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流血的改革告訴我們，有三大錯誤不能犯

執筆：胡一刀

120年前的6月11日，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熱浪之中。當時大清朝領導人——光緒帝發出了《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了戊戌變法。

在此後的103天里，光緒帝先後發布110道改革詔令，試圖推動國家向現代體制全面轉型。但是，這場「改革」不僅以失敗告終，而且還搭上譚嗣同等人性命，光緒帝也因此被廢。

它就是「百日維新」，由清王朝主動發起的一場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它的失敗有其必然性，但留給後世的反思和感慨是深刻的。

書生誤國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

75歲的李鴻章宴請了57歲的伊藤博文。兩人此時都是「無官一身輕」：以伊藤博文為總理的日本內閣，剛剛被推翻。下崗後，他出訪中國，在駐日公使裕庚看來，伊藤的訪華一方面是出去散散心，一方面也是「查看中華情形」。

而李鴻章則自甲午戰爭失敗後，一直被「冷凍」在總理衙門，大權旁落很久了。

但這兩個賦閑之人在北京的小聚，背景是波雲詭譎的。開始於6月11日的維新變法，剛剛於3天前（9月21日）被鎮壓，多人被捕，不少人被砍頭示眾。

在這些被砍頭的「變法維新者」中，有些還跟伊藤博文有過聯繫。因戊戌變法是以日本為榜樣，康有為等人竟然想讓光緒帝聘請在東京剛換屆下崗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導中國改革。

伊藤博文到北京後，與這些「變法維新者」進行了接觸，也受到了光緒帝的接見。但是，在「戊戌變法」被鎮壓的三天後那個夜裡，伊藤博文向李鴻章說：「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

他的意思是，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會把國家大廈搞垮。可見，他對維新派充滿了輕蔑。

左上為康有為，右上為梁啟超，右下為譚嗣同

這些來自草根的維新派，有青春熱血和書生意氣，突然掌握了權力，往往會急於推進改革。冒進的結果必然欲速則不達。作為一場全國範圍的「變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須貫穿到細微之處。

改革，從來都不只是從紙面理論複製到現實中那麼簡單。

戊戌年所發生的「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正是「不改革等死」與「亂改革找死」的分水嶺。

為什麼說，亂改革找死？受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以及列強瓜分中國的提速，令中國的精英們普遍有了焦慮，但改革本身是一項長期工程，對「技術」的要求頗高，不能急躁，不能躍進，不能盲動，否則就拔苗助長、欲速而不達。

因此，甲午戰爭之後的改革，就走上了躍進的道路，總想找捷徑、搭快車，從西方和日本引進一個「主義」，一攬子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放棄了在更為根本、更為瑣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術」層面上的艱巨努力。

精英階層都指望著通過「頂層設計」，一夜之間改天換地，結果不斷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國在不斷革命的道路上幾乎耗盡了元氣和各種機會。

守舊勢力

站在歷史的角度，以全球視野來看，任何變法和改革都會損害一些守舊者的利益。如果推動變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勢力的能量和意志，那麼變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變法」取得成功，關鍵是革新一派有更強的力量，同時也要採取妥當的措施。

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從時稱「西亞病夫」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到「東亞病夫」大清帝國，直至朝鮮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壓迫下為自強而進行過變法維新的嘗試。其中，只有日本獲得成功。

明治維新能夠較順利進行，是由於天皇掌握了實權，「尊王」的長州藩等武士集團又擁有壓倒德川幕府的軍力，同時對舊勢力還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牽制沙俄，所以給予了幫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歲的光緒，雖在名義上「主持新政」，決定權卻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後操控，皇帝本人從小在在深宮受壓抑而缺乏理政經驗。

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維新派官員，更多是不知兵也不喑官場之道的文人學士，只能得到國內極少數激進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同情。

那些手握兵權、財權的洋務派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雖不同於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卻對那幾個一步登天的維新派文人更為不滿，關鍵時刻都不會支持變法。

頒發那麼多急躁的變法詔令後，光緒在朝廷內，倒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卻成了眾望所歸。面對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勢，手無寸鐵的維新派只好鋌而走險，求助於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

