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猶」到屠殺，「納粹」惡的底線是如何一步步喪失的

話題很沉重，文章很好看

奧斯維辛集中營這座後來惡名昭彰的「死亡工廠」從1940年正式運行以來，到1945年被蘇聯人解放，短短五年間被殺害的遇難者人數竟達100萬以上，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猶太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奧斯維辛最初並非為了屠殺猶太人而設計，原本是為了關押波蘭政治犯與消滅蘇聯俘虜的。甚至奧斯維辛的第一批囚犯並非猶太人也非波蘭人、蘇聯人，而是30名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轉來的刑事犯，而他們都是德國人。

按照最初的設想奧斯維辛甚至算不上是一座集中營，它只是犯人被送往其它集中營之前暫時關押他們的場所。按照納粹自己的術語來說，是一座「隔離營」。也就是說奧斯維辛的作用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所折射出來的是納粹在不同歷史階段實施的反猶主義政策。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功能的演變過程，正好是納粹極權統治「累積式激進」的縮影。

透過歷史去分析，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政策很難將其概括為：一開始就經過精心設計，並按部就班去執行。事實上最終大屠殺悲劇的發生是納粹在不斷出現新問題時，一次次調解和改變所累積的結果。就像一個謊言需要另一個更大的謊言去圓一樣，一個激進政策的制定會帶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下一個更激進的政策去解決，由此一步一步將猶太人推入地獄。最終所達到的結果或許並非最初設定的，但卻是最初的決定所導致的。

在戰爭結束之後許多以各種方式參與過猶太人滅絕行動的納粹分子，試圖將所有矛頭引向阿道夫.希特勒一人身上，他們總是在強調自己不過是一個命令執行者。然而實際上「下層的主動性和推波助瀾，是滅絕朝著越來越激進的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

我們不應該將猶太人大屠殺脫離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而看成是一個長時間持續的獨立事件。第三帝國在擴張和統治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具體的問題，例如德意志人口遷移所導致的住房短缺，以及戰時的糧食短缺。這一系列的具體問題導致納粹在制定應對政策時越來越極端。

無論是「反猶主義」還是集中營，都不是納粹的發明。早在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為了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設立了「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西班牙語里的「集中營」）。

奧斯維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溝，這是集中營里最耗損生命的勞動項目之一。

歷史學家費蘭尼說：「反猶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長和最深遠的仇恨。」反猶主義和反猶運動在歐洲歷史上是很普遍的現象，猶太人暗中操控世界的陰謀論一直非常具有市場。甚至二戰早已結束後的1968年三月學生運動時期，波蘭政府借對學生鎮壓之機也對猶太人進行排擠，引發了上萬猶太裔波蘭人流亡至以色列。

從「排猶」最終演變成屠殺的也不只是德國人，據波蘭政府調查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人曾在24個地點對猶太人進行了至少30次屠殺，殺害了上千名猶太人。這是官方的數據，有極大的縮水成分，實際上的數據絕不止如此。

按照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連坐」制度，有犯人逃跑，要從同營房的犯人中隨意抓出數人予以處決，由此在犯人內部起到互相監督，防止其他人逃跑的作用。1941年7月，科爾貝神父同營房有三位犯人逃跑，有10名男子被篩選出來接受處罰，科爾貝神父主動要求自己代替其中一位接受處罰的犯人，因為他一直哭喊自己的妻兒在等他回去。最終科爾貝神父被注射毒劑處死。然而1982年科爾貝神父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封為聖人時，還是引發了一些爭議，原因在於人們發現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雜誌中，有反猶主義的內容。

當今世界已知的哺乳動物中，只有人類和黑猩猩會對自己的同類自發且有組織的實行種族滅絕。而在面對其它物種時，這種殘暴簡直不遺餘力。在人類的生物學發展進程中，人類所到之處，對該地區的其它生物來實在是滅頂之災。舉例而言，當人類進入美洲後，美洲的生物以屬為單位滅絕。北美47個屬里滅絕了34個，南美60個屬里滅絕了50個。而這個過程前後不超過兩千年。

海德里希與希姆萊

當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的文明時代，對自己的同類進行種族滅絕，從一個正常人的心理角度而言，是難以接受和無法想像的。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這兩位後來在大屠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黨衛軍頭子，在1940年卻分別說過，「從肉體上消滅一個民族，本質上來說非常不德國。」 「生物滅絕對德國這樣一個文明國家來說，是很不體面的行為。」這樣的話。

當納粹對猶太人採取「最終解決方案」時，如果將猶太人視為異類那麼下手時就容易得多，對於信奉種族主義的納粹而言，猶太人本來就是最低等的民族，甚至當他們在殺害猶太人時，並不覺得自己是在殺死一個人。誠如徐賁老師所言：「極權統治要麼把人變成牲口，要麼把人變成野獸，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獸。」徐賁老師把這稱之為「制度性的去人性」。

