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如何教育子女：9個子女個個成才

梁啟超

　　雖然梁啟超畢生都沒有看到政治理想的實現，但作為父親，從其教育方式和子女們在後來的成就而言，他出色之極。

　　在護國運動即將成功之際，作為這場行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梁啟超卻決定告別政界了。1916年2月8日，梁啟超在寫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說：「此次義舉雖成，吾亦決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長育於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

　　梁啟超的這個決定並非出於一時激憤，數年來，儘管身處被其厭稱為「五濁惡世」的民初政壇，他仍然選擇了日日為國家走上軌道折衝奔走，但是眼見憲政理想漸成水月鏡花，梁啟超也不免有些灰心了。

　　梁思順是梁啟超的長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時，她就經常幫父親做資料收集和翻譯，擔任工作助手。梁啟超返回國內後，也每每在寫信的時候，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動和感受告知長女，用家書來排解抑鬱的心緒。

　　而今通過這些當時的書信，人們可以近距離地感受到梁啟超在那些年裡的心路變遷。梁啟超的一生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時事論文和學術專著，也留下了數量可觀的書信，總數超過2000封，其中300多封是他寫給夫人和子女的家書。這些家書，從1898年開始，到1928年梁啟超去世前3個月為止，整整持續了30年。

　　若是以1916年為時間節點，把這些梁氏家書分為前後兩期，則它們在內容上就顯現出極大的變化：1916年之前，梁氏家書中有大量的內容涉及政局變動和從政感受，1916年之後，梁啟超則把相當大的心力放在了子女教育上，在治學、讀書、生活、婚姻等方面事無巨細地與孩子們溝通。

　　雖然梁啟超畢生都沒有看到政治理想的實現，但作為父親，從其教育方式和子女們在後來的成就而言，他出色之極。

　　「新學之青年」

　　梁啟超共有9個子女。長女梁思順，於1893年出生於廣東新會；長子梁思成，於1901年生於日本；次子梁思永，於1904年生於澳門；三子梁思忠，於1907年出生於日本；次女梁思庄，於1908年出生於日本；四子梁思達，於1912年出生於日本；三女梁思懿，於1914年出生於北京；四女梁思寧，於1916年出生於上海；五子梁思禮，於1924年出生於北京。

　　在梁啟超的一生中，他有兩個時期與孩子們相處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後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飲冰室之後。

　　與實際政治相比，梁啟超更看重的是國民的自覺，即從專制之民變為具有現代人格的「新民」，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首務即是變革教育。

　　梁啟超認為，唯有「新學之青年」大量湧現，讓有自由、有個性、有權利、守義務的新國民改變這個「老朽社會」，中國才真正可以燃起希望。

　　1905年，在梁啟超去國七年之後，清廷迫於形勢，廢除了科舉制度。在日本的梁啟超，則在這一時期為長女梁思順延請了家教，以學習數理化，他甚至還在家裡建了一個實驗室，讓孩子們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問題時，自己動手做實驗，加強理解。1910年，在梁思順17歲生日時，梁啟超特意做了一首長詩，送給他喜愛的「寶貝思順」，勉勵她治學要有恆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做青年的人格模範」

　　1918年，梁啟超徹底告別了政界，這一年的春夏間，他都在忙於著述，「每日著書能成兩千言以上」，閑暇時，他為長女梁思順講解國學源流。當年年底，他前往歐洲遊歷，歸來後更是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社會教育中來。

　　在梁啟超看來，著書和教育才是他的「天職」，既然不能改變中國的政界，那麼，通過社會教育來恢復中國青年的自覺，就成了他最喜歡做的事情。

　　1916年的時候，他就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從政的數年對他而言乃是「無端虛榮之歲月」，官場風習的浸染導致他「德業已日退」，並且對於孩子們來說也是一場「險運」，如今重新從教，對他個人來說是踐行身為一個國民的責任，對於孩子們來說也是「脫險」。不僅僅如此，梁啟超還寫信給梁思順說，希望她的夫婿周希哲也能辭去外交部的職位，因為「做官實易損人格，易習於懶惰於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

