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幸福：經濟學研究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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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幸福：經濟學研究的回歸作者：陳柳欽更新時間：2011-3-4 來源：學說連線【字型大小: 大中小】瀏覽543次 [導讀]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經濟學以促進人類幸福為當然使命，對幸福的研究給了經濟學一個嶄新的視角，怎樣在社會資源有限，總財富不變的條件下使人們更加幸福是現今經濟學家面對的一個最為重大的課題。　　【內容提要】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經濟學自誕生之日就以促進人類幸福為當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經濟學的偉大目標。本文主要分析了早期經濟學對幸福的研究、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研究的回歸，以及幸福經濟學的價值及發展向度。　　【關鍵詞】幸福；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一、導　言　　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也是人類探討的永恆主題。人類發展的歷史，說到底，就是一部爭取幸福的發展史。正如保爾·霍爾巴赫（Paul Holbach）在《自然的體系》（System of Nature，1770）所言，「我們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識，都不過以怎樣能獲得我們的本性所不斷努力追求的幸福為對象。」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大概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能象追求幸福那樣燃起人們的熱情。　　傳統上，幸福是哲學家們的思想馳騁和交鋒的疆域。人類對幸福的關注，從尚存文獻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Plato）。他認為，有王者氣質的人最為幸福，最不幸的是專制的獨裁者。他還運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計算出有王者氣質的人的生活比獨裁者要快樂729倍。從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開始，對於那些普遍認為滿足感取決於一種合乎道德、並最終令人滿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學家而言，幸福是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時期，人們對幸福非常重視。蘇格拉底（Socrates）說：「我比較傾向於說，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沒有其他後果的話），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壞的。判斷事物就是愉快還是不能帶來愉快，幸福就是一種愉快。」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均主張德性（善）就是幸福（Eudaimonia）。對於幸福，有些人用愉悅回答，有些人用榮譽回答，有些人用對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些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領域達成一致，就能獲得進展。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馬可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里對於「什麼是我們能夠達到的善，什麼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幸福」有詳盡系統的論述，這種論述大體上可以代表他那時有教育的、有閱歷的人們流行的觀點，對其後幾千年西方的思想界產生了深厚的影響。亞里士多德認為善就是幸福，那是靈魂的一種活動，相應與靈魂的兩個部分（理性的與非理性的），就有兩種德行，即理智的與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擁有快樂。關於幸福的幾個特徵，社會可以達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須是決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積極的和相對穩定的。幸福等價於「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衛·休謨（David Hume）曾說：「一切人類勤勉的偉大目的是獲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勞動購買的，而我們的情慾是勞動的唯一原因」。我們現在理解社會生活，它都是受人們的情慾、慾望所支配，都是為了追求幸福這個目標。哲學、倫理學、心理學和生物學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奧秘，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來解讀或解決人類幸福問題。　　經濟學自誕生之日就以促進人類幸福為當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經濟學的偉大目標，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①（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是經濟學矢志不渝的夢想，同時也是歷來的經濟學家門前赴後繼、爭相高舉的經濟學大旗。有這樣一則故事，有一天，古希臘米利都學派的哲學家泰勒士（Thales）在仰望天空的時候落入水溝中，一個女奴嘲笑他說，一個哲學家連自己都照看不好，那麼哲學又有什麼用呢？這個女奴也是無理取鬧，為什麼哲學家就不能跌跟頭呢？可是泰勒士就是咽不下這口氣，他就是要世人看看他作為哲學家的能耐，他通過觀察星空察覺到橄欖要豐收，於是他事先壟斷了城裡的榨油機，到了橄欖收穫時又高價出租機器，結果可想而知。這是他用經濟學概念獲得了勝利，從中至少可以提供「經濟學是致用之學」的憑證。經濟學家討論幸福似乎有些侵佔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地盤的味道，難怪哲學家和倫理學家認為經濟學家討論幸福問題是不務正業。可是經濟學家不該討論幸福問題嗎？蘇格拉底說：各種學問，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決「人怎樣活著」的問題；把這個「蘇格拉底命題」換個說法，就是：各種學問，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類生活幸福的問題，是如何增進人類福祉的問題。經濟學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類的行為如何才能增進人類幸福的問題，而不是傳統上所定義的「研究稀缺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為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歸根結底也是為了人類的幸福。大文豪蕭伯納曾經說了一句被廣泛引用的、令經濟學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使人幸福的科學。」不知道他是在何種意義上對經濟學做出這樣的評價的。不過，與哲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相比，經濟學家似乎並沒有在幸福這個命題上做出多少實質性的知識貢獻。到底什麼是幸福？幸福跟物質財富，社會環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麼關係？