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社會

　　你什麼樣，社會就什麼樣。但總能聽到抱怨，社會讓我變成了這樣。

　　中國人不冷血。

　　若冷血，哪有那麼多對凡人小事的讚美、對正義的呼喊以及自責自省？

　　中國社會不冷漠。

　　若冷漠，哪有那麼多自發的捐款、無償的獻血、志願的義工和豐富感情？

　　但為什麼，除了吏治，社會上商業欺詐、制假售假、虛報冒領、學術不端等現象屢禁不止，「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溫家寶語)。天災與人禍相欺，當代中國人為此吃夠了苦頭。

　　佛山街頭的小悅悅，是加在中國道德駱駝身上的又一根稻草。

　　舉國皆驚，公眾的恥感被強力喚醒，對冷漠社會的批判與巨大的批判熱情之間形成悖論：既然對道德的反思能萬眾一心構成同一聲部，那麼之前的彼此提防與傷害是怎麼發生的？

　　柏拉圖說：「人類對於不公正的行為加以指責，並非因為他們願意做出這種行為，而是唯恐自己會成為這種行為的犧牲者。」當惡橫行、善不彰、權力監督失效、法律權威坍塌、趨利避害成了社會個體的首選項，無論男女老幼貧富，成為犧牲者在所難免。

　　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已經站不住腳了，社會的體溫會因此下降，良知冬眠，正義路險，將有更多人死於意外和心碎。事後，當維護道德變成了一種辦公室政治，一種口頭上的政治正確，完全於事無補。

　　我們不能用一個最低標準來運作這個社會，套用米歇爾·福柯的話，我們「必須保衛社會」。如何保護？如本刊採訪的七位學者所言，法律、政府、企業、社會機構、個人，都向著拯救的目標，做各自該做的事。重要的是，社會生態和人際關係，會因個體選擇的量變而質變，因社會導引機制的變道而轉向。

　　「不滿是個人或民族邁向進步的第一步」(王爾德語)，現在我們一起來走好下一步吧。

　　旁觀他人的痛苦

　　蘇珊·桑塔格說得不錯，「同情是一種不穩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轉化為行動，否則就會枯竭」。我們最終沒能挽救這一個小悅悅，但如果我們有所改變，就有可能避免出現下一個小悅悅。

　　文/侯虹斌

　　在舉國關注中，2011年10月21日0時32分，頭上插滿呼吸管的小悅悅終於辭世。

　　1906年，留學日本的魯迅觀看幻燈片，看到日俄戰爭時，一個中國人給俄軍做偵探被日軍捕獲，正被砍頭，一群雖強壯但麻木不仁的中國人正津津有味地圍觀。此景深深刺痛了魯迅，他於是憤然離開。

　　105年之後，佛山一位兩歲的女童小悅悅，倏而就讓全民都變成了魯迅，哀嘆路人的麻木和冷漠。他們說，這一天，2011年10月13日，應該被定為中國人的恥辱日。因為，這位女童在被車碾過之後，18位路人陸續從她的腳邊走過，無一人扶起她，她又被第二車碾過。直到第19個人露面，才把小悅悅抱起來，稍稍挽回了這個城市的顏面。

　　冷漠是種症候群，不是今天才有；那些懷舊的人們，他們大概忘了上世紀黃金的80年代間，大學生張華跳進糞坑救起老農而犧牲，安珂見義勇為抓小偷時在人群中被刺死，輿論早就進行過一輪又一輪的「國民劣根性」的圍攻和洗禮了。但這種討伐，並未能遏阻冷漠症的蔓延。

　　小悅悅是不幸的；而審視和清算不幸的緣由，雖然已不能挽救這一個小悅悅，卻有可能避免出現下一個小悅悅。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死

