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詩經·周南》系列講座前言

第一講：明德QQ群講座稿：《詩經·周南》系列講座前言（2012.12.22）

各位同道、同學！大家晚上好！從今天起，有幸前來跟大家一起學習《詩經》，要感謝本群管理員的盛情相邀，今後將在每周六晚上這個時間舉行，歡迎大家參與學習。

一、《詩經》在中國文化經典中的地位：

1.何謂「六經」？

「六經」，是指《易經》（包括六十四卦的掛爻辭和十篇《易傳》）、《春秋經》（「公羊傳」為主，「穀梁傳」為輔，「左傳」解釋所涉及的歷史事實）、《禮經》（《儀禮》是經，《禮記》是記，《周禮》為輔）、《樂經》（文本失傳，通過《禮記·樂記》和《周禮·大司樂》可以知道大體情況）、《詩經》（今文學派的「魯詩」、「齊詩」完全失傳，「韓詩」僅存《韓詩外傳》，如今只能按照「毛詩」來講）、《書經》（有今文、古文、孔傳今古文之分，如今應該按照孔傳今古文學習）。

2.「六經」的關係：

最能體現中國文化大道的就是「六經」。《易經》和《春秋經》是最高經典，《易經》以天地之道引導出人道，《春秋經》用人道落實天地之道，總起來說，二者主要是天道的體現，是人要遵循的大道；《禮經》和《樂經》是中層經典，《禮經》是秩序的保障，《樂經》是和諧的正途，總起來說，二者是人道的體現，人以禮樂修身治國；《詩經》和《書經》是基本經典，《詩經》重在立志修身，《書經》重在從政治國，總起來說，二者是地道的體現，是人修身、從政的根本。

3.「六經」的地位：

馬一浮先生說，六經統攝諸子，六經賅攝中國一切學術，六經賅攝天下一切學術。所謂「十三經」，包括除了《樂經》之外的「五經」，是「正經之作」；包括輔翼《儀禮》的《禮記》和《周禮》，輔翼《春秋經》的「三傳」，是「解經之作」；包括《論語》、《孟子》、《孝經》，是登上「六經」之道的「階梯」，是「輔經之作」；還包括用於解說經典的《爾雅》，是「助經之作」。要學習「六經」，這是最正的道路。

4.「六經」是借七千年聖王言行載道、明道：

「六經」綜合「道德禮樂政刑」六個方面而且「一以貫之」，孔子所傳的「道」，完全體現於「六經」之中，因此，《漢書·藝文志》中專門列有《六藝略》。按照北宋邵雍《皇極經世書》中的說法，孔子綜合貫通了三皇時代的「以道治國」、五帝時代的「以德治國」、三王時代的「以功治國」、五伯（音霸）時代的「以力治國」；「祖三皇」體現於《易經》，「宗五帝」體現於《書經》的《堯典》和《舜典》，「子三王」體現於《書經》的《夏書》、《商書》和《周書》以及《詩經》，「孫五伯」體現於《春秋經》。不過，在孔子傳道的時候，所涉及的是「三皇（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二帝（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三王（夏王禹、商王湯、周文王），二伯（齊桓公、晉文公）。按照王大有《三皇五帝時代》的考證，伏羲氏第一代君主在距今9700年前開始執政，今年是孔子誕辰2064年，因此，孔子所傳的道，是以中國7000多年的聖王言行來體現大道，亦即「述而不作」。

5.「諸子」是「六經之支與流裔」：

《漢書·藝文志》又有《諸子略》，列出「諸子十家」，而以「儒家」為首。其中所說的「儒家」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既然「儒家」以孔子為宗師，我們就可以說孔子不屬於「諸子十家」之中的「儒家」，而是「儒家」的「宗師」，因此弟子所創立的「學派」不能把「師父」拉進來當做自己這個「學派」的成員。再者，「儒家」實際上最重視的是「道、德、禮、樂、政、刑」之中的「德、禮、政」，這三者恰恰是「道、樂、刑」的根本。另外，孔子所在的春秋時代，沒有「諸子」的分別，更沒有「諸子」的紛爭。所以，我們不能說孔子所傳的道是與「諸子十家」並列的「一家一派」之道，而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之道」。

