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曾援手卞之琳：為其詩集寫附記、出資

沈從文

卞之琳

　　從現代文學史的記述看，詩人卞之琳的第一本詩集為1933年5月出版的《三秋草》。其實，在此前還有一部《群鴉集》由他人編輯出來，可惜最後出版受阻，不然的話他的處女詩集發表時間可前推兩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兩部詩集的編輯或問世，均與已廣有聲譽的小說家沈從文有直接關係。

　　沈從文為《群鴉集》寫「附記」

　　卞之琳在《〈雕蟲紀曆〉自序》中，這樣敘述他開始寫詩的動因：「我從鄉下轉學到上海……經過一年的呼吸荒涼空氣、一年的埋頭讀書，我終於又安定不下了。說得好聽，這也還是不滿現實的表現吧。我彷徨，我苦悶。有一陣我就悄悄發而為詩。」

　　當時的卞之琳，是頗為不自信的。這段時間寫的作品，「自行銷毀的較多」。1931年，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課，為卞之琳他們上「英詩」課。儘管卞之琳寫詩「總想不為人知」，可大詩人在前，這又是任何想寫詩的人都不願放棄的求教機會。在課餘，卞之琳終於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一些，交給徐志摩。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口語，但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同時凝練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詩人中，這個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讀之下，很是喜歡。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和沈從文一塊讀了，沈從文也頗為欣賞。兩人便商議將它們匯聚出版。

　　為此，與卞之琳還不認識的沈從文給卞寫了很長一封信，說他和徐志摩都認為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冊子。沈從文還拿其中一首題目命名：《群鴉集》。認真讀後，沈從文還為這些詩作寫出一篇頗有見地的「附記」。

　　《群鴉集》「附記」從一些自以為是的詩人說起，表示自己「卻不喜歡這種詩人，也正如我不喜歡這類文人一樣。」既然表達看法，沈從文當然有喜歡的東西：「詩人同他的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便是平淡樸實。他的詩，不是為了安置辭藻而有的。他寫詩，他的詩即或表現到一種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也並不以為自己不是一個人……他若是一個年輕人……他的憂鬱，假若說，他是不缺少年輕人的憂鬱的，他一定得喊出難受的苦處，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他用的手段，沒有比用誠實為再好的手段了。」

　　這段議論甚至牽涉到為文和為人的聯繫。當然，由此引出的自己欣賞的詩人，就應該具備了他讚賞的品質才是：「但棄絕一切新舊辭藻摒除一切新舊形式，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時，寫得居然極好，如今卻有卞之琳這本新詩。」「然而當我把詩的趣味，放在新詩最初提出的那一個方向上去時，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使我覺得更喜歡了。」

　　沈從文出資印出《三秋草》

　　卞之琳的詩有哪些使人「喜歡」的地方呢？「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感，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詩的藝術第一條件若說是文字的選擇，之琳在這方面十分的細心，他知道選擇『適當』的文字，卻刷去了那些『空虛』的文字。」

　　沈從文雖然看出卞之琳的優長，但「這個集子在他還是試作，據說送給人看時還很羞怯，這羞怯處也就正是他有無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個地方走去的好處。他能保留那個態度，並且獨自從那個方向做去，他的成就，決不至於到印一本書以後便完事的。」對於卞之琳的未來，沈從文給予很大期望：「樸素的詩將來的最好成就或者應當歸給之琳的。」沈從文不僅眼光獨到，表達也委婉曲折，是能傳達出豐富生活體驗的畫面感文字。

　　這篇高度評價卞之琳詩作的「附記」，卞之琳很快讀到了：「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地發現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對於一個想從事寫作的學生，鼓勵的程度可想而知。當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書「遲至十一月總可出版」。可不久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對中國，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所以「從此雖然還不時得到出版的消息，卻始終只見到一次預告。」這部《群鴉集》終於胎死腹中。