　　通過視頻，這19個路人、乃至於小悅悅父母、兩位肇事司機的行為被放到顯微鏡下，眾人的注視已使之成為一個奇觀(spectre)。注意，視頻中的眾生相是一重奇觀，而這些眾生相經過網路傳播、紙媒渲染、電視採訪之後，甚至在西方國家的媒體里也成為焦點，讓萬千中國人嘖嘖稱奇、絮絮叨叨、爭論不休，更是一重奇觀。

　　第一輪的聲討，是針對這些路人的殘酷和冷漠。有人打算在網路上人肉這些路人。有人認為他們丟盡了佛山人、丟盡了中國人的臉。視頻足以證明，這些人看到一位受傷的女童就在自己腳邊悲慘地蠕動時，他們選擇了繞過她，繼續前行。舉手之勞可救一命而不為，導致女童二度被輾。

　　此事社會反響極大，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個部門公開召集「譴責見死不救行為」，正在商討立法懲罰見死不救。廣東的媒體亦密集反思。然而，如果輿論僅僅走到這一步，那便不叫反思，而只是空泛的道德討伐，也就是一個痛快而已。

　　2003年，學者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亦被譯為《旁觀他人之痛苦》和《關於他人的痛苦》)一書中，便說過「有距離地旁觀他人受刑(如電視新聞)轉化為一種普遍化的消費者常態。如果你有同情心呢？——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在不相干的電腦屏幕、手機屏幕或電視新聞里，批駁起別人的道德水準來，是多麼輕俏，又多麼有力啊。造就如此殘忍而冷酷的現實，我們沒有人是無辜的，我們自己，只是正巧不是那個路過悲劇的人，不是那些被錄像記錄下來的人，而已。

　　正如一個最常被援引的聖經故事，大家要朝抹大拉的妓女瑪麗亞頭上扔石頭砸死她，耶穌說，誰認為自己沒有罪才可以向她扔石頭。有多少人敢說自己無罪呢？在多個網站關於「你會不會去救小悅悅」的投票當中，永遠還是有超過兩位數的人選擇了「看情況」、「不一定會救」、「肯定不會救」。這裡還沒有包括那些說得到、做不到的人。可見，這個社會的痼疾冥頑到什麼程度。

　　所以，理性的蘇珊·桑塔格說得不錯，「同情是一種不穩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轉化為行動，否則就會枯竭」。

　　吏亂，有獨善之民乎？

　　然而，若要把什麼屎橛子都栽在「國民劣根性」上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會掩蓋不良的社會弊端所製造的惡，就會認命，會放棄。

　　關於冷漠，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兩三年前扶起老人反倒被判賠的「彭宇案」。微博上，@何兵說：「一個多月前，接受央視採訪。問：南京彭宇案法律上複雜嗎？答：法科大二學生的常識。問：你對此案有何評論？答：這是一座里程碑，埋葬正義的里程碑，簡稱『墓碑性判決』。昨天，央視記者再問：小悅悅案有何評價？答：墓碑在閃閃發光！」這樁極其簡單的判例，這就是一個顯著的破窗效應。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被清洗掉，很快地，牆上就布滿了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個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卻無人追究，那麼，更多的人就會毫不猶疑地跟著做，不覺羞愧。

　　非常態的人性幽暗是人類罹患的一種病；可一個人見死不救是小毛病，18個人集體見死不救那就是病入膏肓了。追討個人的良心，沒有錯；但如果不追討禮崩樂壞背後的機制，這樣的一艘船，即使不在這裡漏水，也會在那裡擱淺。

　　這裡又重返一個問題：如果體制有毒，個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中，可以找到答案：「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

　　烏合之眾下的道德批判

　　批判與質疑別人，有時會有道德上的優越感，有時會有智力上的優越感。除了司機應該毫無疑義地擔負起刑事責任之外，救起了小悅悅的清潔工陳賢妹，和小悅悅的父母，也被旁觀的人們擺上了掃描儀，被細細地剖析和品味。

