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領袖劉坤一與晚清政局

劉坤一在晚清政局中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晚清積弱，無力抗拒列強，洋務外交，多行以夷制夷，已成慣例，李鴻章親俄，劉坤一張之洞親英、日，在籌劃東南互保時，他們立場相同，尚能互相支持，結為盟友，但一遇外交糾紛，難免齟齬，尤其事關國家主權，常要據理力爭。庚子年間的義和團運動，為禍華北東北數省達一年之久，引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雖以簽訂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和多項懲罰性條款的「辛丑和約」了結，但它留下的後患，貽害連連，涉及內政、外交、經濟、軍事諸多方面，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就在北方陷入戰亂之時，東南各省卻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勢，儼然判若兩國。議和期間，朝廷在各國領事的一致要求下，懲治了一批禍首，同時也表彰了一批在保護東南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官員，劉坤一居功臣之首。議和期間，他聯合張之洞等督撫抵抗俄國侵佔東北，反對與俄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夏，他又與張之洞聯手起草變法奏摺，五、六兩月，連上三折，成為清末新政的綱領性文件；其後，他又在賠款問題上與外國交涉，竭力減少損失，在督導中英商約談判時，據理力爭，維護國家利益，直至病逝職所。劉坤一去世後，太后懿旨表彰他：「秉性公忠，才猷宏遠，由諸生起家軍旅，屢建功勛，洊歷封圻，克勤厥職，簡授兩江總督兼充南洋大臣十餘年來，鎮撫地方，軍民愛戴，辦理交涉，悉協機宜，前年近畿之亂，該督保障東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碩望，實為國家柱石。」（《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卷首「上諭」，文海出版社，1966）保障東南，匡扶大局清承明制，高度集權，朝廷不設宰相，皇帝獨攬大權，以數位軍機大臣參與要政，備詢、籌策、傳奏、擬旨而已，他們既無衙屬，亦無治權，不能獨立執行政務，內閣部院，外省督撫，均直接承命皇帝，軍機處和內閣部院對督撫既無管轄權，又無節制權，即使參劾，是否處分也是由皇帝說了算。清初的總督多以將軍充任，轄制一至數省，其職責為「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但偏重於軍政，而巡撫則「宣布德意，撫安齊民」，偏重於民政。洪楊之亂，朝廷軍隊不敵太平軍，八旗勁旅，悉數瓦解，湘勇淮兵，異軍突起，曾、李、左、劉等統兵大帥，平亂之後，洊歷封疆，此時清朝統治，全賴湘淮軍力維持，同光兩朝，朝廷雖在近畿訓練軍隊，有挽回外重內輕之意，然「諸侯」之勢已然坐大，一時難以挽回。甲午戰敗，淮軍大挫，李鴻章削職，但不久即出任兩廣總督，與湘軍系的代表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清流系的代表湖廣總督張之洞，成為鼎立東南的支柱。清朝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東西、南北的直線距離都在五千公里以上，又被高山大河海洋荒漠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區域，四億五千萬人混居在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而行政區劃承繼元朝的行省制度，既不合理，又不均衡，大省小省，面積、人口、資源、貧富相差懸殊，朝廷也無力調劑，只能靠督撫各盡其責，維持生計。邊省與內地，在國土安全上承受的壓力更為懸殊，邊省戰爭風險極高，對外交涉頻繁，同樣是保境安民，邊省督撫在內政、外交和軍事上的責任，遠遠大於內地督撫，政務煩劇程度，遠勝於後者。在交通落後、信息不暢的清代，天高皇帝遠，督撫成了皇帝在各省行使統治權的最高代表，一遇匪禍民亂，外國入侵，朝廷無力抵禦時，就要靠督撫自謀對策，自籌兵餉，剿匪平亂，對外交涉，以安定地方秩序，庚子年的東南互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高度集權的帝制政體，一遇皇權式微，則諸侯崛起，已成定勢，輕者挾王自治，重者藩鎮割據，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庚子夏，京城淪陷，帝後逃亡，像劉、張這些既自保轄省又維護皇權的督撫，史上並不多見。