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跟著姥姥學生活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金雁 為《觀察家》撰稿

其實我的這篇小文寫於2009年10月份姥姥去世時，當時應允媽媽和姨媽們，要寫一篇關於宋李兩家家族史的文章，請她們幫我找一些資料。但因為無暇做採訪一直沒有完成，直到幾年後媽媽患病離世都還只有架構，遺憾的是，隨著上一代人的離去，有很多上兩輩人的東西已經無處詢問了，原本想要撰寫的「民族企業家」創業史的計劃看來無法完成，只能改寫成我個人對外祖母以及我對周圍世界的認知了。

秦暉老說，搞史學的人應該有點記錄個人口述史的自覺性，因為每個個體化的歷史合起來就是一部時代變遷史。套用托爾斯泰的句式，就是「時代是共同的，但每個個體的體驗是不同的」。既然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有其文學、個性化的一面，我自信不會與流行的「姥姥文體」雷同。

我姥姥叫李彩絢，1906年生人，2009年去世，活了103歲。她的父親李佩實是國內最早的民族企業家之一，上世紀20年代就在河北南宮縣城開有皮革廠和布莊，據說中國的第一塊機織線毯就是他的工廠紡織出來的。用解放後的階級成分標準說，是地主兼資本家；用稍微好聽點的說法，是「民族資產階級」。李家有兩兒兩女，我這老姥爺雖說得風氣之先，也不免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兩個兒子都送到國外留洋，打算讓他們日後繼承父業，以當時新興的紡織業為發展方向。

姥姥就不像她的兩個弟弟有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她是纏過小腳的，但沒讀舊式私塾，還是讀的新式完小，後來還當過小學教員，一手毛筆字也寫得不錯，在那個年月也算是識文斷字的「新女性」或「半新半舊女性」吧，可是她卻一直在「舊家庭」里，而且似乎過得還不錯。她沒有去趕那「娜拉出走」的時髦，我也從未發現她對「舊家庭」有巴金小說所表現的那種不滿。但另一方面，她對包括我父母那樣的「娜拉」式晚輩也充滿親情，並沒有試圖干預他們，父母與她那樣的長輩也沒有什麼矛盾，倒是我這個孫輩，與她有過一個磨合與理解的過程。

姥姥19歲嫁到冀縣的宋家。用姥姥的話說，她的婆家是「土財主」，不像天津娘家那麼洋氣和開明。但是後來她也隨夫到了天津。我姥爺叫宋子金，是北洋紡織學堂（姥姥這麼說，但歷史上好像沒有這麼個學校，應該是北洋工藝學堂紡織科吧）畢業的，後來就在岳父的企業工作，一直是天津紡織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在他們的子女中我母親是老二，上面有一個哥哥，下面有兩弟弟三個妹妹。關於外祖父母的情況我就知道這麼多了。我曾經看到過媽媽給組織上寫的一些詳細的家庭材料和社會關係情況，對她的家庭和生長環境都有細緻的交待。哥哥在裝修房子的時候不知道把這些文字和老照片放到哪裡去了，被媽媽好一頓數落。我也挺後悔的，明知道這些文字和照片的寶貴，早點帶到北京保存起來就好了。

「小刺兒頭「與「大小姐」

我早期所受的教育是一個「混合體」，就像調色板上的色彩是一筆筆加上去的，這才形成了後來的價值觀，但還是有時間段的劃分的。一直到文革前半段，我都是很「革命」、很「左」的。我對姥姥的感情、理解和敬佩是隨年齡的增長才逐漸加深的，而一開始卻疙疙瘩瘩極不和諧，究其原因還是時代烙印加個人性格造成的。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經歷過一個「盲從-狂熱-碰壁-思索-還原個人」的過程。1960年上小學以前，我和哥哥在天津姥姥家裡住過一段，我已經沒有什麼太深的印象了，只記得非常不喜歡跟著姥姥去看什麼舅姥爺、姨姥姥之類的所謂資產階級「遺老遺少」，在那裡居然有人（應該是過去的傭人）稱呼她為「大小姐」，讓我感覺很彆扭。他們在一起敘舊，在我看來就是「懷念舊社會」，這和我們當時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有一次去紅橋區榮茂里，姥姥指著那個街道說，「原來這整個衚衕都是我們家的」。我一聽就有抵觸情緒，因為年齡太小，不知道該怎樣表達，只能以調皮搗蛋鬧彆扭來「抗議」，搞得姥姥很納悶，平時挺溫順的一個小妮子咋就這麼不聽話呢？

