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李大釗

「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當局者憑一時之勢力，以圖除盡異己之根株，吾人已嘆其誤。反之，民黨各派之弗循正軌，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憫其愚。」——李大釗《政治對抗力之養成》，1914年11月1日。李大釗認為宋教仁死於革命黨之手，死於革命之墮落1913年3月20日夜間，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5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上發表《暗殺與群德》一文。文章以一種隱晦的方式，指責是革命黨策划了此次暗殺，稱這一暗殺意味著民國政治道德尤其是革命派政治道德的徹底淪喪。李氏先回顧清末革命者以暗殺開民國之功勛：「晚清之季，吾族男兒，慨中原之陸沉，憤虜廷之誤國，相率乞靈於鐵血者，則有吳樾之炸五使，徐伯蓀之殪恩銘，燕都橋下，精衛飛來，良弼門前，彭公盡節。一溟不顧，視死如歸，群德將有以復活之機，遂以開民國方興之運。」轉而說道：「而孰知夫昔以殄民賊者，今乃傷我國士；昔以功我民國者，今乃禍我民國」——文字雖未指名道姓，但將宋教仁之死歸罪於革命派之意，已相當清晰。自暗殺發生之後，一個多月的冷靜觀察，使得李大釗對事件得出這樣一種結論。這對今日後人重新審視宋教仁案，是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的。最值得重視的是，李氏據此案得出一個結論：「桃源漁父，當代賢豪，不幸而殞於奸人之手。死之者武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桃園漁父」，指代湖南桃源人宋教仁；「群德」者，自晚清以來，談「群」，在知識分子當中極為流行，所謂「群德」，即「社會道德」之意。李氏不但指責革命黨的暗殺導致社會道德的墮落，而且嘲諷革命黨所僱用的殺手品德低劣，與古刺客有天壤之別。「吾民如欲享治平之幸福，則不可不求衡平之憲法」李大釗在宋教仁案中的態度，在稍後發生的「二次革命」中依舊延續。因宋案及孫中山個人之堅持而起的「二次革命」，只得了個安徽獨立4天，湖南獨立17天，南京獨立13天，江西苦戰33天的結局。孫氏在「革命」失敗流亡日本後曾給黃興寫信抨擊黨內的不團結：「癸丑（二次革命）之不利，非戰之罪也」，「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隱指黃興等人不支持其訴諸暴力的主張。但在局外人李大釗看來，癸丑之役，國民黨遭遇慘敗，恰恰正是「戰之罪」，是其罔顧憲法，違背民意，一意訴諸暴力的結果。李氏說：「革命初成，國民黨以全盛之勢力，蓬勃一時。而不能善用其鋒，與當局相見於平和競爭之軌。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氣相陵。……往者已矣，來者猶不為敏斷之自覺，仍復蹈循故智，今日一機關，明日一黨冊，驅有志之青年，無業之遊民，供專制政治之血祭，自非生性好亂，涼血不仁，專以破壞為能者，吾人寧忍坐視其死，而不一示警告，喚醒迷途。且夫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當局者憑一時之勢力，以圖除盡異己之根株，吾人已嘆其誤。反之，民黨各派之弗循正軌，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憫其愚。」（《政治對抗力之養成》，1914年11月1日）李氏這番針對「以暴制暴」的嚴厲批判背後，有其對「正軌」的堅持，即主張在現有政治框架內，以和平的方式謀求「憲政」。李氏早年就讀於天津法政專門學堂，後又留學於以英國式立憲政治為學術依歸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入政治經濟學科。可以說，「憲政」本是貫穿李氏終生的一條思想線索，即便是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李氏堅持「憲政」的理念，也仍然沒有改變。在批判了革命黨「以暴制暴」之後，李氏隨後說道：「吾民不欲享治平幸福，斯亦已耳，如欲享之，則不可不求衡平之憲法。……希望有力者，自節其無極之勢力，容納於政治正軌內，發生之異派勢力，幸勿過事摧殘，致政治新運，斬絕中途也。……希望從前因甲派勢力之勃興，專恣武斷，遂致迎附乙派勢力，以圖抵制者，今當以絕大之覺悟，應時勢之要求，至少須不拒正當異派勢力之發生，稍進更宜自欺欺人振獨立之精神，以指導專斷或暴亂之勢力，舍迷途而趨正軌。……」

