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輝煌看山西商人成敗

　　明清時期，山西商人創造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奇蹟，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蒙古草原到武夷山、上海灘；從橫濱、仁川到莫斯科、彼得堡，南來牛羊駱駝馬，北往煙酒糖布茶。為了商品與資金的調度，創設了當鋪、錢莊、銀號、印局、帳局、票號等金融機構，轟轟烈烈500多年。自稱「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他們開闢了通往歐洲的貿易路線――茶葉之路；他們開發了一批北疆城市諸如滿洲里、朝陽、張家口、包頭、定遠營、西寧、科布多、洽克圖等城市；他們創造了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如股份企業、兩權分離、人力資本、聯號制度以及資本管理、財務稽核等等制度；他們創新了大量實用商業技術，如珠算演算法、複式記帳、本平記帳貨幣、商業票據融資、撥兌轉帳、訂卯清算等等；他們創新了中國的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制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晉商文化與晉商精神。

　　晉商稱雄，如《三字經》所說：「三才者，天地人」，晉商借三才和合，天時、地利、人和，贏得了500年輝煌。

　　抓住天時地利

　　歷史上，人口流動，常常推動商品流通，如同周滅商時的很多商民被迫從商一樣，趙宋王朝在解決太原北漢割據政權時三次將晉民十多萬人強迫遷往河南，明代政府幾次移晉民充實南京、北京、安徽等地，這些移民與晉商有一定的關係。

　　但更重要的是明代的食鹽「開中法」中，晉商捷足先登。明王朝為了解決大量北部邊防80多萬駐軍的物資供應，實行食鹽「開中法」，誰能夠把軍用物資送抵邊關，政府根據其價值發給「鹽引」，商人可持之到指定鹽場領鹽出售，實際上這是一次官賣食鹽民營化的歷史機遇。山西中南部地區是山西主要產糧區，又有著名的潞鹽，距離邊關比其他商幫要近得多，輸糧換引成本最低，就近輸送軍用物資於綏德、大同等邊關，迅速致富。後來政府改納糧領引為納銀領引，晉商進入天津長盧鹽場和揚州兩淮鹽場，取得天津長蘆鹽、揚州淮鹽的經營權，走向全國。

　　另一個關鍵機會是在清代開發邊疆時期，晉商得以進入蒙俄。清入關前還在東北時，晉商已與其建立了聯繫，據說努爾哈赤對明王朝宣戰的「七大恨」是由晉商帶回關內的，清入關後才有張家口晉商的八大皇商，隸屬內務府。清初，蒙古、新疆、西藏歸入中國版圖，但不久葛爾丹叛亂，康熙為征剿葛爾丹的軍事行動延續了很長時間，大批晉商跟隨軍隊從事軍需貿易，如大盛魁的創始人王相欽、張傑、史大學就是隨軍貿易的「丹門慶」(貨郎擔)。晉商的內外蒙古市場，由此迅速展拓。邊疆穩定和開發，是清前期的一項重要國策，為了加強對遼闊邊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驛站網路。從康熙到雍正初年，東北的交通驛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驛站也大體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務於徵剿葛爾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內蒙古)、漠西(新疆)驛站管理嚴格，郵傳道路便捷。這龐大的郵傳之路也成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驛站125個，比明代的58個增加了一倍多。驛路暢通為山西商人北進提供了重要條件。

　　山西地處邊關，山西與北部游牧民族以長城為界，地處北部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地區之間的物資交流的中間地帶，自漢唐到宋元，山西北部一直是邊貿最活躍的地區，他們在山西北部長城口關與游牧民族互市，有著邊關互市的傳統和經驗。清代疆域擴大，優越的地理條件與難得的歷史機遇結合到一起，晉人北上南下，販運貿易，佔盡地理優勢。加上清初政府開發北疆，鼓勵內地人到口外墾荒種地，土脊民貧、缺吃少穿的山西貧苦農民便紛紛「走西口」，進入內蒙古地區墾荒種地。在與蒙古人交往中，發現蒙古人不善經商，又需要內地來的生活日用品，很多山西農民當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坐商大賈或資力雄厚的行商。