　　梁啟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他在這些年來看到了太多的青年走向「墮落」。在他看來，中國自曾國藩之後就開始以功名為本位的「功力改造政策」，民國創建以後，這種風氣更加突出，黨徒們雖然口號極多，實際上都是以主義自肥。在遊歷歐洲歸來後，他更加堅持這種想法，認為急功近利的學風導致青年們失去了做人的標準，以至於產生了「精神饑荒」。

　　1922年是梁啟超的演講年，這一年他在南京、蘇州等地到處演講，在蘇州的一次主題為《為學與做人》的演講中，他對青年們說，求學問的目的乃是為了學做人，知識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沒有修養磨鍊的青年，就很容易走向迷失，「試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候，意氣橫厲，天真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為什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壞路上走」。

　　這一年，梁思成的長子梁思成21歲，次子梁思永18歲，三子梁思忠15歲，其他子女也都陸續長大成人。隨著國內的思潮變得更加激進，梁啟超發現，同樣的風氣已經開始向他的家庭蔓延。

　　1925年，梁啟超在長女梁思順寫來的信中，看到其中已有「不能不管政治」的話。兩年後，大革命的熱潮席捲全國，梁啟超在北京，看到身邊許多人，「從教授到學生，紛紛南下」，正在美國留學的梁思忠也寫信對梁啟超說，他想歸國參加這一熱潮，但被梁啟超拒絕了。

　　1927年5月5日，梁啟超在寫給梁思忠的信中說：「現在所謂北伐，已完全停頓，參加他們軍隊，不外是參加他們火拚……自從黨軍發展之後，素質一天壞一天……這樣不分皂白切蔥一般殺人，死了真報不出賬來。」1927年5月13日，梁啟超在寫給梁思順的信中又說：「思忠呢，最為活潑，但太年輕，血氣未定，以現在情形而論，大概不會學下流，我們家孩子斷不止下流，大概總可放心，只怕進銳遲速，受不起打擊。他所擇的術政治軍事，又最含危險性，在中國現在社會做這種職務很容易墮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幫著我指導他。」

　　此時的梁啟超，已經不再信任什麼主義，「我近來極厭惡所謂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因為無論何種主義，一到了中國人手裡，都變成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梁啟超演講，《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1925年5月1日)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同樣令梁啟超很不滿。1928年10月12日，他寫信給梁思順，又說到他對政界的厭惡：「新貴們只要登台三五個月，就是腰纏萬貫，所謂廉潔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這種政府底下做一員官，真算得一種恥辱，不過一時走不開，只得忍耐。」

　　對政界完全失望的梁啟超，期望通過「改造教育」來改造社會風氣。1927年的初夏，他對清華的學生們說，他的抱負即是把「舊的精神」，也就是「儒家道術的修養」來改造功利的學風，「至於智識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他希望他的言行能給青年們以熏染，然後青年們再以改造社會風氣為個人自己的責任。(《梁先生北海談話記》)

　　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也是同樣的說法，1927年5月5日，他寫信給梁思忠說：「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範，最少也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範。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

　　「遺傳和教訓」

　　梁啟超所說的「模範」是什麼樣的呢？他所指的「遺傳和教訓」又是什麼呢？在家書中梁啟超多次談到他在這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他勉勵子女首先要做一名負責任的國民。1919年，他歐遊歸來前夕，在寫給梁思順的信中說：「總要在社會上常常儘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1923年11月5日，他在寫給梁思順的信中，又寫道：「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成就一樣。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便是天地間堂堂地一個人。」

　　在治學方面，他勉勵子女要「莫問收穫，但問耕耘」。1927年，他在寫給梁思成等子女的信中說：「一面不可驕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