到了姨姥姥家，正好趕上有人給她送「公私合營」以後的股息分紅，我一聽「資方人士」就覺得不是什麼好人，想起當時看過的「三條石」階級鬥爭教育展覽，資本家個個都是面目猙獰的反動人物，就會剝削工人，我實在不願意把他們與自己的長輩做聯想，於是就待在院子里死也不肯進屋。

我們這些「50後」、又是在機關大院環境中成長的小孩，從小在「革命的」父母輩那裡接受的話語系統與再上一輩老人的傳統觀念格格不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我都不喜歡。但是家庭沒法選擇，用當時的話說，父母都是解放前就背叛了「剝削階級」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一直困惑於不知怎樣把握「親情」和「革命覺悟」之間的尺度，所以與姥姥的關係一直就有些「擰巴」，但是畢竟相處時間短，大人們可能還感覺不到什麼。

我不知道1949年政權易手時，選擇「正確站隊」的父母是如何處理與「剝削階級」家庭之間的關係的。後來閱讀父親的日記才知道，其實他們的「兩難」處境遠比我難堪。與出生於天津「資產階級」家庭的母親相比，父親出生於山東農家，論富裕，我的爺爺奶奶遠不如他們在天津的親家，但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下卻比親家更倒霉。

1960年大饑荒，爺爺和奶奶在山東老家過不下去了，跑來西安投靠當幹部的大兒子，父親向組織上彙報，得到允許留下了「地主家屬」奶奶，送走了「地主分子」爺爺，沒多久爺爺就在老家「病故」了，實際上是餓死的。父親在日記里（他學生時代的日記抨擊時政嬉笑怒罵內容生動，1950年代後的日記就是乾巴巴的流水賬了）沒敢表現出半點愧疚，但是他背地裡陪著奶奶落淚我是看見的，也能夠感覺到小人物在大時代下的掙扎和無力，以及人性與政治之間的背離。

1965年我因為眼睛弱視，住在姥姥家時要定期去天津眼科醫院治療，於是就借讀在河東區田莊小學五年級上學。這一年和姥姥有比較長時間的接觸。我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進一步顯露，與姥姥之間「叮咣」不斷。那個時候的我在姥姥眼裡，一定是一個難以管教的「刺兒頭」孩子。

姥姥這種大戶人家的人總要講究一些老禮，嫌我舉止不雅，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總是對我說，好習慣要從小養成，而我認為這些都是「封、資、修」的舊道德舊禮儀，並不願遵守，但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姥姥的訓導還是對我有潛移默化的作用，那時的我就顯得比前後階段要洋派和文靜。

1965年正是文革前夕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那時候上演的戲劇電影都是《千萬不要忘記》、《奪印》、《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等，這種氛圍下的我始終綳著一根「階級鬥爭」的弦，與形勢保持一致，甚至還有意識表現出「矯枉過正」的反叛。現在想來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我眼裡姥姥的權威不如父母，想著脫離了父母的視線肆意妄為地造次一下也無妨。第二，潛意識裡我有個口頭上不願承認的想法——從母親帶回來的內部資料上，我知道父親在1964年「反修」問題上犯了「錯誤」，遭到輪番批判，我想以自己的「革命」來逃避被社會孤立和被歧視的命運。當然，這是後來才自覺到的，在十歲出頭的那時，還只是無意識的表現。

因為姥爺的工作關係，他們住在天津國棉一廠一棟日式小洋樓里，生活雖不能說十分富足，但在上世紀50-60年代就有抽水馬桶、沙發、彈簧軟床以及皮大衣和一些首飾，這和我們從小生活在機關大院、什麼都由公家統一配給、吃食堂上寄宿學校的環境顯然很不一樣。其實，按當時現金收入來說，姥姥家可能還不如我父母家，但是舊時的「大小姐」精打細算善於持家，無疑比我們過得經濟而精緻。