在哲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之後，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起幸福這個命題，這個變化本身，也許透露出一些對於經濟學的變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二、早期經濟學對幸福的研究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是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開始的。斯密的《國富論》（1776）一書成為經濟學科發展的分水嶺，也奠定了今後經濟學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國富論》中主要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將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定位於富國裕民，和斯密同時代的大多數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和以後的經濟學家都把他們的注意力用於研究國民財富或國民收入，國民財富（或收入）確實是古典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說早期的經濟學（經濟學家）的主要目標就是物質財富，這肯定沒有說幸福是他們的根本目標更確切。亞當·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論》（1759）和《國富論》，前者論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論證了適當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後者論「經濟人」如何通過追求財富來滿足個人「一種溫和的慾望」，「溫和的慾望」的滿足將會調節其的慾望，抑制權力、榮譽等有攻略性和毀壞性的慾望，使人變得能自制，有美德，進而能幸福。亞當·斯密相信，「經濟人」追逐私利的財富慾望是完全可以通過勞動和交換得到滿足的，並且這種滿足和調節還能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通過「利己而利他」來普世，富國裕民的實現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所謂「帶給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社會幸福的實現。斯密將更多的關注投向人類幸福的道德維度，其著作所體現的是道德情感主義的幸福原理。亞當·斯密開創了一個基於慾望制衡思想，基於對人類財富慾望的解放和伸張，以追求經濟人幸福為目的的經濟學幸福理論。　　到了18世紀末，英國功利主義倫理學的開山鼻祖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繼承了快樂主義思想，同時也繼承了道德情感主義的幸福思想，將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觀點作為功利主義的根本原則。邊沁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其本性就是趨利避害，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本能。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在於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個人所獲得的每一份財富都對應一份相應的財富，而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量越大時再增加等份財富，給他帶來的幸福數量就越小，只有在人們獲得財富的實際比例最接近時，社會整體的幸福總量才最大。不過，在邊沁這裡，幸福一詞開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開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邊沁避開了對幸福性質的價值判斷，認為所有幸福無論源於何處，帶給人們的愉悅感都是相同的，並聲稱「幸福的數量是相同的，圖釘和詩歌一樣美好。」邊沁認為，人們對快樂和痛苦的評價是主觀的，促進大最多數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個人之間進行功利或效用的對比才能實現，這種效用的對比需要用貨幣單位來進行度量和加減乘除的精確計算。邊沁認為幸福可以通過人們所體驗到的快樂和痛苦的情感的權衡來測量：快樂和痛苦的價值由強度，持續時間，確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純度和擴展範圍7個因素決定。邊沁還設計了一套完整的計算方法來度量個人的苦樂狀態以及社會的苦樂趨勢。邊沁對經濟學幸福理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確立了經濟學的功利主義原則，把人類所有的動機都歸結於對快樂的最大化追求。邊沁因此而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通往幸福的鑰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計算幸福，用效用原理來表述功利主義原則。三是指出了效用遞減律。儘管邊沁認為經濟學應該成為用數學形式表達幸福的一門科學，但他並沒有能夠真正做到對效用的進行數學分析。　　邊沁的功利主義在經過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修正和完善後，才真正開始成為支撐功利主義經濟學大廈的哲學基石。他用幸福主義修正了邊沁的快樂主義：其一是對快樂進行了數量和質量的劃分，提出了快樂不僅有數量上的多少，也有質上的不同。快樂的數量指人們獲得快樂的次數多少，快樂的質量指人們獲得快樂的價值的大小。一般說，經驗論者大都強調快樂的數量，認為感知快樂的次數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義大都強調快樂的質量，認為不應盲目追求快樂的數量，而應注重的價值。他有一句被後人流傳的格言：「作一個不滿足的人比作一個滿足的豬好些」。高質量的快樂應該是精神上的快樂。而精神上的快樂是高於肉體快樂的。他說：「就我們所知道的伊壁鴻魯派的人生原理，沒有不是認為理智的快樂，情感和想像的快樂，以及道德情操的快樂比起單純感官快樂，其價值更高。我們都承認，功利主義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靈的快樂高於肉體的快樂，主要在於前者的更持久、更穩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義取代了邊沁的快樂主義。穆勒認為，幸福是個具體的整體，也是一個多元化的概念，愛音樂，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個體的自由發展等，都可以作為幸福的組成部分；金錢、名望、權勢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為幸福的組成部分；快樂之有價值也是因為快樂是幸福的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樂為最終目標，而是以幸福作為道德的終極目標。穆勒還指出，幸福不是行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與這行為有關的人的幸福。　　邊沁計算幸福的思想激勵著其後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們，誕生於19世紀70年代初的邊際學派精心設計了一套計算幸福的效用理論。邊際革命成功地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分析，使經濟學蛻變成為對特定約束條件（收入或資源等）下的滿足（效用或產量等）最大化問題的研究，成為一種單調的數理推導，經濟學的人文色彩不斷被淡化。邊際效用論者，將效用作為主觀幸福的測度，運用數學邏輯演繹人類的「快樂與痛苦」，效用被看作是個人快樂的數字測度，幸福是經濟學顯化的主題。以威廉·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1）為例，他認為經濟學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購買快樂，從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經濟學就是痛苦與快樂的微積分。