按理說，劉坤一抗旨不遵，罪同大逆，事後朝廷不但不罰，反褒揚其「匡撫大局」之功，委曲之心，可見一斑。事後，劉坤一致電榮祿，自陳心跡：「各國兵輪泊吳淞口常三十餘號，且調防兵數千分屯上海租界，以至謠諑紛紜，謂將據我津要，以斷西北接濟。初議用兵牽制洋人，使不敢併力北向。既思洋輪忽來忽去，可合可分，而我無大支海軍邀截，僅持陸路兵勇，不惟不能牽制洋人，且防不勝防，轉為洋人牽制。是以商之香帥，欽遵相機審勢力保疆土之旨，與各國領事訂立保護章程，各不相犯，得以撐持至今。區區苦衷，知蒙鑒諒已。」（《劉坤一遺集》，「致榮中堂」，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四，中華書局，1959，p2274）而朝廷年底將五月二十四日（下詔對各國宣戰）至七月二十日（兩宮出逃前一天）期間所發諭旨「查明矯擅妄傳各旨，提出銷除」，既是一種認錯的姿態，也是對東南督撫抗旨自保行為的褒獎，近兩個月的上諭竟公然宣布作廢，帝後之尊嚴，朝廷之威信，盡委於地，其委曲難言之苦衷，昭於天下。抵抗俄約，維護主權庚子十二月初十朝廷下詔變法，命樞臣督撫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提交奏摺，但直到辛丑五、六月，江、鄂兩督才聯銜會奏，響應變法，如此大事，一向好為先聲的劉坤一、張之洞竟拖延半年，所為何情？原來，發生在辛丑春夏一樁事關國家主權的外交事件，牽涉了劉、張的精力，使其不能專心籌劃新政。19世紀，比起英、法、德、日在中國東南沿海的侵略，俄國在我東北和西北邊疆的侵略更為野蠻，它利用一切機會吞食領土，擴張軍事實力，攫取經濟利益。甲午戰後，俄國利用干涉日本還遼的機會，與李鴻章簽訂《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1896年「中俄密約」），修建東清鐵路，將東三省納入其勢力範圍，且一直在尋找機會，吞併東三省，使其成為遠東的「黃俄羅斯」。庚子春，義和團作亂京津，俄國頓感天賜良機，搶在各國與義和團交戰之前，捷足先登，五月初十，俄外務大臣模拉維夫請俄皇派大軍加入聯軍，以免他國及日本先派兵，第二天，四千俄兵自海參崴由海路運往天津。五月二十四，朝廷下詔向各國宣戰，李鴻章、劉坤一擔心東北出事，屢次致電盛京將軍增祺、吉林將軍長順，望其努力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人、教堂和鐵路，不給俄國侵華借口，但瀋陽、遼陽等地的教堂和鐵道還是受到民眾的攻擊。七月初，俄國以保護東清鐵路為名，派十多萬軍隊兵分數路大舉入侵東三省。在黑龍江，俄軍遭遇清軍的頑強抵抗，七月二十日，俄軍陷雅克嶺，統領保全戰死；七月二十二，俄軍陷北大嶺，統領崇玉等戰死；八月初六，俄軍攻陷省城齊齊哈爾，將軍壽山自殺；俄國阿穆爾總督宣布並黑龍江右岸地為俄領土。七、八月間，吉林之琿春、阿勒楚喀、寧古塔和省城，奉天之熊岳、營口、海城、牛庄，被俄攻佔。閏八月初九，俄軍陷瀋陽，進抵山海關，盛京將軍增祺退走義州，至此，俄軍佔領了東北全境。八月初七，朝廷加派劉坤一、張之洞會同李鴻章商辦和議，但直到閏八月十八，李鴻章才到北京。從七月二十日聯軍入京到李入京，已近兩月，在此期間，俄軍一直在加緊對東北的軍事佔領，等到正式開議，俄軍佔據東北已是既成事實，這樣，議和就面臨兩項內容，一是與聯軍談判，交涉賠款撤兵之事，一是與俄國談判，交涉東北撤兵之事。劉坤一認為，俄國撤兵與聯軍撤兵本是一事，不能與俄國單獨談判交收東北事宜，更不能承認俄國佔據東北後提出的各項要求。十一月初，就在各國公使發布通牒，提出十二條和約大綱之時，傳出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與俄國總督阿萊克息夫的代表於九月十八日在旅順訂立「奉天交地暫且約章」（簡稱「增阿暫章」）的消息，「增阿暫章」允俄修建哈爾濱至旅順的鐵路，中國交出軍火炮台，解散軍隊，營口暫由俄管理，俄派員駐瀋陽預聞緊要公事，並派兵助地方巡捕等九項條款，舉國嘩然。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詔否認增祺與俄人所訂的「增阿暫章」，命出使俄國大臣楊儒向俄外務部辨明，東北的吏治兵權均不失自主，並將增祺交部嚴加議處。次日，楊儒與俄外務部大臣拉姆斯獨夫會談滿洲問題，多次交涉，均無結果，俄又對滿洲、蒙古及西北各省提出更多的要求，朝廷命楊儒與俄國緩議交還東三省之事。晚清積弱，無力抗拒列強，洋務外交，多行以夷制夷，已成慣例，李鴻章親俄，劉坤一張之洞親英、日，在籌劃東南互保時，他們立場相同，尚能互相支持，結為盟友，但一遇外交糾紛，難免齟齬，尤其事關國家主權，常要據理力爭。十二月十六日（1901.2.4），劉坤一致電奕劻、李鴻章，請廢「增阿暫章」：「增祺與俄私立條款，實關中國安危大計。