另外，山西雖然土瘠民貧，但資源豐富，盛產煤鐵鹽棗絲綢，山西鐵貨走遍華北，晉城的縫衣針能夠供應整個北亞地區，手工業發達，是日用品的生產基地。

　　晉商成功的精神武器

　　天時地利需要人來把握。晉商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晉商精神。

　　一是重商立業的人生觀。宋元以來，山西人逐漸形成了一種離經叛道的重商思想，清人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m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在民間形成了一種「以商致財，用財守本」的立業思想。

　　二是誠信義利的價值觀。由於地理情緣，晉商崇拜關公，所到之處一經賺錢便修關帝廟，以關公的忠義楷模，團結規範員工。他們認為義利相通，堅持先義後利，以義制利，誠信義利的價值觀成了晉商公認的社會行為準則，反對採用任何卑劣手段騙取錢財，不惜折本虧賠也要保證企業信譽。

　　三是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山西商人販茶於浙閩，銷售於大漠之北，雖然千山萬水，沙漠瀚海，夏則頭頂烈日，冬則餐飲冰雪，寇賊蟲狼，日與為伴，但是自幼生活在黃土高原艱苦環境的晉人仍然能夠百折不撓，積極進取，年復一年，奔波於商途，不斷創新。誠如康熙皇帝在《康熙南巡秘記》中所說：「晉俗勤勞樸素。勤勞易於進取，樸素易於保守。故晉人之長在於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晉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咸晉人。故晉人之富，甲於天下。」

　　四是同舟共濟的協調思想。山西商人篤信「和氣生財」，重視社會各方面的和諧相處。在同業往來中，既要保持平等競爭，又要相互支持和關照。他們稱友好的同行與客戶為「相與」，凡「相與」必善始善終，同舟共濟。這是晉商成功的精神武器。

　　獨特的晉商企業治理結構

　　500年晉商稱雄，為中國商業革命與金融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卻在工業革命的曙光初露之時衰敗下去了。雖然直到解放前夕在北京市場上還有一些行業尚有不少晉人壟斷，然而總體看已經失去昔日的輝煌。在當今世界旅遊業勃起，人們站在晉商先輩留下的高牆大院之中，觀看那些曾經雕樑畫棟的建築的時候，不僅僅是憑弔那些創業者們，同時也在沉思著那些銘刻在高牆大院內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代中國商人開啟通向世界市場的大門。

　　明清晉商企業的治理結構有許多獨特之處：

　　一是股份制，由一家主要投資人牽頭，數家或數十家投資者參與投資，訂有合約，從而擴大了經營資本，抗風險能力較強。

　　二是委託代理制，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有權屬於東家，東家授權大掌柜有經營管理全權，建立委託代理關係，社會有一批職業經理人員隊伍。

　　三是人力資本制，晉商企業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錢者為股東，出力者為夥計，東伙共而商之。」東家對「夥計」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幹，依其崗位、職責、能力、貢獻給予「身股」，與東家的「銀股」共同參與利潤分配，比美國近年實行的期股制度早400餘年。

　　四是聯號制，即總分支機構制，總號設在山西本地，分支機構遍布全國各地以致國外，統一制度、統一管理、統一核算，統一資金調度，對分號的考核，以「結利疲帳定功過」，但以不對它號造成損失為原則，否則給予處罰。

　　五是人力資源管理制，東家對大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授予全權；大掌柜「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兢兢業業帶領同人崎嶇前進；定期進行人事考核，增加「身股」；新員工選拔，由社會有一定地位的人推薦，然後筆試、面試、鋪保、吃苦精神考核等程序，方可入號當學徒；三年學徒訓育，合格者轉為正式職工；薪酬激勵和社保，詳盡規定了有身股者和沒有身股職工享有的預支、津貼、伙食、衣資，遇婚喪大事隨禮賀吊，退休職工繼續享有身股紅利、預支、津貼，已故職工在兩個會計年度(八年)享有故股待遇，並推薦子弟就業或給予擔保；組織職工學習商業技藝、娛樂活動等等，關心職工生老病死；選拔人才以懂得信義為前提，考核德能勤績而選任。

