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群】新加坡的道德價值取向

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5期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國家，它強調多元性的和諧共存，那麼，它有沒有自己的道德體系？或者說，它還只是有多元性的、不同性質的道德體系並存？新加坡自1959年獨立以來，在近50年的發展過程中，對於自己的文化道德建設從來沒有放鬆過。這種文化道德建設是在一種指導性的意識下進行的。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新加坡自己的道德價值認同已經形成，或者說現在的新加坡政府，正在推行的是一套具有傾向性的道德價值體系。同時，新加坡這套道德價值體系，也並不是無根之物，它與新加坡有意識、有傾向性地對傳統的繼承有直接關係。一、新加坡對傳統道德資源的挖掘新加坡政府在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對社會的道德建設。新加坡的道德建設，又體現在對傳統道德資源的挖掘上。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在這樣一個僅四五百萬人的城市國家中，彙集了世界四大文明的傳統：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這些文明或文化傳統對於新加坡的道德建設都起了重要作用。不過，在這個城市國家中，華人佔了3/4以上。而且，以李光耀為主要領導的新加坡領導層，多數都是華人。因此，新加坡政府最為重視的是對儒家倫理資源的挖掘。換言之，新加坡雖然有著多元性的倫理資源，但它最為重視的是儒家倫理資源。東西文化或文明在這裡匯合，對於現代新加坡的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都起了積極作用。然而，新加坡國人和政府認為，雖然新加坡原為英國殖民地，有著英國人治理社會留下的基礎和文化，但其人口的主體是亞洲人，亞洲文化傳統是他們文明與文化之根。尤其是在經濟起飛，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後，新加坡的領導人認為，亞洲價值觀或道德價值是他們能夠成功的關鍵性道德因素。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所取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就，是傳統的亞洲價值觀發揮了作用。前總統薛爾斯曾指出，卓越的經濟成就並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條件，如果我們強化社會道德結構，才能明智地處理我們的物質遺產。李光耀曾談到，新加坡在那些特別困難的日子裡，如1959年和1969年，之所以能夠渡過難關，主要在於新加坡的大多數人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他說如果沒有儒家價值觀，「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1]。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的華人，多數是移民的後代。這些移民大都很貧窮，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那他們怎麼還受過儒家倫理的熏陶呢？李光耀認為，儒家倫理文化傳統是一個在中國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悠久傳統，這些移民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卻實行的是儒家的道德教義。他們所具有的，是從父母親和其他親人那裡習得而來的。他們所生存的文化環境，就是這樣一種道德環境。民間文化和民間風俗，都包含著從儒家、道家和佛教而來的諺語和格言。在他們看來，這些移民沒有文化還有一個好處，他們沒有受到「五四」運動以來否定儒家的知識運動的影響。20世紀70至80年代，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地區「四小龍」經濟成功，在他們看來，其主要原因在於儒家文化與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結合。新加坡前教育部長吳慶瑞認為，東亞「四小龍」經濟成功的共同點是：都同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接受了儒家倫理價值觀的熏陶，從而培養了一批具有儒家良好行為準則的人。他們之所以取得出色的經濟成果，可以直接歸因於儒家關於人們要為國獻身的道德規範。他們從自身成功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儒家倫理資源可以為現代所用，而且現代國家的建設需要儒家倫理資源。西方學者認為，東亞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代表了有別於西方的另一種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強調自我是各種關係的中心，義務感、自我約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見和合作。它高度重視教育和禮儀。它注重信用社區和政府的領導。其經營的風格涉及既學習一整套實際技能又學習如何工作的一種程序和儀式。」[2] (P109)這種特殊類型的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就是「儒家倫理」。換言之，這是一種有別於韋伯所稱的新教精神，是儒家倫理精神的資本主義。