傑文斯認為快樂和痛苦此類的心理感覺不僅可以計量，而且可以通過一組無單位的「基數」來比較它們的大小和強弱。傑文斯認為，「經濟人」之所以為經濟人具有兩個特性：一是，他們從消費品中獲取效應；二是，每個人都是理性的、計算效應最大化的。通過「效用」假設的引入，傑文斯看似解決了快樂或痛苦諸如此類不同體驗給我們帶來的心理衝擊如何測度的問題，但是，由於「效用」概念極為嚴格的假設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點，使其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遭遇了難堪。緊隨其後的新古典主義，進一步明確了「經濟人」的「理性」特徵，發展了「理性經濟人」以效用最大化為準則的幸福計算、比較、選擇、交換和分配的整套市場理論。由於未能突破主觀效用的準確計量問題，主流經濟學轉向使用帶來效用的商品數量（或貨幣計量，如收入）間接衡量；如馬歇爾認為在其1890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經濟學原理》中指出：「效用被當作與慾望或需求有關的名詞。我們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慾望，而只能通過慾望引起的外部現象進行間接衡量。」後來的經濟學多主張用可以衡量的客觀商品來間接測度效用，建立主觀效用和客觀對象之間的映射關係，即效用函數。　　邊際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過百年發展，不僅實現了功利主義幸福理論的數理化表達，也讓人類從只有「溫和慾望」的「經濟人」時代走向工於效用（幸福）計算和最大化選擇的「理性經濟人」時代。既然經濟福利是可以用貨幣計量的，國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貨幣測度的那部分社會客觀收入，因此，英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認為國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國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導向上，就有「提高全社會的收入水平」以增進社會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福利水平的變化將導致社會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趨勢發生變化。「在許多限定性條件下，特定規模的社會的經濟福利很可能愈大，國民所得的數量愈大，窮人所增加的國民所得的絕對份額愈大。」庇古的重要結論讓很多經濟學家無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對社會福利測度、如何由個體福利得到社會總福利的理論探討、怎樣才能夠在不是一種極端的資源配置狀態下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等等問題的研究熱潮，形成了隨後20世紀30-40年代福利理論研究的熱潮。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革命」，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凱恩斯借鑒了馬克思的「生產相對過剩」學說，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認為應加強「需求管理」，促進消費與投資，通過總需求的擴張來對沖日益提高的社會生產，從而解決就業問題。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學，適應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他也使經濟學的研究進一步簡化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以國家干預主義對抗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從而也把經濟學的幸福主義改變為唯物質主義。凱恩斯關注的，如果極端一點講，就是一個國家總體的貨幣收入（現代說法就是GDP）。總供給總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只要消費淪落為生產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1934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羅伊·艾倫（Roy Allen）在《價值理論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所謂的「無差異曲線」和「無差異分析」，並對效用進行了重新逢釋，這就是所謂的「序數效用論」。更為徹底的是，1938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在《關於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個解釋》一文中，從消費者行為的結果來反觀這種行為時拋棄了效用這一概念並發展出一套「顯示性偏好理論」，其基本精神是：消費者在一定價格條件下的購買行為暴露了或顯示了他內在的偏好傾向。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來推測消費者的偏好。這是一種不基於「偏好關係（效用函數）—消費者選擇」的邏輯思路，而是一個相反的過程，即「消費者選擇—偏好關係」。該理論可以從消費者行為分辨最好的可能選擇。換句話說，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可以顯示他們的喜好。理論的出現，是基於消費者需求理論以邊際替代率作為依歸。而邊際替代率的假設，就是消費者是為了把功用極大化而作消費決定。雖然公用極大化的假設不受爭議，但需求理論隱含著的功用函數就難以被準確計算。顯示行偏好理論就能彌補需求理論的不足，借觀察行為來界定功用函數。邊際革命之後，經濟學借「顯示性偏好理論」來刻畫人類行為，背後隱藏的觀點是一個人可以通過增加收入來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況下，收入提高對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義。傳統經濟學理論中，個體的福利狀況取決於他們當前的可行選擇。如果個體的可行選擇集合越大，那麼以效用進行衡量的幸福感也就更高。由於「顯示性偏好理論」是判斷個體的選擇及其效用的一個重要工具，因此，效用這一概念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處於一個重要的地位。然而，儘管「顯示性偏好理論」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對人們的福利狀況進行評價，並將效用視為個體福利的一個等價概念，但是，由於這種分析更注重對個體行為的研究，而往往忽視其主觀思維狀況，導致長期以來經濟學領域對幸福的研究一直處於一種空白狀態。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質化—物質化效用數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進程中，新古典經濟學進一步抽象了古典經濟人的心理和倫理因素，使經濟人成了徹底的經濟動物和經濟學分析工具。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人類的真實本性和追求主觀幸福的經濟學初衷。邊沁的研究由於過分注重構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而受到了很多質疑。一方面，受近代科學機械論傾向的局限，邊沁在幸福測度的道路上並沒有走多遠。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對幸福能否被測度一直持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各國一直尊奉經濟增長至上的思路，並且衍生出「經濟發展意謂富裕，富裕意謂民主」的社會意識型態，從而忽略了對幸福問題的關注。以至於20世紀初以來的福利經濟學1和後來的新福利經濟學都沒有再嘗試對人們的主觀體驗進行邊沁式的度量，替之以度量滿足主觀的「客觀對應物」—國民收入，通貨膨脹，社會福利函數等。