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吉偉：評西方左派學者對歐美金融危機的認識

西方左派學者對歐美金融危機的認識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歐美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影響的看法；二是對歐美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西方左派學者普遍認為歐美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是，他們對這次危機的具體原因的分析又有兩個研究視角：資本主義「金融化」和利潤率下降規律。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紹西方左派學者對歐美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和影響的看法，第二部分分別介紹他們對這次危機的具體原因分析的兩個研究視角，最後我們簡要分析西方左派學者的認識對於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的啟示。2007年夏天，美國發生了次級抵押貸款危機，隨後波及到股市、美元匯率等重要的經濟領域，並引發了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動蕩。一些左派雜誌如《新左派評論》、《資本與階級》、《每月評論》等發表了一些關於這次危機的文章，有的左派雜誌專門呼籲理論界加強對歐美金融危機的研究。2009年春，《資本與階級》發表未著名文章《當前危機與社會主義者的反應》認為：「在這種形勢下，馬克思主義者具有特殊的使命：分析危機的原因和它的演變形式，對世界範圍內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進行保護和建立它們之間的相互團結的戰略進行討論。」該雜誌表示要「在分析危機並形成替代的戰略中起著巨大的作用」。一些左派學者甚至出版著作對這次危機進行深入剖析，如約翰·伯南梅·福斯特（John Bellanmy Foster）和弗雷德·麥傑道夫（Fred Magdoff）在2009年初出版了《大金融危機：原因與結果》一書。）儘管西方左派學者認為他們無法具體預測歐美金融危機有多麼嚴重，但是他們通過與以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比較，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這次危機的嚴重程度。首先，他們將歐美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發生的危機進行比較。羅伯特?沃德（Robert Wade）認為西方資本主義自1945年以來經歷了「體制轉型」（regime changes），從1945年到1975年是以凱恩斯主義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特徵的體制，「後來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特別是與里根和撒切爾夫人聯繫在一起，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競爭規則，因此提出國家『干預』要後退，擴大市場配置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Robert Wade，Financial Regime Change? [J] . The New Left,）「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組織發表的「聲明」認為：「與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危機——1994年墨西哥，1997年東亞和東南亞，1998年俄羅斯，阿根廷2001危機不同——當前的危機首先在資本主義體制的核心爆發，在美國爆發。它傳播並影響到整個世界經濟。」其次，他們將歐美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進行比較。西方左派學者認為，這次歐美金融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危機。福斯特認為：「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正在經歷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見過的巨大金融危機正在導致世界經濟增長的下降，正在指向可能的世界蕭條。」喬爾·蓋爾（Joel Geier）認為：「美國和世界現在正處在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開始階段。這次危機代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自由市場的最大失敗。……這次危機已經導致國際銀行體制面臨挑戰，證券市場大幅下跌，已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間最長、幅度最深的衰退打開了大門。」哈曼將大蕭條與這次金融危機進行了詳細比較，這兩次危機具有一些共同特點：「在兩種情況下，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異導致衰退的壓力，並且由非生產投資和投資支出來彌補」。「但是，當前的形勢與1929年之間也存在顯著的差異」。哈曼將這種差異主要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支出在近20年里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中心。「政府趨向於干預經濟的速度和熱情已經比那個時代大了」 。二是「金融和工業公司在比兩戰期間的運作的規模更大，政府將他們救出的負擔也就不成比例地更大了。」同時，西方左派學者認為歐美金融危機對世界不同國家的影響不盡相同。拉瑪?瓦薩德沃(Ramaa Vasudevan)認為，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特殊地位是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的關鍵，「這種循環模式的建立關鍵在於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在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固化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當前的危機也潛在地是美元霸權的危機」，從而威脅到美國帝國主義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歐美金融危機也對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產生重要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泡沫也破滅了，因為投資者從所有風險領域中逃走，出口需求隨著美國、英國和歐洲衰退的衝擊而下降」。西方左派學者總體上認為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基礎薄弱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會更大。關於歐美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西方左派學者與西方主流觀點明顯存在著差異。西方主流的觀點從金融市場的運作來解釋歐美金融危機，因此將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為銀行家和投機者。左派學者認為這些將歐美金融危機歸為金融家的錯誤只是看到表現現象，並沒有看到這次危機的深層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哈曼認為：「僅僅指責銀行家的貪婪和短視並不能解釋他們如何輕而易舉地得到他們下賭注的資金」。歐美國家只有通過金融泡沫才能阻止衰退的產生，「這意味著，這個制度總體上存在一個危機，它不可能通過規範金融家來解決」。些左派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走向「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金融化——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生產（以及甚至從不斷增長的服務部門）轉向金融——是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之一。」在資本主義越來越「金融化」的條件下，金融動蕩不僅會引起經濟波動，而且容易誘發整個經濟爆發危機。羅賓?布萊克本（Robin Blackburn）說：「我認為信貸危機就是金融化的危機——或者說是槓桿化、放鬆管制和『金融創新』的充滿風險的『新世界』危機」。資本主義「金融化」理論主要是以《每月評論》為陣地的學者的看法，並且左派學者對這個理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福斯特曾這樣概括西方左派學術界的研究狀況：「資本主義在過去30年代里的變化會通常會用三個術語來描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儘管前兩個方面已經有一些研究，但人們對第三個方面關注得更少。」