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呼籲政府放權

中國經濟轉型呼籲政府放權

（趙曉陳金保）

中國會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下行之時，近期這個問題屢屢被人提起。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銀行在2007年分析亞洲國家經濟增長時提出的一個關於經濟持續增長困境的概念。世界銀行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時(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而低於11000美元)，有可能面臨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增長趨緩或停滯、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挑戰，有些國家因此經濟長期不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和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2011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經濟結構失衡、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日趨嚴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似乎近在眼前。如果中國未來幾年步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後塵，也落入陷阱，不僅高增長、可持續、具包容的未來新經濟增長模式成鏡中花水中月，連經濟社會穩定都會面臨重大挑戰。

中國經濟轉型已晚，轉型很難，但不轉型卻只有死路一條。對解決當下中國經濟困境，這是大家的共識。關鍵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轉，而是如何轉，先轉什麼，也就是選擇轉型路徑的問題。

於是，有一種聲音開始出現，那就是要求政府更多干預經濟，幫助經濟轉型，而且連政府自己也覺得理所當然、責無旁貸。這種邏輯的出發點是，他們把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蹟歸功於「政府主導」和「縣域競爭」，甚至把「政府主導」等同於「中國模式」。其實，「政府主導」就是政府對經濟實行深度干預的代名詞。面對久久不能解決的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很大部分老百姓也開始失去耐心，寄希望於政府充當「大善人」、「消防兵」，像千手觀音那樣去滅火，去縫補失衡之中的中國。

其實，這種觀點十分偏頗，仍然迷信「政府主導」會誤導轉型、耽誤轉型。筆者以為，恰恰相反，中國經濟轉型首先需要政府放權，而不是更多地與民爭權。不可否認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主導」確實作了很大貢獻。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政府主導」模式的階段性和局限性，「政府主導」模式的優勢是促進經濟總量的提升，而非經濟質量的改進。現在中國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期，生產要素紅利、人口紅利、出口紅利都將逐漸退去，可挖掘的只有創新紅利和制度紅利，進而釋放城市化基礎上的內需。在這一時期，我們需要的是「全民參與式」改革，而不再是「政府主導」式改革。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主要困境是經濟結構困境、產業升級困境和社會穩定困境。應當看到，目前階段上的問題不再是經濟總量的問題，而是體制性、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和加劇，絕不是政府管得不夠，而恰恰是由於政府對經濟干預太深，自由經濟的改革還不徹底、不全面所造成的後果。諸多問題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決的問題其實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

首先，我們看經濟結構困境，即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問題。在改革開放後相當一段時期，為擺脫「貧困陷阱」，投資主導型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有效解決了中國短缺經濟的問題。目前我們面臨的是中國第二次轉型、第二次改革，需要突破的是制約消費的制度瓶頸，但長期以來的「政府主導」和「縣域競爭」經濟發展模式滋生了增長主義和GDP膜拜。「全民招商」、「大幹快上」、「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把GDP作為考核核心，經濟結構轉型談何容易！經濟增長稍稍趨緩，大手筆的逆經濟周期凱恩斯經濟刺激政策就接踵而來，消費難有表現，投資又成了全部寄託。就像時下老百姓看病，有個傷風感冒，動不動就打上點滴。暫時的痛苦易於去除，而長期來看，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次，我們來看產業升級困境。毫無爭議的是，中國經濟必須儘快從要素驅動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轉換到創新驅動的內涵式發展模式。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幾乎年年都要講，時間久了只能讓人想到政府其實缺乏能力去解決，結構升級也罷，自主創新也罷，推動的力量應該主要來自市場、來自民間，主體也應該是企業，而不應該是政府。山東鋼廠兼并、山西煤礦國有化，藉助政府之手實施產業整合之名的「國進民退」遍地開花，壟斷不除，搞活民營企業活力無從談起。依靠豐厚的壟斷利潤，國有企業活得有滋有味，要說他們還有激情去改革、去創新，估計也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也表明，政府的大多數產業政策都不會成功，有時反而導致了更多問題，難道中國的「產業政策」干預經濟的效果能更好嗎？

最後，我們來看社會穩定困境。長期粗放式的GDP膜拜經濟發展模式不僅累積起了一系列經濟結構矛盾，如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環境污染嚴重、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生產要素配置不合理等等，還造成了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尋租腐敗嚴重、社會流動性降低、社會利益結構固化等社會矛盾尖銳化。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成本、資源成本和社會成本，特別是社會分裂成本。這些問題的出現導致民眾對改革的支持程度降低，改革的動力衰減。其實，這些問題更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惡果。第一，突出表現在要素市場，行政權力支配資源、控制市場，使得少部分特殊群體依賴與政府的靠近獲取特殊利益；第二，政府邊界的無限擴張限制了生產要素在地域間、行業間的自由流動，直接導致了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的擴大；第三，從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的視角看，政府特別是有些缺乏責任心和方向感的官員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內在動力，在缺乏監督約束的情況下，不尋租、不腐敗，說到容易做到難。

與此同時，「看得見的手」要調控市場、要干預經濟就需要耗費大量的公共財力，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是2000年財政收入的5倍，2000年政府喊缺錢，2011年政府的錢還是不夠用，道理就在於此。直接導致的後果有兩個：一是國家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強制性介入社會收入的初次分配，最終導致了「國富民窮」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費相對不足從而內需不足就自然產生了；二是政府缺乏資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畢竟政府能動用的經濟資源和公共資源有限，如果不能對一些領域進行放權，對民生領域的關注就會顯得力不從心。

不得不說的是，中國經濟轉型不僅需要政府放權，更需要政府轉型，但知易行難，改革確實已經進入深水區，突破既得利益者的掣肘可謂難上加難！神九上天，舉國歡慶，但是，「神九能上天，說明中國的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問題解決起來比登天還難」，主要其實就是地下有利益集團的困擾，而天上沒有既得利益者存在的緣故吧！

溫總理早已實話實說，「改革已到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接下來重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回歸到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只有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明白政府的「邊界」在哪裡，中國經濟轉型才大有希望！

(作者趙曉系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金保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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