祥則為當年留京的唯一軍機大臣，輔佐恭親王對英法聯軍的議和談判。他們選錄保存的史料較真實。郭廷以編著的《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書局據台灣1963年3月初版影印，1987），其中咸豐朝涉外部分，便主要取材於它。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有興趣讀史者，不妨一閱。

這裡不能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刊布的官方文件詳予考辨。如同清代一切朝野史料一樣，其中同一事件的不同陳述，往往互相矛盾，考證難免繁瑣。以下僅簡單列舉可以認定的幾點史實。

史稱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軍侵華戰爭，於咸豐八年（1858）清廷與英發專使分別簽訂「天津條約」暫告段落。但咸豐帝隨即翻悔，不同意英法俄美四國派公使駐京，不同意英法船隻進入長江，要求談判大臣桂良等，再作交涉，「破除情面，勿恤人言」。

英國反覆磋商不成，派艦隊至大沽口，欲強行登陸，保護使節進北京「換約」，不料中伏擊失敗。咸豐帝色厲內荏，，，對英國以戰迫和，又想離間英法俄美關係，豈知著著失敗，而法國決定與英國共同出兵侵犯京津。時為咸豐九年。
咸豐十年，清廷與太平軍作戰不斷失利。英法於同年五月（1860年6月）通告歐美各國，對清朝宣戰。同年六月英法聯軍佔領塘沽，再戰天津，與清廷邊談邊打，向通州推進。
咸豐帝於同年七月二十四（1860年9月9日）下詔親征，引發朝野極大恐慌，因知皇帝準備棄京北逃。欽差大臣載垣等照會額爾金、葛羅，要求派員在通州議和。英法聯軍派巴夏利（H.S.Parkes）等赴會，隨行英法官員記者數十人。不料載垣已得咸豐帝密諭，如談判破裂，即將其「謀主」巴夏禮等扣作人質。載垣以巴夏禮拒絕見皇帝行跪拜禮為由，命僧格林沁載捕巴夏禮等三十九人，包括英人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統兵大員勝保當場殺死二人。餘均押送北京，關進刑部「天牢」，備受凌虐，英國《泰晤士報》記者BowLby首先致死。
咸豐帝出逃熱河途中，尚密諭北京留守王大臣，將巴夏禮妥為看管，如英法攻城，勢不可支，即將其正法。此後恭親王雖將巴夏禮移居獄外善待，懇求他致函額爾金允許講和，但仍不敢違背上諭，將巴夏禮等釋放。
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繼又侵佔北京皇城，解救人質，發現關進天牢的三十七人，生還者僅十九人。額爾金就面臨向女王政府和議會交待的問題。尤其是首先死於滿清天牢的，竟是《泰晤士報》的名記者，他又如何面對英國公眾輿論？他拒絕法國特使葛羅的反建議，不同意用拆毀清宮來代替焚毀圓明園，並非因為清宮建築更古，而是因為作為大清皇帝「夏宮」的圓明園，早在歐洲名聞遐邇。何況它是「天朝」實際的政治中心，滿清皇帝下達的綁架虐殺英法人質的詔敕，都由此發出。無論為了彰顯復仇決心，還是為了掩飾劫掠惡行，將這座世界第一名園，付諸一炬，不是更可躲避人質被害的責任嗎？

據額爾金死後發表的他致家人函，曾說：「劫掠和蹂躪這個地方（指圓明園），已夠壞了，但更壞得多的是破壞。」

我們當然可以譴責這位英國勛爵的偽善。可是，比較他的政治對手，那位僅因夷使不肯雙膝下跪向自己叩首，而寧可丟失首都，在大清帝國首開君主逃亡以致死於流亡的記錄的咸豐帝，在假仁假義方面，有何區別？

滿清入主北京以後，凡歷九世十帝。撇開年號宣統的末代皇帝不談，在位十一年的咸豐帝是最短命的一朝君主，僅由圓明園之焚，那終極緣由，至今尚說不清楚，此人此朝豈不值得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