比如說，同樣是吃蝦，在我們家裡嚼吧一通也就完了，可是姥姥把蝦段清蒸、蝦頭油炸、蝦皮做湯，炸過蝦的蝦油提鮮醬油，一蝦能夠幾吃。買來一塊肉，根據不同部位炒肉絲、剁餡、做肉皮凍，沒有一點可浪費糟蹋的。同樣燒出來的菜，在我們家不拘什麼餐具，盛出來裝到大搪瓷碗里能進肚子就行。而姥姥家有各種不同的餐具，有對應的一套細瓷魚盤、湯盆、水果盤，連吃米飯的碗與吃麵食的碗都不同，顯得很講究。對這種生活我是既享受又抵觸。

姥姥家裡有不少公私合營前記過賬的老舊賬本，通常只有一行記載而大半空白，紙張又極好。我不但把它送給同學們當草稿本，而且自己也毀壞了很多本。現在想想，這就是可貴的第一手經濟史資料啊！姥姥經常給我講一些老輩創業發家的故事，現在看來那都是「第一代民族企業家」的精彩案例，可是我當時不喜歡聽，還指著那些傢具、衣物頂撞她說，「這些還不是靠剝削得來的」。我認為她是對當前「新社會」不滿，懷念剝削階級的生活，並時常與她辯論。她說不過我，就給我父親寫信，說我受的教育有問題，違背了一些常識。

父親一直很尊重姥姥，每次寫信都恭恭敬敬地稱其為「岳母大人」或「先生」（對長輩的知識女性也稱先生，這是我進大學後才熟悉的），接到姥姥的「告狀信」後父親就來信批評我不尊敬老人，我立刻就用報紙上的語言、「階級鬥爭」什麼的來回應，搞得父親很尷尬。用常識教育我，顯然就和國家的意識形態相衝突，但他又不願意用流行思想把我變成喪失了親情、人性和理智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小造反派」，無奈之下只能把我召回身邊，實際上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家庭倫理和現行政治之間的衝突。

回到家裡，我們成了沒人管的娃

回來後就知道了為什麼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文革前夕因為犯了「修正主義」錯誤，父母從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肅最貧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區。原來從西安的紅色大院到天津的「資產階級」環境我過不慣，但從十里洋場的天津衛一下回到黃土窮山，那反差就更大了。

最大的變化還不是城鄉、貧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變。我們這種「雙職工」家庭的日子，本來就過得跟頭咕嚕，到了縣裡就更加粗放不羈。雖說父母的工資是全縣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的現金遠遠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實還要除去給老人的，工資幾處用，到我們手裡也沒多少。加上也「不會過日子」，僅從生活質量來講，有時似乎還不如我們班上那些農戶家庭的孩子。當時父母經常不在家，我們一直就是脖子上掛鑰匙「自己當自己的家」。

僅從早上帶的乾糧來看，我們也就拿食堂蒸的難吃的陳年玉米面發糕，同學們雖然拿的也都是雜糧食品，但大多是當年的新糧，不管是黃澄澄的玉米貼餅子，還是蕎麥麵的小花捲，實在不濟，啃一個老玉米或者一個烤紅薯，一拿出來就有一股撲鼻而來的五穀香氣。一般早自習後，同學們會換著吃乾糧，吃過我帶的口糧以後，很多同學都說，「原來以為你們這些『幹部娃』比我們高級很多，現在看來真不咋地」。我因為在家裡做飯，經常手上的面來不及洗就到學校而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革開始，因為父親很快成為「批鬥對象」，頭上有五頂烏帽子：修正主義分子、歷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幫、走資派（其實父親雖然就行政級別而言可能比當地縣太爺還要高，但是一直從事理論研究，從來沒有當過任何一級現職官員）。因為父親的緣故，我和哥哥在學校里的班長職務被撤銷，成為了被革命隊伍打入另冊的「黑幫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但我的革命生涯也無法持續下去。從那之後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原來那種盲目的信仰支柱一點點地垮塌下來，我開始學會用自己的腦袋想事情。

