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從「知識/權力」的角度看政治學的重建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正文

目前，中國比較薄弱的學科恐怕是政治學。我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成立的比較政治學系充滿期待。為此，我想談三點看法。

　　第一，當下政治學研究面臨的重要問題是政治學在大學學科建制中缺乏獨立地位，政治話語往往由經濟學和法學所左右，人們時常用經濟邏輯或法律邏輯來思考和討論政治問題

　　從法律角度看，法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就是政治學。早期法學理論的發展基本上依附於政治學說。我們今天所說的權利、自由、司法獨立、程序正義、法治、憲政、民主等概念，基本上來源於18世紀啟蒙思想家們的政治學說和19世紀社會理論家們的政治思想。

　　法律是一門最需要政治學的學科。但是，從我自己這些年來在法學院研究、教學和培養學生的經驗看，我們的法學研究和法律教育最缺乏的是政治學知識，甚至政治學常識。一些學者在討論諸如自由、民主、法治、主權、國家、政黨、選舉和國際關係等等問題時，缺乏一定的理論研究和知識儲備。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言論：美國200多年政治穩定就是由於存在司法審查制度，因此，中國要搞「憲法司法化」；如果中國變成自由憲政體制，那麼中日兩國就不會發生戰爭。這些缺乏政治學常識的言論之所以很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法學院的學生缺乏起碼的政治學訓練。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獲得了長足發展，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及管理學等甚至實現了與國際接軌，而唯有政治學依然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中，缺乏專業知識的建制。政治學要麼歸入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原來的政教系)，要麼歸入到行政管理專業，要麼乾脆取消，以至於在很多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科建制中，根本就沒有獨立的政治學學科。可以說，在當前中國的社會科學中，最薄弱的就是政治學了。

　　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大家爭論最激烈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話語權並沒有掌握在政治學家手中，而是掌握在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手中。談政治體制改革的，要麼是從事黨史或馬列研究的學者，要麼就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這就意味著在中國，政治問題至今不是一門專業知識。人們不是從政治學角度來討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從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的角度思考政治問題。

　　我不是反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討論政治問題，也不是說政治學家就不需要關注經濟學、社會和法學，而是提出一個問題：政治學究竟是不是一門獨立學科？是不是有自己獨立的問題意識和知識傳承？如果是的話，那麼，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我們首先也應當尊重政治學的專業知識，遵循政治的基本邏輯和原則。就像我們在企業改革、貨幣匯率等問題上，雖然外行人可以談自己的看法，但歸根結底要尊重經濟學家們的專業知識和經濟運行的基本邏輯和原則。

　　那麼，政治學的專業知識在哪裡？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如果沒有專門的學科建制，很難產生專業知識。最近幾年，國內的政治哲學研究有了長足進展，但在政治學知識中關於政治科學的內容，比如，關於政黨、選舉、利益集團、政治運作過程等問題，我們的研究相當薄弱。

　　大家很容易批評中國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在政治問題上缺乏政治學專業所守護的知識門檻和專業壁壘。政治娛樂化似乎是民主時代的潮流，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把政治學也降低到低俗水準上。進一步而言，恰恰是由於大眾社會的政治娛樂化潮流，大學中的精英教育就越是迫切需要抵制這種娛樂化傾向，真正進行專業政治學知識的學習和嚴肅的政治學思考。

　　第二，從「知識/權力」的角度看，現代權力必須建立在相應的知識之上。知識一方面規範和約束權力的運作，另一方面為權力運行提供正當性證明。重建中國的政治學對於規範權力運作、奠定統治正當性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大家都熟知福柯關於「知識/權力」的理論。在理性化的現代社會中，「知識就是權力」。現代意義上的權力行使是建立在一套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甚至可以說，只有通過現代專業知識才能產生相應的權力，否則，權力就變成了缺乏正當性的暴力。

　　現代大學在社會中的意義就在於為知識、知識所塑造的職業人士與職業化的權力運作之間建立了內在的關聯，是從知識轉向權力的傳送帶。大學系科中的專業知識一方面規範和約束相應的權力運行，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為相應的權力運作提供了正當性證明。以法律知識為例，在一套複雜、專業化的法律知識支配下的司法權的運用，毫無疑問會比沒有法律知識支配的司法權，或者在粗糙簡單化的法律知識支配下的司法權運用更加節制、更具有理性。反過來講，現代法律知識支配下的司法權運用，比原始的「卡地司法」更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這就是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比「人治」更具有正當性。

　　從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上，每一種知識的產生同時也生產了維持這些知識的人，他們構成了一個專業知識群體，需要在這些專業知識的運用中謀求相應的利益，進而追求相應的權力。捍衛這種知識所產生權力就成為捍衛他們利益的一部分。正是透過大學使得知識與權力形成內在的利益關聯。每一種知識在大學中爭取其獨立的學科地位，也往往是這種知識背後的權力在為爭取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而鬥爭。

　　在目前大學專業知識的系科中，政治學知識缺乏自己的獨立地位。中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有悠久的政治傳統，政治生活很豐富、很鮮活，但政治學知識卻很貧乏、很僵化。在此，必須區分「政治知識」與「政治學知識」。我們在「知識/權力」概念中所說的「知識」，就是必須經過概念抽象之後，可以公開討論、辯駁和反思的理性化知識，也就是一套具有理論化抽象的知識，就是要變成一門「學問」，這就是「政治學知識」。而「政治知識」可能是一套在政治運作中掌握的、通過言傳身教掌握的一套實踐知識。與前者相比，這種傳統的政治知識就缺乏正當性，變成了「潛規則」。如果說傳統的宮廷政治與這種類似「潛規則」的「政治知識」相匹配，那麼，現代政治的公開化、理性化就必然與這種作為抽象化學問的「政治學知識」相匹配。

