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國滲透的歷史性考察

王府井天主教堂（圖片來源於網路）

歷史上，對中國影響較大的外來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蘭教和天主教。佛教由於教義和本土化的原因，很好地融入了中國文化中，沒有被外來勢力過多地利用。伊斯蘭教也基本上與其他宗教相安無事，雖然極端宗教勢力在極個別地區興風作浪，但總體上還是很平和的。可天主教則不同，曾被西方列強作為對華奴役的工具反覆使用，特別在近現代史上，天主教曾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此揭開了西方列強蠶食、凌辱中國的序幕。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該條約除割讓香港和五口通商外，還涉及到保護傳教士：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又傳教者來之中國，一體保護。1844年10月，中法《黃埔條約》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中英天津條約》，同樣規定中方要保護傳教士傳教的權利。《中法天津條約》規定：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員必厚待保護，毫無查禁，皆免懲治。此後，天主教傳教活動擴大到中國內地省份。值得注意的是，傳教條款中無視西方實行的「政教分離」原則，肆意干涉和踐踏中國主權。1860年10月簽訂的《中法北京條約》，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艾美賄賂清政府官員私自添加任法國傳教士，再（中國）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條款，沒有雙方協商同意，本條款理應無效，但法國政府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而清政府非但不敢據理力爭，而且還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總理衙門下達了一條命令竟然予以默認：查內地建教堂，由來已久，但傳教士究系外國之人，如買地為建堂之用，其賣契內只可載明賣作本處天主教堂公產字樣。若系洋人在內地購買私產，與條約不符，仍應禁止。此後，若有傳教士在內地購買田地建作教堂公產，即照咨內事理，妥細查明辦理，勿任混淆。自此，天主教傳教士在內地「租賣土地，建造自便」的特權竟然就被合法化了。

基於上述背景，各天主教修會紛紛進入中國。以耶穌會為例，1814年耶穌會在歐洲得到恢復後就著手準備重新進入中國傳教。1840年，教宗格利高里16世派遣南格祿、艾方濟和李秀芳三位神父到江南地區傳教。1846年，道光皇帝弛禁諭旨頒布後，南格祿立刻與上海地方官員交涉收回教產事宜 。19世紀後期是天主教修會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最為集中的時期，到1858年，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已經遍及全國各地。中國天主教徒人數持續上升。1870年，全中國天主教人數369411人（也有統計為404530人）；1885年天主教人數有558980人，35名主教，453名外國傳教士和273名本地神父；1890年，天主教徒有62萬人，1897年天主教徒53萬人（歐洲傳教士759人，中國神父409人）。1890年前後，僅江南地區就有665座天主教堂，77座小教堂，2所修院，1所培訓中國神職人員的學校，1所孤兒院和20所育嬰室，1所醫院。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速度超乎尋常。