「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的發展」成為理論界的熱點議題，海內外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試圖用儒家倫理來註解東亞國家經濟成功的經驗。他們認為儒家注重知識與教育、注重修身、注重自我與他人維持良好人際關係、注重信用及注重家庭的傳統美德，以及強調和諧和整體主義等價值觀，對於東亞經濟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們對於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非是單一性的因果解釋，而是在理解為一種動力結構，一種社會中的多數人所注重的價值以及一種特殊的經濟倫理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係的前提下，論述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之間的內在關係的。換言之，僅從因果模式理解可能是片面的，需要從文化整體的意義上理解儒家倫理的作用。海外學者對儒家倫理在東亞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研究，引起了新加坡的高度重視和極大興趣。因為新加坡領導人既意識到了傳統倫理價值觀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也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進人對個人價值更為重視的發展階段的憂慮。在他們看來，如果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體現西方價值觀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盛行，就勢必削弱人們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的動力，甚至摧毀其經濟發展的精神基礎。李光耀明確地指出，「倫理道德水準若低落，我國就會日漸走下坡。而能否維持穩定保持優勢在於社會道德結構而非經濟發展。」[3] 李光耀所說的道德水準，即是他所理解的亞洲價值觀的道德。隨著新加坡經濟的發展，如何維持亞洲價值觀念，抵禦西方價值觀念的入侵就成為其文化建設的重大課題。他們認為，西化傾向漸濃，如果漸次失落東方傳統價值觀，國家的發展就要失去道德基礎。而重整體、重社會、重家庭的價值取向的儒家倫理正是醫治此「病症」的一劑良藥。在新加坡，在幾代移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傳統文化的精神和力量，由於100多年來「歐風美雨」的侵蝕，似乎越來越弱了。加上新加坡已經實行多年的以英語為主要教學用語的教育制度，使得人們對於傳統文化根基的認同感越來越淡了。因此，當人們看到新加坡美麗的花園城市清潔衛生、秩序井然、成就卓越時，人們不禁會問，新加坡文化的根基何在？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視。新加坡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他們惟恐失去固有的文化和價值觀，從而成為一群無根的偽西方人。新加坡本身處於這樣一種困境中：他們一方面全面推行英語教育，從而導致青年一代對於母語的掌握能力迅速下降，而青年一代能夠直接閱讀西方文獻，這既對新加坡的經濟國際一體化和國際競爭力帶來了顯著好處，但同時也使得新加坡領導人所憂慮的西方價值觀的直接影響越來越強。在他們看來，如果新加坡沒有它本身的亞洲價值觀與傳統，即使它已經現代化或富有到什麼程度，將沒法在未來危機四伏的考驗中生存。「沒有這個支柱，社會將可能崩潰。」[4]為了現代社會及其發展的需要，新加坡政府有意識地引導了對儒家倫理的改造。從1982年至20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在中學系統開設了「儒家倫理」課，這也是在當代世界具有創舉性的試驗。對於儒家倫理，新加坡並不是把它全盤照搬到現代社會。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意識到，儒家倫理是一個蕪雜的體系，其中有著與當代社會不適應的內容。他們需要汲取符合時代和社會需要的，適應新加坡國情的儒家倫理內容。換言之，他們是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倫理的意義上，強調傳統文化或亞洲價值觀對於他們的重要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新加坡對儒家倫理的汲取、改造並為其所用，是一種實用性的態度。儒家倫理是否就是他們所理解的亞洲價值觀，則不在考問範圍內。實際上，對於儒家倫理這樣一種文化源頭，可以挖掘或發展出多種價值觀取向的問題，則從來沒有討論。以新加坡前教育部長吳慶瑞的說法，儒家學說是以孔子的道德體系為中心思想。這套思想可分為兩個部分：政治思想和與個人道德行為相關的思想。新加坡所要汲取的是儒家學說中的關於個人行為的道德思想，而不是關於政治的思想學說。這是新加坡所確立的汲取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而在關於儒家的個人行為方面的道德思想，他們主要汲取儒家的君子品格的價值觀，並且把這貫徹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之中。新加坡對於儒家的君子品格的價值觀的理解，與杜維明等新儒家學者對於儒學的闡發是分不開的。在他們看來，儒家的「君子」，是具有仁愛的美德、坦蕩的情懷、文質彬彬的氣質、言行一致的作風、善惡分明的良知、反求諸己的自律；更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節操。