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恐怖高壓下，伊斯蘭世界的理性與堅守

(2015-12-08 20:06:28)

IS網站發布的成員圖片

從「基地」組織的美國「9·11」恐怖襲擊，到IS的被稱為法國「9·11」的巴黎恐怖襲擊，從本質上來說，這是野蠻與文明間的戰爭與衝突，但「文明衝突」的話題再度被炒熱。

儘管伊斯蘭世界對IS加大了譴責與聲討的力度，巴林、約旦、沙特、卡達和阿聯酋等君主國亦參與了對IS的空襲，但在伊斯蘭教去污名化的努力上仍顯得無能為力。在IS的恐怖暴行和歪理邪說面前,「伊斯蘭」這個阿拉伯語辭彙所飽含的「和平」與「順從」的意義顯得更加珍貴。

穆斯林之王的迷夢

IS遠揚的惡名及昭著的惡行地球人都知道。然而僅僅就在一兩年前，全世界對於IS還知之甚少，就連其到底叫什麼名字都爭論不已：是ISIS還是ISIL?如果說ISIL譯為「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確無爭議的話，那麼ISIS就有至少兩種譯法：「伊拉克與大敘利亞伊斯蘭國」和「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

事實上，這些譯名爭議來自於不同文明對同一片土地在命名上的各自表述，即大致上涵蓋如今的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西亞阿拉伯國家的地中海東岸地區。

首先，「黎凡特」(Levant)代表了西方的立場，該詞來自於義大利語Levante，意思是「升起」，即太陽自地中海東岸升起，義大利、英國和法國在推廣「黎凡特」這一名稱上發揮了推波助瀾的影響。

其次，「大敘利亞」代表了介於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立場，「敘利亞」(Syria)一詞來自於古希臘語Syrioi以及更早的Assyria(亞述)，即亞述帝國統治下的近東地區，即便歸屬西方世界近2000年的敘利亞地區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並皈依伊斯蘭教以後，該詞在19世紀之前仍具有強烈的西方和基督教的涵義，且在當地並不流行。直至一戰結束後，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來於1920年成立的阿拉伯敘利亞王國首次正式採用「敘利亞」(阿拉伯語為Sūriyya)為國名。但全新的敘利亞國家也繼承了西方語境下「大敘利亞」的衣缽，心懷「大敘利亞」之夢延續迄今。

最後，「沙姆」(Sham)代表了伊斯蘭—阿拉伯世界的立場，「沙姆」是地道的阿拉伯語辭彙，意為「左手邊的土地」，這來自於在阿拉伯半島上坐擁兩大聖地的希賈茲人眼中的圖景，他們面朝東方，以北為左，以南為右，於是乎稱左手邊的地中海東岸地區為「沙姆」，稱右手邊的地區為「葉門」(Yemen)，即今天的葉門共和國。由於阿拉伯世界自一戰以來分裂為諸多西方人臆造的所謂「人造國家」，且未有一個國家以「沙姆」為國名，因此阿拉伯世界以外對「沙姆」一詞極為陌生。

IS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各國政界、學界乃至普通民眾對地中海東岸地區地理、歷史和文明的再認識，「黎凡特」「大敘利亞」與「沙姆」之間所暗含的相互矛盾的立場開始浮出水面，如何稱呼地中海東岸地區成為某種新的政治正確。

正當國際社會對這一名稱基於各自立場進行艱難且謹慎表述的時候，這個恐怖組織2014年6月的「貼心」更名行動立刻使得國際社會一直以來的分歧煙消雲散，因為它的名稱中消除了任何帶有地理意味的辭彙，僅僅保留了「IS」。國際社會從此在稱呼該組織名稱上如釋重負。

但更大的問題也出現了，IS的更名行動已經表明，它的胃口不再滿足於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這兩個國家的實際控制區。不僅如此，IS激起了新一輪地理文明的關注熱潮，它將視線首先投向地球上那些歷史上和現實中被穆斯林統治的歐亞非地區，首選在這些地方實現存在。其名冊上引經據典、以古典和生澀辭彙命名的板塊包括：安達盧斯(Andalus)、歐羅帕(Orobpa)、安納托爾(Anathol)、高加索(Qoqaz)、庫爾德斯坦(Kurdistan)、呼羅珊(Khurasan)、馬格里布(Maghreb)、齊納納之地(Landof Alkinana，源於埃及舊城)、哈巴沙之地(Land ofHabasha，源於古衣索比亞部落)、沙姆、伊拉克、希賈茲、葉門。