文革派性正酣的時候，母親去了縣五七幹校，父親與四類分子在水利工地上「改造」，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學校，混跡於一幫高中生當中，熱心於「文化革命」事業，有時回家吃個晚飯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家裡只有我和弟弟作伴，我們住的老式民房顯得格外陰森空蕩，尤其是廚房沒有電，晚上要點煤油燈做飯，我們只好互相壯膽。有一次我去40里外的五七幹校看媽媽，因為錯過了晚飯時間，實在沒有吃的東西，媽媽只好沖了一杯糖開水給我充饑。當時天氣已經很冷，我找不著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裡面硬塞了一件媽媽的秋衣，搞得里長外短，五七幹校的人看了都搖頭說，有娘在家和沒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樣。

有一次我在做飯，讓弟弟從房間里把熱水瓶拿過來，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動水瓶而門檻又高，他在台階上絆了一下，家裡唯一一個八磅的熱水瓶在門檻上「啪」的一聲磕碎了，嚇得他趕快縮在門檻上，那時一個熱水瓶大概要5元錢，那也就意味著我們四分之一的生活費就沒了，我心裡盤算著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顧不上體會弟弟的感受，訓斥他說今天晚上不能吃飯。弟弟委屈的縮在門檻上汪著淚水不敢哭，嘴裡嘟嘟囔囔地叫著媽媽，還是鄰居出來打圓場說，沒燙著娃就算萬幸了，娘不在娃已經夠可憐的了，就別再埋怨了。

我一邊打掃著內膽碎片一邊心酸地想，沒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該咋過。雖說我從小就過寄宿生活，但是城市和農村，集體寄宿生活和自己獨立支撐家庭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家庭是最後一道防線

姥姥總是像「救火隊員」一樣出現在她的幾個子女中最需要的家庭。她知道我們家裡「大人缺位」的消息後，馬上扔下天津家裡的一應事務，坐火車趕來甘肅。姥姥的到來讓我們的生活立馬就不一樣了，雖說錢還是那些錢，房子也依然是高大陰森的老房子，但不知怎的家裡顯得格外豁亮，我們的膽子也大了，好像父母在與不在也無所謂了。姥姥的到來讓家裡顯得生氣勃勃，她把自己的存在感擴散在任何地方——姥姥做的飯原來就比媽媽做的要好吃很多倍，我就更沒法相比了，弟弟也撒歡兒活泛了很多。我終於不用再當「楊排風」了。

姥姥是老派人，經歷了北洋軍閥、日本人統治、國共政權的轉換，什麼世面沒見過，對任何政權都沒有太大的期望，抱有一種小百姓看你樓起樓塌的無奈和超然，對人世間的世態炎涼早已超越度外。有一些大字報把父親「妖魔化」得嚇人，我們一時間難辨真偽回來告訴老人，而她對那些聳人聽聞的帽子只淡淡地說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麼樣的人我心裡清楚」。老人的思維既簡單又樸素，她說，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變，是非好壞不會變，渾濁自清，一個人的對錯，歲月能夠證明一切。可能一生中看慣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對我們帶來的種種傳單和消息，她都只是淡然聽聽。表面上看，姥姥和父親除了噓寒問暖，在其他問題上並沒有什麼交流，但是只要父親回家的日子，家裡的伙食立馬會上升兩個等級，每頓都有不重樣的可口飯菜。

在姥姥看來，男主人在外面奔波，家裡的女主人就像一把大傘，是為所有人遮陽擋風雨的。她有一句口頭禪：「親人有難，我不幫誰幫？」她說，很多人走上絕路自殺，不僅僅是因為遭到了批判，而是被家庭親人拋棄。家庭就等於是打仗中的最後一道防線。她總說，「外面的人說什麼我管不了，進了我的門就得按我的老理來——親情最大」。她平時很少對我們的所做作為有約束，但我記憶中有兩件事她是發了脾氣的。一次是母親下班的時候突然暴雨如注，姥姥讓我們去給媽媽送傘，我們相互推諉不想出門，說沒準媽媽在哪裡躲雨呢。老人出人意料地大發雷霆，指責我們不懂事、不孝順、不想著回饋父母，並說自己不怕小腳摔跤也要去送傘。不一會兒母親渾身淋透了回來，好脾氣的姥姥兩天都不愛搭理我們。

