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中國人價值觀的巨大變革，當以青年一代為先鋒

07-12

近代以來，伴隨著現代意義上的青年崛起，中國人價值觀變革潮起潮落，但百年變革所圍繞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個性的張揚與群體的制約之間形成的緊張關係。而唯有青年一代，最有可能成為價值觀變革的先鋒。

今天群學書院與讀者諸君分享的文章，節選自《從青年入手重塑中國人的價值觀》，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作者周曉虹，群學書院創始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文 | 周曉虹

來源 | 《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中國人的價值觀變革或重塑，是一個有上百年歷史的老話題，但至今仍然未能徹底求解。

從甲午海戰失敗開始，面對最初的信仰危機，維新派先驅們就意識到如果僅僅從物質文化層面入手學習西方，難免會如康有為所言，落到「根本不凈，百事皆非」的地步。為此，先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後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他們將對傳統社會的批判轉向制度、文化和精神層面。陳獨秀更是在梁啟超的「新民說」的基礎上，提出了重建中國社會的價值系統的時代課題，並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的口號寫在《新青年》的「發刊詞」中，作為警告青年的六大希望之一。他認為作為社會之新鮮細胞的青年唯有具有新人格和新的價值觀念，中國社會才能富有生機。

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古老的中國面對一系列危機發生了朝向現代的轉變。受西方影響，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開始追求個性自由，對家庭和家族本位提出了空前激烈的挑戰，個體與群體（家族）的關係問題第一次出現了緊張乃至對峙。伴隨著社會的進步，新觀念潮起潮湧：

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

遺憾的是，一者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二者由於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近代中國的這場變革未能持續下去，那些剛剛出現的新氣象和新變化也因此壽終正寢。

1949年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勝利後，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黨和國家都倡導青年人要做「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並以雷鋒這樣一個具體的人物為榜樣，為社會主義「新人」擬定了以集體主義為維度建構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激發出青年一代改造中國的激情和鬥志。然而，同樣令人遺憾的是，「文革」十年，包括「大造反」和「上山下鄉」在內的一系列極「左」運動，使青年一代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以致1976年他們會通過「四五」運動向舊有的體制提出嚴峻的挑戰。

青年一代的抗爭和老一輩革命家的果敢，促成了1978年的變革。但當北島們喊出「我不相信」之時，在改革開放之初，原有價值觀的坍塌也開始使得中國人陷入了自近代以來第二次甚至更為嚴峻的信仰危機之中。20世紀80年代初的「潘曉討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虛假的道德說教和嚴峻的社會現實間的矛盾，但它引發的價值觀大討論卻矯枉過正，在個人—群體/社會的關係問題上讓個人的「鐘擺」擺過了頭。

1992年之後，社會主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邁進，以一種靜悄悄的方式，開始使中國人的價值觀得以不再通過痛苦抉擇的方式發生悄然轉變：

一方面，與市場經濟同時生長起來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流動意識、競爭意識、公平觀念甚至全球意識愈加彰顯；

另一方面，在理想主義精神消失，價值觀變得越來越多元的同時，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傾向日益明顯，「潘曉討論」雖然被行政手段終止了，但潘曉撥動的鐘擺卻繼續朝向個人的一端擺動。一時間，個人主義開始大行其道，甚至漠視集體、社會、國家的極端行為也不鮮見。由此，個體與群體（集體、社會、國家）的關係問題再度緊張，甚至變得愈加尖銳。

我們認為，中國人價值觀重建所面臨的當代問題，依舊是中國社會近代以來長達百年的社會轉型所一再面臨的那個核心問題，即個體與群體（從家族到群體再到社會直至國家）的關係問題。

簡言之，伴隨著現代性的推進，千百年來中國人受到過度壓抑的個性的崛起或張揚，一直與強大的群體制約間保持著持續的緊張與對峙。這一緊張與對峙不僅使近百年來中國人價值觀的重建始終在對立的兩極回蕩，而且也直接影響到「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態秩序的建立。換言之，徘徊的中國人始終未能在群體或社會之中找到自己滿意的位置。

