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周曉虹：《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親子傳承》(2)

【作者簡介】周曉虹，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併兼任國務院社會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第六屆[2009-2013]、第七屆[2014-2018]）、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長、教育部社會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

【續上一期】

主題三：孩子「反哺」父母的能力或他們的「話語權力」從何而來

文化反哺是我們這個物質生產高度繁榮、社會急劇變遷的時代獨有的現象，因此，它的產生一方面同親子兩代人各自的身心特點有關，另一方面更是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所造就的。在我們進行的訪談中，4個典型組的被訪問者都從各自的角度探討了造成親子兩代之間的文化傳承模式出現「倒置」的基本原因，我們可以將這些探討歸納為下述4個結論：

結論7.社會變遷的加劇，新事物和新規則的層出不窮，一方面使親代原有的知識、經驗甚至價值判斷喪失了解釋力和傳承價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獲得了「指點」父母的機會，這是「文化反哺」現象出現的宏觀背景。

在各種球類比賽中，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現象，原本十分優秀甚至擁有世界冠軍頭銜的球員，會因為無法適應新制定的比賽規則名落孫山，而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新手此時卻常常會脫穎而出。今天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賽場，在這個賽場上角逐的真正對手是年長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而前者的失利和後者的高歌猛進原因常常和球類比賽一樣：出現了新的變化和新的規則。在這些新變化和新規則面前，年長的一代茫然不知所措，而年輕的一代卻順應良好、運用自如。

從世界範圍內看，這些新的變化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後科技革命的發展使得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激光和光導纖維為主的激光通訊技術，海洋工程、空間開發、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現在日漸興盛的以「克隆」為象徵的生物遺傳工程，都使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幾十年中發生了無以逆轉的變化。女權主義、丁克文化、單親家庭、超級市場、綠色和平組織、關貿協定、「白領」階級和消費主義……，這一切與科技進步相伴而生的社會生活領域的新事物和新變化，在加深我們對社會的「變動」性質了解的同時，也改變了許多先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遊戲」規則。這使得年長的一代有如來到新大陸的「移民」一樣，突然置身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之中，就像M.米德所說成了「時間移民」（米德，1987：73）。

中國社會近20年來的變革舉世矚目。它在以極快的速度將年長的一代從傳統帶入現代，使他們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變成現實的同時，也廢棄了他們在前半生中獲得的許多知識和經驗，在孩子面前他們感到自己成了無法留下精神「遺產」的第一代人。在我們的訪談中，許多父母都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耽誤了，自己該學習的時候卻什麼都沒有學到，而孩子們遇到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因此，他們超過自己是必然的。另外，作為一種特例，中國的農村因為離現代化更遠，因此在目前這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中，那裡的人民經歷的變化、震蕩和挫折也最為強烈（周曉虹，1998）。在訪談中我們看到，「浙江村」里的H和I兩個家庭的父母的雙重「移民」身份（他們既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時間移民」，也是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空間移民」），使得他們的「精神落伍」比其他家庭的父母更為明顯。具體說，在他們的子女已經在北京生活得如魚得水的同時，他們對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的適應仍是勉為其難的。用IF的話說：「如果不是為了掙幾個錢，我一天都不願呆在北京。」

結論8.面對同樣急劇的變遷，親代常常受到傳統和經驗的束縛，子代則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這是造成兩代人在了解和接受新事物方面存在差異的內在原因。

社會變遷的迅急是造成年長的一代原有的知識和經驗失去傳承價值，並因此無法從容對應時代的重要原因。但緊接其後的一個問題是，面對林林總總的變化在父母們手足無措的同時，子女們為什麼能夠「感覺良好」？

造成親代落伍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仔細分析起來不外乎這樣幾個方面：（1）就一般而言，隨著年齡的增加，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都已經定型了，對新鮮事物的關注度降低了，對很多事情也不會再發生興趣；（2）對特定的這－代父母而言，1979年前的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以及不正規的教育，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文化基礎和外語水平很低，無法吸收不斷出現的各種新知識和新文化；（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談到，傳統和經驗的束縛常常是使年長一代和新事物、新潮流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FF說：「我們一般是按照原有的經驗處理事物的，只是在原有的知識和經驗不夠用的時候才會想到學習新的東西。但孩子們沒有什麼經驗，也就沒有包袱，他們幹什麼都學新的、用新的，所以，新知識就比我們多，適應力也比我們強。」

