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的保舉(3)

　　陝西巡撫魏光熹奏保8人：鹽運使銜在任候補道現署陝西督糧道西安知府童兆蓉、候補知府周銘旗、寧陝廳同知張守正、留壩廳同知文麟、渭南縣知縣樊增祥、白河縣知縣尹昌齡、候補知縣張世英、寶雞縣知縣李端集，評語多為勤於政務之詞；附片又保舉陝西按察使李有粟，公正廉明，體用兼備。光緒帝命全部交軍機處存記。　　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前已有四次保舉，軍機處存記人員超過15人。此次他又奏保3人：湖北試用道趙濱彥、奏調湖北差委廣東候補道王秉恩、湖北候補道陳重慶，皆為其幕中得力官員。張之洞在保折中寫道：　　以上三員，才具各有所長，而要歸於實事求是，至其清康無欺，不避嫌怨，則尤為三員之所同。竊惟當今世風日卑，官流日雜，以才論則可節取者尚多，以守論則真可信者實罕，至於槍殉情面，顧惜身家，軟熟回通，油滑取巧，則尤為近日士大夫通病，即號稱賢員者，亦恐不免。然則欲圖濟時艱，挽迴風氣，在朝廷訪求任用，似尤以志節清鼓者為先。　　張之洞的這段話，不像是為所薦下屬捆福無華作辯解，很可能是針對京城風頭漸起的康有為及其黨人的。光緒帝命將此3人交軍機處存記。此外，還有一些官員的保舉，不再一一細錄。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發下「明定國是」諭旨，揭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與該諭旨同時下達的，還有一道明發上諭：「方今各國交通，使才為當務之急。著各省督撫於平日所知品學端正，通達時務，不染習氣者，無論官職大小，酌保數員，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驗，帶領引見，以備朝廷任使。」這一道諭旨是求「使才」，與先前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諭旨相聯結，即求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的人才。　　三道諭旨先後下達，但沒有跡象表明形勢出現大的轉機。甲午戰敗，創巨痛深，魚應反省，爾後的保舉依然在迷茫的政治中復人舊軌。　　三康有為及其黨人的活動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膠州灣事件發生一個月之後，兵科掌印給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兩片：《請與德國定約由》、《李秉衡不宜終於廢棄片》、《請令康有為相機人西洋餌兵會片》，其中最後一片稱：　　臣聞西洋有拜兵會，聚集之所，在瑞士國。其大旨以排難解紛，修好息民為務。各國王公大臣及文士率有聲望者，皆準入會。如兩國因事爭論，未經開戰之先，可請會中人公斷調處，立意甚善。臣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學問淹長，才氣紊邁，熟諳西法，具有肝膽，若令相機入拜兵會中，遇事維持，於將來中外交涉為難處，不無稗益。可否特予召對，觀其所長，訪令總理各國事務街門厚給資斧，以遊歷為名，照會各國使巨，用示鄭重。見[現〕在時事艱難，日甚一日，外洋狡謀已寡，正宜破格用人，為自存之計。所謂請自隴始者，不必待其自薦也。附片具陳，伏乞聖鑒。　　高燮曾此片中值得關注的為三點。第一，光緒帝予以召見，即康可與光緒帝直接對話，這在當時極為罕見；以往的保折多請「送部引見」，即由吏部等衙門帶領數人或數十人同時覷見，皇帝一般也不問話。第二，總理衙門「厚給資斧」，並照會各國。第三，康有為的正式名義是「遊歷」。片中的「魄」指郭魄，戰國時燕人，《史記·燕世家》錄郭魄語「王必欲致士，先從魄始」。以康有為比郭魄，高燮曾用意甚高。此時，光緒帝三道求賢諭旨尚未下達，高燮曾此片屬自行其是；然光緒帝卻對之相當重視，當日發下交片諭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本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請令康有為相機人西洋餌兵會等語，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辦理。欽此。』相應傳知貴衙門欽遵可也。」孔祥吉先生認為，高燮曾的這一附片，是翁同龢、康有為密謀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康有為買折。對此，我是同意的，並補充以下兩點證據。　　其一，就高燮曾的知識結構而言，「餌兵會」、「瑞士國」對其十分遙遠；而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明確提到了「餌兵會」：「……一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重臣，文學辯士，分游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人其餌兵之會，散布議論，聳動美英。」高燮曾稱康有為「熟諳西法」，他的「餌兵會」消息，很有可能就是從康有為處得到的。按，當時國際社會並沒有召開「餌兵會」或設有專門的國際組織，康有為可能在上海時得到了不確定的消息；國際上召開的第一次「保和會」，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由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提議並發出邀請，二十五年在荷蘭海牙召開，共有26國參加，清朝派駐俄公使楊儒為代表參加。總理衙門收到交片諭旨，整整三個月後才復奏，對派康有為參加「餌兵會」一事予以否決：「臣等查原奏稱，西洋餌兵會立意雖善，然當兩國開戰，會中即有餌兵之論，並無餌兵之權，近日土耳之戰，不能事先餌兵，是其明證。該給事中所請令工部主事康有為相機人會一節，應毋庸議。」負責外交的總理衙門很可能也對「餌兵會」不知其詳，復奏中左盼右顧，言語均不著實地。　　其二，張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在《康有為事實》稱：「康有為好捏造諭旨。上年膠事初起，康有為創言願人外國奔兵會，以保海口，其事已極可笑，康有為竟發電至粵至湘至滬，雲已奉旨加五品卿銜前往西洋各國人餌兵會。聞者駭異，其實並無此事。」其中提到了康有為「加五品卿銜」。葉德輝在一封攻擊「康黨」的信中亦稱：　　朝傳一電報曰，康有為賞五品抑街，遊歷各國，主持拜兵會；夕傳一電報曰，湘撫陳寶茂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一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汪誦年編修為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誤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則言之恤悅。梁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為其師諱。　　