面對價值觀領域的斷裂和紊亂，黨和國家意識到了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重建與現行社會形態相一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2006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進一步，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次代表大會將上述核心價值觀表述為24個字，並明確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儘管執政黨以文件的形式確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並加以倡導，但並不能說近百年以來中國社會價值重建的工作就已完成。

其一，因為這一價值觀體系提出僅僅數年，就其本身來說還處在發展和完善之中，就整個社會而言還有一個引導、實踐和接受的過程，因此，既定形態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尚未形成，還處在選擇、流變和強化之中。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它還只是一種主導價值觀，尚未成為一種主流價值觀。

其二，因為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構成中國文化的現實形態的成分紛繁複雜，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表現在現實的價值觀選擇上，既有相互促進、交融的一面，也同樣會出現矛盾乃至衝突的可能。以個體—群體/社會關係為例，儘管改革開放以來青年一代仍有相當比例贊同「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顯然前三十年的教訓和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實踐，使大多數人更傾向於「以個人利益」為基礎來協調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問題；而在現實生活中，甚至存在青年一代對主導價值觀並不完全認同的現象。

主流價值觀尚未最終確立，一方面說明我們時代的變革尚未結束，與此對應，為整個社會所共識的核心或主流價值觀的形成與確立也處在變動之中；另一方面則說明「青年思想教育的時代性、實效性有待增強，用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青年，用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的任務尤為緊迫」。一句話，尚未確立說明重塑正逢其時，而「中國夢」的打造或者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是凝聚共識、鍛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佳熔爐。

如果說「中國夢」力求引導包括年輕一代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自覺地將個人幸福與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結合起來，那我們就有可能在實現這一偉大夢想的過程中，通過對個性張揚（個人幸福）與群體制約（民族或國家目標）間矛盾或衝突的整合，實現中國人價值觀重塑的目的。

我們之所以說中國人價值觀重塑的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社會的關係問題，或者說在於如何整合個性張揚與群體制約間的矛盾問題，是因為伴隨著近百年來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人的價值主體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或者說高度的分化。

傳統社會的價值本位強調的是整體，要求個體歸屬於家族、集體、社會或國家，所以其基本的價值觀單一併且明確（或孝於家，或忠於國，而在家國同構的宗法社會，國又不過是家的擴大）；而近代以來不斷增長的現代性（儘管其間出現了多次反覆），一方面在物質生活領域造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領域則使得個性不斷張揚，由此原本單一的價值認同的維繫變得越發困難。

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隨著中國社會現代性的高度擴張，上述一百年來我們一直揮之不去的那個核心問題變得越發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合個性張揚與群體制約間的關係，自然成為能否使我們的主導價值觀成為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主流價值觀的核心所在。

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從下述三方面入手，討論如何通過「中國夢」的打造實現中國人價值觀的整合與重塑。

第一，在多元共存中凝聚共識。中國社會的多元性是在改革開放後重建起來的，從根本上說，導致價值觀多元化即在主導價值觀之外，出現諸多小眾或亞文化價值觀的原因是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造成的。正是「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日益增強」，形成了主導價值觀和非主導價值觀多元共存的局面。

價值觀的多元共存，一方面如韋伯所說是理性化的表現之一，和精神世界的「祛魅化」是一個同步的過程，並且一如文化和亞文化的關係一樣，多元價值觀之間未必都是對立的，它們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包容或可以共存的。另一方面共存的多元價值觀也會出現衝突的可能，不僅非主導價值觀會出現背離主導價值觀的可能，非主導價值觀之間也會出現彼此衝突和對立的可能，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在共存前提下整合的必要性。

整合就需要基礎或平台，這個基礎或平台如要完成整合的任務，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對各種主導或非主導價值觀來說，它都是人們共同的願景或方向；二是，對秉承不同價值觀的群體來說，它都有助於人們實現自己的理想和願景。其實，實現價值共識的前提，首先是秉承不同價值觀的群體能夠相互認同上述兩點，否則他們就不會產生凝聚共識的動機。正是從這兩點上看，「中國夢」具備成為整合多元價值觀的基礎或平台的可能：一方面，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無論他處在哪個社會階層，也無論他的政治身份和經濟地位如何，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這一點上都具備基本共識；另一方面，「中國夢」對個人幸福的訴求，同樣也為每一位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實現自己個人的理想提供了可能。從理想的角度說，如果「中國夢」真能如願實現，那麼我們的主導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不僅能通過對非主導價值觀最大限度的吸納，成為主流價值觀，即使依舊相對遊離的非主導價值觀，也會因與主導價值觀間基本共識的達成而平等共處。