儘管說，效用也是一個比較不容易測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於邊際效用學派解決了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鑽石與水的價值悖論」2，大大推進了經濟學的發展。於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家關心的只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增加人們的福利。此後的經濟學家們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1，後來又用序數效用取代了基數效用，確立了序數效用在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從而使幸福這個概念徹底地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在很長時間裡，經濟學都不再問津「幸福」問題，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讓於社會學或心理學。於是，主流經濟學研究形成了這樣的局面：重視財富多少，輕視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視稀缺性，突出表現為重視沒有多少使用價值的鑽石等物品，輕視無貨幣價值而使用價值很大的淡水、大氣、陽光、環境等人類生存必需品；強調勞動，輕視勞動保護和勞動者的休閑；重視生產力的發展，輕視人們的主觀需要；重視物質條件，輕視精神享受；重視國家的強盛，輕視民眾的富足；重視工業化和城市進程的正效應，輕視其帶來的負效應。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經濟學家的內心是否還記得「財富增長可以帶來幸福增長」的假定，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出對幸福越來越漠視和疏遠。三、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研究的回歸　　傳統效用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人們獲得幸福的源泉，經濟越發展，一個人的財富或收入越多就會越幸福。然而，隨著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會接踵而至嗎？　　二戰之後，由於原有的物質資本大量被破壞，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重建問題。因此物質的需求又重新成為人們所關注的重點，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質資源以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成為當時經濟學所關注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界都希望藉助自然科學領域新發展的技術來對既定而有限的資源進行合理調配，最大化地促進增長，這是戰後經濟計劃在世界各國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數量經濟學急速獲得發展的社會基礎。然而，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國民的物質類要素即收入雖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國民的幸福程度卻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甚至有所下降。針對這一現象，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發表文章《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人類：一些實證證據》中指出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並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國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也叫幸福悖論）」1。原因在於，人們對於幸福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對於由收入帶來的幸福適應性更強。也就是說，在經歷了短暫的由於收入增加導致的幸福以後，人們的幸福程度又會逐漸回復到接近於原來的水平。這意味著要在研究的幸福的經濟學與心理學路徑上，更進一步。「幸福悖論」的解釋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種理論。這些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忽視變數」理論。這些理論認為，經濟學僅關注收入、財富和消費，而忽略了影響人們幸福的其他許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勵與創造、健康、政治參與、社會渴望、自由、利他主義的喪失、不平等、社會資本的減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別是，如果這些非經濟因素與收入、財富和消費等經濟因素呈負相關時，那麼隨著GDP的增長，許多影響幸福的非經濟因素會下降，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經濟因素帶來的正面作用，於是就可能出現收入增加了而人們的幸福沒有相應增加的「幸福悖論」。另一類理論注重的是「比較視角」。這類理論包括相對收入理論、參照組理論或攀比理論。這些理論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當社會變得更富裕時，攀比水平隨之提高，導致收入—幸福曲線下移，從而使得總效用水平保持不變。哲學家羅素對此作過這樣的描述：「拿破崙曾羨慕凱撒，凱撒曾羨慕亞歷山大。我敢說，亞歷山大曾羨慕過未曾存在過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過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羨慕，因為在歷史或傳說中總會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這就是說，即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於提高的幅度不一樣，提高幅度較小的人也會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的「相對消費理論」為該領域經濟學家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弗蘭克認為給定一個時點，一國的幸福度與相對收入存在很強的正相關性。而除了收入極低的情況外（赤貧、絕對貧困），當收入隨時間推移而增長時，幸福度的變化卻又很小。寥寥數語，點出的卻是經濟學中靜態和動態兩個不同視角。在弗蘭克看來，一個人的主觀福利與其相對地位有關。這就產生了一個零和（zero-sum）地位競爭：一人受罰，大家無趣。因此，地位競爭僅僅導致個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幸福並沒有增加。對「幸福悖論」的解釋融合了行為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多種研究視角，結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多種學科理論基礎，明確了經濟發展追求幸福的本質和終極目的，呼喚著幸福主義的到來。　　傳統經濟學將人性簡單地定義為「理性經濟人」過於片面單一，缺乏對影響人們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對「經濟人」假定的簡單接受和適應妨礙了經濟學家對人類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真正動因進行進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論」成立，那麼個人以及整個人類社會千方百計地追求經濟增長就失去了其應有的目的，整個國家的政策也應當相應改變，由此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可以順利地實現。