在FF的談話中，已經涉及子代形成自己的「文化強勢」的部分原因，那就是年輕的一代不會受制於舊有知識的制肘。對年長的一代來說，當出現與舊有的經驗不一致的新知識時，新知識可能被視為是怪異的；但對腦袋裡根本沒有舊框框的年輕一代來說，新知識則是天經地義的。除此以外，年輕的一代好奇心強、吸收能力快以及現今的正規教育打下的基礎牢（所有的父母都承認，他們當年上學學的那點東西起碼比現在的子女落後5個學年），也是他們對新事物能夠很快適應的原因之一。DG在典型組訪談時當著自己的父母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好奇心強，願意接觸新事物，但爸爸媽媽他們對什麼都沒有激情，從來不願做深入思考。」DG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孩子的看法，在他們眼裡，父母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學上進，自己卻往往是得過且過的一代。

結論9.與同學或同伴的交往是子代獲取各種新知識和新的價值觀念的途徑之一，因此，同輩群體成了子代影響或「反哺」父母的知識「蓄水池」或「擴展內存」。

許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論述過同輩群體或同儕群體（peer group）對青年個體社會化的影響（C.E.Bowerman and others，1959）：較早在紐科姆關於貝南頓女子學院的那項經典研究中就提出，和同學的交往是使高年級學生的個人生活風格和政治傾向趨於自由的主要原因（T.M.Newcomb，1943）；北京的一項研究表明，13—l5歲的青少年將心裡話告訴他人的首選對象是同性的同齡夥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與管理系93級，1994）；而美國學者布郎芬布倫那的研究也證實，美國學齡青年與同輩群體交往的時間是他們與父母交往時間的兩倍以上（Bronfenbrenner，1970）。

在我們的訪談中，「浙江村」內的H和I兩個家庭的4個子女提到，與年齡相仿的同伴的交往是他們了解社會、觀察市場以及學習北京話的主要途徑；而南京市內的7個家庭的8個子女則無一例外地提及，與同學的交往是他們獲得大量的知識和信息的來源之一。在「浙江村」里，對北京、對市場、對經濟形勢最有發言權的不是年長者，而是那些捷足先登來到北京的年輕人。他們從開拓北京市場中獲得的經驗是父母原有知識庫存中的缺環，因此，他們是後來者的楷模。南京市內的8個孩子現在年齡最小的上初中二年級，最大的在攻讀碩士學位。除了學業知識來自課堂和老師以外，他們的社會知識、科技新聞、時尚動向、人生閱歷最主要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後面將要提及的大眾媒體，另一個就是同輩群體。BG說，來自同學的信息常常是父母和老師不知道的；FB則說，大學生宿舍里每天晚上睡覺前的「卧談會」是最密集的信息交流會，內容也是應有盡有：「我有時回家住一個星期，再回學校住，好些事就不知道了」。就這一點而言，父母也都深有體會。G家庭的一對兒女都在大學裡，周末一回家就像開信息發布會。GM說：「他們的知識和信息有些來自學校里的教授，但更多的來自同學，來自同學間的交流，而我們這一代人現在就缺乏這種交流。」確實，對這些年青而充滿智慧和求知慾望的孩子們來說，相互間的算數級數式的交流使他們的知識和信息獲得了一種幾何級數式的增長。這樣一種狀況，使得我們的父母現在實際上不是單和自己的孩子，而是和他們那一群人或那一代人打交道。在一個不起眼的孩子後面可能站著一個個聯繫密切的同輩群體，它們成了孩子向父母進行「文化反哺」的取之不盡的知識蓄水池。

結論10.電子計算機的普及和大眾傳播媒體的廣泛影響，使得孩子第一次能夠從父母、老師以外獲取大量的知識和信息，這是他們在與父母的互動中獲得「反哺」能力或「話語權力」的最重要途徑。