　　陳賢妹本來是一介尋常人。政府獎勵之，民眾捐助之，甚至還有人說應該給她立一座碑；本來只是出於救人一命的正常倫理，但上帝出考題了，當所有人都往後退了一步的時候，唯獨她留在原地，她便成了這個貧瘠的時代的英雄。然而，此時另一些神奇的聲音響起來了：質疑這位救人的年老女清潔工是炒作，是想發財，不收錢就是嫌錢少。此時，我才深深理解，這樣的一個群體，學者勒龐早就在《烏合之眾》里精準地描述過，即是情感幼稚、道德敗壞、智力低下；這樣的人群，當他們其中一個人獨自面對救人的陳阿婆時，他們很難把如此拙劣、如此下作的話說出口；而當他們隱匿在人群中的時候，他們便可以盡情地噴不負責任的口水。

　　陳賢妹把所有的獎金和捐款都給了小悅悅的父母，在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採訪中掉下了眼淚。她是一個被現代文明遺忘的底層女性，所以她幸運地逃脫了被污染，中國式潘多拉之盒中的穢氣，尚沒有來得及感染到她。她不是這個時代的英雄，她是隔絕和獨立於這個時代之外的英雄；她不能為這些個文明社會挽回顏面，她的乾淨反而使這個文明社會的孱弱與無恥進一步露怯。簡而言之，她受到了多大的詆毀，就擔得起多大的讚美。

　　而小悅悅的父母，在這場巨細靡遺的輿論風暴中，也沒能逃脫審判：他們是受害人，他們卻不是無辜者。惡劣而壅塞的小市場，就因為數秒鐘的大意，成了這一家人夢斷的所在。譴責者的指控是，如果沒有條件為孩子的安全和幸福負責，那就不應當把孩子生下來。而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農村小夫妻進城務工，要養活一家四口，雙方都要工作，一輩子都請不起保姆的人所在多有，是否，這數以千萬計的族群一輩子都不能生孩子，不配生孩子？我們該如何改變這數以千萬計的孩子們的生存環境？如何讓這些不能指望有人專職撫養的孩子們不再擔驚受怕？

　　是的，從技術層面上來說，父母的片刻疏忽即便在有相應立法的西方國家也未必會入罪；但喪女之痛與罪感，應當會像紅字一樣跟隨他們一生。與這種苦難相比，刑罰便是多此一舉了。旁觀他人的痛苦，的確難以保持得體的姿態；同情可能是美德，太泛濫了就成了犬儒；批判是反思、是進步，太過度就成了刻薄、刻毒；即使你慷慨地捐贈了、援助了，也並不代表你就有了審判別人的資格。

　　除了形而上的道德譴責，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積極的東西。剝離和展示人性的幽暗面不是指標，讓更多有良知的人被迫從漠然或懦弱中直面、驚醒才是目的。比如，數天之內，小悅悅父母收到的社會捐款即達27萬元，其後仍一直在增加；無數素不相識的網友在為小悅悅祈願，醫生在努力，政府也在努力。

　　只是，真正要抵禦道德這座沙塔的潰敗，這些都遠遠不夠；一個彭宇案，足以敗壞十年的道德宣講。於是乎，網路上廣為流傳著一個「撐腰體」的帖子，開頭就是北大副校長的一句話：「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

　　按常理，這是則假消息；如果它能成真，而且還能付諸實踐，那麼，比別的什麼努力都更能修補人心。

　　許子東：道德上「知恥近乎勇」，法律上亡羊補牢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文學系教授，《鏘鏘三人行》嘉賓)

　　《新周刊》：你在《鏘鏘三人行》中很憤怒，主要談了司機的責任，怎麼看待路人的行為？

　　許子東：我看到了那個錄像之後，覺得很可怕、很不舒服。現在這個事情有最新發展，我剛剛看到香港報紙的報道，報紙上說，冒充司機打電話的人，是路人之一。他看到這個情景，直接繞過小孩，他沒有走開，躲在那個路口，觀察了十幾二十分鐘，看了整個過程。為什麼要去冒充打電話？為什麼要說「壓傷不如壓死」之類的話？他說自己想出名，想學「鳳姐」，這個人姓趙，已經向佛山的警方自首。這是《蘋果日報》的報道，如果這一切屬實的話，事件就更有戲劇性了。路人不僅僅是膽小怕事的問題，整個參與在這裡面。