能以忠恕之道待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的自我是各種人際和社會關係的中心，它不是靜止的，而是能動的、發展的中心，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從自我擴展到家庭、鄰里、社區、國家和世界乃至宇宙。個人的成長或發展就是這樣一系列的突破自我局限而發展的同心圓。在這個擴充過程中，自我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而開發出他的內在資源，把自己培養成一個關懷他人、有責任感、目光遠大的人。這個過程與個人的道德修養過程是同一的。他們認為，儒家倫理的核心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他們結合新加坡的具體國情，賦予這一核心以新的內涵。「忠」就是忠於國家，效忠新加坡，要有國民意識。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國家，有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孝順父母，尊老敬賢，形成尊敬老人、關懷老人和孝順老人的社會風氣。「仁愛」就是要有憐憫同情之心和友愛精神，尊重關心他人。在處理種族、宗教、勞資關係以及新老兩代人的關係上，都應堅持「和諧至上」的人際關係準則。「禮義」就是待人接物不僅要以禮相待，而且要坦誠守信，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心。「廉恥」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潔，杜絕貪污受賄和裙帶風。這是新加坡政治穩定、國家興旺的關鍵所在。經過改造充實的儒家「八德目」，已成為新加坡的「治國之綱」和社會道德標準。更為重要的是，新加坡把他們理解的重整體、重義務、重責任的儒家倫理進行現代轉化，而提出了作為他們國家意識形態的共同價值觀。當然，他們認為共同價值觀不僅有儒家資源，還有其他文化資源。新加坡認為，亞洲倫理文化具有共同性。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和印度文化，都可從中找到他們所提倡的共同價值觀的源泉因素。如新加坡人認識到，馬來人的家庭價值觀是與儒家的家庭價值觀一致的。二、國家主義取向的共同價值觀新加坡的道德重建主要體現在對共同價值觀的確立上。新加坡人認為，亞洲社會所提倡的倫理有著基本的精神和觀念，這就是把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在新加坡政府看來，這就是儒家倫理或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所在，有這樣一種價值觀，才使新加坡變成凝聚力很強的社會。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共同價值觀」。1989年1月，時任總統的黃金輝在國會發表演講，正式提出共同價值觀的主要內容：國家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四點構成了共同價值觀的基本框架。後經國會內外各界人士的廣泛討論，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並對原先四點內容進行補充完善，提出了五點內容作為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① 後來，在國會議員孟建南的建議下，將「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改為「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求同存異，協商共識」，改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在孟建南看來，「關懷扶持，同舟共濟」，只是很簡單地提及關心個人，但改為「尊重個人」，卻包括了對個人的關懷、愛護與照顧的意義，使得每個人都能認識到自己在新加坡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對於「求同存異，協商共識」這個價值觀，他認為真正的含義應是當大家在提出不同意見與交流意見時，仍然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在一起。因此，即使是不能取得共識，也應尊重相反意見。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在取得共識的過程中，反目成仇。因此，他建議改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以便能夠真正表達這條價值觀的含義。這兩個修改動議都為新加坡國會所接受。1.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這裡的國家至上，就是把國家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而社會為先，是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社會永遠高於個人，國家整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總代表，個人服從社會的利益，也就是服從國家的利益。並且，國家高於社會，高於一切。白皮書指出，把社會和國家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一直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因素。它使新加坡能克服許多艱難的挑戰。1988年，時任總理的吳作棟正式提出「國家意識」的建議，並把這種「國家意識」稱為各族和所有新加坡人都贊同並賴以生存的共同價值觀，它可協助新加坡發展一種認同，把各種族團結起來，並決定新加坡的未來。