IS已在利比亞、埃及西奈半島、沙特、葉門、阿爾及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和俄羅斯北高加索地區建立了分支機構，並有成員在摩洛哥、黎巴嫩、約旦、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國活動，並將「國家」劃分為「省」(Wilayat)。

除了設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省以外，其實際控制的還包括設在利比亞的拜爾蓋(Barqah)省、的黎波里省和費贊(Fazzen)省，以及設在埃及的西奈省，非實際控制的包括當地效忠組織所建立的阿爾及利亞省、呼羅珊省、西非省(奈及利亞博科聖地建立)、高加索省(俄羅斯達吉斯坦)，並單方面在葉門設立了若干省;其觸角正在延伸至東南亞和東非，並已接受印尼和菲律賓有關極端組織的效忠。

總而言之，IS頭目巴格達迪拾起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丟棄了90年的「哈里發」王冠，以東西方文明消長與交融的地中海東岸地區為大本營，做起了迷夢。

在無視與輕視的縫隙里野蠻生長

IS的興起過程中有許多偶然性因素，美國失衡的中東戰略和「阿拉伯之春」的爆發為其壯大提供了歷史的契機。包括伊斯蘭世界在內的國際社會並未能預測到IS會在日後有著如此超強迅猛的勢頭，並最終取代「基地」組織成為全世界頭號恐怖組織。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在阿富汗生存空間極度萎縮的IS的前身「一神論與聖戰組織」遷往伊拉克並加盟「基地」組織，從此以「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名義開展活動。隨著美國奧巴馬政府以「撤軍伊拉克，增兵阿富汗」為主要內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戰略」的推進，美國於2011年開始撤軍伊拉克，該組織隨之開始急速壯大，名義上仍為「基地」組織分支，但已開始走向攻城略地的「建國」道路。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該組織又趁機進入敘伊交界地區發展，並與「基地」組織敘利亞直屬分支「努斯拉陣線」(Al-NusraFront)爆發激烈衝突，因統治區域的變化而於2013年更名為「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這招致「基地」組織的不滿，「基地」組織最終在2014年2月斷絕與該組織的關係。IS在被「基地」組織趕出教門前的一個月正式宣布「建國」，其「首都」為敘利亞城市拉卡，而這僅僅被視為「基地」組織「建國」實踐的另一個案例，伊斯蘭世界對其重要性顯然關注不夠。

「基地」組織長期以來以隱形存在方式為主，「來無影去無蹤」是本·拉登與美國長期周旋的法寶。不僅如此，「基地」組織領導層不斷變換藏身地並尋求各種勢力的庇護，其襲擊目標主要針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正因為「基地」組織的這些特點，即便出現了其分支機構在葉門的「建國」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只被視為「小插曲」，絲毫動搖不了「基地」組織的一貫形象。2011年5月，時值葉門陷入黨派部族勢力拉鋸、社會亂象叢生之際，「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在相繼佔領南部阿比揚省省會津吉巴爾市、賈爾市以及沙克爾市等城鎮之後宣布建立以津吉巴爾市為首都的「伊斯蘭酋長國」。直至2011年9月，經過數月交戰葉門政府軍收復津吉巴爾市後，此次「建國」實踐才宣告暫告一段落。

2012年1月，該組織又故伎重演在葉門南部拉達地區宣布「建國」，類似戲劇化的「建國」活動接二連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伊斯蘭世界無法對「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控制區的「建國」活動予以重視，認為這不過是葉門式「建國」活動在沙姆地區的複製，其命運只會是曇花一現，遑論其影響力。更何況「基地」組織不僅不支持其「建國」，甚至還將其除名，伊斯蘭世界普遍相信該組織在失去「基地」組織這個大靠山後，其「建國」遲早會分崩離析且該組織的生存前景堪虞。

