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與文官集團的兵權爭奪戰

明武宗朱厚照與文官集團的兵權爭奪戰

劉瑾死後皇帝讓八虎之一的魏彬執掌司禮監，而不是讓二號人物張永負責，可見武宗對於鬥倒劉瑾的張永也是頗為忌憚。司禮監如此，內閣仍是由李東陽任首輔，跟劉健、謝遷不同的是，李東陽比較圓滑，他懂得如何在表面上維護士大夫的清譽，但是私底下與皇帝保持一種良好關係，為此劉東陽也遭到同僚們的辱罵。劉瑾倒台後，內閣中跟劉瑾關係密切的閣臣被驅逐，代之而入的是劉忠、梁儲，文官與宦官的關係似乎漸行漸遠，雖然劉瑾倒台，但此時也不是正德初年的時代，文官已經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肆無忌憚。

很快明朝爆發劉六、劉七的「起義」，這場起義是16世紀中國境內最大的起義，從15世紀綿延至16世紀的自然災害導致北方的大批自耕農破產，這些破產的自耕農要麼成為流民，要麼成為盜匪。從起義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正是政府的不作為，官府對底層民眾的輕視所導致的，孟子的民本思想並沒有被天朝的士大夫們認真貫徹，對待底層民眾他們甚至比誰都狠。

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劉六、劉七的起義軍逼近京師，京城宣布戒嚴，十月，義軍攻破山東濟寧，焚燒了運河上的1000餘艘漕糧，被焚毀的船隻又阻塞運河，劉六、劉七的大軍橫亘北方數省，如入無人之境，沿途流民紛紛加入，兵鋒直指長江。明武宗朱厚照命惠安伯張緯、都御史馬中錫率京營前來鎮壓，缺乏訓練和作戰經驗的京營在義軍面前不堪一擊，九月份，明武宗朱厚照終於接受了兵部侍郎陸完的建議，調邊軍鎮壓，這在明王朝歷史上是第一次，邊軍由於長年駐守邊疆，作戰能力遠勝於京軍，由於邊軍關係到帝國的邊防，輕易不調動，雖然此舉開調動邊軍先河，但朱厚照還是批准了這一提議。朝廷採取逐個擊破的政策，先攻楊虎，再逼劉六劉七到長江，與正德七年八月最終平定。

劉六、劉七的起義不應該被單純看待，除了騷亂外，它還直接導致正德朝的軍事變革，雖然文官否認這一點，但它的確對帝國的軍事改組有著非凡的意義。首先，它使得邊軍的調動成了正常化，1592年北部邊境的邊軍開赴朝鮮戰場，1618年同樣是北部邊境的邊軍開赴薩爾滸戰場，其次，它擴大了軍隊之間的交流，增強了軍隊的活力。

錦衣衛錢寧功夫了得，他能雙手開弓，他還能經常給皇帝引薦一些新鮮玩意兒，不知從哪裡經常弄來一些豹子、老虎，皇帝非常喜歡錢寧，此時的錢寧儼然成了豹房總管。1512年的戰爭結束後，錢寧給皇帝引薦了一個新人——江彬，江彬是宣府的一名把總，此次平叛江彬也在徵調之列，江彬作戰勇猛，但劣跡斑斑被文官多次彈劾。不知道江彬如何與錢寧認識，錢寧將江彬的故事講給朱厚照聽，說江彬在淮河與叛軍作戰的時候，面部中箭，拔出劍來繼續戰鬥，朱厚照聽完大為崇敬。

錢寧將江彬帶到豹房來了，當江彬來到豹房後，人們發現武功已經不是他的強項，他的強項是講故事。這位江彬繪聲繪色向朱厚照描述戰鬥中的故事，這些故事引起了朱厚照極大的興趣，尤其是在草原上帶兵征戰的那種景象在年輕的朱厚照心中產生神往。除了會講故事，江彬對軍事管理也有一套，他向皇帝詳細分析了此次平叛的得失，表達了國家的軍事體系急需改組的事實，對於此，皇帝也是感同身受。江彬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那就是將京營與邊軍互調，將少量邊軍調往京畿，鞏固京畿的防務，然後將部分京軍調往邊關加以歷練。皇帝對於江彬的提議非常贊同，當年底，皇帝便著手此事。此事遭到了李東陽的激烈反對，他說京軍缺乏實際戰鬥經驗，難以抵擋蒙古人攻擊，而且邊軍難以約束，如果調到京城來會影響京城的治安，李東陽拒絕起草調動軍隊的命令。而皇帝卻繞過內閣和兵部直接發布詔令調動軍隊，這一行為不僅違反了文官集團定下所謂的「祖制」，更是違反了文官統兵的制度。