　　Anyway，我們不管事件的發展，只是講路人冷漠的話。我覺得冷漠是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是值得批評的，是一種錯，但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從心理學和社會環境去理解。

　　我的憤怒主要是作為一個開車人的身份，我覺得司機、特別是第一個司機，不僅是失去了司機的職業道德，也跨越了人性的底線。我的憤怒主要針對那個司機的「停頓」，不僅給交通法律提供一個經典的案例，還為哲學上討論人性的惡、人應當在什麼時候受懲罰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案例。

　　《新周刊》：你剛才談到了人性的惡，但有人說那可能只是司機的下意識反應，這裡面有討論的空間，你覺得呢？

　　許子東：不可能，我考駕照的第一條就是，「出了任何交通事故，你不能從交通現場逃逸」。出了事故，是錯，但逃離現場，你就是犯法。事故可能是某一方的錯，也可能是大家共同的錯，但一旦逃離現場，就全部是你的錯，警察可以抓你。從一個交通事故變成刑事事件。如果中國交通法律沒有這些規定，那就是法律的殘缺。

　　「開車不是人權，是特權」，特權的代價是你時刻掌握了一台殺人機器，走路犯錯你是摔跤，但開車出錯，你就是殺人。任何一個開車的人都要有一個意識，不能離開現場。在「小悅悅事件」中，司機有絕大可能意識到那是活的東西，而不是一堆木頭。司機要逃走，就是害怕承擔法律責任，為此，他寧可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是別人的生命。

　　有人說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但我覺得這還是一個法律上的問題，道德問題當然有，但那是表象，而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這個事情至少牽扯到三個法律——有三個法律都應當檢討。第一，現在的交通法規使得壓死人的賠償很低——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但壓傷一個人的代價很高，這等於變相鼓勵或縱容故意殺死人。人性有惡的一面，人也是趨利避害的。這條法律絕對要糾正過來；第二，廣州正在討論，要不把「見死不救」列入治安條例或者法律，這個東西我和梁文道的想法不一樣。我認為，德國的法律是可以作為參考的，什麼樣的情況？如果你見到一個人生命垂危——而你去救他又不損害你的安全和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去施救，也不去報警，這應該是要做懲罰的，當然這個懲罰比較輕。我覺得從法理和國情上給國人一個清楚的判斷：如果這樣還見死不救，你在法律上是有錯的。我覺得這個帶來的信息比法律本身更有意義——如果說這個事情在法律上是沒有規定的，更多的人會覺得這跟自己無關；第三，路人見到這個不去救人，還假冒司機在網上搏出位，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無知、法盲，也是因為法律不健全，我們對網路上的惡搞甚至干預司法程序，甚至沒有犯罪的感覺，你在網路上妨礙了人家辦案這個本身是犯罪，如果說這個人再壞，有點法律常識，也不敢這麼做。僅就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引出三方面的討論。

　　《新周刊》：僅僅就跟法律相關嗎？背後的根源在哪裡？

　　許子東：根源太多了，但是我們現在能做的，只有在法律方面最為切實。簡單來說，無非是法制和道德的問題。道德的問題很簡單，「知恥近乎勇」，在這點上我不悲觀，網上這麼多人對這個事情憤怒、害怕，甚至寒心，講出很極端的話，這說明他們愛這個民族、愛這個國家，這件事情喚起了民眾對道德的正義感，但道德的破壞是長期的，修補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但是法律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期待人心向上，但我們得預防惡的人心。法律是抑制惡的，宗教是鼓勵善的，但我們現在精神文明建設還不那麼強，我們先加強法制，先防最壞的，好的就會慢慢有。