伊斯蘭世界此時主要關注的領域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阿拉伯之春」爆發以後阿拉伯共和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及其政治局勢問題。當時的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的去國出逃、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被俘身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囚籠受審和民選總統穆爾西的軍方罷黜、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苦撐待變以及葉門前總統薩利赫的被逼交權和哈迪的沙特流亡，這些圖景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其次是美國在21世紀兩場反恐戰爭中所製造的阿富汗問題、伊拉克問題以及伊朗核問題。塔利班的捲土重來、伊拉克的群雄割據、伊核問題的反覆多變，使得伊斯蘭世界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

最後是老生常談的巴以問題。中東世界諸多新問題層出不窮，巴以問題已在「阿拉伯之春」以後高度邊緣化，但其核心地位仍難以撼動。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依舊衝突不斷，伊斯蘭世界總體上依舊不時隔空勸和促談，以最大限度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試圖實現該地區的穩定。雖然「基地」組織製造了「9·11」恐怖襲擊，但此後十餘年並未有大的動作出現，伊斯蘭世界此後逐步自我減壓，尤其是本·拉登被擊斃以後，「基地」組織被認為遭受重創而元氣大傷。

在「阿拉伯之春」中生機勃勃的伊斯蘭大國土耳其和沙特在中東地區展開了模式之爭，對IS一度都採取了有限支持的態度，但其具體目標有所不同。土耳其極其關注藏匿伊拉克庫爾德區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武裝與IS之間的劇烈衝突，其心腹大患是庫工黨而非IS。土耳其甚至放鬆與IS控制區之間的邊界管理，默許諸多聖戰者借道土耳其領土前往敘利亞。沙特因海灣戰爭以後謀求美軍直接保護而飽受伊斯蘭激進勢力的譴責，為了鞏固王室統治的合法性和自我強化「伊斯蘭盟主」的名號，沙特利用其巨額石油美元一方面斥巨資修繕聖地麥加的朝覲地點和展開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資助形形色色的伊斯蘭激進派別以抵消過分親美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其中就包括IS，當然沙特與IS在推翻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上有著利益的一致。

IS迎著伊斯蘭世界無視與輕視的眼光，在土耳其和以沙特為首海合會君主國的保駕護航下，最終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權力縫隙中成長起來。

IS對伊斯蘭教的濫用已到極致

剝掉「基地」的外衣後，自立門戶的IS可謂無拘無束，更加魔性大發，開始四面出擊，全線開火。

首先，與老東家「基地」組織開始恐怖競爭，其斬首、火刑、性奴、挫骨揚灰、集體屠殺、教派滅絕、毀滅文明等暴行連「基地」組織都看不下去，予以強烈譴責。其殘暴指數急速上升，促成諸多「基地」分支改旗易幟，成為IS的「省」或盟友。

其次，除了一貫的反美立場外，IS還同時招惹歐洲、日本、俄羅斯等國。IS以比利時為據點，在法國巴黎多處製造暴恐案，並威脅襲擊倫敦、紐約和華盛頓，炸毀俄羅斯民航客機，處死日本、挪威和中國人質，其結果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一致通過決議授權打擊IS。

最後，襲擊伊朗及其中東盟友。IS不僅在敘利亞、伊拉克與伊朗武裝人員直接交手，還威脅入境伊朗;不僅如此，IS血洗真主黨在貝魯特的根據地，還威脅取代哈馬斯統治加沙。一時間，IS親手促成了一條具有最強代表性的反IS陣線。

IS不斷利用現代社交手段擴大其全球影響力，其宣傳和招募大量運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手機APP等時髦工具，其發布的宣傳片堪比西方大片，這些對蠱惑極端主義分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IS對伊斯蘭教的濫用已到極致。

伊斯蘭世界已經走到了歷史的關口，如何書寫伊斯蘭世界過往、當下與未來的歷史需要全世界穆斯林的集體智慧。

西方著名神學者卡爾·洛維特將上帝的救贖歷史與人類的演進歷史、基督教史與世界歷史進行了神學前提下的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回顧與探索，對於宗教與世俗的關係也進行了反思。伊斯蘭世界的救贖，歸根到底，既離不開真主的至仁至慈，也離不開全世界穆斯林對其他人類文明與歷史表述的尊重與借鑒，而IS及其「哈里發」從神學理論到「建國」實踐，無疑是此種救贖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