「幸福悖論」是對主流經濟學物質化幸福理論的根本否定，這激發了人們對幸福問題的反思和研究熱情。從此，經濟學家們重新將注意力投注到幸福這個主觀概念上，從而產生了新生的幸福經濟學。最近十年中，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主張「幸福是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　　為建立一個更具解釋力的幸福經濟學，伊斯特林在區分幸福的時間點和生命周期差異後．整合心理學的定位點理論和經濟學的效用理論，指出幸福適應和社會比較在金錢領域和非金錢領域對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經濟學的兩個最新觀點「習慣形成」和「相互依賴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關於幸福適應和社會比較的幸福效應觀點，前者強調商品的效用受到經驗性比較的影響，後者則認為商品的效用取決於他人所擁有該商品數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經濟學核心思想在於幸福適應和社會比較在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適應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質方面更具不完全適應性，社會比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質方面要小得多。其含義是時間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經濟政策應更多地考慮解釋人的偏好。這種觀點既吸收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也整合了行為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新思想，豐富了幸福經濟學的內涵。　　隨著「幸福悖論」的提出，在經濟學領域，諸如很多的經濟現象，例如經濟增長、失業、通貨膨脹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響幸福，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並對此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提出了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慾望，即效用與慾望成反比，與幸福成正比。過高的慾望不僅表現為人們對自己絕對收入水平的過高期望，還表現為對自己相對收入地位的過快提高的期望。這種慾望是與強烈的競爭意識分不開的。無疑，人與人之間的過度競爭無助於人們幸福感的提高，這是因為一方面競爭意識會產生競爭壓力，而競爭壓力會抵消人們通過競爭獲得的收入帶來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對許多人來說競爭的結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這種在競爭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會帶來幸福感的。當然，「效用」與「幸福」成正比應該是有條件的，即在人們達到溫飽（包括溫飽臨界點）的前提下對商品的選擇達到的效用才會產生幸福感，在未達到溫飽（包括溫飽臨界點）的前提下對商品的選擇有效用，但不會有幸福感。而且，「效用」與「幸福」在人們的心理效應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們在選擇和消費商品時的瞬時的滿足感，一旦消費行為結束，人們的這種滿足感很快就會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對穩定的，其心理效應遠比「效用」強得多。薩繆爾森給出的「幸福方程式」所體現的思想內涵，在斯密那裡是存在的。《國富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財富」(更現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長；《道德情操論》就是告訴人們，如何使「慾望」在道德規範中不至於惡性膨脹(和許多宗教所推崇的「無欲」是有區別的)。　　根據己有文獻的研究方法來看，這些文獻從人們的主觀感受出發，以可觀察的事實為基礎，不僅考慮了收入對人們福利狀況的影響，同時還在這一過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當然，這一發展過程得益於經濟學的跨學科發展，特別是與心理學研究成果的互為利用與融合，這使得經濟學也逐步演化成一門不僅關注人類財富的學科，同時也逐步演化成為研究人類財富和行為的學科。誠如200多年前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所坦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因此研究人類的幸福應該是經濟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經濟學的幸福研究正是經濟因素研究和人的行為心理研究的巧妙結合，回歸了馬歇爾所說的經濟學。對於經濟學的這種回歸，對經濟學的發展和人類的未來福祉無疑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正像世界知名學者、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經濟學還是應該回到她的出發之地，不管經濟學如何發展，她總要回答兩千年前蘇格拉底提出的命題，即「人應該怎樣活著」的問題。阿瑪蒂亞·森從幸福的反面——貧困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幸福——對幸福經濟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1981年寫的《貧困與饑荒：論權力授予和權利剝奪》（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書中，提出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糧食總量的缺乏，而在於窮人獲取糧食能力的不足，並提出了分析貧困問題的「能力的方法」（capaci-tiesapproach）。他的觀點為聯合國編製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以及世界各國的扶貧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瑪蒂亞·森教授，表彰他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其獲獎理由是森通過對公共選擇理論、福利指標設計和關於貧困和饑荒的實質研究，在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基礎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表達了對社會最底層人員和財富分配問題的關注。森重新審視經濟學的倫理價值，從道德層面去討論重要的經濟問題，以批判的視角來研究福利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進一步促進經濟學對幸福主義的回歸。森於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這本書的主題，是森在卷首開宗明義地提出的發展觀：「本書論證，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聚焦於人類自由的發展觀與一般的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般的發展觀包括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或個人收入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觀點。」森指出，這些在發展過程中很重要，但最終來說，它們只屬於工具性的範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人才是發展的中心。因此，他認為，發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為人謀幸福。