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歸真之路」——為語文教育破題

找尋「歸真之路」——為語文教育破題

臧 鶯

「中國語文教育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2011年歲末，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舉行的黃玉峰從教45周年「語文教育研討會」上，與會者紛紛走上講台，痛陳他們對於語文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語文教育的擔憂。他們之中既有來自上海語文教學第一線的教師，也有文聯及寫作協會的專業人員以及高校文科教育的眾多知名專家。「缺乏人文精神」「過於強調語文教學的工具性」「中學與高校在文科教育上的斷層」「學生邏輯性、想像力及表達能力的缺失」「語文學科漸趨邊緣化」……一時間，黃玉峰早在十年前就敲響過的警鐘再度響起，雖然歷經了一個寒假，但依然餘波未平。

遭質疑——教材到底該怎麼編

這場大討論源自《收穫》雜誌編審葉開的一番話。2011年12月中旬，葉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重提黃玉峰十年前說過的話——「中國語文教育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甚至公開「叫板」語文教材，稱其選材「不僅沒有營養，而且是有毒的課本垃圾」。一石激起千層浪，語文教材的「多宗罪」瞬間成為輿論焦點。這些指責不僅針對課文的選擇與改編、比例調配，還針對單元的劃分、課後的習題設計等。

黃玉峰坦言，他很不滿目前高中語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遠低於現代文，以及外國文學篇目過少的現狀。黃玉峰認為，很多課文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雖然它們代表了一個歷史階段的時代特色，但卻難以適應當代的特點。

黃玉峰的觀點得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的支持。駱玉明告訴記者，對於一些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文章，應該在教材編纂過程中考慮刪減。「語文教育不應該太靠近政治，而應該將焦點聚在語言和文學本身。如此一來，好的文本才能對學生起到情感上的感化作用，幫助學生理解人生的意義，提升學生的審美價值和更高的文化趣味，」駱玉明分析道，「如果有些文章的主旨已經與現在這個時代脫節，那麼教師在教的時候就很難受，學生也會反感，這樣反而降低了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和動力。」

教材的編寫，核心在編寫團隊，不同的編寫團隊會令語文教材的編寫方式千差萬別。一般而言，語文教材劃分單元的方式通常有按文章體裁劃分和按文學史劃分兩種，而上海現行的二期課改語文教材卻採取了一種新的方式，按「愛國主義」 「生命教育」等主題進行劃分，其出發點在於讓學生整體感悟，整體感知。黃玉峰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感到，這種劃分方式並沒有汲取以前兩種方式的長處，反而有人為切割之嫌，把眾多經典文章硬塞進了條條框框當中，一方面限制了學生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讓很多經典著作失去了其本身的豐富內涵。雖然語文教師可以在實際教學中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不按教材順序教，但這種教材編寫方式還是讓人看出教材編寫團隊的編寫思路存在偏頗，甚至離語文教育的本質相去甚遠。

問方向——語文到底該如何考

評價高中語文教育，乃至整個基礎教育階段語文教育水平的高低，高校教師有很大發言權。記者發現，上課之前先「消毒」已成為不少大學教師的無奈選擇。所謂 「消毒」，消的是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形成的固定化、機械化思維之「毒」，也是學生期望對任何問題都要尋找到一個標準答案之「毒」。大學教師為了開啟大一新生獨立思考之「門」，培養他們的審美、創新及思考精神，不得不將從小就根植在學生腦中的慣性思維統統「格式化」，以期達到「消毒」的目的。

其實早在十年前，有專家就提出，中小學教師要脫離「慣性」教學法，學生要遠離「標準答案」。然而在十年之後的今天，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本加厲：課堂上，評價教師一節課上得是否成功，看的是其知識點講得是否清晰和完整；教學方法上，儘管年輕的教師們從未聽說過凱洛夫教法、紅領巾教學法，但這種20世紀50年代模仿前蘇聯的以分析課文結構，將完整文章分解得「支離破碎」的教學法卻依然深深地影響著目前的課堂教學；評價學生時，要求他們在應試中對同一段文字有一模一樣的感受和理解，追求答案的標準統一……當這些「慣性」的教學模式和「標準」的認知行為一成不變時，語文教育便不可避免地與時代的發展南轅北轍，學生的語文水平也愈發與高校和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

對此，黃玉峰認為，基於這種 「慣性」和「標準」之上的「假語文」必須改變，而且這種變革的需求已經越來越緊迫。儘管其中存在應試的干擾和壓力，在可預見的將來，考試依然不可避免，但關鍵在於「怎麼考」，即如何在科學地遴選出優秀人才的基礎上，更好地避免「慣性」和「標準」的毒害。對此，黃玉峰建議，至少在下一個十年到來之前，教育界內部應當排除應試教育的干擾，對語文課堂的教學模式，以及對師生的評價方式達成一個共識。

找目標——語文教育的本質待還原

其實，無論是教材編纂原則的遊離、課堂教學方式的呆板，還是教學評價機制的陳舊，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語文教學目標的不明確。即使有一天能完全排除應試的干擾，語文教育的問題也仍會凸顯，教學目標不明確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記者在採訪中感到，無論是一線教師還是語文教育研究者，對此都有較為一致的認識。

二期課改在教學目標設計上，首次強調了「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已經向語文教學的準確定位邁出了一大步。不過語文教師們仍認為，語文教學的目標設置依然和語文學科所承擔的功能有一定程度的錯位。此外，教師在執行教學任務的過程中究竟多大程度地實現了教學目標，依然存在探討的空間。

為此，記者專門對照了上海市一期課改、二期課改以及國家的語文課程標準，發現僅語文一個科目，就分成了課程的性質與地位、基本理念、設計思路、總目標、階段目標、實施建議等為數眾多的分目錄。然而課程標準儘管凸顯了「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的新目標，但對其內在意義的闡釋卻明顯不足，這也直接造成了一線教師理解上的偏差。最為突出的是，教師對於「人文性」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是培養人文素養，還是通過培養人文素養進行道德教化，這直接影響到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諸多行為。

此外，讓語文教育承載了太多內涵，反過來忽略了其最本質的屬性，使得通過語文教育最需要完成的任務，反而成為需要師生「增負」完成的項目。

來源：《東方教育時報 新聞綜合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