為了適應中國天主教的發展，羅馬教廷調整了宗座代牧區。通過劃分教區來加強對中國天主教的控制。1846年，天主教在中國劃分為10個教區，其中澳門、北京、南京3地是主教區，其他7個宗座代牧區分設在陝西、山西、山東、江西、湖廣、雲南和香港。通常一個代牧區有同一個修會領導，各修會直接對羅馬負責。1870年，羅馬教廷在梵蒂岡召開會議，討論把中國劃分為五大教區，運行一段時間後，再把教區劃分為教省。第一教區包括直隸、遼東、蒙古； 第二教區為山東、陝西、河南、甘肅；第三教區包括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教區包括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第五教區包括廣東、廣西、香港、福建。規定今後每五年每個教區都要召開一次會議，其餘傳教區都派代表參加。從當時情況看，天主教的滲透已經遍布全國。但是這種發展是西方列強在船堅炮利的保護下獲得某種畸形繁榮，一些傳教士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 自覺充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他們竊取情報、霸佔良田、掠奪財富、包攬詞訟、欺壓百姓，在遇到民教糾紛時，地方官員不敢得罪洋教士，而做出有利於教徒的判決。一些人為了能夠打贏官司而匆匆受洗入教，在松江一帶民間流傳著「不打官司不入教」的民諺，更有甚者，一些地痞惡徒趁機入教，他們仰仗打著天主教的保護傘，在民間橫行不法，而洋教士卻一味包庇。於是，教會與中國社會的衝突也日趨激烈，從1856年鴉片戰爭到1899年的40餘年內，中國發生了大大小小1500多起教案。比較有名的，如：1856年的西林教案，系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馬來神父違反條約規定，擅闖內地引起。法國政府便以此為借口，與英國一起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61年4月在貴州發生青岩教案，當時貴州代牧主教胡縛理接到法國公使轉發的護照，以戰勝者的姿態，乘大花轎，前呼後擁地見巡撫和提督，又在青岩強買民田，建造修道院和印刷所，引起公憤。巡撫何冠英、提督田興如向省內官吏聯銜發出一公函，號召驅逐天主教教士。端午節時，百姓焚燒了晁家關修道院，殺死張如洋等4名天主教徒。胡縛理報法國公使，引發了一場外交衝突。1865年的四川酉陽教案，張佩超、張玉光父子對中國天主教徒欺壓鄉民憤恨之至，繼而率眾毀壞教堂，毆斃教士，張貼揭帖，號召「誅滅洋教，斬草除根。」1869年又因教民龍秀元逼迫非教民朱永泰退婚，以民團為一方，教民為另一方演變為一場大規模衝突。地方官勒令雙方交出武器，民團全交，而教民未交。在華人司鐸覃輔臣帶領下殺死民團200人。清政府為息事寧人，凈賠給教會白銀3萬兩，將民團首領正法，其他處以絞刑或者流放，而覃教士竟然和助教一起出國走掉，其他殺傷平民，歷年來奸掠燒殺首惡教民人等， 雖定罪而不到案，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 貴州永寧、台灣鳳山、江西貴溪、廬陵、直隸永年、 湖北天門、 福建福州、漳浦、羅源，廣東雷州等地都發生規模不等的教案 。

在全國反洋教熱情高漲之際，爆發了聞名全國的天津教案。1870年，法國教士在天津東門的「仁慈堂」收養中國棄嬰或孤兒，並為之傅洗。當時抓住了一個覓拐小孩的嫌犯武蘭珍，她招供受教堂門丁王三指使，白天外出覓拐小孩，迄今為止已經覓拐7個小孩。於是，教會覓拐小孩，挖眼製藥的流言不脛而走，民情激憤，街道上貼滿了反教揭帖。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勛光、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帶犯人武蘭珍前往教堂， 面見傳教士謝福音。下午，圍觀群眾與教堂中的信徒發生衝突，傳教士豐大業認為是崇厚派兵保護不力，親自帶槍帶人前往崇厚衙門，神氣兇悍，其秘書長西蒙手持利刃緊隨其後，豐大業到衙門後，無禮之至，持刃擊桌，沖著崇厚大聲叫嚷「亂民要我的命，我要你死在我面前」。遂連發數槍，傷及崇厚隨員，這時門前集聚數千名憤怒已極的群眾，崇厚勸其暫勿外出，但豐大業不但不聽，還囂張地喊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路上正好遇到知縣劉傑從教堂回來，並開槍傷及劉傑隨從和無辜百姓，群眾將豐大業和西蒙二人毆打致死，棄屍河中，隨後群眾燒毀教堂、仁慈堂、法國領事署，殺死傳教士、商人以及中國教徒等。中國傳教士、教徒和教堂雜役也有被毆斃的。這次教案中被殺者，有法籍傳教士謝福音、使館翻譯館多瑪三夫婦，仁慈堂修女10餘人，包括法、俄、比利時、義大利、愛爾蘭等國籍，以及中外人士總共20餘人。