在該書中，他對傳統經濟學中幸福的哲學基礎—功利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評，指出功利主義的三個缺陷：一是，漠視分配，只關注總量的增長，忽視財富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權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功利主義不認為權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價值，它們只是間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響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適應性行為和心理調節，長期處於受剝奪狀態的人們，效用計算對他們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窮人的窮其實不在於他們沒有錢，而在於能力的缺乏。扶貧也不在於給他們多少資金，而在於培養他們生存的能力。總體幸福並不是個人幸福的簡單加總，而是構建一個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環境，最終的結果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強求一致的。森把人類的幸福更多地歸結為人類選擇自由的拓展以及人類的能力自由的提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森又回到了經濟學的古典精神，即關注人的全面發展，關注人的福利和幸福，關注普遍的人類命運，而不是僅僅關注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而現代主流經濟學仍然主要以功利主義作為自己的哲學方法論基礎，這一基礎正是近年來經濟學被批評為「一門冷冰冰的學科」的原因。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教授，表彰其將前沿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使人類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作出判斷和決策的研究開始進入經濟學理論的思考範圍。卡尼曼主張放棄理性選擇假設，更多考慮心理偏好、價值觀念等心理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他使人們認識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財富與快樂的正相關性在逐漸減弱，幸福更多地來自於對事物的體驗，而不是物質財富本身。行為經濟學彌補了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不足與缺憾，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關於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設。從而確立了經濟學主流向以人為本方向轉變的趨勢，實現著幸福在經濟學領域中的回歸。回歸幸福的經濟學，標誌著當今經濟學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轉為行為人研究的變化趨勢，以及社會價值觀念由以物為本的財富觀轉為以人為本的幸福觀的變化趨勢。　　美國華裔奚愷元（Christopher K. Hsee）始終致力於研究最大化人們的幸福，他是第一個將幸福學和幸福指數概念引入中國的美國研究學者。他認為更多的財富並不一定帶來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從經濟學到幸福學》中分別從適應性理論、可評價性理論和社會性比較以及時間模式三個方面證實「財富≠幸福」，他同時提幸福的最大化是經濟發展的終極日標，並且把這種理論稱之為「幸福學」。　　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忘記了「財富增長促進幸福增長」只是一個假定，把它當成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對的。在現在經濟學對幸福的回歸中，許多研究表明，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這個假定，認為財富增長一定不帶來幸福增長，甚至是一定帶來幸福的負增長，也是不對的。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邏輯上並不能夠推出，幸福增長要求財富負增長（實證研究也不支持這種推論）。回歸幸福的經濟學，也不否定已有的經濟學的成就。作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學，當我們記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貨幣計量的所費和所得，其終極目標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時，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經濟學最終要回答的是人類如何才會幸福的問題，是人類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問題。經濟學家到了該關注幸福問題的時候了。就像一個輪迴，經濟學在徘徊了兩百年之後又回到了她的出發之點。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陳腐的教條必須被拋棄，其合理的方法論內核還可以繼續發揮作用。在面對幸福這樣一個深沉的、凝重的、廣闊的、極具有歷史感和哲學感的題目的時候，經濟學家再也不能懷著一種驕傲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情結」了。經濟學家的目光不得不變得開闊而寬容，他們不得不向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學習，向他們尋求方法論和理念上支持，與他們進行更具建設性的有效的溝通。這也同時意味著，經濟學對幸福問題的研究，有可能開啟一場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實質性的革命。對於這門學科即將爆發出來的經濟理論革命和社會倫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們拭目以待。四、幸福經濟學的價值和發展向度　　20世紀初以來，經濟學開始把經濟增長置於核心視域。事實上，經濟增長是工具價值，幸福才是終極價值。資源配置、社會分配、增長方式等所有經濟問題的核心，最終都要看是否有利於增加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經濟有增長而幸福沒提高，這種增長不是無意義也起碼是缺乏意義的。假如不明白經濟的核心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們的幸福問題，就會迷失經濟發展、經濟轉型、資源配置的根本方向，並在遇到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環境損害等矛盾時，缺乏根本性科學的取捨原則。經濟學如果脫離「幸福」的核心命題，可能最終會導致它不知所終。　　儘管現代經濟學對幸福的研究起步較晚，並且幸福與經濟學的融合也經歷了較長的過程，然而，從當前的現狀來看，這種融合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表現出極具參考意義的價值：一是，經濟學的幸福研究使經濟學從傳統的僅僅考慮資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資源和人類慾望兩者之間的衝突進行轉變，並在兩者中搭建了人的適應性、社會比較性和期望調整的心理橋樑，極大的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版圖。二是，從幸福與經濟學融合過程來看，由於借鑒了來自於諸多其他學科領域（特別是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使對人的行為的研究在這一過程中也得以展開，並且使個體的主觀世界開始進入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並得以快速發展，因此，對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前提，特別是理性假設進行了極大的完善和修正，為經濟學在新時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的終極價值理念。