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興:拉美經濟五十年的波動

蘇振興:拉美經濟五十年的波動人文與社會 提交 2011/03/11 閱讀: 139 來源:開放時代 摘要:19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華盛頓共識」出來以後,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規模結構改革。改革的十年間比前三十年經濟增長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關鍵詞: 蘇振興 中國與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說實在的,拉丁美洲可以講的故事很多,各位愛聽哪一段,我心裡沒有底。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問題希望不要掃大家的興。我講的題目是「拉美經濟五十年的波動」。我這裡準備了一個ppt。請大家看下錶,「拉美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一覽表:1950 ~ 2000年」(見表2.1)。

1950年到1981年,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率是5.3%,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81年到1990年,拉美經濟增長率是1.3%;第三個階段是1991年到2000年,拉美經濟增長率是3.3%。如果延伸到2002年,則1991年到2002年的增長率不到3%。可見,從1950年以來的這52年,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呈現出大起大落的狀況。前三十年情況比較好。1981 ~ 1990年,拉美人均GDP增長率為- 0.9%,那是拉美的經濟衰退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19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華盛頓共識」出來以後,拉美搞了十年的大規模結構改革。改革的十年間比前三十年經濟增長率要低40%左右,改革沒有促進經濟增長。這三個階段後面的故事很多,我想講三個問題。

一是在1950 ~ 1981年這三十年間,雖然拉美的經濟形勢不錯,但是經歷了一場大的社會—政治危機,我稱之為「參與危機」。在拉美的現代化過程中,這三十年是工業化的高潮期,社會轉型加速,但從社會政治層面上看,廣大的民眾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參與,從而引發參與的危機。從政治層面看,廣大民眾沒有獲得相應的權利;所謂經濟參與,首先是要獲得就業,從而能夠參與初次分配,其次是要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從而參與再分配。因此,經濟參與首先表現為社會參與。拉美的一般民眾,特別是進入城市的農民,第一代人要獲得資產是很困難的。由於這些問題拉美都沒有解決,從60年代中期開始,拉美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危機,人們至今記憶猶新。

這場危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民眾社會抗議運動普遍爆發,持續高漲。其中有兩次事件影響很大。一次是墨西哥1968年的學生運動。墨西哥學生在特拉特洛爾科廣場遊行示威,遭到鎮壓,很多人犧牲,被稱為墨西哥「悲慘之夜」,是一次標誌性事件。二次是1969年阿根廷的科爾多瓦風暴。科爾多瓦是阿根廷第二大工業城市,當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造成大規模的風潮,很多人被鎮壓。第二,游擊隊的暴力活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後出現數支城市或鄉村游擊隊,持續的游擊隊運動深深地震撼了整個拉美大陸。第三,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例如,「解放神學」、「游擊中心論」、「依附論」等相繼問世。就發展理論而言,如果說50年代出現的「拉美結構主義」理論主要體現一種民族主義思想,那麼,60年代問世的「依附論」則強調自己屬於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選擇路徑。第四,激進與保守兩派勢力在政壇上激烈較量。激進的政治勢力在一些國家上台執政,實行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革,其中以智利阿連德政府的變革最為激進。保守勢力則大力反撲,集中表現為右翼軍事政變連連發生,從1964年推翻巴西若奧?古拉特政府開始,一直到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軍政府上台,到那個時候,拉美大陸上除了四個國家,其他都是由軍政府掌權。美國政府把拉美的這場危機歸咎於古巴輸出革命,歸咎於「共產主義顛覆」,大力支持右翼軍人進行鎮壓;與此同時,美國也並非不了解這場危機的社會政治根源,因此才有60年代的「爭取進步聯盟」計劃。

另一場危機是1982年爆發的拉美債務危機。這場危機導致的「應急性調整」使拉美經濟陷入衰退,整整十年都沒有走出來。20世紀90年代末「華盛頓共識」出台,拉美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進行結構改革。改革十年中發生了三場大的金融危機,首先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然後是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最後是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可以說90年代前期還比較好,後半期越來越差,甚至有人說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是又一個「失去的五年」。

二是拉美國家社會分化現象的剛性特徵。請看下錶,「1970年前後拉美國家的家庭收入分配情況」,包括了10個拉美各種發展水平的大、中、小國家(見表2.2)。

第一個看點是1970年前後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只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這兩個國家。第二個看點是,反映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係數,最低的是阿根廷,為0.44,但也超過了0.40的國際警戒線。巴西是0.66,全世界最高,40%的人佔有5.7%的國民收入,10%的人佔有58.7%的國民收入。第三個看點是宏都拉斯。宏都拉斯是拉美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只有275美元,基尼係數是0.63。可見,一個國家的分配情況並不取決於其經濟水平是高還是低。

再看下錶,「1970年前後拉美國家的社會貧困狀況」(見表2.3)。

從這個表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1970年前後,只有阿根廷和烏拉圭處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比較少,其他國家貧困問題都比較嚴重。整個地區處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占家庭總數的40%,其中赤貧線以下家庭佔19%。下面,我們來看看1980年以來拉美地區貧困發生率和貧困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化情況。

下圖表示1980年以來的貧困率(見圖1)。1980年是40.5%,到1990年達到了48.3%的歷史最高記錄。從1990年以來一直到2005年,貧困率始終沒有降到40%以下。接下來的圖表示拉丁美洲貧困人口和赤貧人口數量的演變(見圖2)。1980年貧困人口是1.359億,到1990年達到2億,最高是2003年,達到2.26億。2003年以後,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才有所減少,但是直到2005年,貧困人口依然高於1990年的2億。拉美的貧困問題還有一個特徵,拉美的城市化水平很高,比歐洲還高,因此城市的貧困人口增速也很快,稱為「貧困城市化」。