李顯龍說，這種國家意識是一種國民獨特的氣質和精神，是一個視其有而又與他人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核心價值觀，它是一種鞏固社會和政治制度的信念。因此，這一條也就是最集中地體現國家主義的原則。它作為新加坡的根本政治原則和新加坡的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必然成為共同價值觀的核心。新加坡所提出的這條國家主義的核心原則，有著新加坡發展歷史的深厚基礎。這條根本原則是新加坡在過去20多年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它奠定了新加坡國家意識的堅實基礎，增強了各種族間的凝聚力，使新加坡人能夠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克服重重困難和危機。實際上，新加坡的成功，在於有一個好的政府機制，一個廉潔的政府，和一個有著相當威權而又有能力的核心領導人——李光耀。新加坡必須反思自己的成功能夠為未來帶來怎樣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也應當看到，民主是否是未來新加坡的一種選擇。李光耀明確地說到：「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5] (P563)一個好政府強過民主，或者說，寧要一個好政府而不要民主。他指出：「雖然民主與人權都是可貴的意念，但我們應該明白，真正的目標是好政府。」[5] (P571)所謂「好政府」，也就是能夠帶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政府。這條價值觀提出時就有人異議。國會議員許南山說，「只有一個公平的社會才值得人們將它置於個人之上，如果社會是腐敗的，但人們仍將它置於個人之上，那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6] 這裡所說的「社會」也就是掌握國家命運的政府。2.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首先，這是一個高度重視家庭的價值觀。新加坡強調，有了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社會結構將會更加牢固。家庭的和睦幸福，國家和社會的團結穩定才有保障。其次，雖然家庭很重要，家庭是「根」，但社會是「本」，社會比家庭更為重要。但這樣並非意味著家庭不重要，不過，新加坡人看重家庭是從社會意義上看的。這從共同價值觀的英文條目可以看出，英文直譯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3. 「社會關懷，尊重個人」。白皮書說，我們在倡導「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時，也強調個人的價值，每個人在新加坡社會中所享有的權利是不容侵犯的，是受到尊重的。其實際內容為：國家必須為每一個公民提供平等的機會，使每一個公民在工作和生活上有良好的起點，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也應該公平和廣泛地分配，社會不僅要獎勵在工作和生活競爭中的優勝者，也要照顧成就較差的一群，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會，但又要竭力避免使新加坡成為一個類似於西方那樣的福利國家。白皮書的英文可直譯為「社會考慮(重視)和支持個人」。因此，對於新加坡人所講的個人權利，不可以西方公民理論中的權利來理解，它只是一種受到國家保護的權利。前總理吳作棟有一段話，可作為這條共同價值觀的最好注釋：「新加坡是一個國家，如果一個人掉了隊，我們不會不管他。我們會想辦法幫助他，使他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我們很幸運，新加坡就好像一個大家庭，一向我們社會很重視同舟共濟的優良美德。」我們可用當代西方共同體主義對共同體的理解再詮釋這條共同價值觀，即新加坡人把社會理解為一個共同體，一個所有成員追求其共同善的共同體，人們在這種共同追求中獲得自己的利益，或因參與共同善的追求而享有自己的善。麥金太爾等當代共同體主義者也許可以在新加坡發現他們的理想模式。4. 「求同存異，避免衝突」。這條共同價值觀是指在處理各種關係和解決問題時，要本著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的原則，通過廣泛討論而達成共識。新加坡雖然實行威權政治，但一定的言路開放還是存在的。國會雖然是以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為主體，但還是有少數的反對黨存在。同時，這裡的協商和避免衝突，主要是指不同種族、不同宗教和文化間的協商對話，因為這些多元種族和文化中存在著衝突的潛在可能性。5. 「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白皮書說，種族與宗教和諧是新加坡生存的基礎，除非各種族與宗教和諧相處，否則無論是占人口多數的華族還是任何少數種族都無法取得繁榮和進步。白皮書還指出，繼續發揚儒家文化傳統與遵守五大共同價值觀並無衝突。相反，華族可以通過吸取儒家倫理概念，以生動而具體的實例來理解抽象價值觀中一些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東西並加以修改，以適應新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通過制訂共同價值觀把儒家思想強加在所有新加坡人頭上，強調種族和諧，也就是強調既不搞民族沙文主義，也不要狹隘的民族主義。各民族、各宗教都應彼此尊重、相互寬容，而不能排斥異己，獨我為宗。這五大價值觀被稱為國家意識形態，是新加坡強化自己價值觀的重要表現。