1914年2月，李大釗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習時的留影。早稻田大學主張使政治學與國家權力分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以英國式立憲破治為學術依歸。這對李大釗早年的憲政思想極有影響。

少年中國學會會刊《少年世界》。李大釗為學會創辦者之一。日本學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都是五四前後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社會主義流派，李大釗也深受影響，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即是李大釗等人對新村主義的一種實踐。李氏曾號召造就新人，開展新生活，建立新村落，並以新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以世界為家庭擴充大聯合，「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號召青年們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對農民進行「精神改造」——「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與資本家一樣被排斥，『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 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身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毛澤東，稍後也曾有在嶽麓山下實踐新村的計劃。

「尊重他人之自由，與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為等量，則自由之基始固，立憲之治始成。」——李大釗《議會之言論》，1917年2月22日。陳獨秀信仰「進化論」，李大釗批判「進化論」理論界公認，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源頭是「南陳北李」。但「南陳」與「北李」對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並不完全相同——「陳獨秀曾擔任黨的總書記，身份之所在，不容他對俄式社會主義有任何置疑，何況他本已將俄國模式作為取代西方現代性價值的唯一『救國』手段。因此，他對俄國模式的全盤認同遂成為順理成章之事。而李大釗不在中共負『總書記』之責，他的觀點不像陳獨秀那樣受到『共產國際』的『重點關照』。加之中共成立之初，黨內民主機制貫徹較好，因此，他的社會主義觀能保留較多的自己觀點。」（胡建《現代性價值的近代追索》）就對「進化論」的理解而言，李大釗與陳獨秀已存在巨大的分歧。陳氏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高呼「西體中用」和「全盤西化」，其理論依據正是「進化論」，陳氏說：「世界進化，騷騷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用這種眼光其看待東、西方文化，自然會得出落後與先進的截然對立，進而陳氏得出結論：中華民族欲爭存於當今世界，不可不「全盤西化」。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在其轉向社會主義之後並未改變，陳氏如此理解社會主義：「人類社會因治生方法不斷的進步，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遂隨之不斷的進步。在這不斷的進步之過程中，保守者與改革者即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斷的爭鬥;每個爭鬥的結果，後者恆戰勝前者，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即不斷的爭鬥中，依治生方法之大變更擴大了他們的生活意識，他們利害相衝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兩次大的階級鬥爭，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第二次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所以人類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爭鬥，都有階級鬥爭的意義含在裡面。」——在這裡，陳氏將「階級鬥爭」視作了「進化論」中的優勝劣汰，故而，其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浸染著濃厚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底色。與陳氏對「進化論」無條件的信仰不同，李大釗卻是一個「進化論」的批判者。李氏說：「從前講天演進化的，都說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你們應當犧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們優勝的地位，你們應該當強者去食人，不要當弱者，當人家的肉。從今以後都曉得這話大錯。人類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著強力互相殘殺。」據此，李氏將將社會主義的本質設定為人類「互愛互助以共進」的社會；與陳獨秀認為「階級鬥爭」是一種「思想」不同，在李氏看來，「階級鬥爭」至多不過是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手段。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下，李氏一度與周作人、胡適等人發起了「新村主義」的試驗。搞「國家所有制」還是搞「社會個人所有制」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與李大釗都認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都將解決經濟問題視作「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但二人的具體主張卻並不一致。1921年，陳獨秀在廣州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代社會的弊病全在於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不良。生產方法的問題在於資本私有——資本私有會造成僱傭階級與勞工階級，會造成階級間的貧富懸殊，會造成生產競爭無法控制，以致發生「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分配方法的問題則在於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用紅利的名義掠奪工人的血汗。陳氏說：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實行資本國有、並由國家機關有計劃地管理生產和分配，以消除「生產過剩」和貧富差距。李大釗的看法大不一樣。李氏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缺陷，在於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脫離的，這導致勞動者喪失了「勞動」的「自主權」。所以，他反對陳氏資本國有式的「集產主義」，因為這樣搞的結果，是生產資料仍然不在勞動者手裡，李氏說：「（集產主義可稱為）國家的社會主義或國家的資本主義。在此主義下，勞動者並未解放。在現代資本主義下，勞動者純屬奴隸之地位，而在國家的資本主義下，勞動者物質生活略得解決，而於精神方面仍屬奴隸地位，勞動者並未管理生產立於主人之地位，與現代資本主義所差者不過由個人名義換個國家名義而已。」李氏的觀點是：「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有意思的是，馬克思當年所構想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並不是陳獨秀式的「國家所有制」，而是一種「社會個人所有制」——其特點是集「社會所有」與「勞動者個人所有」二位一體。是要領袖專制，還是要個人自由理念上的分歧，直接導致陳、李二人在手段上的分歧。茲以引文區別如下：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三答區聲白書》：「有史以來革命成功的，無一不是少數人壓服了多數人。……公眾的意見非萬不得已，斷然不可輕用。」——陳獨秀認為，「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階級鬥爭規律不是素質低下的普通民眾所能認識的，對它的掌握只能依賴於少數才識過人的「先知先覺者」，所以，革命在手段上不能搞「民主」，只能搞領袖「專制」。陳獨秀《談政治》：「我們應該要問：強權何以可惡？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陳氏據此認為，「先知先覺者」代表奪取政權之後，不能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因為這樣一來，資產階級便會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李大釗《平民主義》：「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純正的『平民主義』」，即李大釗設想中的社會主義。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釗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人道的社會制度，是「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是要「互助、互愛，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