本來此時明王朝各地的邊軍由總兵統領，調兵權在兵部，皇帝能直接調動的只有錦衣衛和御馬監，京營由外廷掌握，內廷監督，皇帝並不能直接控制，對於邊軍皇帝也並無直接調動的權力，但正德皇帝卻輕易打破這一制度，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正德皇帝試圖排除文官的又一次嘗試，他想通過這種方式拉近本已疏遠的皇帝與軍隊之間的關係。

李東陽又一次以辭職抗議，皇帝仍是沒有批准他的辭職。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3000名宣府邊軍奉命調至京城，皇帝將他們搞到北京城內，拆毀了皇宮西邊的一些房屋，這些軍隊挨著豹房住了下來，朱厚照將這支軍隊視作自己的私人軍隊，從此他又有事情幹了，那就是看這支軍隊出操、訓練，看江彬如何排兵、布陣，正德在學習軍事，為將來上戰場做準備。

正德皇帝朱厚照完全將這裡模擬成了戰場，他身批甲胄巡閱三軍，他還搞來一些帳篷搭在那裡，他寧願住在帳篷里而不願意住在行宮內，他認為住在帳篷里才有戰場上的真實感覺。皇帝需要敵人，沒有敵人就體驗不到真正戰場的感覺，他讓人將關在籠子里的老虎、豹子放了出來，朱厚照手拿武器親自跟這些野獸搏鬥，江彬站立在一旁，一旦發生意外他好出手。意外終是發生了，朱厚照被老虎的爪子抓傷，朱厚照終於歇了下來，他明白再這麼折騰下去遲早會把小命折騰掉了。

朱厚照並沒有完全歇下來，雖然暫時不能進行軍事活動，但還能進行其他活動。不久，朝中大臣就聽說皇帝經常在京城不該出現的場所留宿，群臣紛紛上書要求朱厚照對此做出解釋，正德皇帝自然是置之不理。

豹房的帳篷內不僅有甲胄，而且還有炸藥、佛朗機火炮，這些炸藥依然是軍事演慣用的，北京城內的居民不僅能聽見戰馬的嘶鳴聲，而且還能聽見隆隆的炮聲，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年代。皇帝喜歡花燈，豹房內到了夜晚到處都是懸掛的花燈，照的整座行宮亮堂堂的，事故發生在新年的燈節那天，正德九年（1514）正月，紫禁城內的乾清宮———皇帝起居的主要場所發生火災，帝國最高決策中樞遭遇回祿，全被燒毀。對這次火災，《明史》只簡單地記載一行字：「九年春正月庚辰，乾清宮災。」而另一些文人在筆記中記載得很詳悉，談遷在《國榷》卷四十九記載：「武宗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宮火，寧王宸濠獻燈，命獻者入懸。皆附柱壁。燦甚。所貯火藥偶勿戒，延燒宮殿。上往豹房，回顧火焰燭天，大樂之。」據說朱厚照看著這衝天的火光說道：「好一棚大煙火也。」

此事又引來言官的激烈彈劾，朱厚照對付文官也有辦法，他經常對官員說要舉行重大活動，然後讓這些官員一等就是幾個鐘頭，甚至是一天，或者半夜將這些官員叫出來接見。朱厚照的舉動令文臣們越來越無法容忍，他去城南的南海子皇家獵場打獵，將獵獲的獵物作為他的戰利品分給文官，文官們拒絕接受。

朱厚照早已厭倦了北京城的生活，江彬勸他到宣府居住，那裡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而且宣府也是一個熱鬧的地方，有比北京城更多的樂師和漂亮女人，最重要的是那裡可以看見真實的軍隊跟蒙古騎兵的戰鬥，直接控制軍隊，朱厚照早有此想法，但問題是如何出去。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正德皇帝朱厚照換上便服，帶著幾個隨從騎馬從德勝門溜出北京城直向昌平奔去，文官們很快知道了情況便騎馬火速追趕，半路上追上皇帝，官員們生拉硬扯，朱厚照就是不願意回去。

雖然擺脫了文官的糾纏，但當朱厚照抵達居庸關的時候他傻眼了，無論他如何喊門，守關的御史就是不開門，無論他如何在關下聲明自己是皇帝，守關御史就是不開門，其實文官集團也明白，不能讓皇帝去邊關，那樣就更不好控制了皇帝了。無奈之下，朱厚照只有返回京城。

