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只有蔡元培能發現魯迅這匹千里馬

王貴成/文

韓愈在其名篇《馬說》里說了一句千古名言，「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魯迅先生無疑是一匹千里馬，然而，如果沒有蔡元培先生這個伯樂，魯迅恐怕也會落得個「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的凄慘命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沒有蔡元培這個伯樂的關照與提攜，魯迅的人生肯定不會是現在盡人皆知的波瀾壯闊，不會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則是一定的，說不定會以一個鄉村窮教師的身份終老一生。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紹興人，進士出身，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清末，曾組織革命團體——光復會，後加入同盟會，成為國民黨的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後，曾任教育總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魯迅（1881—1936），也是浙江紹興人，與蔡元培是同鄉，二人相差13歲。可能是作為同鄉與前輩的緣故吧，蔡元培對魯迅倍加關照與愛護。

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此時，蔡元培與魯迅雖未謀面，但神交已久，隨即讓魯迅的同學許壽裳代函，聘請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在紹興的魯迅，正巧厭倦了故鄉的教學生涯，接到許壽裳的兩封信後，立即來到南京，到教育部任職，擔任教育部僉事。雖然這只是一個科長級別的低級職位，但對於魯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轉折——魯迅從此畢竟成了國家公務員，有了可靠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也有了一定的身份和社會地位，正式進入了中國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社會。

隨著袁世凱和孫中山南北議和的成功，三個月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南京遷往北京，教育部也隨之北遷。教育部次長景某看不慣魯迅牢騷滿腹，趁機把魯迅列入裁員名單之中，要開了他，身為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堅決反對，他在致魯迅等人的電報中說：「昨日國務院成立，教育部亟需組織，請即日北來，為盼。」殷切之情溢於言表。魯迅仍被聘為教育部僉事，擔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從此，魯迅開始了長達14年的北京生活。

蔡元培主管中國的教育以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卻遭到了大總統袁世凱的反對，1912年7月，他被迫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採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由上海遷到了北京，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此時，魯迅仍在教育部供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壓制下，他感到孤獨、苦悶和壓抑，常常整天整天的抄寫古碑，用以打發空虛無聊的時光。在好友錢玄同的勸說下，魯迅加入了《新青年》陣營，連續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小說，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得力幹將。

蔡元培對周氏兄弟情有獨鍾，就在擔任北大校長的當年，蔡元培就聘請魯迅的二弟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同時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教授歐洲文學史和羅馬文學史，從此，周作人也成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同年，蔡元培還委託魯迅為北大設計校徽。當時，魯迅只是稍微有了些名聲，名氣還不是特別大，北大校長竟然請他為北大設計校徽，這自然讓魯迅誠惶誠恐。而蔡元培則極力鼓勵：「余想請先生為北京大學設計一枚校徽，也不必多複雜，只需將先生一向倡導的美育理念融會貫通即可。」魯迅說：「事關重大，萬一有閃失，這可擔當不起。」魯迅並不全是謙虛，說的只是一種擔心與忐忑，蔡元培笑著說：「由我擔當好了，只是先出草案，再經方家商定。」魯迅後來設計出的北大校徽是中國傳統的瓦當造型，簡潔又現代，「北大」二字系篆刻體上下排列，「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人像，猶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開啟民智的重任」的聯想，意蘊豐富，明朗大氣，有濃郁的書卷氣與厚重的文人風格，與北大當時開明的辦學風氣十分貼切。魯迅將草案交給蔡元培之後，蔡元培連聲叫好，北京大學馬上採用，一直沿用到1949年。現在的北大校徽正是在魯迅設計的基礎上稍稍改變而成，仍然是魯迅的版本，說明它確實很好。

1920年8月，蔡元培正式聘請魯迅為北大講師——講師都是兼職的，其實待遇和教授差不多。魯迅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在修訂講義的基礎上，編成了《中國小說史略》，上課的講稿居然成為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現在的教師誰還有這份能耐與榮耀呢！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旗幟下，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魯迅的才華和價值才得以充分地展現，而這面旗幟是蔡元培首先舉起來的，這個講台也是由蔡元培提供的，蔡元培對魯迅的影響之大之重，已經是不言而喻了。

1926年，由於段祺瑞政府的迫害，魯迅被迫離開生活和工作了14年的北京。他南下廈門，任廈門大學教授，由於受學校領導和其他教師的排擠，數月後，他被迫辭職。然後，魯迅又輾轉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時間也不長，他又被迫離職。1927年，魯迅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度過了人生中的最後十年，並且死後葬在了上海。

初到上海的魯迅，生活是艱難的，因為他已經辭掉了教職，沒有了固定的收入，只好賣文為生。此時的蔡元培已經被任命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像15年前那樣，他又向魯迅伸出了援助之手，聘請魯迅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月薪300大洋。這份工作魯迅其實啥事也不用做，想寫什麼就寫點什麼，不想寫就將筆扔一邊，看看書就行了，根本沒人管——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奇遇，如果不是蔡元培，魯迅去哪裡能找到這樣的好差事？後來的中國文人還有魯迅這樣的好運嗎？對魯迅來說，蔡元培的這一援助無異於雪中送炭，為他解決了生活的後顧之憂。正是這筆收入和一些其他稿酬，使魯迅度過了最後十年時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學院做特約撰述人的四年里，魯迅共領取補助金14700銀圓——而這幾年恰恰是魯迅購書的一個高峰，因為他太有錢了，要知道，當時的女傭每月費用才三元。現在一個女傭在我們這個小縣城，也得兩千元，到了北上廣，那還不得五六千元，平均工資起碼得三四千元。換句話說，就是魯迅僅僅大學院一個月的補助收入就等於一百個女傭一月的收入，到了現在，一個月就有三四十萬元的收入，這是多麼富有的生活啊！

1936年，魯迅逝世，蔡元培是治喪委員會的重要成員，親自為他安排葬禮。不久，又為魯迅整理出版了《魯迅全集》。

魯迅是幸運的，在他五十多年的人生歲月里，有幸遇到了蔡元培這個伯樂，在當時居於主流社會的袞袞諸公中，只有蔡元培能夠認識到魯迅的地位和價值，而且沒有官高脾氣長，更沒有一闊臉就變，還是一如既往地接納魯迅、援助魯迅，為他提供了一個展示才華的廣闊舞台。最為難得的是，蔡元培這個伯樂不僅僅是發現了魯迅這匹千里馬，而且對這匹千里馬給予了終生的關愛和提攜，無論是在魯迅人生的十字路口，還是每一個困難時期，蔡元培都會毫不猶豫的伸出援助之手，幫他度過難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蔡元培這個伯樂，就沒有魯迅這匹千里馬。

現在一些魯研專家或許不願提及這點，但當時的一些人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郭沫若就曾經不無嫉妒地說：「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吧？魯迅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誠哉斯言！

只是欣逢盛世又趕上大做中國夢的我們，撫今追古，禁不住要仰天長嘆一聲：今世還有蔡元培先生這樣的伯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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