第二，在求同存異中彰顯共識。毫無疑義，達成價值共識是一個在「不同價值主體之間通過相互溝通而就某種價值或某類價值及其合理性達到一致意見」的過程，但是價值的求同並不排斥價值的存異，甚至說現代社會的價值求同是以價值的存異為前提的：首先，如果沒有不同的價值或價值觀存在，價值求同就成了偽命題；其次，如果不能為不同的價值觀留出存在的空間，那麼主導或主流價值觀與非主導或非主流價值觀之間除了你死我活就沒有調和或共存的餘地，求同也自然成了水中月或鏡中花。正因此，黨和國家一方面強調要「加強社會思潮動態分析，強化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的正面引導」，另一方面也申明，要「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形成思想共識」。

當然，價值存異並非價值共識的全部，甚至不是價值共識的核心，它為價值並存提供了環境和場域，但其「最終目的並不在於形成多元共存的價值局面，而是要在多元和統一之間尋求一定的平衡。對於一個需要穩定發展的社會而言，這種平衡更傾向於以價值認同為主的多元價值共存的局面。價值認同為社會發展提供向心力，同時為社會轉型提供保障」[24]。轉型中的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非但不能存異，事實上我們也難以求同，這是價值觀重建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困難之一。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夢」的提出為在求同存異中彰顯共識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中國夢」既然匯聚了不同個體、不同群體和不同階層的各自夢想和各自訴求，其本質上就承認了不同價值主體訴求或「夢想」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中國夢」既然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它也必然要求我們在民族或國家大義面前達成基本的價值共識，將各自的訴求和願望融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大業之中，這庶幾也是一代中國青年的歷史使命。

第三，在主導協同中實現共識。在《中國體驗——全球化、社會轉型和中國人社會心態的嬗變》一書中，我們將中國社會價值體系的未來圖景歸納為「共識主導和多元協同」。在這裡，共識主導是指以一個全新的既代表現代趨勢又承繼傳統品質的基本共識為價值觀的主導，比如，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2項要素中，如果說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誠信更多地體現了相對普遍的現代價值，那麼富強、和諧、公正、愛國、敬業、友善則更多地體現了相對獨特的傳統美德；與此對應，多元協同則是指非主導或非主流的小眾價值觀，在核心價值觀的「主導」下相互協作，發揮各自在不同領域中的不同效用，推動人的自由成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進一步，在「共識主導和多元協同」的圖景之中，通過青年一代的率先踐行，解決百餘年來個體與群體/社會之關係的基本價值共識，可以表述為「在尊重個體的同時維護群體」。在這裡，群體包括人群共同體的不同形式，從家庭、社會直至國家（民族）。

尊重個體，說明我們現在所倡導建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單純地向改革開放前30年回歸，不是要用片面的集體主義取代或剝奪正當的個人利益，相反，我們承認每一個體的「利益訴求和價值願望」；維護群體，則說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現在所倡導建立的核心價值觀非但不贊同視群體或社會如弊履（從這樣的角度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和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個體與群體關係的鐘擺都擺過了頭），相反我們將基本的價值立場置於群體和社會利益之上。如此，儘管「中國夢」與「美國夢」在實現人民願望、全球化的生髮背景上多有相通之處，前者的集體本位和後者的個人本位卻是不容忽視的顯著區別。

青年是做夢的年齡，也是打造夢想的最佳時期。如果說對我們的民族來說，「中國夢」的提出和打造將為其騰飛提供新的歷史機遇，那麼實現這一國家願景和「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則離不開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辛勤努力和全心付出。中國青年應該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將個人的前途與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相結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重塑我們的靈魂及能夠與之媲美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