這五條共同價值觀原則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核心精神是通過家庭、種族、宗教之間的和諧以及穩定關係來維繫和鞏固國家的安定團結和和諧發展。它是集體性取向的，尤其是以國家為最高取向的價值觀。李顯龍說：「這五大價值觀強調社會在個人之上，即以社會為本。」他又說：「在我們強調社會為先的同時，我們也鼓吹國家至上，國家利益不只是在個人之上，它也在任何社群利益之上。」[7] 李光耀的理解更說明問題。他在分析東西方的不同時談到，美國人以為社會是為了個人利益，所以讓每一個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給他更多自由，而新加坡則強調集體利益，政府須保護的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個人行為。因此，它是一種國家主義的價值觀體系。提出這樣一整套價值觀，從直接動因看，是出於對抗西方價值觀對青年一代的影響，從長遠動因看，是由於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權利意識的增長，這種增長可能會導致提出激進的民主要求。以國家白皮書的形式提出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或價值觀體系，這在當代世界還是第一例。在這個越來越多元的價值觀時代，新加坡給了我們一個一元價值觀的範例。三、家庭價值觀在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後，新加坡繼而提出家庭價值觀。應當看到，家庭價值觀同樣是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義。新加坡領導人強調，之所以提出家庭價值觀，是為了更有效地將社會五大共同價值觀付之實行。而為了保障家庭價值觀的實行，新加坡還頒布了《贍養父母法案》。1993年，在新加坡衛生部長姚照東的倡議下，由新加坡大學社會工作與心理學系高級講師來世良博士等13人成立家庭委員會，負責收集民意，擬定家庭價值觀。接著舉行全國各族討論會，對家庭價值觀做最後修改，這種家庭價值觀共有五個方面，即：親愛關懷、互尊互敬、孝順尊長、忠誠承諾、和諧溝通。該委員會把這五項家庭價值觀歸納為：愛、敬、孝、忠、和，簡稱為「五德」。前面五個方面與「五德」是緊密聯繫的。親愛關懷，重點是愛，家庭成員之間的愛，它使得家庭成員相互珍愛，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懷能夠使得家庭成員之間和濟共處。互敬互重，其重點是在「敬」，互敬是對家庭成員的體諒和尊重，它意味著承認、接受和寬容他人與自己的不同之處。它涉及到給予和接受的態度以及對人的寬恕。一個受到家庭其他成員尊重的人，也應學著尊重他人。孝順尊長的重點在「孝」，孝意味著尊敬和支持雙親和老人，當他們步入晚年時，對他們的生活給予支持。忠誠承諾的重點在「忠」，承諾是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支持的意願。它涉及到個人自願的犧牲。家庭是一個團隊，家庭的興旺取決於分擔共同的責任。家庭成員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為家庭的幸福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家庭價值觀強調，「家和萬事興」，家庭內的夫婦、雙親與子女、長輩與幼輩以及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和諧，是家庭價值觀的重心。很顯然，這種強調有著繼承儒家倫理的背景。家庭價值觀把共同價值觀中關於家庭那條價值觀具體化。新加坡之所以重視家庭價值觀，是因為，在新加坡政府看來，家庭的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同時，家庭價值觀是亞洲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家庭價值觀強調家庭成員彼此的合作、忠誠與責任。在家中如果能夠做到這一切，那麼，在社會上，他也就能夠效忠國家和對社會負起責任。這完全是儒家倫理的思路。並且，新加坡認為，家庭凝聚力是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家庭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為了強化家庭價值觀，1994年，新加坡政府國會通過了《贍養父母法案》。新加坡領導人考慮，如果國家出現孩子忽略年老父母或沒有好好照顧父母的趨勢，就有必要像台灣或以色列那樣，通過法律來確保子女奉養年老父母。因此，這一法案具有防患於未然的特點，同時，也是針對極少數不盡孝道的子女而設。這個法案提供了一個架構，一方面使得那些不幸和無法享受親情的父母獲得了一些保障，另一方面也給那些不願負起道德責任的子女一定的約束。有了這樣一個法案，也讓那些不願贍養年老父母的人意識到，不願贍養父母不僅是不道德的行為，而且是違法行為。《贍養父母法案》從法律上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新加坡政府維護傳統的家庭倫理價值觀的決心。在《贍養父母法案》中，政府還提出了具體的家庭守則：子女對父母要用親切稱呼；父母講話時，子女不要插嘴；父母或長輩呼喚子女要隨叫隨到。另外，在分配或購買政府組屋時，對三代同堂家庭或子女就近於父母購房者實行優惠政策。