6.《詩經》在「六經」中的地位：

修身首先在於立志。孔子十五志於學，也就是說，十五歲之前是童蒙之教，此後則是大人之學。大人之學，首先是志在仁義，進而志於道。曾子說過：「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謂「志」，不就是「士之心」嗎？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個人的志向如果在於謀利，那也就永遠無法擔當重任，假如讓他擔當重任，必然誤己誤人誤事。學習《詩經》，所重就在於立志，因為「詩言志」。通過學習《詩經》，體會和學習聖賢君子之志，是我們的首要目的。因為立志是修身的第一要務，《詩經》在「六經」中的地位也就可知了。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此通過學《詩經》可以使人「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因此，從《詩經》中學習聖賢君子之志，是成就君子之道的基本功。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是立起君子之志；觀，是觀察聖賢君子之志；群，是學會和而不同；怨，是學會怨而不怒。事父，是學會孝敬父母；事君，是學會為國家及社會擔當責任。至於「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乃是自然而然地使知識廣博。

二、學習《詩經》的注意事項：

1.把《詩經》還原為「詩經」：

中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法」，是「經史子集」這種「四部分類法」，其中的「經部」所載的「道」，是評判一切的標準，取消了「經部」也就意味著取消了「華夏文化」的標準，無異於抽掉「龍筋」

《詩經》是屬於「經部」的，如果按照我們近百年來的「定位」，「《詩經》是我國現存第一部詩歌總集」，也就意味著把它貶入到「集部」之中去了，這樣一來，《詩經》也就變成了跟《唐詩三百首》、《花間集》並列的「詩集」。

不僅《詩經》被從「經部」排斥出去了，「六經」全部被排斥出去了。《春秋經》和《書經》被貶到了「史部」，分別被稱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我國現存最早的政治文獻彙編」；《易經》被貶到了「子部」，成了屬於西方「哲學」類的學術著作；《禮經》被貶得更嚴重，隨著批判「封建禮教」、「吃人的封建禮教」，幾乎被徹底否定了。這樣一來，華夏文化的「經」就徹底不存在了。不僅如此，隨著「中國圖書分類法」取代了「四部分類法」，中國的一切圖書都被納入到了西方的「科學」之中，又依據西方舶來的框架和標準對中國文化中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解剖」和「重組」，好比拆掉天安門然後按照白宮的圖紙和標準重新建造；並且像「研究」古董、乾屍一樣被「研究」，因此，「六經」的教化作用完全失去，等同於「解散」了中國文化傳統。

如今，華夏文化復興，需要我們把「六經」還原為「經」，把《詩經》從「詩集」還原為「詩經」。因此，我講的時候，不按照近百年來流行的《詩經》講解來講，而是儘可能按照《毛詩》來講，這是華夏文化復興的需要。因為「六經」所載的「道」，是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大道、天道、地道、人道，所以，我們這麼做，不僅關係到中國，而且關係到全人類。

2.請盡量排除成見：

近百年來關於《詩經》的著作、論文，基本上都是把《詩經》當做「詩集」來「研究」、「分析」、「鑒賞」的，如今我們要讀《詩經》，應該有意避開近百年來反傳統的那些《詩經》論文和著作。但是，百年的影響非常之大，而且非常普遍，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常識」，可是，這種「常識」恰恰是「反傳統」的過程中形成的。正因為它已經成為「習慣性」的、「常識性」的認識，所以，要避開很難，希望大家儘可能排除成見。大家聽我講的時候，如果與當前流行說法不一致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就會按照近百年的說法來排斥，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各位能儘可能放下排斥之心。假如讓我按照當今人們樂於接受的解釋去講《詩經》，我們所講的就不是「詩經」了，那麼，我寧可不講。特此說明。

經典，是用來指導、引導現實的，是用來矯正現實的錯誤、彌補現實不足的正道，是「聖人之言」，我們需要持有敬畏的心態來學習。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在講解過程中，我儘可能少地摻雜個人主觀臆見，但是，這又是不可能絕對做到的，所以，請大家理解的時候，還是依《毛詩》的解釋為準。