　　《新周刊》：這個世界會好嗎？感覺你挺樂觀的。

　　許子東：對啊，否則怎麼樣，我就兩句話，道德上「知恥近乎勇」，法律上亡羊補牢。我不覺得中國社會接近崩潰了，以前這樣的事情很多，「文革」中這種事情還不是意外事件呢。中國對人的踐踏從古就有，革命時期強化了。有人說中國的道德和法律比以前更差，現在甚至是最差的時候，我不同意，只是過去這些問題被掩蓋了。現在這類事情能引起全民的關注，是一種進步。 (採訪/張堅)

　　張鳴：助人就行了，多數時候是不損己的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新周刊》：請談談你對小悅悅事件的看法。在眾多爭議的聲音中，你最在意的是哪一種？

　　張鳴：關愛幼小是動物的本能，更何況是人呢？但是我們現在至少在我們中國某些地方，有些人的這種水準已經降到了動物以下。一個不懂得尊重人的社會，人是沒有地位和尊嚴的，今天落在小悅悅身上，只要機會成熟，同樣會落在另外的人頭上——無論他地位多高，人活得多麼體面。我覺得這種群體冷漠確實是已經發生，我們沒法迴避，社會也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為此付出代價。

　　《新周刊》：當下人們面對社會問題時，經常感覺到安全感的缺失和人心冷漠，背後的根源在哪裡？

　　張鳴：整個社會都比較冷漠，民眾找某些政府部門辦事，感覺是冷漠的，你不走後門他不想給你辦；平時別人有什麼事情找你的時候，你也很冷漠，甚至是冷酷；學校的教育也可以說很冷漠，內容很冷漠，教學過程中真正好老師也不多，關心學生的也不多，牟利的心態比較嚴重。只要不是熟人，在社會各個角度都會有，人沒有同情心。問這個事情能不能辦，首先他們會說不能辦，沒有說能幫人就幫一把。

　　我們的社會從根本上講，改革前是一種鬥爭的社會，一個仇恨的時代，後來變成一個金錢的時代，轉型過來了，除了錢，什麼也不認了，人與人之間變成了一種冷漠。這個社會說是以為人本，實際上就沒有以人為本。個人價值，生命價值並沒有得到尊重，我們的人性問題並沒有解決。出小悅悅這事也不奇怪，加上我們國家的制度也不鼓勵這種「管閑事」，不要說得到好報，至少不要受到傷害就可以了。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中國人面臨的是人性的雙重缺失，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它有社會的、有制度的，也有法律的。

　　《新周刊》：在人人疾呼社會共建的今天，正確調理之道是什麼？

　　張鳴：從根本上講要有人權的社會，承認人的價值，把生命權放在第一位，社會要鼓吹，改善我們的教育，改善我們的宣傳，改善我們的社會環境，政府要帶頭。我們普通人就要做得像個人一樣，像那個大媽一樣，她有什麼高尚的思想嗎？受過什麼教育嗎？都沒有，那她為什麼能那樣做？就是人性本能。

　　《新周刊》：普通人如何與社會(個體)相處，才能利人又不損己？

　　張鳴：助人就行了，多數時候是不損己的。但是有的時候利人也會損己，不要做太多的權衡就行了。其實我覺得只要多數人做到利人不損己就夠了，順手幫一下別人就很不錯了。

　　《新周刊》：這個世界會好嗎？

　　張鳴：我也不知道。看大家的努力吧。

　　《新周刊》：道德感的缺失會給這個社會帶來多嚴重的後果？

　　張鳴：社會越來越冷漠，活著會很不舒服。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不太敢要求別人會幫你，反之，你也往往很難想到會去救助別人。這種現象變得非常尷尬。人們都在往壞的想法去判斷事物，從根本否定了人們心中的一種善意，樂於助人這種動機也被否定掉了。(採訪/汪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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