無論孩子們相互之間傳遞的知識和信息如何豐富，按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的「兩級傳播理論」的說法，這些知識和信息都不過是大眾傳播的人際延續（P.F.Lazarsfeld andothers，1948）。換句話說，除了得自操作性經驗的知識外，孩子本身並不是各種知識或信息的製造者。他們相互交換的學業以外的知識和信息，其主要來源是包括報紙、雜誌、廣播尤其是電視在內的各種大眾媒體。另外，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家用電子計算機走進中國城市的普通家庭，同電腦有著「天生的」親緣關係的孩子從四通八達的互聯網（Internet）上獲得了更多的信息。中國大眾媒體的發展和電子計算機的日漸普及是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的成就之一。20年以前，中國的老百姓對電視機、錄音機、電腦十分陌生，很少有家庭會訂報紙，有一台熊貓或紅燈牌收音機的不說顯赫起碼也是中上水平的人家。在那個時代，知識和文化的傳遞基本上是以耳聞目睹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其渠道也十分狹窄：不是從父母到子女，就是從老師到學生。但是，1979年以後上述情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80年代中期黑白電視機進入市民家庭以後，不過10餘年，中國的電視機總數已經超過美國達2.2億台，其中有8000萬台彩色電視機，而90年代開始的「家用電腦熱「同樣來勢洶猛。據統計，到1997年底，北京、上海、廣州和重慶四城市家庭的彩電普及率已達到96.63％，其中有1／4的家庭已有兩台以上彩電。另外，擁有家用電腦的家庭上海佔9.8％，廣州和北京更是分別達到15.7％和15.8％（IMI市場信息研究所等，1997：891，1083）。這使得孩子完全可能從父母、教師、課堂里讀的書本以外去獲取各種知識和信息，而這些知識和信息對父母、老師及其他成年人來說也常常是聞所未聞的。儘管從理論上說父母也一樣可以看電視，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往往因為工作和家務事的干擾，興趣單一，以及在某些方面的理解與吸收能力差，從電視上獲得的知識與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大大不如自己的子女。在我們的訪談中，許多父母都說，平時工作和家務累一天下來，看電視自然就選些輕鬆的看：或是球賽（父親），或是言情劇、肥皂劇（母親）。但對他們那些求知慾強烈的子女來說，無論是波黑衝突、海灣戰爭、女權運動、印尼騷亂，還是綠色食品、微軟公司、公牛隊和NBA以及柯林頓醜聞，都會引起他們的濃厚興趣。如果說低齡兒童如前述郭於華的研究所說，常能從電視中獲得有關食品、玩具等方面的知識的話，那麼我們所研究的這些從13－23歲不等的青少年從電視中獲得的知識就要多得多。進一步，如果說電視對父母的影響還只是大與小的問題的話，那麼電腦對他們的影響則常常是有與無的問題。顯然，操作電腦和「上網」不像看電視那麼輕鬆，它需要專業知識和良好的英文基礎（Internet上的資料和信息大多都以英文呈現的），這使得大多數父母往往力不從心。因此，無可爭議的是，由於孩子具有電腦操作和語言使用上的優勢，他們基本上壟斷了對互聯網及其信息的「話語權力」。

主題四：親子雙方對「文化反哺」現象的看法與評價

「文化反哺」現象的出現及其涉及領域的不斷擴展，在使年輕一代獲得前所未有的想像和創造能力的同時，也使在年齡和家庭事物管理方面位於優勢地位的父母常常處在尷尬的境地：教育和培養孩子是自己的責任，但現在承擔這一責任卻變得如此困難。那麼，我們如何來評價或看待在親子間的文化傳承過程中出現的這種「本末倒置」呢？最後兩個結論涉及到親子兩代對「文化反哺」所持的基本態度，以及這一現象對親子關係和雙親的社會生活的積極影響。

結論11.子代對親代的「反哺」一般不會影響親子間的情感，但它確實改變了原有的親子關係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對家庭事務的發言權。