拿著光緒帝密詔的譚嗣同到天津找到這個掌握7000軍隊的北洋梟雄，讓他調動新建陸軍入京「勤王」，兵圍頤和園逼迫慈溪交權。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權衡利害，自然選擇了向慈禧的親信榮祿告密。

慈禧太后迅速趕回城內皇宮，一聲令下就以「皇帝生病」為名囚禁了光緒而由自己「親政」，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問斬，變法中廢除的舊制馬上全部恢復。

聯想到十年前「光緒死因報告會」發布的結論，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等單位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檢驗已證實，光緒確屬砒霜毒殺。這說明不僅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獻出頭顱，連支持他們的皇帝都付出了生命代價。

群眾基礎

作為一場由封建皇帝下詔書自上而下推動的「變法」，為什麼最後會落到如此結局？從今天來看，一方面大多數人在執行「變法」中的政策時並非真心擁護，而只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推行變法的人只追求「改變」，忽略了更多人能從改變中得到什麼。

在那個夏天，面對列強要瓜分中華的危境，不甘心當亡國之君的光緒帝倚重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幻想進行一場幾年內就能強國的變法。

據《戊戌變法史》統計，在這103天內，光緒帝讓那幾個書生起草並自己審定發出的變法詔令，居然超過 110道，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方面的根本性變革。此間各衙門、各省、各州天天奉詔，可謂歷史上下達中央政府文件最密集的時期。

不過，除湖南有些動作外，京官和各處督撫們對落實新法至多停留在口頭上，所以事實上只形成一場短命的「口水變法」。

雪片般的「變法」詔令飛來，官員幾乎都是觀望、延宕，其關鍵在於提出的新政沒能讓多少人馬上受益，廢除舊制立即得罪的人卻遍及朝野。

詔令中，「興辦工商、倡新學、建新軍」的內容看似美好，卻畢竟還是畫餅，尤其是廣大民眾都感到與自己沒啥關係。

裁撤大量衙門和官員，廢除八股考試，裁撤驛站設立郵局等詔令，馬上會讓大批官員、文人丟掉飯碗和晉陞官級的通道。全國幾十萬綠營官兵，聽到裁撤令就知道自己將面臨失業，所以多數軍營中已是群情洶洶。

此前清廷同意李鴻章等人辦「洋務」時，執行新政卻不廢舊衙門和舊軍，頑固派雖有反對之聲卻還能勉強容忍。

戊戌變法時拋出如此激進的裁汰命令，光緒帝和草擬詔書的康梁等人卻沒有提出相應的安置辦法，必然引發一片嘩然。

例如，提出允許過去領「鐵杆莊稼」即朝廷供養的旗人自謀生計後，百萬過慣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如喪考妣。據目睹者記載，慈禧居住的頤和園外跪滿了成群的旗人，呼天搶地般地叫喊：「皇上不要我們了，求太后作主啊！」

所以，戊戌變法在旦夕間輕易被扼殺而毫無抵抗之力，說明維新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無軍隊和上層實權者支持，如此豈能不敗？

戊戌變法被輕易撲滅，是當年立志改革強國的那些人的歷史悲劇。此事反映出當時中國頑固守舊勢力的根深蒂固，想以變法撼動他們全無可能，只有靠革命將其打倒。隨後也有了孫中山等領導的辛亥革命。

最後由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把上至官僚軍閥買辦、下至土豪劣紳幫會的黑惡勢力全部剷除，迎來了「神州天翻地覆慷而慷」的人間巨變。

歷史證明，沒有理想和激情就不會有變法和革命，缺乏務實精神又無法成就變法和革命。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往往會刺激人出現冒進情緒。

20世紀的革命中也出現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勝的急性病。後來，得以成功的鬥爭，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將創新計劃與穩妥落實相結合的成果。

當然，後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進戊戌變法的失敗者，可稱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譚嗣同殉難前「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詩句，仍長久地激勵著後來的改革創新者。而百年來，居安思危、永懷進取，已經印在中國人的思想里。

感謝徐焰教授和雪珥先生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