四、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對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加坡在將傳統價值觀升華為共同價值觀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的核心也就是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中的核心內容：個人服從社會與國家，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即強調社會與國家的至上性，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亞洲價值觀從倫理上看，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價值觀；從政治上看，是一種威權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秩序與服從，強調忠誠與責任，而不重視個人權利。在他們看來，東西方文明、東西方化、亞洲文化、西方文化、亞洲價值觀、西方價值觀，這些屬於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不同和爭論，存在於人類社會、特別是近代史中已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這裡的東方，是指亞洲。所謂東西方文明是指西方同亞洲的文明。西方不完全是地理概念，主要是指歐美國家。我們看到，亞洲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豐富的區域。從北部的日本、韓國到西亞的葉門，從中亞的哈薩克到南亞的斯里蘭卡，在這廣闊的土地上，活躍著儒家、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也差異極大。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說有一種統一的亞洲價值觀，或一種有共性的亞洲價值觀呢？當我們研究亞洲文明和價值觀時，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每個亞洲國家的文明和價值觀，另一個是亞洲國家文明和價值觀中共性的東西。而新加坡所說的亞洲價值觀，就是這種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文明中的具有共性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在價值意識形態方面，由於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甚至更為久遠的歷史年代裡遭遇的相似性而產生共同的價值觀念。其中有家庭觀念、社會道德、民族或某種理念等共同的觀念或相似的觀念，這就是亞洲價值觀形成的基礎和存在條件。因此，新加坡所講的亞洲價值觀並非只是儒家價值觀。李光耀說，他從來也沒有說他自己所說的亞洲價值觀只是指儒家價值觀，他所指的其實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在漢語系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都得到認可。在新加坡政府看來，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是根植於三大亞洲文化傳統的：中國文化的、印度文化的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價值觀也就是亞洲價值觀。而他們提出亞洲價值觀的概念，又是為了對抗西方價值觀。在他們看來，西方價值觀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堅持個人利益至上，個人第一。並且個人主義等西方的歪風邪氣正在影響新加坡的青年一代。新加坡政府認為，提防亞洲價值觀被腐蝕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樣才可避免弱化社會支柱的長期性威脅的事情發生。「令人擔心的是，如果新加坡沒有它本身的亞洲價值與傳統，將沒法在未來的嚴重危機考驗中生存，即使它已經現代化或富有到什麼程度。沒有這個支柱，社會將可能崩潰。」[4] 1989年，時任總統的黃金輝在主持國會新會期開幕時曾提到：「亞洲人的道德觀、責任感以及社會概念，正逐漸由一種較西化的個人主義，以及以個人為中心的生活概念所取代。」[4] 因此，他們在強調亞洲價值觀的同時，反對西方價值觀，反對個人主義。新加坡人認為，他們在兩個方面與西方展開鬥爭，一是有關價值觀方面，二是有關行為方面。新加坡政府官員庄日昆對此發表言論說：「政府提倡飲水思源精神，防備個人主義思潮泛濫。」他認為：「飲水思源是中國及許多亞洲社會所崇尚的一種道德觀念。國人之所以能熱愛國家、尊老敬賢，就是因為我們時時不忘溯本尋源，發揮我們的優良傳統文化。」[8]就「亞洲價值觀」這一提法而言，並非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認為很合理。有人發文說，當我們說到「亞洲」時，總是一廂情願地把「亞洲」國家定了調，或定了型，認為我們所談論的國家一定是在這種價值觀範圍內的。他們指出，日本仍是居於美國之後的第二經濟大國，那時的伊拉克仍念念不忘對鄰國發動戰爭，當時的伊朗原教旨主義革命正在勢頭上，而俄羅斯(它有3/4的領土在亞洲)則處於冷戰結束後的經濟衰退中，等等。亞洲的經濟文化以及價值觀體現並不是單一的。而他們所說的亞洲價值觀的「亞洲」，實際上僅限於東亞國家和地區，因此，後來人們又將他們所提倡的這種價值觀稱為東亞價值觀。不過，新加坡政府仍沿用亞洲價值觀的說法。新加坡把現代青年中的不良習氣以及不良社會風氣歸因為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的結果，激起了一些西方人士的不滿和反駁，他們在新加坡的報刊發表文章，認為「現在是應該停止把西方人指為不良影響的時候了」。西方人士說，他們也有東方人所相信的孝道、誠實、關懷與禮貌的行為。我們也知道，一般西方人士的道德水準並不是普遍比東方人低。新加坡人說，這是西方人為西方的價值觀「平反」。李光耀則指出，儘管一些西方人認為他們的文化價值觀比較優越，不過不足以構成由西方的自由主義文明取代具有幾千年歷史、而且根深蒂固的中國和印度文明的理由。他說：「西方人如果認為他們所具有的價值觀是更優越的，他們就必須拿出更好的成績來證明這一點。」