1918年，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氏此時雖已受社會主義影響頗深，但自由與憲政仍在其思想中佔據核心地位。譬如1916年之《憲法與思想自由》中說：「吾國自秦以降，其為吾人自由之敵者，惟皇帝與聖人而已。……吾人對於今茲制定之憲法，其他皆有商榷之餘地，獨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則為絕對的主張。而思想自由之主要條目，則有三種：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國，首推中國及俄羅斯、西班牙、土爾其。中國文字之劫，烈於秦火。」1918年，李氏又撰文《強力與自由政治》，其中尤其談到「多數政治」決不是「自由政治」。李氏如此描述二者的區別：「（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強少，乃在使一問題發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為充分之討論，翔實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認可。商討既至詳盡之程度，乃以多數之取決驗稽其結果。在商討之中，多數宜有容納少數之精神；在取決之後，少數宜有服從多數之道義。自由政治之真諦，非依多數，乃依公認。多數取決，不過表示公認之一種方法而已。」

李大釗臨終前夕絕照。據《黨史博採》2007年第4期刊登董寶瑞《李大釗英勇就義的真實情景》一文考證，李大釗臨刑前夕既未發表演說，也沒有高呼「共產黨萬歲」。茲引文如下：「《北洋畫報》當時發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師寄』的通訊《處決李大釗等瑣聞》，所云『未幾執行吏來，首以李大釗送往絞刑台。李見此，知已不免，乃曰：『請以紙筆來，俟書一遺囑。』執刑者曰，此時已晚，由不得汝矣。李無言，神色尚未變，既上。執刑者令其頸稍伸長，李如言應之，厥態殊從容。二十分鐘始絕』，應是當時真實的情況。」「據筆者多年了解，《李大釗傳》編寫組主要成員、《李大釗傳》主要執筆者之一，後來成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朱喬森先生在《李大釗傳》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釗的著名專家張靜如等坦言，李大釗發表臨終演說的情節是根據推測「編寫」的，李大釗說的那段話也是根據李大釗當時的思想和話語「編寫」的，為的是顯示李大釗的英雄氣概和崇高理想。」「當時的報紙也報道說，李大釗在受審時『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承為馬克思學說之崇信者，故加入共產黨，對於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之，關防甚嚴』。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李大釗在自己的心海深處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是極可能的，但說他臨刑時高呼這一口號，似乎尚缺乏必要的歷史依據。」「約法上明明有言論自由，可是記者可以隨便被捕，報館可以隨便被封。約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隨便被干涉，背反約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隨便頒布，郵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隨便扣留。約法上明明有書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郵電可以隨時隨意派人檢查。可憐中國人呵！你那裡還有約法！那裡還有自由！」（李大釗《哪裡還有自由》，1919年11月6日）——惟如此，才能深刻理解李大釗在1921年建黨前夕所說的那句：「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騰訊歷史頻道原創出品·歡迎轉載編輯：諶旭彬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