　　《群鴉集》最終雖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從文的欣賞，尤其還不認識的沈從文寫出文字指示優長，大大鼓舞了初學寫詩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十首，被《新月》雜誌收下，稿酬是幾塊銀元。拿著它，卞之琳「小游」青島，去看望在那裡任教的沈從文及也寫詩並翻譯的孫大雨。到那就住在沈從文宿舍。談詩論文間，他們一定感嘆《群鴉集》的不濟命運。這一頁揭過，卞之琳又談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時，新寫了十多首與先前作品「風格稍異」的詩歌，想叫做《三秋草》。沈從文一聽，二話沒說，提筆就題寫了「三秋草」幾個字，並馬上從抽屜里取出三十元錢來，交給卞之琳，讓他快快將《三秋草》印出來。

　　開抽屜時，卞之琳看到裡面有幾張當票，知道沈從文自己還在典當東西過活，便堅持不接錢，可沈從文堅持讓他拿上。卞之琳後來說：「我終於未能違命」。拿了錢，出版了自己的處女詩集。

　　這本收有十八首詩作的《三秋草》，印製過程還略有周折。北平印刷廠的人看到這本書太薄，沒多少利潤，也就不大在乎。提起來，總說：「那本小書，那本小書……」作者卞之琳卻偏偏要認真費事。他要用穿釘方式裝訂起來，要不裁邊，即「毛邊」，還要整齊……為買紙，他和羅大岡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鋪，又要經濟，還求實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後羅大岡想到了一種韌性較好的薄吸墨紙，一試之下，大為滿意：「這種紙真妙，鉛字印上去墨色像從裡邊長出來似的，特別平整……」「果然很合適，結果花錢不多，印出來的三百本小書卻不十分寒磣。朋友們見到了都說印得很好……」這樣，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學畢業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為他以後的文學道路，奠下了一個極為有益的基礎。

　　因為是沈從文出資印出，《三秋草》的版權頁上卞之琳印上了「發行人：沈從文」的字樣；書店還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鴉集》的新月書店，時間是1933年5月。那時印一本書的時間，還是蠻快的。此時雖然新月書店幾乎支撐不下去了，可這批三百本書，還是交給了他們代售。由於印製早而少，如今要找到這冊小書，已經很不容易了。

　　沈從文專意寫出《卞之琳浮雕》

　　1934年，已經很少作詩的沈從文，專意寫出一首新詩《卞之琳浮雕》，對卞的作為和愛好作了別異的描摹：

　　兩隻手撐定了尖下巴兒，

　　心裡頭畫著圈子：

　　（不是兒戲，不是兒戲，）

　　「我再活個十來年，

　　或者這時我就應當死？」

　　說老實話生活有點兒倦，

　　唉，鍾，唉，風，唉，一切聲音！

　　（且關上這扇門，得一分靜。）

　　「天氣多好，我不要這好天氣。

　　我討厭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這也許是沈從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或者卞本人不這樣認為，可是閱讀卞之琳的詩歌及其他作品，這樣的狀態倒是挺傳神的。

　　據資料記載，卞之琳後來還受到沈從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並不順當。沈從文知道了，便給胡適寫信，希望能通過文化基金會，給卞之琳一點可以發揮其特長的翻譯工作：「多數人都承認卞之琳譯書極認真，中文也相當好，外國文基礎也很好。人家都說他是這幾年北大出的好學生！現在做的事似乎不是他宜做的事，對自己無益，對學生也無益。教書不譯書對各方面都是損失。文化基金會每月出一百來塊錢並不是件困難事情，我希望您還能給他這個譯書機會，要他不必再教書。」（見《沈從文全集》18卷223頁）後來卞之琳確實獲得了為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會翻譯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說是自己的老師余上沅推薦的。也許是，可見沈從文給胡適寫信為他尋找這份工作的事，並沒有告訴卞之琳。這樣的不張揚作為，真正為君子之風。

　　沈從文初闖文壇時，艱難異常，後幸得徐志摩、郁達夫、胡適等人扶持，才漸獲聲譽，並終於成為一代文學大家。由於這段經歷，沈從文對文壇後學，多大力幫助，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錢。他的弟子汪曾祺說曾見到他為學生的作文寫的批語，有時超過原文；幫助文學愛好者把稿子往外寄，光郵費就是很大一筆。這裡，通過卞之琳兩部詩集的評介或出版，我們又一次看到沈從文這樣的無私推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