一個月後，朱厚照打聽到那位守關御史近期要出關巡視，便和隨從乘夜急速逃出北京城，經過四天四夜的急速行軍，皇帝終於抵達居庸關下，此時那位御史還沒有出關。皇帝和他的隨從便在附近一個農民家裡過了一夜，等到第二天御史終於出關，朱厚照火速出關，臨行前將谷大用留下鎮守居庸關，並交待了谷大用一件事情，那就是對於任何試圖從這裡通過的文官都不要開關放行。

皇帝這回徹底自由了，他跟文官徹底脫離了關係，哪怕這種脫離只是一種短暫的脫離。宣府雖然已經到了長城邊上，但這裡的繁華與熱鬧卻絲毫不亞於內地，甚至比內地尤勝。朱厚照到宣府來不僅是為了吃喝玩樂，更主要的是要找蒙古人練練拳腳，直接掌控軍隊。正統年間，瓦剌的也先強大起來，但隨著也先被殺，瓦剌式微，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又開始在草原上雄起。從成化年間起，韃靼部進入河套，經過成化、弘治兩朝的不斷戰爭，蒙古人又斷斷續續退出河套。正德朝韃靼部在達延汗巴圖蒙克的帶領下不斷襲擾宣府，這個巴圖蒙克明人又稱他小王子，屬於黃金家族成員，而朱厚照要對付的就是他，這是黃金家族和朱明後裔的一次面對面的互搏。

京城的文官不僅被限制進出居庸關，而且被限制離開京城，以免文官們干預皇帝的行為，不久，文官們收到邊關一份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名義要求調兵和徵集糧草準備打仗的命令，文官們都被搞懵了，他們不知道所以然。這位朱壽是誰？威武大將軍是誰？但人們很快反應過來了，他就是皇帝本人，皇帝自己封自己為將軍，以便更直接指揮軍隊。

皇帝來到宣府不久，小王子帶著五萬騎兵開始向大同逼來，皇帝親率增援軍隊向大同駛來，宣府和大同的明軍會合在一起達六萬人，雙方皆向大同府應州縣彙集。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二十一日應州會戰爆發，雙方主力從清晨戰至傍晚，明軍發起一次又一次衝鋒，永樂時代似乎又回來了，朱厚照騎在戰馬上掄著戰刀跟著他的士兵一起砍人，眼見皇帝跟著自己一起衝鋒，這些明軍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戰鬥至傍晚，小王子不敵，便帶著軍隊退出了戰場。

應州一戰使我們的這位皇帝榮耀到了極點，他的人生理想終於得以實現，此時他不再是一個居住在紫禁城的無聊皇帝，而是敢在戰場上衝鋒的將軍，直接控制軍隊的皇帝。

隨後正德皇帝返回了宣府，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皇帝才決定返回京城。他下令在京的所有文武百官皆去城門外迎接，皇帝的軍隊於半夜到達德勝門外，已經在寒風中等候一整天的文武大臣已經不堪其負。皇帝興緻盎然的回到京城，他親口對官員們說自己親手殺死一名蒙古人，文官們拒絕承認此次的應州大捷。雖然皇帝不斷堅稱真的有一位威武大將軍朱壽，而且他就在軍中，此次應州之戰全憑這位朱壽指揮有方，但文官集團拒絕承認有這麼一位人。皇帝下令封這位朱壽為鎮國公，年俸5000石，全體文官昏倒。

回到北京的正德才知道京城的日子是多麼禁錮，堆積如山的奏章等待他批閱，文官們拒不承認他的功績。由於此次朱厚照是偷偷出城，而且還將官員們禁錮在京里，更為嚴重的是他親自帶兵上戰場去跟蒙古人博殺，現在皇帝回來了，正是文官們找他算總賬的時候。

無獨有偶，二月份，成化皇帝的配偶太皇太后王氏離世，官員們逮住這個機會，一會讓皇帝這樣，一會讓皇帝那樣，搞的個正德皇帝不甚其煩。到了行大禮那天，由於前一天天上下雨導致廣場上積水，正德看群臣跪在水中不忍心，便讓眾大臣鞠躬免跪，此舉激怒了眾人，群臣紛紛上書指責皇帝有違孝道。到了給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將靈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憲宗身邊，但他乘此機會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顏衛的幾個蒙古族首領喝酒。文臣們徹底瘋狂了，他們紛紛指責皇帝以送靈柩之名，行巡幸之計，其中有一位叫舒芳的狀元，響起了驚天一炮，被文臣視為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縣人，正德十二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為人極為孝道，被人視為孝子楷模。嘉靖年間，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辭官歸鄉，後來因其母辭世竟憂傷而死。不僅如此，舒芬為官清正、心胸寬廣。一次他家的鄰居建房，將牆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寫信讓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寫了一封信給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詩。