漢娜.阿倫特對「惡」的定義可謂一針見血，她認為「惡」就是「將人變得多餘」。在極權統治的宣傳語境里特別喜歡將人物化，無論是對自己還是被視為異類的他者，這個邏輯始終不變。區別僅僅在於是視之為工具，還是賤之為廢材。

約瑟夫.戈培爾：德國政治家，演說家。其擔任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擅長講演，被稱為"宣傳的天才","納粹喉舌"，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被認為是"創造希特勒的人"。

在納粹的反猶主義政策方針制定和宣傳策略方面，約瑟夫.戈培爾「功不可沒」。他可以稱得上是上個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宣傳家之一。戈培爾相信，強化人們已有的偏見勝過試圖扭轉他們的思想。他特別擅長於引導民眾進入誤區，不直接代替他們下結論，而是讓他們以為這些結論完全是依據自己的想法得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對德意志民族來說是慘痛的記憶，對於希特勒這樣的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而言，急需弄明白戰敗的原因。而很快他們就找到了要為戰敗負責的替罪羊——猶太人。雖然德國猶太人在戰爭中的英勇犧牲並不亞於其他德國同胞，但這不重要，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堅信存在這一個猶太人的國際陰謀團體。並且他們認為猶太人與人們所懼怕的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確鑿的聯繫。

「不要忘了，馬克思就是猶太人。」這是排猶分子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在納粹的種族滅絕過程中，優生主義政策成為了大屠殺的先鋒，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是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優生學在當時是熱門學說，最初英美等國的優生學狂熱甚至遠勝於德國。因擔心國家退化，擔心威脅到文明種族的健康，美國曾有過對大量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實行絕育的衝動。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英美兩國的政治體制，允許對此進行公開批評和法律糾正。而納粹德國的極端生物學與極權主義政治同流合污，導致這個國家能夠在沒有法律干涉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更為廣泛的強制絕育運動。

最開始被實行強制絕育的是德國本土的殘疾人，或患有先天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人。這些人雖然在人種上也是「雅利安」人，（血統方面每周四的德國歷史系列有提到雅利安人與德國的關係） 但卻被納粹視為「劣等人」，後來納粹將「劣等人」的範圍擴展到其他非「雅利安」人。1935年10月18日，納粹頒布了一項規範絕育和結婚許可的重要法令，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和任何性接觸。

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講中就說過，「在鬥爭中，強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無能之輩淘汰。鬥爭是萬物之父……人類能活下來、能保護自己免遭其他動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義原則，而是最嚴酷的鬥爭。」這就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而這也正是納粹思想的核心。

在蘇德兩國共同瓜分波蘭之後，如何處置德國佔領區超過200萬波蘭猶太人以及1800萬非猶太裔波蘭人，就成了納粹德國面臨的重要問題。根據蘇德兩國簽訂的條約，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德意志人獲准移居德國。那麼如何安排這些「回歸帝國懷抱」的人，又成為了新的問題。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發表了一次演說，他明確表示：「首要任務是建立種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種族的人，最終形成更清晰的界線。」

為了給德意志人騰出地方，猶太人被趕到了居住環境狹窄的猶太人隔離區。而隨著後來戰況越來越激烈，物資越來越緊缺，純粹地將猶太人隔離起來已經不足以解決面臨的新的問題。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對蘇聯的戰爭使得納粹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採取了徹底消滅的策略。很顯然，對蘇聯猶太人的屠殺為納粹解決帝國內部的猶太人問題提供了靈感。

一些納粹分子強烈要求將德國本土的猶太人驅逐到東部。1941年9月15日，英國空襲漢堡，隨後，漢堡大區長官寫信給希特勒，請他准許驅逐漢堡市的猶太人，以便把他們的房屋騰出來提供給那些住宅被炸毀的非猶太市民。

納粹分子認為這些猶太人在德意志士兵在前線戰鬥的時候，卻在後方享受前者犧牲所帶來的安穩。然而事實上，恰恰是因為他們制定的一系列禁止猶太人蔘軍的政策才導致了這一結果。限制猶太人參加工作，然後又指責猶太人是社會寄生蟲，這就是納粹分子的一貫套路。而對於不能為社會生產效益的所謂「寄生蟲」，納粹可是毫不手軟的，哪怕是雅利安人，如果你因殘疾等原因無法工作，等待你的也只有死亡。

回顧那段歷史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猶太人們的悲慘命運，使人不得不想起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那句著名的話：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

參考文獻：

勞倫斯.里斯：《奧斯維辛：一部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徐賁：《集中營：一個牲人和獸人的世界》

羅伯特.傑伊.利夫頓：《納粹醫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張石：《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由優生運動引發的大屠殺》

小編的彩蛋——周三快樂，周末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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