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胡適的書法，見證了自由主義與蔣介石的關係

幾年前舉辦兩岸漢字藝術節的時候，有一副胡適的對聯出現在「近代名家書跡」展，那是他應朋友之請所寫的杜甫詩「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秀氣優雅的筆觸，纖長如柳的結構，略帶憂鬱的內容，彷彿對應胡適一生的際遇與心境。

▲ 胡適的書法

在他書跡旁邊有些近代書家，各具風格。黃興的對聯「存儼若思，養浩然氣；視已成事，讀未完書」，筆底渾厚，胸襟寬闊，有血性漢子豪邁之氣。和孫中山一起革命的「四大寇」之一陳少白也是醫生，書跡「瑤井玉繩相對晚，仙源雲路有時通」書卷氣濃厚，樸質端雅，還有一股硬朗底氣。

▲ 陳少白與黃興的書法

當然，我們已知近世名人的命運，再詳視其字，不免有一種「字如其人」的後見之明。然而讓我最為印象深刻的還是胡適。他的書跡修長如柳，別具韻致，卻又如此無力；說革命，他缺乏堅持到底，無所畏懼的強悍；說起義造反，卻又不接地氣，缺乏庶民渾厚底氣；說要和當權者對抗，卻又注重顏面，表面上仍相敬客套，不願撕破臉，遇見蠻橫強權，就只有受人擺布的悲劇。胡適的書跡，彷彿見證了自由主義與蔣介石的關係。1958年，回台擔任中研院長之前，胡適就多次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勸諫」蔣介石。1952年，他勸蔣介石要遵行憲政，實施民主，放棄獨裁；12月13日蔣介石日記記載：「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台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日記中尚有一種氣乎乎的余怒。次年1月，蔣胡再度見面，胡適勸蔣要容忍異見，落實憲法，保障人權，特別是權力要受到憲法的制衡。但蔣介石關切的是維持一個領導者的權力，可以接受諍言，但權威不容挑戰。蔣介石還示好地說，國民大會要開了，「請你早一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因為依照憲法，領導人是要向國民大會做報告的。胡適為此萌生「驚異」之感，擔憂「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從1950年起，胡適在美國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學人收入有限，但他曾任國府駐美大使，交際往來頻繁，生活入不敷出。蔣介石為示尊重，仍定時請人送去節金。這固然與胡蔣關係有關，但蔣介石需要倚重胡適在學界的影響力，以及與美國政界的關係，爭取美國支援，確是此中關鍵。建立在「權威與諍友」之間的模糊關係，是直到1958年胡適回到中研院擔任院長才打破了。1958年4月9日胡適剛回到台灣就與蔣介石會見，談學術與辦大學的事，不料次日，中研院的院士會議中，蔣介石的致詞就引發風波。他表示：目前所有目標在反共復國，希望今後學術研究配合此一目標。此時大陸正在批判胡適，蔣介石便說，批判胡適是「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他等於為學術研究界定了政治目的，把提倡民主自由的胡適歸為舊道德倫常的一部分。胡適當然無法接受，遂起來反駁。據李亦園記載，胡適一站起來就說：「總統你錯了。」他的論點是：我們學術界和中研院要挑起救國任務，但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至於大陸的批判，他認為不是基於倫常道德，而是他教了年輕人要獨立思考，什麼東西都要拿出證據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不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舉法國巴斯德為例說，他研究微生物有成，促成釀酒、蠶種的改良。也就是說，學術如何救國，還是要靠學術界來定義，不是政治領袖說了算。胡適這一番話，為學術獨立與自由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可蔣介石吃了這一頓說教，心裡一直很不舒服。四天後他宴請中研院評議會和院士，胡適、梅貽琦等學者在主座，梅貽琦為了打圓場，還特別感謝蔣介石愛惜學者，派飛機到北平接出許多學者。據蔣介石日記記載，胡適聆言「並無表情」。他在此日記中批評胡適「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自此，蔣介石未曾再去過中研院。然而最妙者莫過於蔣介石與胡適之間，並非自此不再往來，而是彼此「相敬如賓」，或「相敬如冰」。

▲ 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一直夢想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但在中國近代史上，並無這樣的領袖人物與胸襟。他徘徊在政治與學術的邊緣，曾被邀請當行政院長而拒絕，也曾被蔣介石點名去選總統，蔣願意當他的副手，他也拒絕；他唯一擔任的公職是駐美大使，那是在抗戰時期，為了爭取美國的資源而特地請他出任。他到處演講遊說，以其學術地位，為中國爭取支持。和宋美齡所扮演另一種角色，呈現不同的功能。等到抗戰勝利，他寫信勸蔣介石仿效土耳其，把國民黨分裂成幾個小黨互為制衡，以利民主實現。有一段時期，他還支持籌組第三勢力，以制衡國民黨。可惜都未能成功。然而他總是像他自己詩里寫的：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從政治上來看，他真是一個失敗者，一個在權力旁邊，為民主理念苦苦相勸、鳴鳴啞啞討人厭的諍友。可是他連自己的好朋友雷震入獄都救不了，真的是「無力振乾坤」。我在幾次的演講中總是以此描述自由主義如胡適，在中國是一個無力的勸諫者，悲哀的理想主義者，無力的行動者。相較於共產黨的革命，這些人和權力相較，簡直柔弱到讓人搖頭的地步。然而，距離1917年初，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至今近百年的此刻，我回顧台灣的歷程，看到擁有權力者的蔣介石，在民主化之後，歷史評價逐漸改變，負面評價與平反交替出現，為台灣建設做過貢獻的蔣經國則為大多數人認同；而胡適的理念，他當時不斷呼籲，不斷召喚的理想終得在台灣實現，成為共同信行的價值，那誰是影響台灣歷史最重要的人？誰是真正的有力者？我開始相信，歷史沒有給出公正的答案，不是因為歷史並不公正，而是歷史時間還不夠長，而我們還未看到。胡適那柳條般修長的字體，也不是柔弱，而是一種知識的韌性，任他東西南北風，信念不動搖。讀書人，在狂風暴襲、寂寞無力的時刻，想想胡適，想想長遠的歷史，但願心中會多一分從容，一分沉靜，一分底氣。

▲ 年輕時的胡適

（本文原標題：《那些最脆弱的召喚，卻是最恆久的價值》）

作者：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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