天津教案發生後，英、法、美、比、俄、普、西等7國駐京公使於22日聯銜照會奕欣，又將軍艦開到天津海口和山東煙台，炫耀武力。崇厚於6月23日將天津教案上報清廷，清政府深感事態嚴重，於當天派遣曾國藩到天津查辦。10月5日，同治皇帝頒布聖旨，「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至匪徒乘機焚殺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拿獲，情節較重……張光藻、劉傑均著重發黑龍江效力。」先後分兩批處死參與暴力事件的20人，軍徒25人。按照法國提出的要求，賠償各國領事署、天主堂及仁慈堂等的財物損失白銀21萬兩，撫恤金白銀25萬兩。派崇厚為特使赴法國道歉。清政府對待列強和傳教士是步步退讓，禮待有加，而對待自己的百姓卻是極力壓制和殘酷鎮壓，這種內外有別，媚外壓內的做法，激起國內民眾更大的抗議聲浪，加劇了全國各地的民教衝突。如山東、福建、廣東、西藏、雲南、台灣、浙江、四川、安徽、江蘇、湖南及黑龍江等省，均多次發生規模不等的民教衝突，規模較大的有四川大足、安徽蕪湖、山東巨野等教案。最終導致1900年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義和團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普通群眾和無業游民等，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深惡痛絕，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天主教在義和團運動中遭到沉重打擊，據統計，天主教共有5名主教，31名歐洲神父，9名修女被殺，中國天主教徒被殺人數愈3萬人，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損毀，很多地方教會組織幾乎徹底摧毀了。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均採取了各種保教措施。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筆賠款——庚子賠款中的一部分就是用來重修被燒毀、損壞的教堂、仁慈堂等，並修建了許多新教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載入歷屆中華民國政府憲法，實行政教分離政策，各種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證。中國社會的變化為天主教傳教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 從1910年至新中國成立前，天主教基本處於一個穩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不必說太多，重點來論述解放後天主教如何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生政權，並充當帝國主義反華排華 「馬前卒」的。

羅馬教廷方面，早在1934年，羅馬教廷不顧國際社會的壓力，公然承認由日本帝國主義一手炮製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把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從中國傳教區划出， 成立單獨的東北傳教區，長春天主教堂發布了《天主教公教教會發表書》公開承認偽「滿洲國」。1938年9月，教宗庇護十一世接見了偽「滿洲國」教務代表團。1939年2月，剛剛當選教宗的庇護十二世致信溥儀，表示羅馬教廷的立場不變。同年3月12日，中國政府特使顧維鈞專程赴羅馬參見教廷的加冕儀式，陳述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庇護十二世不僅沒有明確表示譴責，而且還致函中國天主教徒對於日本的侵華暴行保持超然態度，「常以明智和忍耐， 埋頭於神聖事務，不偏左、不偏右，即表面上的行動也當避免。」1942年，羅馬教廷不顧盟國勸導和反對，一意孤行地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1943年6月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同年7月， 謝壽康被任命為中國駐教廷的第一任公使。但是羅馬教廷卻沒有相應派駐華公使，直到1946年，摩納哥人黎培里（1897-1967）總主教被任命為首任教廷駐華公使。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梵蒂岡拒不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與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保持「外交關係」，黎培里在南京以「公使」名義，繼續操縱中國天主教會，他向各教區主教發出發出梵蒂岡1947年和1949年先後發表的兩個反共聲明，然後由主教通過口頭方式傳遞給教徒：中國教徒不準「擁護」共產黨，不準閱讀解放後出版的書報雜誌，不準參加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的任何組織，如婦聯、青聯、學聯和工會等。1948年成立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印發了大量宣傳小冊子，大肆宣傳「有神和無神勢不兩立」的觀點，在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青年教徒。他們還利用當時活躍在全國各地的「聖母軍」等組織， 出面阻撓和干涉教會學校中的一些教徒的愛國行動。上海天主教成立「教理小組」散布所謂的「三不主義」，即「不看」共產黨的報紙，「不聽」愛國言論，「不講」教會內有帝國主義分子。還在教徒中間散布共產黨要「滅教」等，故意製造思想混亂和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的偏失。1950年美軍在朝鮮半島的仁川登陸後，天主教會更是四處散布謠言，說什麼「聖母在南朝鮮上空顯聖，美國軍隊一定勝利」、「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等，甚至有的天主教神父以宗教活動為掩護，搜集我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送到境外。1950年美國間諜陰謀炮轟天安門案就與黎培里有牽連，意籍神甫馬迪懦是炮擊天安門的主犯之一，他也是黎培里派駐北京的「教廷公使代表」，案發後，在馬迪懦寓所搜出他隱藏的迫擊炮彈、步槍子彈、手槍子彈259發，手榴彈8枚，迫擊炮彈彈頭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以及他為李安東、黎培里搜集的情報底稿多件。1951年3月31日，黎培里致信各地「聖母軍」頭目、天主教主教，反對天主教教會開展三自（自治、自養、自傳）愛國活動。「聖母軍」還印製了大量攻擊、詆毀、醜化共產黨和新中國的宣傳讀物《恐怖的共產主義》、《現代問題解答》20餘萬冊，陸續派人到各地煽動地下組織成員抵制、破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自愛國運動等。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共產黨採取如下措施：1950年11月，在全國各大報紙上發表了《對於天主教和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一文，文章開宗明義，論證了宗教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在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問題，一方面是宗教問題，即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群眾信仰問題，一方面又是在長時期中被帝國主義利用作為工具來向我國人民進行侵略的問題。我們應掌握這個問題的兩方面，認識這兩方面的聯繫和區別，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來處理有關宗教問題。」在宗教信仰上，「中國的愛國人民並不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應當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不僅如此，「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反對侵略爭取和平的政治行動上，唯物主義者和宗教信徒卻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聯合起來」。文章呼籲，新中國的教會擺脫帝國主義控制，「一切有愛國心的天主教、基督教徒，應該與全國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間諜活動的陰謀，反對教會中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反動分子，有步驟地實現教會的自治、自養、自傳，逐漸擺脫帝國主義的影響和經濟關係，把教會變為中國教徒自己的事業。」