此中可知，「五品卿銜」一事的傳出，是由康有為打電報給湖南時務學堂梁啟超。鄭孝青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日記稱：「謝綺亭、李一琴來。李一琴初歸自湖南…又聞康長素已加卿銜，命出洋遊歷，且充洱兵會員。」時任湖南時務學堂英文教習的李維格(字一琴)，又將「加卿銜」一事告上海的鄭孝青。總理衙門章京張元濟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致函汪康年稱：「康先生並無賞五品卿銜之說，餌兵會亦已罷論。惟高位者，頗能為所欲動耳。」張元濟是答覆汪康年的，在此之前，汪聽到消息後去詢問張。由此可見，梁鼎芬之說並非逛語。高燮曾的附片，光緒帝的交片諭旨，均無「加五品卿銜出洋」之事，康為何有「加五品卿銜」之語？　　我以為，此中似有一種可能，即高燮曾保其參加餌兵會的附片是康本人或其黨人自行起草的，原本寫有「加五品卿銜」一語，以能與當時的駐外公使身份相當；高燮曾出奏時刪去了此語，康不知此中內情；而他聽說光緒帝交下總理衙門複議時，誤認為此事已成，故有此發電之舉。　　儘管康有為並未奉派參加「餌兵會」，但高燮曾的保片卻使之獲得了政治上一系列機會。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翁同解、廖壽恆、榮祿、張蔭桓「察看」康有為，聽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見；不久，康請總理衙門代奏其《上清帝第六書》，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設立「制度局」；二月十九日，總理衙門代奏《第六書》，當日光緒帝發下交片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在此前後，康在京城中甚為活躍，聯絡宋伯魯、楊深秀、徐致靖、陳其璋等人，為其草折，上奏言事，提出一系列的政治建策，促發了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國是」之詔。康已成為京城政壇的新星。　　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即「明定國是」詔下達兩天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國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舉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5人。其中對康有為、梁啟超褒揚非常，在我所見過的此一時期的保折中，徐折所用的評語可謂是最高者。對於康有為，徐折稱：　　臣竊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忠肝熱血，碩學通才，明歷代因革之得失，知萬國強弱之本原。當二十年前，即倡論變法。其所著述有《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等書，善能借鑒外邦，取資法戒。其所論變法，皆有下手處，某事宜急，某事宜緩，先後次第，條理梁然，按日程功，確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艱巨，其忠誠可以托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比。若皇上一諸左右，以備顧問，與之討論新政，議先後緩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條不紊，切實可行，宏濟時艱，易若反掌。　　對於梁啟超，徐折稱：　　廣東舉人梁啟超，英才亮拔，志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議》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諸國，並皆推服。湖南撫臣陳寶茂，跨請主講時務學堂，仃立學規，切實有用。如蒙皇上召！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里諸大學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黃遵憲是康、梁一派中地位較高者，在《時務報》內部梁氏與汪康年等發生紛爭時，黃竭力挺梁；梁主講湖南時務學堂，黃亦為關鍵人物。徐折建議：「若能進政府參贊庶務，或界以疆寄」，即在中央各衙門授予堂官，或在各省授予督撫。譚嗣同是此期康、梁結交的激進變法人士，尤與梁交善。徐折建議：「內可以為論思之官，外可以備折衝之選」，即在中央可人康有為所設計的「制度局」之類的機構，在地方可任「折衝府」之類的專職。張元濟是當時中央衙門司官中的激進變法派，在辦理《時務報》的過程中，與梁交善，與康也多有來往。徐折建議「若使之肩任艱大，籌畫新政」，即亦可入「制度局」之類的機構。徐致靖的奏摺，強調了在變法時期須「破格用人」，「蓋行非常之法，必待非常之才」：　　查康有為、張元濟現供職京曹，梁啟超會試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對，若能稱旨，然後不次推用。其黃遵憲、譚朋同二員，可否特諭該省甘撫送部引見，聽候簡任之處，出自聖裁，非臣所敢搜請。伏願皇上既定國是，益矢以休惕帷厲之心，堅決不搖之志，虛衷側席，廣集英賢.早作夜思，如飢如渴，天下之才必將聞風而起，爭自灌磨，以仰副朝廷亞亞維新之至意。　　徐致靖奏摺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讓光緒帝將康有為「置諸左右，以備顧問」，這與康《上清帝第六書》中開「制度局」是一致的；其次，徐折還要求「特旨宜召奏對」，即要求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張元濟、梁啟超。獲皇上召見奏對，是康有為及其黨人當時的主要政治企圖之一。　　徐致靖非為奉詔上奏，膠州灣等事件後三道諭旨皆是下達地方督撫，他也屬自行其是。然徐折上達後，重石激浪，當日光緒帝明發諭旨：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材一折。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連憲、江蘇候補知府譚朋同著該替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街門察看具奏。　　該諭旨與徐折當日均呈慈禧太后。光緒帝下令召見康、張，是前所未有的特例。這也使得康、梁等人信心大增，認為光緒帝此後將會依照徐折之提議行事。　　黃彰健、孔祥吉兩位先生認為，徐折是康有為及其黨人自擬的。對此我也有同感，徐折中的這一段話，直與康黨的言論乃至用詞無異該諭旨與徐折當日均呈慈禧太后。光緒帝下令召見康、張，是前所未有的特例。這也使得康、梁等人信心大增，認為光緒帝此後將會依照徐折之提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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