　　理性化是現代歷史發展的根本性力量。雖然從專業角度看，目前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領域中流行的自由、法治、憲政、民主討論，很簡單，也很淺薄，但由於這些學科處於現代大學知識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至於它們所產生政治學知識也自然獲得了正當性，最終會改變和塑造政治權力的運作，並從根本上塑造政治權力本身。因此，如何重構中國的政治學知識傳統，如何將政治權力奠基於現代知識的基礎上，從而規範權力、為權力提供理性化知識的正當性，對中國政治而言，這無疑是無法迴避的根本性問題。

　　第三，重構政治學既要學習和採納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又要建立在政治哲學基礎上，以此回應中國政治的現實問題，並從中提升出一般性知識，為政治學的發展做出新貢獻

　　對政治學的思考必須紮根於哲學的思考。這就意味著在重建政治學的過程中，要有意識地與西方現代政治科學保持適當的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現代化理論範式的支配下，社會科學方法支配了政治學研究。基於社會科學方法的政治科學取代了傳統的政治哲學。在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中，由於最強大社會科學是經濟學和社會學，因此，政治科學中的需要理論假定和概念都是從經濟學和社會中借用而來的。比如，理性人假定、利益集團理論、多元競爭理論等。更重要的是，政治學的問題意識也往往被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問題意識所左右，政治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學一樣，變成了一套治理的科學。政治學內容往往變成了政府管理的科學。事實上，在西方大學知識體系中，政治學往往不再思考根本性的哲學和倫理問題，而變成了純粹的政治科學分析，缺乏自己獨立的問題意識和概念體系，往往從經濟學和社會學中借鑒研究範疇和概念體系。

　　重建中國的政治學固然要學習和掌握這一套圍繞現代國家治理的政治科學知識，但中國的政治學絕不能簡單重複西方政治科學的路子，而應當將政治哲學的思考和辯論始終貫穿在政治科學的分析中。由此，政治就不是圍繞政府治理而展開，而是圍繞如何過上美好的生活展開。習近平總書記在簡短的就職演說中，反覆提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明確政府的全部努力在於讓人們過上美好的生活。這其實就是闡述一個最根本的政治學問題，即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在於人民，現代政治的最終目標是讓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這就意味著政治、市場和社會之間並不是地位相當的平等替代關係，相反，政治是第一性的或者說前提性的，市場和社會的發展必須要服從於政治的前提性要求，服務於人民並讓人民過上美好生活這個根本性的政治目標。政治也只有政治，才能提供一個文明傳統關於美好生活的根本性思考。因此，政治先於經濟和社會，政治學也必然高於經濟學和社會學。

　　因此，在中國的政治學內部必然會形成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之間的張力和辯論。重建中國的政治學就要在政治學內部形成不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的知識傳統，並展開內部的持久辯論，就像中國古典的儒家與法家的辯論一樣，最終形成現代中國政治學的傳統，並塑造中國政治的風貌。

　　從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的內在張力出發來重建中國的政治學，就必須思考中國自身的政治問題，因為關於什麼是美好生活的思考，實際上根植於每一個文明傳統之中。中國有漫長的文明傳統，對這個政治問題的思考必然會激活古典政治傳統，並以此回應中國的政治現實。

　　要深入研究中國的政治現實，不可能離開中國的歷史傳統。這就意味著政治學重建不僅要有哲學的維度，還要有歷史的維度，而且是大歷史的維度。西方人討論自己的政治，可以很容易與古希臘、羅馬聯繫起來討論。可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最多從晚清改革開始討論，似乎中國政治要通過晚清與古希臘、羅馬聯繫起來，而沒有把當代中國政治與中國古典政治聯繫起來。比如，中國憲政體制中的黨、人大與政府的關係，與古典政治中的君權、相權和士紳集團有著怎樣的內在關聯。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現實問題，也因此重新思考中國歷史問題。

　　總之，政治學在中國的重建不是政治學這門專業學科的問題，而是藉助這個問題重新思考大學中的學科體制和知識體系與現代政治權力建構的關係問題，重新思考構成中國文明的前提性的政治問題，以及由此思考中國文明傳統中的各種知識傳統及其現代演化的問題。

　　在我們的大學體制中，政治學的學科建制應當具有自己的獨立性，甚至將這個學科建制與大學通識教育放在一起，從根本上思考中國的大學應當如何塑造中國人所具有起碼的公民人格、道德追求和政治理想。目前，政治學往往放在政府管理學院中，如果這樣的話，也應當用政治學知識來統領政府管理學科的研究，而不是反過來用政府管理科學的邏輯來支配政治學研究。我希望「比較政治系」成立後，不僅從社會科學角度出發來比較各國政治，而且要關註上面所說的政治哲學問題，不能簡單地將比較政治學依附於國際關係研究，而希望從更大的格局來重建中國的政治學學科和研究。

　　當然，這些學科建制並不是根本性的。當前政治學重建面臨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政治學研究要突破的權力禁忌。在十八大報告中，中央提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有「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一點很重要。以往政治學知識之所以受到權力的干預，就在於權力運行缺乏自信心，不敢接受理性的反思和考驗。而今天，能不能做到這種自信，就在於能否讓中國的政治學重返「理性法庭」，接受理性的質疑和考驗，由此將中國的政治學建立在理性化知識體系的基礎上，不僅為中國政治權力的運行提供理性的知識支撐，也為中國人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努力進行正當性辯護。

文章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