千里捎書只為牆，

讓他三尺又何妨。

萬里長城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動讓出了三尺，他的鄰居聽知此事，也讓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鄉仍然有這樣一條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讓牆」和「孔融讓梨」一樣成了華夏的經典典故，這些典故也彰顯了華夏的品德。雖然舒芬對鄰里的紛爭能夠寬容，但卻對皇帝所謂的違反儒家的孝統不能寬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聖孝以答人心書》，在這道奏書里舒芬從孝道、天理、人慾三個方面跟皇帝辯論孝道，並直言不諱的指出皇帝的所為有違孝道。舒芬的這一行為我們無法做出恰當的評判，皇帝在祖母喪葬過程中做的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們也無法做出道義上的評判，我們只是知道倫理道德在我們這個國家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行為準則，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這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倫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經和法律一起成了評判事實的根據，成為打擊人的工具。

舒芬的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效，但與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們這位皇帝並沒有大發雷霆，只是隨手扔進了垃圾桶里，可憐狀元郎熬了一個夜晚寫出的華彩文章就這樣靜靜的躺在宮殿的角落裡。

雖然舒芬的上書並沒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瀾，這位狀元郎很快成為帝國的楷模，無數的士大夫奉其為榜樣。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監察御史、六科給事中的奏書紛紛砸來，在大明朝文官與皇帝的鬥爭中，職位低的官員尤其起勁。這些官員們不僅給皇帝施加壓力，也同時給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內閣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領銜上書。而這個時候，皇帝由於著了風寒，大概是發燒了，正在卧床不起，挨到皇帝身體好些的時候，能夠下床理政的時候，文官們依然不依不饒，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詔，就差沒讓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這個時候大約對劉瑾是懷念的，他明白在這個國家有一群人勢力太大了。

朱厚照終於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帶著隨從又出去了，臨行前給楊廷和留下敕書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邊了。皇帝帶著一萬人的隊伍從宣府出發沿著長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樣風餐露宿，他欣賞著大漠風光，但無人領略到皇帝凄苦的內心世界，此次巡邊，皇帝雖然出來了，但此次出塞心境與上次已經截然不同了，他顯得心事重重，面對得勝歸來的皇帝，本來應該大漲皇權，但文官集團旋起強大的反制浪潮，拒不承認皇帝的功績，抹黑皇帝的行為，借口孝道打擊皇帝的威望，正德明白，他離一個真正的皇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朱厚照此次的巡邊走了1000多里路，他詳細察看了沿長城各處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後抵達了陝西省延綏鎮榆林衛，經過四個月的長途跋涉，部隊士兵死亡、逃跑甚多，減員十分嚴重，但皇帝始終如一，他跟士兵們一起風餐露宿、同甘共苦，這是一個充滿溫情的年代，此後這種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現。此次巡邊由於離京師太遠，在視察完榆林衛後皇帝便開始返回，回程途中路過太原府，皇帝住進了晉王府中，在這裡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劉良女的歌女，傳說這名女子是晉王府樂工楊騰的眷屬，朱厚照喜歡上了這位劉良女，並將她帶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闊別七個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會鬱悶，因為他帶著一名心儀的女子，在皇帝巡邊途中對於重要的奏章，內閣也是快馬加鞭送給他批閱。

至此，皇帝跟北部邊疆的那種緣分已經結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樣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將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於武將勛貴集團在土木堡之變實力大損，此後勛貴階層快速沒落，皇帝對於戰場的生疏，這些都使得皇帝與他的軍隊日益疏遠，早在成化、弘治年間，皇帝就想帶兵出征，但文官集團向皇帝闡明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力阻皇帝親征擴大皇權，皇帝無奈作罷。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衝破文官們的羈絆，再次恢復了祖先的那種武功，正德皇帝朱厚照再次直接控制了軍隊，對明朝政治格局有著深刻的影響，就正德本人來說，仍是要值得肯定與讚揚，他衝出牢籠，行程千里，不畏艱苦，他敢於親臨戰場跟蒙古人拚殺，後世的明朝皇帝已經不可能像正德這樣了，他們都被文官集團牢固的禁錮在宮中，終身不出北京城。（此前天壇還沒有北京城內，皇帝還可以去北京城外看看，到嘉靖，修北京外城牆，但只修了囊括天壇的南城牆就不修了，從此皇帝再也不能出北京城一步，親征就更別想了）

另外，皇帝親自參加的應州之戰減緩了蒙古人對宣府、大同的壓力，而且應州之戰既不像朱棣親征那樣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鎮那樣窩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帶領下雙方酣暢淋漓的一場戰鬥。我們無法說正德皇帝有多麼偉大的武功，但正德皇帝的敢想、敢為對於後世之君來說的確是值得他們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