還有一次，在天津當醫生的大姨被下放到寧夏，經常要到鄉下出診，她的孩子萌萌沒有人照看。姥姥決定接回天津自己餵養，暫時就在我們這裡中轉和適應一段時間。不滿周歲的孩子突然斷奶離開了媽，小萌萌什麼都不吃整晚哭鬧不已，搞得我們所有的人都睡不好覺，弟弟甚至氣得對小萌萌大吼，「再哭就把你扔到城外喂狼去」。姥姥生氣地說，「不許這樣對待孩子」，「誰都有犯難的時候，親人之間就理應相互幫助」。我們都對姥姥自己能否應付得了這麼小的孩子表示懷疑，可她卻還是那種捨我其誰的態度，嘗試著用各樣食物餵養小萌萌，不到一個星期，小萌萌已經可以吃米糊和蔬菜粥了。

有一回，吃了滿臉米糊的小萌萌爬到門檻邊，被鄰居家的大黃狗用舌頭不停地舔舐，我們看了嚇一跳。十幾天以後，小萌萌已經能夠扶著牆壁挪騰著腳步傳達姥姥的指令，對我父親說：「夫，飯」，而姥姥的原話是「叫你姨夫吃飯」。後來我有了女兒之後，已經年近八旬的姥姥仍然自告奮勇要幫助我帶孩子，我這才體會到什麼叫「親情最大」，「我不幫誰幫」的真正含義。

姥姥也讀報、聽廣播，對政治形勢很熟絡，還時不時冒出一些新名詞，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她百歲的時候。2001年911事件爆發、阿富汗打仗以後，她還在電話里說，「拉登（她竟然還知道拉登）惹了美國佬，這場仗可有的打頭了，不行了你們就到我們鄉下來避避」。

近百歲的老人有點糊塗了，身在天津卻以為是在早年的河北農村老家。但是她關心時事主要還是從常人生活的角度著眼。比如1969年後與蘇聯關係吃緊，有中蘇要打仗的消息，她就預備一些類似「戰備包」樣的東西，好像隨時都可能有意外發生；1976年有地震的傳聞，她就做了一些小包的炒麵、炒黃豆、炒蠶豆、奶糖，放在不同角落或我們的衣服口袋裡。姥姥好像每時每刻都在忙碌，她的口頭禪，「有錢的時候想著沒錢的時候」，以此類推，「晴天的時候想著下雨的時候」，「好過的時候想著犯難的時候」……一句話概括，「防患於未然」。她還舉例說，你看松鼠一個夏天在忙什麼，都在為冬天做儲備。夏天是收藏的日子，夏天是晾曬的季節。她教會了我怎樣生活。

跟著姥姥學過「松鼠的日子

在天津時，我覺得這個「資產階級」家庭和姥姥這箇舊時的「大小姐」脫離「勞動人民」，來到甘肅真正到了「勞動人民」中間，才發現姥姥離尋常百姓家的生活要遠遠比我們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家庭」貼近得多。要是沒有姥姥，離開了機關大院的我們過老百姓的日子還真不太行。

先說食物，我們每人28.5斤的定量是有欠缺的。所以每一季的時令蔬菜下來的時候，姥姥都在最便宜的時候大量購進，然後做西紅柿醬、晾曬茄子干、豆角干、紅薯干、做酸菜、淹咸雞蛋，家裡擺滿了不同的瓶瓶罐罐，還在院子里養雞養兔、種果樹。這樣使我們平時的飯菜豐富多樣不說，整個冬季也能吃到反季節蔬菜。而且姥姥總能夠像變魔術一般變出東西來，或是一塊奶糖，或是一把花生，或是幾粒蝦仁，誰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她是從哪裡搞來的，反正總是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她就能從什麼布袋裡摸出意想不到的食物。而且姥姥心裡從來都是裝著她七個子女家的日子，總是在她所有的子女之間互通有無，一旦一處的某些食品略有盈餘，她就會以寄包裹的形式寄往另一家。

有一年隴西的杏子遇到豐年，便宜的扔到地下都沒有人要。姥姥就鋪得滿院子曬杏干，晾到八成時收攏起來在布袋裡寄往其他孫子、外孫家。那時候郵局是不允許郵寄食品的，姥姥寄包裹的竅門是，先在家裡稱好相同重量的可替換物，在郵局窗口檢查完畢縫合包裹的時候，再偷梁換柱地在衣物中間裹進去一些食品。