與此同時，一大批懂宗教、善於做信徒工作的黨員幹部被充實到政府各級宗教管理部門，正是由於大量深入細緻的統戰工作，廣大天主教認識到，政府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真心實意的，雙方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天主教友中間長期被壓抑的愛國熱情一下被激發出來了。

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卻通過「天主教中華教務協進委員會」在教會內散發反對愛國運動的文件，強調天主教「超國際」、「超政治」，指責發起愛國運動的教友是「裂教」和「違反教義與教規」。1951年4月，黎培里再次以強硬的口氣宣稱，任何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翻教會權威將遭受教會紀律的懲罰。他甚至派遣一些親信，分赴北京和四川等地阻止當地教徒參加愛國運動。黎赤裸裸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激起了各地教友強烈憤慨和嚴厲譴責，紛紛要求人民政府將黎驅逐出境。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軍事管理委員會將黎培里建立的「聖母軍」為非法組織而予以取消。 面對中國政局的變化和中國教會的形勢，教宗庇護十二世與1952年1月18日發表公函，公然把驅逐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比作早期教會的教難，要求中國教友信從羅馬教廷。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護十二世再次發布一個措辭更加強硬的《致中國天主教通諭》，譴責中國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譴責「三自革新運動」，以革除教籍威脅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的中國教友，對於那些國內反對愛國運動的神職人員和教徒，庇護十二世則大加讚賞。羅馬教廷的通諭在中國天主教內引起極大混亂，嚴重干擾了中國教會的反帝愛國運動。一些教徒以「反對神長」的罪名遭到「絕罰」，被「停領聖體」。特別是在庇護十二世的第二個通諭傳到中國後，以上海主教龔品梅為首的少數神職人員大受鼓舞，更加賣力地以種種手段與中國政府對抗。詛咒新中國為「黑暗世界」，社會主義總路線為「狗貓路線」，煽動教徒起來對抗土地改革，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抵制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和法令。1955年9月8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被摧毀。此後全國各地破獲10多起天主教間諜案和反革命破壞活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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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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