經濟學的幸福研究最根本地改變了新舊福利經濟學把對人類福祉的研究局限於偏好或效應的做法，把經濟學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類幸福或快樂的終極層面，將效應從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歸了經濟學的倫理本源。從幸福作為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來看，如果說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而言是人的發展，那麼這種融合還體現了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應具有的人文關懷。相對於以GDP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而言，這一價值理念的轉變非同小可，它是對人類行為最高價值與行為的終極準則的偏好明示，並與體驗經濟學（Experience E-conomics）的研究目標形成某種相互支持。比如，國民幸福指數1，幸福經濟學研究的重大意義實際上不在於它的測度，而在於其價值觀與方法論上向真理的極限逼近。國民幸福指數統計的開展與幸福經濟學研究可促進和引發一場思想運動，從而在國民心中逐漸形成一種思想共識。事實上，幸福研究大有可為，尤其是其在經濟學中可以將單純的數字關注拉回到關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類行為的經濟學」上來。正如微積分是因為工程師覺得好用而最終被堅持傳承下來，並且得到了證明一樣，對幸福影響因素的經驗研究，也將會很有價值。這可能會為經濟學創造一個更燦爛的前景。對幸福的研究給了經濟學一個嶄新的視角，豐富並深化了經濟學的內涵，促使經濟學家更加全面和深遠的考慮問題，並且促使經濟學更好的和其他社會和自然科學融合來解決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追求幸福—我們的終極目標。怎樣在社會資源有限，總財富不變的條件下使人們更加幸福是現今經濟學家面對的一個最為重大的課題。　　著眼於系統性的研究視域，幸福經濟學要完成其作為經濟學分支體系的理論建構，需要著重在以下兩方面獲得突破與發展：一是在幸福經濟學研究的深度與系統性方面拓展，藉助於哲學、經濟學、腦神經科學、行為學的理論與知識，在幸福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廣義效用理論、消費原理、生產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選擇等方面形成微宏觀相結合的一體化研究，以構建幸福經濟學的系統化理論機理，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由於幸福是人類行為之核與終極價值，這個內核的結構與價值體系是豐富的，需要藉助於腦科學、行為學、倫理學(如動物快樂)等多學科知識。目前國內外經濟學均已有這方面的跨學科研究，以解釋人們偏好行為的形成機理與苦樂體驗生成的系統原理，但這些研究仍是嘗試性的，離幸福經濟學的系統性距離尚遠。二是與計量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經濟社會學等學科結合，吸收其他學科對於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⑦、幸福指數、快樂指數研究的成果，形成對幸福計量的理論機理與方法的系統研究。這一發展的經濟學介入角度主要是通過研究與設計基於主客觀因子結合、自訴客觀因子與統計客觀因子結合的幸福指數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礎上，通過大樣板、規範化、系統化的國民快樂、幸福狀況調查，來實現國民幸福指數核算方法的穩定性與有效性，為顯示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評價依據，同時也為幸福經濟學的發展提供實證支持。　　主要參考文獻[1]王繼平、陳甬軍：《「幸福悖論」的研究與啟示》[N]，《光明日報》2007年4月24日。[2]金江：《主觀幸福的經濟學初探》[D]，中國知網：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2010-04-01。[3]婁伶俐：《主觀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與實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肖仲華：《西方幸福經濟學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5]奚愷元等：《從經濟學到幸福學》[J]，《上海管理科學》2003年第3期。[6]陳惠雄：《快樂經濟學的理論難點、發展向度與現實價值》[N]，《光明日報》2006年11月20日。[7]傅紅春：《經濟學對「幸福」的離棄與回歸——「斯密之謎」的一種解釋》[N]，《光明日報》2007年6月12日。

①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最早提出了功利主義最著名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這一標語的人。18世紀，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哈奇森的蘇格蘭—愛爾蘭哲學家曾說：「最好的行為就是給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幸福。」數十年後，另一個英國人邊沁把這一句格言發展成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說，一種行為的對與錯完全應該根據其結果來判斷，好的結果給人們帶來快樂，壞的結果給人們帶來痛苦；因此，正確的行為就應當是，最大限度地產生快樂並最大限度地減少痛苦。「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邊沁這樣的哲學家們就被稱作「功利主義者」。「功利」這個詞兒在漢語里的名聲是不太光彩的。我們說一個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貶低這個人的品格。但是，在邊沁先生那裡，「功利」不僅不是道德的淪喪，反而是道德的伸張。一個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動是不是贏得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除了個人的道德領域，這句話還成為社會上人們的一種共識。邊沁就主張，應當在功利主義的指導下來制定法律和社會政策。它對英國的政治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功利主義有三個原則：第一，它只根據後果去判別行動的對和錯。至於說你是抱著什麼動機去做的，這無關緊要。所以，好心辦了壞事，那就得譴責；假如本來居心不良，但歪打正著地帶來了好結果，那就得表揚。第二，什麼是「好事」，什麼是「壞事」呢？邊沁說，讓人快樂的就是好事，讓人痛苦的就是壞事。趨樂避苦，這是人的本性。第三，一個人幸福了、快樂了，還不行。因為沒有誰的幸福會比別人的幸福更有價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與之利益相關的大多數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則」的。功利主義的產生和流行，是同當時自由、平等的人權觀念結合在一起的。邊沁的哲學主要是受到了法國大革命前的啟蒙思想家的影響。而這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語中，成了一句婦孺皆知的流行口號。②福利經濟學也是建立在效用這個基本概念上的。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最有用的概念莫過於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最優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當且僅當不減少其他人的效用就無法增加任何一個人的效用時，這種社會狀態就稱之為帕累托優。對此，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做出了這樣的評論：「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榮華，窮人就無法快樂自在，那麼，隨著一部分人的極度貧困和另一些人的極度奢華，這種社會狀態也可以被稱為帕累托最優。」