各國眈眈虎視，此次允和而不佔疆土，因彼此猜忌，互相牽制；若允俄獨得東三省政權、兵權，無異地為彼有，各國必將效尤，分裂之禍立見。近因報載此事，各國業已議論蜂起，謂俄所要索，中國若能堅持不允，俄雖橫，各國決不直俄，俄亦未敢妄有舉動。允之則是中國願與，即曲不在俄，各國即不能不各圖分據。是目前為中國計，力拒尚可望各國牽制，未必遽有失地之患；允之即逼成瓜分之局，勢必名實俱亡。與其允而失中國，何如堅持勿允，雖弱猶可圖存。此中利害，中堂必已鑒及，務望奏請將增祺拏問，並將私約作廢。只能允其保護鐵路一事，凡關涉自主之權，皆萬不可允。一面密商各國公使以為鉗制之計。日為唇齒，英德忌俄亦甚，皆可與商。危急存亡，事機萬緊，惟賴中堂主持，萬叩！」（《劉坤一遺集》，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寄盛宗丞」，pp2601-2602）辦理交涉，悉協機宜十二月二十八日，俄國外務大臣拉姆斯獨夫向楊儒提出「東三省交地約稿」：一、俄允將滿洲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舊。二、留兵一部保護鐵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國將本約末四款辦到之日為止。三、如遇變急，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四、中國允鐵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兵隊，他日設兵須與俄商定數目，軍火禁入滿洲。五、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即予革職，滿洲內地可設兵馬巡捕，與俄商定數目。六、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七、劃金州於旅大租借地內。八、滿蒙新疆等處路礦及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與他國，或中國自行築路，除牛庄外不得將地租與他國人。九、此次俄兵費、各國賠款，均應清還，俄人賠款數目期限抵押，與各國會同辦理。十、被毀鐵路，及公司工程師被劫產業，及遲設路工賠費，均由中國與公司商賠。十一、上項賠款，可與公司商定，將全數或分出若干，以他項利益作抵，候利益可酌改舊合同，或另讓利益。十二、照中國前允成議，自幹路或支路向北京造一路，直達長城，照現行路章辦理。拉姆斯獨夫提出的「東三省交地約稿」，遠遠超出各國公使聯合提出的議和條款範圍，引起各國的強烈不滿。辛丑年正月初五（1901.2.23），日本駐上海領事致電劉坤一，日、英、德、美、奧均不以中國另與俄國立約為然，盼以力拒以保大局，於滿洲一事，意向相同，勸中國勿與別國另定讓土及獨享利益之約，一切條約應與各國公同商辦。劉即轉電西安行在，張之洞亦電奏行在，俄約萬勿允許，請與各國從長密議。因各國不滿中俄交涉，劉、張又堅決反對，朝廷命奕劻、李鴻章統籌全局，與英、美、德、日各使相商，令各國代為勸阻。俄使格爾思見俄中談判受到各國干涉，面詰李鴻章，中國如聽各國讒言，不願立約，則東三省必永為俄有。李鴻章則主張條款可由楊儒與俄人商談，勸俄使勿性急。接連幾日，俄使催迫李鴻章簽訂約款，俄國財政大臣微德也致電李鴻章，勸他從速核准交還滿洲條款，否則將成久居，勿信英、日讒言。正月十四，劉坤一致電「行在軍機處」：今日英領面告，俄約宜勿畫押；並面交一函，內稱駐京使電：「近李中堂在京與俄國私訂密約，內載奉天、黑龍江、吉林三省應歸俄國駐兵管理，大有據為己有之意。復以蒙古、新疆、伊犁三處，堅約中國不得修造鐵路，其吞食之心尤著。惟恐日內李中堂一行籤押，則中國不特以上數地為俄所有，且此端一開，難保效尤，嗣此瓜分之勢，中國甚足慮也。」（《劉坤一遺集》，p2603，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寄行在軍機處」）朝廷命劉坤一、張之洞勸各國協力向俄說項。李鴻章內外相逼，很是無奈，電請朝廷早定俄約，並告御狀說，各國私議，全系日本從中唆弄，劉、張素暱日英，易為所動。朝廷兩頭為難，一面諭李鴻章以俄約中應行商改條款（六、七、八、十一、十二款）與俄交涉，一面致俄國國書，懇請體諒中國苦衷。劉坤一、張之洞在對俄交涉問題上與李鴻章的矛盾已經公開化，函電交馳，互相詰辯，一直延續到辛丑年三月。劉、張巧妙利用英、日、德、美對俄國侵佔東北的不滿，把俄約條款明告各國，激化英、日等國與俄國的矛盾，終於迫使俄國讓步，二月二十四日，俄外務大臣拉姆斯獨夫向英、美、德三使聲明，否認俄國向中國提出草約。三月初一，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電請朝廷，切飭李鴻章事事遵旨而行，免貽無窮之禍，以後遇有俄事往來各電，皆令知照江、鄂，以便與英、日密商，朝廷從之；另由榮祿致電奕劻，勸李鴻章勿過執己見。