百餘年的反傳統思潮，其影響是非常廣泛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說句大家很可能認為「誇張」、「偏激」的話，現在流行而且基本上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往往是偏離乃至背離大道的，更是偏離或背離中國文化傳統的。比如，大家一聽到「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天尊地卑」之類的說法，馬上就有本能地反感，卻根本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什麼意思，甚至連它們所指的是什麼都不知道。這種情況的產生，原因是複雜多樣的，而且怪不得我們任何一個人。我們現在要復興華夏文化，不是回到歷史上的過去，而是回歸正道繼續向前走。本來，我們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不足就很難，認識到而且能自覺地改正錯誤、彌補不足就更難了。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道理，要解散尺之冰，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關鍵在於我們要先有此心此意。

3. 溫柔敦厚而不愚、修身自正而不怨：

《禮記·經解》中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禮記正義》解釋說：「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這是對君子的要求，是對國民的期望。

這種觀點，在反傳統思潮中，也是被批判的。這種批判，是出於革命、戰爭、推翻「萬惡的舊世界」的動機，是為了倡導「推翻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是可以理解的。「以戰止戰」、「以殺止殺」、「以怨抱怨」雖然可以理解，但是，這樣的做法卻後患無窮，有時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至少容易導致「革命時期」和「執政時期」的前後不一致，既非「盡美」，更不「盡善」，不如「以善致善」、「以直報怨」。

對於平民百姓來說，我們希望與自己有關的人是能夠知書達禮的人，其次是直來直去、快意恩仇的人，再次才是心直口快、口無遮攔的人，這個次序大家是否認可？如果認可，這個順序就已經說明了問題：我們都希望人們成為知書達禮的人，而不會對心直口快、口無遮攔的人大加讚美。知書達禮，正是溫柔敦厚的體現。

對於可以從政的士君子來說，要求就不可不高。《周易·繫辭傳》說：「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當君子從政的時候，首要前提是有仁心、能自正，那麼，怎樣才能叫做「正」呢？《大學》中說得好：「身有所忿懥（志），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也就是說，如果仁心被憤怒、恐懼、喜好、憂患所左右，也就算不得「正」。

如果一個領袖、一個官員動不動就被情感所左右，那麼，他的一句話、一個舉動有錯誤，乃至只是不合適，對百姓、對國家，乃至對國際關係，造成比較大的不利影響。所以，領袖、官員不僅不可「戲言」，而且不可不「慎言」。

什麼叫做「溫柔敦厚」？溫如春風化雨，使萬物發生；柔如柔韌之木，要能屈能伸；敦如秋風成物，須是非分明；厚如大地載物，要守貞能容。什麼叫做「愚」？毫無原則，不辨是非，苟且順從，也就是愚。須知，「溫柔敦厚」絕不是「有話不敢說」，更不是做「老好人」。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指出:「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

無春季之溫，不能生髮萬物以合於仁；無柔韌之態，不能知進知退以合於禮；無秋風之烈，不能利益萬物以合於義；無冬季嚴寒，不能驗證節操以合於智。無一貫之道，不能至誠至善而合於信。

人而不仁，禮樂成偽，終成欺詐；怨天尤人，徒增煩惱，無濟於事；自正擔責，希望所在。嫉惡過甚，恐會生亂；破而不立，同歸於盡；有剛無柔，易於斷折；有柔無剛，隨波逐流；情真意切，是誠是敬；以禮節情，可達中和。

我們學習《詩經》以及傳統文化經典，不是為了責備怨恨別人，不是為了抱怨國家和社會，不是為了迎合世俗流行風氣，不是為了自創新說而成就個人名利，不是為了以旁觀的心態去審美娛樂，而是為了用經典之道，提高自身修養，糾正現實的錯誤，彌補現實的不足，從而為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三、「詩經六義」的涵義：1.我們不採用朱子對「風雅頌賦比興」的解說：

如今，人們解釋《詩經》的時候，常採用朱子對「風雅頌」和「賦比興」的解釋。朱子《詩集傳》，還是重視了《詩經》的教化作用，但是，已經與先秦兩漢之解不同，這也許與宋朝的風氣有關係，但是，朱子可謂受當時風氣影響非常小的。

當時的風氣是一種什麼方式呢？就像司馬光在《論風俗札子》中所說的那樣：「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陸遊也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疑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引——轉引自《經學概論》第55頁）可見疑古、創新風氣之普遍。