為什麼我要研究拉美這五十年的經濟波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貧困、貧富兩級分化狀況的問題?這和我們國家的現實需要是相關的。拉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處於工業化高潮期,社會轉型處於加速期。60年代以來,拉美的人均GDP經歷了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過渡,現在超過3000美元了。在我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許多人說,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的高發期,或者說是危機高發期。我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人均GDP增加到1000美元左右的時候,社會矛盾可能會加劇,但不一定會引發社會危機。拉美國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過渡期的一個突出現象是頻繁發生危機,但是這是一種具有拉美特色的現象,並不是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各種社會矛盾只要我們處置得當,危機是可以化解的。我提出的第二個觀點是,在這個社會轉型的加速期,社會的方方面面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有一個理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內源性現代化,在某個特定階段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屬於外源性現代化,受初始條件的限制很大,往往各種社會問題同時出現,「疊加」在一起,解決的難度極大。例如,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左右時,貧富分化現象、農民工問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出來了。如果我們對這類問題不給予特別的關注,特別是學術界不給予超前的研究,缺乏預見性,那可能是要發生危機的。所以,我很讚賞《開放時代》倡導的「以學術關懷社會」的理念。我認為,社會矛盾激化絕不會都以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這個「量化」指標為指示器;社會衝突也不會因為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就自動化解。我的第三個觀點是,經濟增長是解決社會問題和危機的物質前提。沒有經濟增長是空談。增長率多高才合適,這要根據各個國家自己的實際情況。至於我們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長是否都需要超過10%呢?我看不見得。至少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的高潮已經過去了,我們GDP的基數大了,每年增長1個百分點所包含的絕對量比十幾二十年前多多了。所以說要有一定的增長速度,但不是一味要高增長。我的第四個觀點是,我們現在實行大面積「低保」政策、大力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還談不上「福利趕超」。我們看一看,拉美國家四十年來貧困人口都佔40%左右,為什麼就是解決不了?一種利益分配格局一旦形成並相對固定化,恐怕想改也難,因為在這種利益分配格局後面會形成一種相應的權力分配格局。所以,我們國家要趁這個機會,在社會分化不是很嚴重,矛盾不是很尖銳的時候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拖下去的話,是要出問題的。像拉美四十年有增長、沒有發展,四十年以後,大家看看,依然是兩級分化的社會。這是我們想要的嗎?當然不是!

第三,我要講一個左派的問題。我估計大家對現在拉美左翼當權很感興趣。為什麼拉美這麼多左派?拉美政壇的左傾化是從1998年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開始的,由此開啟了一股拉美政壇「左傾化」的潮流。最近十年來,一批左翼政黨紛紛上台執政,按照國際上的看法,有激進左翼當政的國家,如古巴、委內瑞拉、厄瓜多、玻利維亞和尼加拉瓜;有溫和左翼當政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和薩爾瓦多等。左派當政的國家都是拉美重要的國家,可見,拉美左派當政成了潮流了。我要說明一點,左派右派的劃分沒有嚴格的標準,一般根據國際輿論的評價來定。「激進左翼」與「溫和左翼」之分主要是根據其內外政策來判斷。其他國家的政府是否就是「右翼」政府?我認為,事情不能那麼簡單化。這些國家的情況也比較複雜,可能是其內外政策比那些「溫和左翼」政府更溫和一些,或者是與美國的關係更緊密一些,或者是執政黨屬於右翼政黨。其中一些國家,像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很好。相反,激進左派當政的尼加拉瓜卻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為什麼拉美國家左翼當政會成為一個風潮呢?第一點是政治參與沒有解決;第二點是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右翼軍事政變成風,到70年代後期仍然保持民選的文人政府當權的國家僅有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哥斯大黎加四國(不含加勒比國家)。1978 ~ 1990年又出現一個政治民主化潮流,所有軍人政府都退出政壇,拉美又成為「一片民主的大陸」。但是,拉美的政治民主只是一種「選舉民主」,政府和議會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所謂公民的民主權利也就是大選時投一票,選舉完了依舊是精英政治,民眾監督不了,矛盾依然尖銳,民主非常脆弱。

上世紀90年代,拉美國家進行一場由新自由主義指導的經濟改革。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如實現了由內向發展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由國家主導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克服了高達3 ~ 4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等等。但是,如我們在前面介紹的,經濟增長率比改革前要低得多,大批中小企業倒閉,大批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失業率和貧困率居高不下。因此,民眾反新自由主義的浪潮興起,如「世界社會論壇」,1997 ~ 2001年,拉美先後有七位總統在民眾抗議浪潮中被迫提前退位。因此,查維斯政府的內外政策是有其針對性的,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外部干涉;對內進行變革,維護民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權利。

最後我要介紹一下中國和拉美的經貿合作以及中國和拉美的關係。1999年中拉雙方的貿易額為82億美元,就是說,從新中國成立到1999年經歷了五十年雙方貿易才達到82億美元。2000年為125.96億美元,首次超過100億美元。2000年到2007年,八年間突破了1000億美元,2007年達到1026.11億美元。2008年達到1434億美元。這是一種跨越式的發展。為什麼會出現跨越式發展呢?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的快速發展需要引進拉美大量的資源。例如,我們進口的大豆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我們進口的鐵礦一部分是巴西的;進口的魚粉是秘魯、智利的;進口的銅礦是秘魯和智利的,我們還需要拉美的鎳、鋁等礦產以及石油和農產品。可以說,拉美和中國的貿易合作,在中國發展的全局上,即使不是舉足輕重,也至少是相當重要的,中拉關係在中國發展的戰略棋盤上是有分量的重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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