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要做這樣的官

[導讀]只有實行現代化的政府體制，才是保障官員人格的最佳途徑

【名家/新秀】（財新專欄作家 吳謙立）駱家輝就要離任了。

國內媒體把他上任以來的一些報道又拿出來再炒一遍，再度引來讀者許多感慨。說來悲哀，我們的政治生活實在太不正常才會如此荒誕不經：一個大使沒有因為促進兩國友誼的努力被駐在國人民記住，相反人們念茲在茲的是他喝咖啡、吃晚飯、住旅館這等生活小事，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奇景吧。

普通讀者的論調是希望國內的官員也能向駱家輝那樣低調做官，其實我要說，即使是從官員自身的利益來看，也應該意識到「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官要做這樣的官」。

首先要說明的是駱的所作所為，從西方的角度來說，並沒有什麼另類—其他官員也是如此，只不過那些金髮碧眼黃毛的「鬼子」們，本非我類，我們平時也就從不注意他們的這些細節。

就拿住旅館來說，駱家輝當初的那番言辭完全是事實。美國官員出差實行的是津貼（per diem）制度：每天的吃、住、行開銷有個總額規定。而這個總額標準是由美國國務院的專門部門制定的。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那個時候，中國經濟還沒有崛起，經濟還沒有紅火到位居世界第二，貨幣還沒有發行這麼多，高檔消費還沒有如此瘋狂。但即使是那時，按照美國國務院的那個標準，不要說到上海、北京出差，縱然是在非旅遊旺季到南京、杭州這類城市，要真地吃住都在當地的五星、四星賓館的話，開銷肯定也是會超過那個標準的。西方官員固然很少有人會公款私用，但是一般人對於因公掏私錢卻也是很不情願的。那個時候的總領事就曾經向我們哀嘆過，出差對他來說是個頭痛的事情：當初他剛入行做初級外交官時，在其他國家出差還能找一些便宜旅館省下幾個錢，可眼下已經身為高級外交官，無論到哪裡出差，總要拜會省長、市長，要對方的車跑到小弄堂來接他總有些難堪吧。當然，話又要說回來，我們出差，中方外事接待單位大都熱情備至，在當地的出行全由他們安排照顧，還大小宴會不斷，不至於為吃、行掏腰包。

即使是請客，美國政府也有嚴格的人均消費規定。請客有兩種，一種是專請少數高層官員的宴會(banquet)，屬於小範圍坐下來正式地上幾道菜吃；還有一種是招待會性質(reception)，以某件事為由頭，大規模邀請有關各方名流、賢達等出席，大家站著邊吃邊聊。我還記得當時每到宴請某位官員前，總領事夫婦都要抓耳撓腮一番，還要把廚師請去再三斟酌菜單。因為關於請客的標準限制在那裡，如何既省又好地在完全能夠報銷的情況下還能讓久經宴會考驗的中方官員滿意，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門大學問。最後能夠做的辦法通常是「人海戰術」：把宴請和相隔不久的招待會放在一起報銷，因為通常招待會發出幾百封請柬，卻總有一批人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出席。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如果恰好剛開過招待會，那麼就請廚師解放思想，利用上次招待會多餘的一些食料烹飪一番，創造性地做出美味佳肴來。

這種限制，肯定讓國內官員嗤之以鼻，認為如此還「不如回家賣紅薯」。但是，如果我告訴你另一面，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這只是對外請客，對內就輕鬆多了。無論是直接關係到自己升遷的頂頭上司大使來，還是能夠影響自己未來發展的國務院高層官員來，或者是向來以難伺候出名的議員來，總領事在請他們吃飯上面都從來沒有犯過難，該AA制需要對方付錢的地方也不必客氣，根本不用為了迎合對方的愛好，仔細揣摩對方心思而小心翼翼、戰戰兢兢，更不會有「因公」犧牲在酒桌上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即使貴為副總統的拜登來，駱家輝也可以毫不猶豫地帶他鑽衚衕找小吃。

曾有國內官員公開宣稱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從某個角度來說，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對於上司必須恭恭敬敬、唯命是從，稍有不慎就會前途喪盡，即使對於同僚也得笑臉相向，畢竟自己升遷時組織部門還得在這些人中間搞「民意測驗」；另一方面，民智已開，在如今網路時代，畢竟民眾對於官員實行監督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並不難。官員們的這種時刻小心、處處謹慎、患得患失的心理，不是局外人能夠體會的，難怪通常我們的官員時間長了都會因過度小心而失去了個性。