再說穿的，那時我們每人每年只有1丈2尺的布票，而我們長身體的時候什麼都費，不是褲子吊在腳踝上，就是衣服袖子肘部磨出大窟窿。因為布票要拿來做衣服，就沒有做被子的布票了。上初中住校時，我一直蓋著一床剛上幼兒園時用的不到1.5米長的被子，晚上一蹬腿，腳丫子就露在外面。

姥姥到來後，把我們所有的舊衣服全部翻騰出來，首先進行分類，把我們過去穿過的小衣服，寄給舅舅姨媽的孩子，把爸爸的衣物改給哥哥弟弟，媽媽過去的旗袍、呢子外套改給我穿，瘦小了的衣服拆邊放褶，肥大的加搡捏褶。姥姥說，只要有裁剪的地方就可以縮小放大，在沒有縫紉機的情況下，用倒鉤針也能衲出平整的明線，在所有衣服的肩頭和褲子的膝蓋都加了夾層，然後再用染料染一染，就渾然一體了。僅舊褲子翻改一項就有很多花樣，可以改背心，可以前後片換位縮小，總之都是為了充分延長使用壽命。

舊毛衣經過拆、洗、染、織幾個工序，胳膊肘、領口這些易破損的地方的毛線加入一股新線，一件結實耐用的新毛衣就誕生了。最後實在沒有利用價值的布條也不能扔，用生了蟲子的面打了漿糊，糊成布板還可以做鞋底用。總之，在姥姥眼裡沒有可以廢棄不用的東西。姥姥還勸說母親買了一台蜜蜂牌的縫紉機，說這個投資絕對值得。不久後，連哥哥弟弟都能夠在縫紉機上操作了。

另外姥姥還教會了我們很多生活小竅門，比如染過的衣物用鹽水浸泡不易掉色，白球鞋刷過之後蒙上一層白紙晾曬就不會泛黃，諸如此類等等，並教我用錐子補鞋，大大提高了鞋子的使用壽命。

為了讓我明白衣服的構造，姥姥就像庖丁解牛一樣，還特地「解剖」了一件舊衣服告訴我衣服的組成過程，什麼前後片、領窩、上腰、上袖的道理，以及衣服不平整從哪裡尋找原因和一件服裝可以放大縮小的地方。跟著姥姥解剖了衣服以後，不但使我形成看服裝的「立體」感覺，而且動手能力也大大提高，不再面臨「老虎吃蒼蠅無處下爪」的困境。

插隊以後，我自己的舊棉衣每年的拆洗縫製都可以獨立完成，家裡所有人的毛衣都由我來織，還經常動手自改服裝。久而久之還衍生出一個「怪癖」，每當遇到煩心事，心神不寧的時候，我就要翻出一些舊衣物進行改造，其實衣服改成什麼樣倒是其次，從獨自坐下來，拆、量、縫、熨的過程中，我的心一下子就能夠沉下來，可以像旁觀者一樣把自己抽離出來，冷靜而平和地看待問題，整理思緒、分析原因，奇怪的是每當衣服改完，我的心情就能夠調整複位。對我來說，改衣服的過程就是「改心情」的過程。

跟著姥姥讓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什麼叫過「松鼠的日子」，以至於到現在已經不需要靠「儲備」過日子了，但我一到夏天看到大好的太陽而不像松鼠一樣為冬季做準備，就覺得像辜負了陽光似的。我後來想，姥姥娘家是那麼的「洋派」，但是窮人的日子，至少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不也是姥姥教會我們的嗎？看來在民間，在平民百姓中，無論「中西」還是「貧富」的鴻溝都未必那麼大。但是在衙門內外，在「官民」之間，即使是「腐敗」不那麼明顯而「革命」氛圍還很濃的當時，即使是我父親那樣資格較老但並未掌權的書生幹部，即使是戴罪之身而非得意之時，即使離開了那個自成體系的「大院」，實際上離真正老百姓的生活還是很遠的。

我記得有人說過，「少年時代的體驗將成為影響其終生的思維方式」。我不敢說姥姥對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持家過日子」來說，姥姥無疑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師，套用當時樣板戲《紅燈記》里的一句話，「有您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我都能對付」，後來我去插隊、工作、上學、成家、出國……，正是有姥姥的生活經驗墊底，什麼樣的日子我都能對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