關於父母是否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以及子女在「指點」父母時是否會感到有壓力，是我們訪談的中心話題之一。在我們的訪談中，9戶人家的父母，包括「浙江村」里的兩戶來自溫州農村的父母（I家庭母親缺席），都大度地表示，孩子勝過自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談不上丟面子，也就沒有必要不開心。不過，這種情況有兩點限制：（1）子女的態度必須好一些，否則即使兒女說的對，情感上也難以接受。在部隊擔任基層領導的BF說：「對這種現象倒不是道理上想不通，而是情感上難以接受。你想想，在部隊都是下級服從上級，回來有時倒要聽女兒的，這個彎確實不好轉。」（2）如在長途汽車站工作的DM所說，「如果『指點』來自自己的兒女接受起來要痛快的多，但如果來自其他晚輩則不會太舒服。」好在子女們的看法都令父母們對他們的地位大可不必擔心：其一，孩子們都表示，告訴父母他們不知道的東西「是為了和他們共同進步」（CG），而不表示看不起他們。一個女孩子（DG）甚至說了這樣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我不認為我們對父母的尊重與愛戴是建立在他們什麼都知道的基礎上的。」其二，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認為，告訴或「指點」父母應該注意方式方法，儘管有些孩子承認這樣做起來可能會有困難（這裡也有一個情與理的問題）。親子雙方的上述態度使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儘管有可能出現一些偶發的衝突，但一般說來「文化反哺」如大學二年級學生GB所說：「會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比如，我就覺得爸爸現在不僅脾氣而且水平都比剛轉業到地方時好多了。不像以前總愛用命令的方式，而是用商量的口氣。其實，這也使他在單位里能夠很好地與同事相處。單位里的年輕人現在都說他是一個稱職的工會主席。」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儘管父母們說來自子女的「指點」並未使他們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嚴，但從訪談的結果來看，「文化反哺」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變了親子之間的相對地位，或者說，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發言權和決策權。現在許多家庭在決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或集體行動時，不僅會徵求子女們的意見，甚至常常乾脆由他們去做主。做主的範圍小到買何種飲料、早點、服裝，大到電視機的品牌、尺寸、型號（G家庭現在準備買一台29或34英寸的電視機，任務已經交給了19歲的兒子GB），或房屋的裝修式樣（前述F家庭新居的設計任務已交給21歲的FB），再或孩子們自己的專業和前途。當然，最突出的是在「浙江村」的H和I兩個移民家庭中，不到20歲的子女已經全面接掌了處理家庭事物的大權。對這種變化在大學裡攻讀外國文學碩士學位的GG十分敏感，她說：「這種『指點』父母的現象當然會影響到我們在家裡的地位。比如，現在在家裡的一些重大問題上，我和弟弟（GB）說話的分量增加了。最能夠表現這一點的是，父母現在下的直接命令越來越少，而商量的餘地越來越大。」

結論12.來自子代的「文化反哺」不僅使親代了解到了許多原先陌生的知識、開闊了他們的眼界，而且實實在在地提高了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

如果說「文化反哺」現象的出現僅僅提高了孩子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發言權的話，那麼，對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來說多少有些不公正。但事實上，這種新型的文化傳承模式在賦予孩子們以自信、知識和力量的同時，也開闊了父母們的眼界，提高了他們對這個變得越來越陌生了的世界的應對能力。

從我們的訪談結果來看，父母們從來自子女的「指點」中獲得的知識、信息確實是廣泛的、全方位的。如果沒有孩子，許多父母都說，他們不但可能不會有進肯德基、麥當勞的經歷，不會像年輕人一樣通宵守著電視機看世界盃賽，不會談股票、玩保齡球、穿牛仔褲，不會知道皮爾·卡丹、阿蘭·德龍和梅艷芳，……而且也可能不會知道克隆羊「多利」、秦山核電站和「長二捆」火箭，不會關心水土流失、生態平衡和大氣污染，不會重溫在中學裡學過卻沒學好的中國歷史、唐宋詩詞，不會去接觸Windows』95、Internet或Yahoo，不會理解市場經濟、工商法規和「個調稅法」……。確實，今天的父母們從孩子那裡學到的決不僅僅是新的消費方式或消費習慣，也學到了在這個變化迅即的社會中安身立命、從容應對所需要的膽量、知識和能力。我們真的可以說，沒有孩子，今天這個新中國和新世界的窗口在他們的眼前不會開得這樣大。