在《詩經》方面，朱子的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疑《傳》、《箋》，抨擊《詩序》，已對《詩序》、《毛傳》、《鄭箋》有所取捨。他認為《序》作者「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而「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必使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以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詩集傳序》）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六經」（包括《詩經》）的地位，提高了「四書」的地位，在「情」和「禮義」之間開始重視「情」，說《國風》中的「二南」是「風詩之正宗」，但是，其它「十三國風」則「有邪正是非之不齊」，因為「國風」也就降低為「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作品了。

第三，對《詩經》的「風雅頌賦比興」作了重新解說，把「風雅頌」作為三種詩歌體裁，把「賦比興」作為三種表達方式，這樣一來，《詩經》中詩歌的思想和表達方式就相對分開了，而且這種說法也在某種程度上瓦解了中國文化的「類象表達方式」，從而把可以從「象」引申出來的意思批判為「牽強附會」。

我們可以說，在孔子整理和解說之前的「詩經」，還不完全符合「經」的標準；孔子整理和解說之後的「詩經」，才完全符合了「經」的標準；漢朝的「毛詩」把《詩經》當做「經」來解說；朱子的《詩集傳》則開始略微降低了《詩經》的地位；唐宋之後，疑經者漸多，另創新說者漸多，離經叛道的也越來越多；從清代晚期開始，開始把《詩經》完全降低為「詩集」，從而使「經史子集」之中的「經」不復存在了。所以，我們這裡不按照朱子的說法講解。

2.我們採用《毛詩正義》中的「詩經六義」的解說：　《詩經》有「六義」，或者稱為「六詩」，即風、賦、比、興、雅、頌。其作用在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的意思是「諷」，包括兩方面，一是執政者以君子之風來使天下潛移默化，即「上以風化下」，此為「風化」；二是民眾反映政治得失而使執政者糾正錯誤、彌補不足，即「下以風刺上」，此為「諷刺」。倡導正風，杜絕邪惡，是其共同點，因此，其宗旨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中，倡導正氣者為正風，針砭時弊者為變風。正風，發乎本心而廣播於天下；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諷刺」之中的「刺」，好比「針灸」之中的「針」，是為了治病，而不是為了懲罰人。「諷」是很委婉含蓄的，不像我們現在所說的「揭露批判」。賦的意思是「鋪」，將當時政治教化的善惡直接鋪排出來，以便使正道昌行，而減除邪惡。在鋪排的時候，重在從正面而言，即隱惡揚善、勸人向善。所謂說溫柔敦厚。在儒學的所有經典之中，都是從正面立言，為了揚善。比的意思是「類比」，即看到當時的政治教化之失誤，而不用憤怒攻擊的方式表達，而是用類比的方式表達出來，以使「聞之者足以戒」。興的意思是「勉勵而使之振興」，即看到當時政治教化中美好的一面，不直接用讚美的方式歌功頌德，以免有阿諛逢迎之嫌疑，所以，用善事來說明並給以勉勵。雅的意思是「正」，也包括兩方面，一是說當時符合正道的人物及其言行，以便成為後世效法學習的典範，此為「正雅」；二是當號令教化違背正道之時，指陳違背正道之言行而使當時及後世戒除，此為「變雅」；又因政事有大小，所以，又有「大雅」與「小雅」之分。頌的意思是「誦」與「容」，即通過歌頌吟詠祖先以及往聖先賢符合道德的人事，而使之廣泛傳播於天下。

四、《詩經》的編排體例：　《詩經》體例，分為風、大雅、小雅、頌四部分，後世稱之為「四詩」，「四詩」的第一篇合在一起，稱之為「四始」。風中又有「二南」、「十三國風」，「二南」是周朝周公、召（音紹)公治理之地的遺風，「十三國風」是周朝各諸侯國之風。頌中有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如今所見的《詩經》，是由孔子最後編定，漢朝雖然有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各派共同傳講《詩經》，但是，現在所能見到的傳講很全面而且系統的只有毛詩，所以，我們只能依據毛詩來講了。韓詩有《外傳》，但畢竟是「外傳」，可以參考，但難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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