江鄂會奏，新政奠基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朝廷頒布新政上諭，著樞臣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這道上諭雖限令督撫兩個月內覆奏，但期限之內，督撫們並未覆奏，他們都在揣摩聖意，靜觀局變，以摸透這道突然頒布的變法上諭背後的真實意圖，再謀應對之策。安徽巡撫王之春接到軍機章京的密報，「奏覆變法，毋偏重西」，張之洞接到王電，頓起疑慮，所謂變法，即是「參酌中西政要」，改革現行弊制，不行西制，談何變法？為探明實情，他電詢戶部尚書鹿傳霖：「竊思採用西法，見諸上諭明文。鄙意此後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種頑固自大之人，針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張之洞全集》， 「致西安鹿尚書」，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506）鹿傳霖回電解釋道，變法詔書，是他與榮祿建議的，「上亦謂然。至應如何變通，總期實事求是，決無成見。來教謂第一力掃六部吏制，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盪之餘，尤為機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執，宵小不利，阻撓必多。將來想有助略相（作者註：榮祿）極力主持，惟當切實行之，逐漸變之，總期除弊興利，似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人攻擊之柄。」張之洞從王電中略見端倪，聖意雖主變法，但礙於國情，多變西法，必授人以柄，遭到腐儒和保守官僚的阻撓，但不變西法，新政必流於形式，難見實效。張之洞力主「大變西法」，他認為「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他想在覆奏中體現自己的主張，但又不願獨自承擔政治責任，如果與東南各省督撫串通一氣，統一口徑，以聯銜的形式公同覆奏，各自承擔的政治風險將會小很多。其實，聯銜會奏也是劉坤一的主張，在覆奏一事上，他要謹慎得多，上諭剛一頒布，他就致電張之洞，希望張先擬一份大綱，提出大體一致的改革建議，以便各省參考。張之洞回電劉坤一併致電東南、西南督撫，主張聯銜。聯銜會奏得到了各省督撫的同意，但由誰執筆？各省督撫均推劉、張執筆，劉、張自知責無旁貸，但又互相謙讓，難免要推讓一番。就在劉、張推讓之際，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三（1901.4.21），朝廷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遙為參與，「將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評議，次第奏聞」。劉、張的身份又有了新的變化，不僅是議和大臣，又要承擔起督辦新政的重任，外交和內政，都要「遙為參與」，這種身份已不宜於其他督撫聯銜會奏。這時，袁世凱探得消息，致電劉、張，朝廷不願督撫聯銜會奏，似以單銜入奏為好，張之洞回電同意袁的意見，但希望他與江、鄂覆奏在主要內容上保持一致，以免歧見太多。劉坤一接袁電後即致電張之洞，他表示，他省可以單銜入奏，但江、鄂必須聯銜會奏，張亦同意。於是，劉、張聯銜，五月二十七日會奏《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六月初四會奏《尊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六月初五會奏《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此即「江鄂會奏變法三折」「江鄂會奏變法三折」縱論古今，參比東西，分析時政弊端，指明改革方向，設計變法藍圖，規劃施行次第，可以說，1906年預備立憲之前的改革事項，都不出其範圍。朝廷對江鄂會奏十分看重，視為新政綱領，這是因為庚子之後，劉、張已是朝廷倚靠的重臣，權重言威，中外仰賴，一如參與起草奏稿的沈曾植所言：「惟是中朝宗旨，實以江鄂為南針。江鄂之言不必盡行，而江鄂奏入之後，大局未必不從茲而定。」（《揚州與南皮製軍書》，《學術集林》卷三，「沈曾植未刊遺文（續）」，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p106）（文中日期皆為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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