作為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我們所訪談的兩個有大學生子女的家庭為我們這裡的觀點提供了佐證。在我們一再提及的6家庭里，那位原先被人公認為「刻板僵化」的工會主席說，其實，即使從子女那裡獲得的有關休閑、娛樂的知識也對他的工作極有幫助。比如，孩子們愛看VCD，知道哪些電影有藝術品位或熱鬧、好看，他受到啟發就在公司工會裡集資辦起了「影碟交換中心」，並請孩子幫著推薦影碟，深受員工好評。和孩子一起玩過保齡球後，就由工會組織了員工的保齡球比賽，豐富員工生活。而F家庭的父親既當教授，還兼任著學校研究生院的領導，兒子交給他的電腦知識派上了大用場，寫點什麼自己就能完成，列印出來就和印刷的一樣。不過，從「依賴」兒子的親身體驗中，善於觀察社會的FF也從中感悟到了憂慮，一種和社會上的通常觀點相反的憂慮：他以為，現在要擔心的倒不是子女的獨立性問題（多少人像「九斤老太」一樣，為我們的下一代「不如」自己憂心忡忡），而是對子女的依賴所導致的父母生活能力的下降問題。「試想想，如果有一天子女因工作、出差或出國離開了我們，我們也許不知道怎樣聽音響，怎樣選電視節目，怎樣開微波爐，怎樣使用空調的定時裝置，怎樣辦理人生保險，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病應該去看哪個科室，更不用說發電子郵件、上Intemet、開車去會老朋友……。」是啊，這個變化萬千的時代不但使父母和子女的角色換了一個個，也賦予我們這些尚不算老、仍有學習潛力的父母以新的歷史使命：向子女學習，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四、簡短的結語

從發生在親子之間的社會互動來研究沿襲了千百年的文化傳承模式的變化，能夠使我們清楚地了解發生在當代的這場急速的社會文化變遷運動所具備的同先前社會迥然不同的特點。具體說，今天的這場涉及人類價值觀、知識體系、生活態度和社會行為模式的大變革，已經不是先前社會持續不斷的社會文化變遷過程的簡單的延續，其間確實已經出現了革命性的飛躍或轉折。單就親子間的文化傳承來看，從我們的訪談資料及其討論中能夠發現：（1）親子之間的「反向社會化」或曰「文化反哺」現象不僅已經出現，而且成了與傳統的文化傳承（社會化）模式相對應的新型文化傳承模式，這種現象在城市家庭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中尤為明顯；（2）在親子之間發生的這種「文化反哺」現象所涉及的內容和範圍十分廣泛，從價值觀的選擇、生活態度的認定、社會行為模式的養成，直至對各種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層（行為或器物層面）這種現象更為明顯；（3）子代向雙親進行「文化反哺」的能力主要得自於他們對新事物具有較高的敏銳性和接受能力，他們受舊有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束縛較少，以及他們憑藉語言和器物（如電視、報刊和互聯網）接觸的優勢而獲得的從媒體、市場及生活本身獲取社會信息的便利性，對生活意義進行解釋的權威性；（4）最後，「文化反哺」現象的出現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社會「長者為尊」的地位，使得雙親常常會遇到來自子女的各種反叛和挑戰，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他們對變遷社會的順應能力。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這裡對「文化反哺」或家庭內部反向社會化的論述，並沒有否定一般社會化或傳統的文化傳承模式在今天依舊具有的作用和意義。我們只是希望這裡所作的論述，能夠使人們對尚未得到社會重視的一種新型的文化傳承模式給予應有的關注。「文化反哺」是變遷社會的產兒，它表明傳統社會單向的文化傳承模式正在向現代社會雙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傳承模式轉變。事實上，這一文化傳承模式的出現，不僅為年長一代順應社會生活、繼續追趕歷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時也加重了年輕一代的歷史責任感。一般社會化和反向社會化或「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補說明，社會的發展所賴以藉助的文化延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地存在於年長一代和年輕一代的沉浮與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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