然而，西方政府官員雖然被各種清規戒律束縛著手腳，卻不必如此誠惶誠恐地過日子。在西方社會，政府官員裡面大致有三類人：一是政治領袖，這些人靠選票上台，民望就是硬道理，只要能夠說服選民，大可性格張揚地在自己的舞台上盡現自己的演技；二是幕僚，這些人平時都有自己養家糊口的專業，或大學教授或律師銀行家或企業管理人員，一旦自己跟隨的主人當選或者自己的主人向當選的領袖推薦，自己也就成為升天的雞犬之一，不僅可以入朝為官，說不定還能因緣際會有所作為；三是公務員，基本是鐵飯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晉陞一般靠熬年頭憑資歷，也許有些職位短期內被第二類人佔據，但是自己的級別、工資未必受影響，而且前面兩類人來去無定製，一場選舉就可以把他們趕下去，而公務員們卻可以一直盤踞政府高位「慣看秋月春風」，「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這種制度一方面約束了官員們胡作非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讓他們不必事事仰人鼻息，只要依照制度完成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因此對他們人格的完整、個人的尊嚴予以了充分保障。同時，由於制度確保了官場、商場、研究智庫的相通，無論哪類官員只要願意、又有價值，都可以隨時自由選擇脫離官場，去另一個領域發揮作用，同時也有機會再回官場重做「馮婦」。這樣的旋轉門式制度，給予官員多條出路，又迫使他們始終維持一門謀生的技能，斷不至於除了當官就什麼都不會，也就更加讓他們不必對上司低三下四。

因此，他們完全可以做出一些在我們眼裡「因私廢公」的舉動來。無論是這次駱家輝的辭職、還是上次總書記和奧巴馬高峰會談時，對方夫人沒有露面，都是以要照顧小孩為名義。不管其真實原因是否如其所言，這在西方官場卻完全是個可以拿得上檯面的正當理由。

由於每個官員的尊嚴都得到保障，雖然西方官場照樣存在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權力鬥爭，卻不必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也由於每個官員仕途晉陞有規則可尋，因此多少都有些自尊自愛，不至於在嚴格的制度約束下面，仍然不擇手段地枉法徇私。

這一點對於我們的政府體制改革應該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自從兩千年前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中國歷史就是皇權不斷鞏固的歷史，但弔詭的是，這同時也是官僚文化不斷膨脹、圓熟的過程，官僚集團在最高統治者不斷地壓制下面形成了特殊的生存方式和規則。雖然官員們大都憑著「又紅(通曉儒家倫理)又專」才能晉身官場，也不乏初出茅廬時堅守道德底線者，但是浸淫在官僚圈子這個大醬缸里時間長了，大都成為一個個厚黑學大師。最高統治者雖然可以生殺予奪，但在約束官員貪污方面卻好比《貓和老鼠(Tom and Jerry)》那樣，大多數時候淪為被傑瑞鼠官僚集團百般耍弄的湯姆貓。

這也是為什麼對於剛過去的三中全會所規劃的改革藍圖，其實際效果需要時間來觀察。比如說將要實行的官邸制，不難想像如果沒有在其他方面也作嚴格而又切實可行的配套改革，雖然表面上可以解決高級官員多佔住房的問題，但實質上只是給高級官員多了一個「合法」地收受賄賂的渠道：某人晉陞市長將要搬進官邸之際，一定會在轄區內「突然」湧現出許多「毫不相干」的人士「發現」他原來的住房是那樣地有助於自己的工作、生活，因此這些人紛紛競價要求購買或租賃他的住房，最終以「市場價」被某位出最高價者獲得，於是這位市長堂而皇之地多了一筆「合法」巨額收入！

六十多年前，一位美國大使離開中國時，我們興奮地傳誦那篇充滿了狂妄自大、尖酸刻薄的《別了，司徒雷登》。如今，我們總算知道了司徒大使人格的高尚，以及作為教育家對於中華民族的貢獻—即使作為大使，他在政治上面也不是一無是處。在時任省委書記、現任總書記的關懷下，我們迎回了司徒大使的骨灰，把它安葬在其出生地杭州（雖然未能如其遺願葬在北大未名湖畔）。

今天，駱大使要離開了，媒體發表的《別了，輝哥》讓讀者唏噓不已。但願，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官員能夠明白只有實行現代化的政府體制，才是保障他們個人尊嚴、人格的最佳途徑。

不過，現在他們似乎還不明白，不然，官方媒體不會甘冒干涉他國內政的風險去諄諄教誨駱家輝要「好好做駐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