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宋朝如何從制度上防止法官集體狎妓(南方都市報 2013-8-11)

史鑒散照

□吳鉤文史學者

宋代保留著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養、為官員執役的妓女———官府有什麼公宴之類，習慣叫來官妓歌舞助興，許多才華出眾的官員還跟官妓過從甚密，如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都與她們有過詩酒唱和。但是，如果我們以為宋朝官員可以隨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錯了。

我們首先需要澄清的一點是，古代的「妓」並不等於性工作者。訓詁學對「妓」的註解都是指「女樂」，換言之，妓提供的服務是音樂、歌舞、曲藝，而不是皮肉。宋代官妓的工作只限於在公宴上唱唱歌、跳跳舞、彈彈琴，助助酒興———宋代一流的妓女，不但「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而且「絲竹管弦，艷歌妙舞，咸精其能」。至於上床，對不起，那不是官妓的義務，她完全有權利拒絕這種過分的要求，而且法律也主張嚴懲向官妓索求性服務的官員：「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與妓女的過分親昵之舉，當時叫做「踰濫」，屬於「贓私罪」。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項立法，官員「若只因宴飲伎樂祗應，偶有踰濫，須經十年已上，後來不曾更犯罪，並與引見」。在法紀嚴明的情況下，宋代官員只要「偶有踰濫」，除了受責罰，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須十年以上沒有再犯，才有可能轉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於法定節日的公宴；官員如果在非法定節日的宴席叫來妓女(包括官妓與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罰的：「發運(官)、轉運(官)、提刑(官)預妓樂宴會，徒二年」；「諸州主管常平官，預屬縣鎮寨官妓樂及家妓宴會，依監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減」，官員參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唐朝時，似乎並不限制官員狎昵妓女，詩人白居易曾經帶著十名妓女夜遊杭州西湖，還洋洋自得地賦詩紀念，一時傳為佳話。宋人說起這宗前朝風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聞矣！」宋朝有不少官員，就因為與官妓游宴、雜坐而被貶黜。《東軒筆錄》收錄的一則故事說：「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這三個官員僅僅召妓飲酒(而不是嫖娼)，便丟了官。

宋代法官在宴樂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員更為嚴格。宋人筆記《畫墁錄》稱，「(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神宗朝)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也就是說，宋仁宗朝嘉祐年間(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員還可以參加妓樂宴會，惟獨提點刑獄的法官不允許。五六個法官集體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難以想像的事情。

別說出入娛樂場所、召妓買醉，對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應酬活動，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詔說：「天下獄有重系，獄官不得輒預游宴、送迎。」也是從仁宗朝開始，宋代逐漸發展出一套嚴密的法官「謁禁」制度。所謂「謁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訪外人。寶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詔令「審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賓客，犯者以違制論；若請求曲法之事，則聽人陳告之。」

之所以要對法官群體實行「謁禁」，是為了杜絕請託之風，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官司謁禁，本防請託」。宋仁宗朝，曾經一度「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實行「謁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請託者奔逐無門。不過，由於這是「謁禁」制度第一次應用於司法實踐，其合理性尚未獲得廣泛認可，朝中不斷有臣僚出來反對這一立法，如包拯就請求廢除「謁禁」：「刑法官接見雪罪敘勞之人，率有常禁。臣謂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道也。」仁宗採納了包拯的建議，叫停了「謁禁」。然而，解禁之後，請託之風很快又捲土重來。

宋神宗登基之後，厲行新法，又恢復了「謁禁」制度，對法官的社交活動實行嚴厲管制。熙寧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詔：「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雖親戚毋得入謁」；京師各個衙門「非假日毋得出謁及接見賓客」；「開封府司軍巡院(開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許接見賓客，止許出謁，……刑部、大理寺、審刑院官，雖假日亦禁之」；「違者並接見之人各徒二年」。根據這一立法，非法官群體的官員在節假日可以「接見賓客」，而法官則包括節假日在內，均不得與外人應酬，甚至「弔死問疾，一切杜絕」，弄得當時一些官員意見甚大，發牢騷說：「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後，新法一一被罷，多項限制官員社交應酬的禁令也被廢除了，但即便如此，針對法官的「謁禁」還是保留下來：「除開封府、大理寺官司依舊行禁謁外，其餘一切簡罷。」南宋時期，法官「禁謁」之制也是一直沿用。紹興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詔：「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評事(法官)，雖假日亦不得出謁及接見賓客。」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歷朝均嚴禁官員宿娼，明代對官員嫖娼行為的打擊尤其嚴厲：「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而負有司法權責的法官群體，更別說嫖娼了，連參加妓樂宴會也大受限制，乃至別的官員可以參與的社交應酬，也不允許法官摻和。顯然，古人已經意識到：官員接受的倫理約束，應當高於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倫理約束，又應當高於一般官員。通俗地說，老百姓允許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員不可以做；一般官員允許做的事情(如應酬)，法官不可以做。這其實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通則。

法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不僅因為法官的裁決權能夠直接決定一個當事人的死生、一場糾紛的利益歸屬(這意味著利害相關人具有向法官請託的巨大動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關乎人們對於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信賴。2004年香港頒布的《法官行為指引》提出，「法官跟市民一樣享有權利和自由。不過，必須要認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為會因其司法職位而受到適當的限制。法官必須嘗試在兩者中取得平衡，原則是法官需要考慮他想做的事，會否令社會上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人，質疑其品德，或因此減少對他身為法官的尊重。若然會的話，便應避免做本來想做的事情。」因此，不論是一千年前的宋朝，還是現代法治社會，都鼓勵法官保持「深居簡出」的生活方式，儘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動。至於「集體宿娼」之類嚴重敗壞法官形象的行為，更為古今中外的司法倫理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