　　六是資本金管理，資本有「正本」與「副本」之別，「正本」為東家投入的貨幣資本，「副本」為貨幣資本股和人力資本股按同一比例在分紅中提成，此辦法相當於新近通過的國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資本協議規定的經濟性資本。六是風險控制，有嚴密的銀行密押、金融稽核、行會約束、內部控制等等。

　　晉商衰落的主觀因素

　　晉商雖然創造了許多商品經營和貨幣經營的經驗，為中國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中國工業革命曙光初露的時候就衰落。客觀上講，一是科技進步，商路改變，歐洲工業革命後，火車、輪船的開通，歐洲與中國海上貿易迅速發展，陸路貿易迅速冷落，商品與資金交易的中心轉移到了上海，晉商失去地理優勢；二是外商入駐，競爭加劇，市場縮小，外商銀行資本實力強大，是山西票號不可能抗衡的。三是政治動蕩，實力損傷，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十月革命、外蒙古獨立、辛亥革命，每一次政治動蕩，都使晉商實際資產損失慘重。

　　但是，晉商衰落的根本原因還在主觀方面。

　　首先是其農商思想，不能遠慮。晉商基本是農商，那些祖祖輩輩缺地少房的貧苦農民在走西口中發現商機並致富之後，首先想到的是置房買地，將商業利潤轉化為豪華建築與田地，未能投資近代產業。事實上在明清兩代晉人重商立業意識下，讀書與智力投資觀念在漸漸淡化，明清500年山西沒有一個科考狀元。到清末，晉商後人生活奢靡，吸食鴉片，不問號事，不知世界風雲，亦不可能在國內外市場劇變中把握自家商業航船的方向。

　　其次是固步自封，拒絕改革。晉商實行總分支機構，權力高度集中於山西本土總號的大掌柜，在外商進入，市場劇變時，駐外經理人員雖然了解時局變化，一再建議實行改革，學習西方經營經驗與技術，都被決策者拒絕，使晉商特別是票號錢莊不能順應時代變革與時俱進，競爭力越來越弱。如企業治理缺失制衡機制，在社會穩定和傳統倫理約束嚴密時尚能維持，在社會動蕩時其企業制度內在的缺陷就暴露無遺：兩權分離中大掌柜權力過大，股東不過問經營，沒有董事會還監事會，缺少監督機制；晉商企業實行股份無限責任制，企業破產累及家庭財產，票號倒閉使很多票號東家傾家蕩產，流落街頭，甚至淪為乞丐。

　　第三是依託官府，職能異化。票號本來是隨著商業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後來尤其是在咸豐年間開始結托官場，發生異化，由商業金融轉向了政府金融，不能不因辛亥革命中政府垮台而一敗塗地。落得個與義大利熱那亞銀行同樣的下場。

　　明清晉商已成歷史，當代晉商能不能再現昔日輝煌？昔日晉商的利潤導向是異地販運貿易中獲取價差和周到的金融貿易服務，不是出讓資源於外人。資源導向型的區域經濟必然使自己在貿易中失血。而當前，除了幾家由信用合作社改組的金融機構外，在晉的各家大銀行、金融機構沒有一家總部設在山西，當前的山西正呼喚著新晉商重新定位山西企業的利潤導向和經營模式。

　　清代著名書法家徐潤弟曾給一位票號財東的庭堂寫過一副對聯：「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業亦難知難不難」。近幾年，全國熱炒晉商，歌頌昔日輝煌者有之，批評決策失誤者亦有之。當代晉商的路在何方？又一個世紀之交，又一個變革的時代，又一場面對國際化的衝擊，前車之鑒，當為後世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