哈曼詳細考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美國家公司利潤率的趨勢。利潤率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哈曼認為，近些年，「官方所使用的新自由主義的幌子，並不能阻礙國家資本主義在實際政府政策中發揮持續有力的影響」。本來通過「危機進行重組」的周期性過程受到一定的抑制，「這裡仍然有很多通過國家干預力挺巨型公司或對銀行系統施壓以支持企業的例子」。「每一次由經濟、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恐慌所引起的救援行動，都阻止了利用危機從制度中清除無競爭力的資本」。由於資本主義的利潤率下降，「目前，這個制度或許並沒有進入永久性危機，但是它處在不能逃脫不斷重複出現的危機的階段」。對於運用利潤率下降規律來解釋經濟危機，也有一些左派學者提出質疑。首先，一些左派學者對「利潤率下降規律」本身提出疑問。安德魯·克里曼（Andrew Kliman）認為，有一個利潤率的周期性運動，並由重組中強烈的危機所打斷，不是不可避免地長期下降。所以，馬克思的規律應該稱為「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及其相反趨勢的規律」。其次，一些左派學者對近些年歐美國家的利潤率發展態勢提出相反的觀點。2008年6月，莫斯利提出的看法與哈曼的觀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認為美國經濟中的利潤率有一個巨大的復甦，儘管不是完全復甦」。如果我們加上國外利潤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薪水，這個復甦會更大。「哈曼對利潤數據進行的批判並不適用於『國民收入與產品核算表』（Nipa）的估計，因為這些估計都是建立在實際利潤基礎上的，忽視了資本的收益與損失。」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說：「正是這場危機進一步使主流的盎格魯-美利堅經濟學受到質疑」。西方左派學者關於歐美金融危機的研究，對於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機制，科學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進步性和危機趨勢。歐美金融危機發生後，一些西方左派學者也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指導意義。科斯塔斯·拉帕維托薩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馬克思的觀點是對於理解和討論當前的金融危機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同時，我們看到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上，一些學者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從理論上預見到危機的到來，從而進一步佐證了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理論價值。2006年，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在這次歐美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出版了《全球動蕩的經濟學》。他提出：「事實是即使在當前，即進入始於2001年2月的新的、後新經濟周期近5年，標準的宏觀經濟指數也沒有清晰地表明長期衰退已經克服……同時，金融不穩定和資產價格泡沫都超過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創紀錄的水平，給全球經濟籠上一片烏雲。」歐美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再一次引起西方左派學者的關注，《新左派評論》在2008年11/12月號（總第54期）專門開闢「布倫納論壇」專欄（Brenner Symposium）討論這部著作。在這個「專欄」中，尼科爾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認為：「不可否認的是，發達經濟體當前正經歷困難時期。石油暴跌、信貸危機和全球失衡成為宏觀政策制定者的主要挑戰」，「布倫納的悲觀主義分析可能證明是有預見性的」。（Nicholas Crafts, Profits of Doom? [J]. The Left Review)　其次，我們應該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發展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發展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必須要「回到馬克思」，考察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發展軌跡和理論內涵，從而認識到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並不是終結的、封閉的理論。從馬克思經濟學文本看，馬克思在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之後，準備整理和出版第二卷，但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在這個時期卻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1879年4月10日，馬克思在給丹尼爾遜的信中說：「在英國的危機發生以前，在美國、南美洲、德國和奧地利等地就出現這樣嚴重的、幾乎持續五年之久的危機，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因此，馬克思認為他「必須注視事件的目前進程，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後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馬克思直到去世之前，《資本論》第二卷在他寫了八個手稿之後仍然沒有出版，他努力完成經濟危機理論的願望也沒有徹底實現。因此，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也給人們留下繼續研究和發展的空間。從《資本論》的內容看，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與工資理論、再生產理論、地租理論等在《資本論》某一部分進行集中闡述不同，它分散在從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諸多章節中，從盧森堡、希法亭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這些分散的章節中解讀出馬克思危機理論的不同內涵。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概括了人們對馬克思危機理論至少有三種解讀：「消費不足理論，這種理論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間處於主導地位；比例失調理論，這種理論在20世紀早期比較流行；利潤率下降趨勢引發危機的理論，這種理論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間處於主導地位」。「這些理論一般被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成為最激烈的理論與政治上爭論的核心。」於是，他提出許多疑問，如「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一個還是三個？」「是不是僅僅表明馬克思的理論還有需要發展的地方？」我們認為恩格斯之後的理論家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這個理論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發展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必須要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在歐美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莫斯利認為：「分析資本主義金融體制的最好理論家是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並不是馬克思。當前的危機更多是海曼·明斯基的危機，而不是馬克思的危機。我並不是說，我應該拋棄馬克思，而是用海曼·明斯基來補充馬克思，特別是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制度分析。」我們並不贊同莫斯利的觀點，但是，莫斯利提出的重視「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制度分析」的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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