[9] 在李光耀看來，西方經濟在走下坡路，而東亞的經濟則在蒸蒸日上。而這個結果將使得亞洲價值觀重新獲得肯定。」[10]然而，隨著討論的深入，不少人感到一味強調亞洲價值觀的優越，具有一種文化偏執性。因而也有人為西方文化鳴不平。在一篇題為《我們可從西方文明中學些什麼？》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我們可以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和守時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的講禮貌和公德心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最後說：「簡單地總結一句：我們應抱著開放的心胸，選擇和吸收西方文明裡優良的部分，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更優雅。」[11]個人主義是新加坡政府所認為的最應防範的道德上的大敵。而什麼是個人主義？新加坡的理解似乎是不確切的。有人發表文章指出，有一個習慣上的模糊概念需要澄清，即個人主義不等於自私自利。他們指出，在中國，習慣上將自私自利的行為稱為「個人主義」，與政府所提倡的集體主義精神相悖。同時，這也與長期以來個人利益被忽略有關。在新加坡由於華人居多數，受中國影響也把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相混淆。實際上，在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是兩個概念而且並不混淆。自私自利不僅指過分關心、看重自身利益、不關心他人、不顧及他人利益，而且意味著可能損害他人利益。這在美國這樣的個人主義社會也是要遭到譴責的。[12] 在美國，大體上講以民為主宰，個體上講以我為核心，這是個人主義的溫床。個人主義的觀念和理論，在美國是指：(1)國家存在的意義純粹是為了個人，個人利益至上是天經地義的；(2)價值、權利和責任源於個人；(3)個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獨立性，個人行為、利益和首創精神不受他人制約；(4)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和發展自己。從正面看，個人主義理論在美國無可非議。因為它的確以其合理合法保障個人發展。其消極意義在於，當個人利益與別人或群體利益發生衝突時，以個人利益為重，先為自己考慮，後為他人或群體考慮。因而易於導致自私自利的行為。也就是說，個人主義不僅有負面的因素，同時也有積極的因素，新加坡不能一概否定之。個人主義肯定個人的成就意識、競爭意識、自我實現意識，這些都是保持新加坡的競爭力所必需的。而把群體主義的價值觀與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勢必導致競爭力下降。在新加坡，處理好群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應關係，競爭力無疑還會加強。還有人認為，新加坡一貫強調種族和睦、團結互助、互相依存，使新加坡成為東亞的明珠，在此前提下，如果更為注重個人成就將不會是件壞事，因為這與群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相輔相成的。【注釋】：①正式發表的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是英文文本，其內容為：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above self. 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Regard and community support for the individual. Consensus instead of contention. 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參考文獻】[1]李光耀. 儒家價值觀的熏陶，使新加坡人克服困難和挫折[N]. 聯合早報，1994-10-06.[2]杜維明. 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M]. 北京：三聯書店，1989.[3]李光耀. 倫理道德水準若低落，我國就會日漸走下坡[N]. 聯合早報，1994-08-14.[4]一個關於「價值觀」的辯論[N]. 聯合早報，1990-07-26.[5]李光耀. 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A]. 李光耀40年政論選[C]. 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公司，北京：中國現代出版社，1994.[6]一個公平的社會才應置於個人之上[N]. 聯合早報，1991-01-15.[7]共同價值觀並不是教條[N]. 聯合早報，1991-01-15.[8]庄日昆. 政府提倡飲水思源精神，防備個人主義思潮泛濫[N]. 聯合早報，1995-05-30.[9]如認為價值觀優越，西方須拿出成績證明[N]. 聯合早報，1998-12-13.[10]李資政. 亞洲價值觀將重新獲得肯定[N]. 聯合早報，1995-02-06.[11]我們可從西方文明中學些什麼？[N]. 聯合早報，1996-04-19.[12]個人主義與個人成就：美國和新加坡的異同[N]. 聯合早報，1992-11-03.（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5期。編輯錄入：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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