森對帕累托最優這個福利經濟學核心概念的諷刺在很多經濟學家那裡獲得了共識。帕累托最優僅僅關注經濟效率方面的最優化，而沒有關注效用分配方面的最優化。沒有了效用分配的最優化，沒有了人類之間的平等感和滿足感，僅僅經濟效率能夠實現人類幸福的最大化嗎？③鑽石與水的價值悖論首次由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國富論》里提出的。眾所周知，鑽石對於人類維持生存沒有任何價值，然而其市場價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場價值卻非常低。這種強烈的反差就構成了這個悖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若不考慮市場上的其他因素，沙漠地區的水比鑽石貴，或者是需求面的因素。就供給面來說，水的數量非常大，且幾乎隨處可見（如果不考慮荒漠乾旱地區，地球上幾乎處處都有水，包含大氣層中的水汽）；而鑽石呢，是蘊藏在地表底下，且必須經過時間與適當的條件產生（如果不考慮人工鑽石而單純考慮自然鑽石），供給非常的少，因此水供給大，而鑽石供給少，故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對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沒什麼東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換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很少的東西就可以換到水。相反，鑽石沒有什麼用處，但可以用它換來大量的貨品。邊際效用學派用邊際效用來解釋如下：水對生命來說是重要的，所以它應該具有很高的價值。另一方面，鑽石對生命來說是不重要的，所以人們應該認為它的價值比水低。但是，即使水能夠提供更多的效用，它還是比鑽石便宜得多。鑽石於人的用處確實遠不如水，所以，人們從水的消費中所得的總效用遠遠大於人們從鑽石的使用中所得的總效用。但是，商品的需求價格不是由商品的總效用而是由商品的邊際效用決定，即P=MU/λ。鑽石作為一種奢侈品，可以給人們帶來炫耀等效用，而且數量很少，所以增加一個單位的鑽石消費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很大，即鑽石邊際效用很大，消費者願意以較多的支出來購買。而水雖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給人帶來極高的效用，但由於世界上水的數量很多，增加一個單位的水給人們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邊際效用很低，所以水的價格自然也就很低了。鑽石與水的價值悖論提醒我們經濟學中稀缺的重要性。④通過效用這個概念，經濟學家建立了一個看似精緻然而內部卻漏洞百出的經濟學大廈。效用又分為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早在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經過羅賓斯的決定性貢獻，經濟學家已經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意見：人類效用不能被基數性衡量與評估。效用是一個主觀的概念，涉及每一個人對於自身滿足感和幸福的主觀判斷。因此效用只是每個人選擇決策時的考慮因素，而不可能成為相互之間進行比較的變數。其實，幸福與效用不是等同的概念，幸福感來源於與其它人的比較，這一點已經被心理學家和倫理學家所證明。一個赤貧的不幸的人，在社會網路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他對自己的未來生活的期望也十分有限，這些人更容易滿足於清貧的生活，而生活的每一點微小的改善都可能給他帶來巨大的效用和滿足感。在這個清貧的人身上，效用獲得了巨大的滿足，但是我們仍然很難把他看作是幸福的。那些地位微賤的人，乞丐、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勞動者以及貧困的婦女，他們常常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每一點生活改善都會使他們感到快樂，而且他們還隨時準備著承受更大的不幸。效用並不能充分代表人的幸福和福利，效用也不是我們在分析人類行為中最好的概念。以效用為核心概念的福利經濟學因為對效用概念的濫用而作出很多帶有誤導性的結論。⑤伊斯特林悖論另外又稱為「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現代經濟學是構建於「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更多的財富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而這就是「幸福—收入之謎」或「幸福悖論」的表現。⑥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是衡量人們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感受和體驗，即人們的幸福感的一種指數。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20世紀70年代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類似GNH這樣的嘗試，在國際社會已經有多種，例如「綠色GDP」、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英國的「國內發展指數」（MDP，該指數扣除了為抵消社會和環境成本而耗費的開支，考慮了長期的環境損毀和自然資本貶值，肯定了為確保謹慎投資和貿易平衡進行的一系列經濟調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鎊對窮人的意義要大於富人的事實，計入了家庭勞動的價值）等等。這些指標的創設，反映出單一GDP指標的局限性，也昭示著人類自身的新需要。⑦從哲學傳統上看，有關幸福的概念與理論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的類型：快樂論（hedonic）與實現論（eudemonia）。快樂論認為幸福是一種快樂的體驗。實現論則認為幸福不僅僅是快樂，更是人潛能的實現，是人的本質的實現與顯現。基於不同的哲學傳統，現代幸福感研究從一開始就存在兩種取向，即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簡稱PWB）。主觀幸福感是從快樂論發展而來，認為人的幸福是由人的情感所表達的，幸福就是對生活的滿意，擁有多的積極情感和少的消極情感。而心理幸福感則是由實現論演化過來的，認為幸福並不只是情感上的體驗，而更應該關注個人潛能的實現。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有著不同的哲學基礎，並由此對幸福感有著不同的界定。此外，二者的研究模式，即對幸福感的評價指標、評價標準，研究起點等也存在著差異。評價指標方面，主觀幸福感主要包括三個經典的評價指標，即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總體的生活滿意感；心理幸福感的指標體系則涉及自我接受、個人成長、生活目標、良好關係、環境控制、獨立自主、自我實現、生命活力等一系列維度。評價標準方面，主觀幸福感是從自我評價的角度，以個人主觀的標準來評定其幸福狀態，包括自我的情感體驗及個人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評估；心理幸福感則是基於心理學家的價值體系，以客觀的標準來評定個人的幸福。研究起點方面，主觀幸福感從經驗研究出發，注重實證經驗和操作研究；心理幸福感則重視理論依據與理論建構，從理論出發探索幸福，其結構的提出和驗證，均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因此其理論指導性更強。　　作者簡介：陳柳欽（1969—），男，湖南邵東縣人，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城市經濟和跨學科研究。　　聯繫地址：天津市河西區黑牛城道紀發大廈1-205#（300381）文章Tag:幸福經濟學幸福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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