　　無論是治學還是在生活上，梁啟超都主張趣味和樂觀，他希望子女們也都能在這方面學習他。梁思成所學的建築學乃是極為專業之學科，梁啟超在寫信給他時就建議他「分出點光陰多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於單調……像你有我這樣一位爹爹，也屬人生難逢的幸福，若你的學問興味太過單調，將來也會和我相對詞竭，不能領著我的教訓，你全生活中本來應享的樂趣也削減不少了。我是學問趣味方面極多的人」。對於次女梁思庄，梁啟超也有同樣的建議：「專門科學之外，還要選一兩樣關於自己娛樂的學問，如音樂、文學、美術等。」

　　這一時期的梁啟超，既要授課，又有大量專著要寫，還有諸多的社會事務，但是對於子女的教育，他仍然是事無巨細地關心。1927年，梁思成以優異成績獲得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院建築碩士學位，接著他到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肄業)，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這一年年底，梁啟超寫信給梁思成說，他應在歸國之前，「到歐洲實地開開眼界」。三個月後，梁啟超又寫信給梁思成說：「你腳踏到歐陸之後，我盼望你每日有詳細日記，將所看的東西留個影像(凡得意的東西都留他一張照片)，可以回來供系統研究的資料。」

　　梁思永學的是考古，在梁思永歸國前，梁啟超也儘力為他開闢學術道路，1926年年底，梁啟超聽說李濟等人要去山西發掘西陰村遺址，就力主梁思永參加這次發掘行動，後來雖由於時局太亂，梁思永最終沒有成行，梁啟超就不斷寫信向他通報發掘情況。1927年1月10日，梁啟超又寫信給梁思永：「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你回來後看時局如何，若可出去，他們便約你結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華幫他整理研究。兩者任居其一也，斷不至白費這一年光陰。」

　　在當時的中國，青年們容易激進也容易流於悲觀失望，但是梁啟超絕不願意看到青年們，包括他的子女走到「悲觀沉鬱一路去」。他一直抱持樂觀主義，也把為什麼要樂觀的道理講給青年們聽，他在蘇州的一次演講中說，只要得著「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得失，「因為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成敗可憂呢？」

　　關於子女的職業，梁啟超也都做了盡心的考慮。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將歸國，但是國內時局依然動蕩不已，給他們這些留學歸來的年輕人帶來困擾，在這種情況下，梁啟超寫信給梁思成說，歸國後可以「暫時隨緣安分，徐待機會」，因為「若專為生計獨立之一目的，勉強去就那不合適或不樂意的職業，以致或貶損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縱令歸國後一時未能得相當職業，也不必失望沮喪。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生不許他侵入。」

　　1928年10月，在梁啟超去世前三個月，他還在寫信給梁思成等人，關心著他們的學業，同時著手寫作《辛稼軒年譜》，未幾，稿未成而疾大作，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協和醫院。

　　在他的身後，9個子女個個成才。1948年，81名學者當選為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成與梁思永以建築學和考古學上的開拓式研究，同時當選，後來他們二人又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他的梁氏子女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也都各有建樹。長女梁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三子梁思忠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在淞滬會戰中表現突出；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圖書館學家；四子梁思達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三女梁思懿從事社會活動；四女梁思寧受三姐影響，也投身抗戰。五子梁思禮在梁啟超去世那一年，只有5歲；1993年，研究火箭控制系統的梁思禮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一門三院士，在中國是極為罕見的，對於梁家子女來說，父親的「遺傳和教訓」乃是他們最寶貴的財富。

　　如今已年近九旬的梁思禮還常常想起父親：「他與孩子們之間，除父親與子女之情外，還是知心的朋友。孩子們提出不解的問題及個人前途的選擇，這一切父親均能逐個給以詳盡的解答並予以鼓勵。除了以上談及之外，他更關注對子女們人格道德品質方面的培養，在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循循善誘。」

　　(作者：何書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