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中立性政治力量是改革的目標而不是經驗

07-12

　　日前，新華網推介張貼了一篇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於本月初在北京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所作的《決定改革命運的三種力量》的發言，其中關於中國政治力量中立、強勢是改革比美國、歐洲成功的原因的表述，很值得商榷。

　　張維為將決定一個國家改革命運劃分為政治、社會與資本等三種力量，在他看來，美國因為資本力量過大，歐洲因為社會力量過大，使改革均不成功，而中國「相對中性、強勢的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改革比較成功的原因。」張維為說：「歷史上，中國政治力量總是處於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也處於相對比較中立的地位。這個傳統延續至今，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影響也在迅速擴大，但中國的政治力量總體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中立性。」最後張維為的結論就是「在改革方面，中國模式總體比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成功。」所以「我們應該繼續沿著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走，也就是保持政治力量相對比較中性和強勢的特點，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來推動改革和現代化事業。在技術層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層面(即三種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國要堅持自己的模式。中國模式是對西方模式的一種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話講，就是既要避免美國病，又要避免希臘病。」

　　在張維為看來，政治力量強勢、中立對改革的成敗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創造了優於美國、歐洲的模式。在此我們權且不談中國改革是否成功而值得總結經驗，單問中國真存在中立性的政治力量嗎?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所謂政治中立是指，文官在國家政治活動中保持「中立」立場，即文官不參與政治活動，相對各政黨、利益集團居「公正」、「超然」、地位，不介入政爭漩渦。這是保證文官擺脫黨派、種族、宗教等方面的紛爭，使文官客觀、公正、獨立地為國家服務的制度。

　　張維為先生在講話中一再說中國從歷史以來政治力量總是處於相對中立性地位，而今天中國政治力量也延續著這個中立性。從歷史來看，中國專制王權時期，政治力量的確有中立性的一面，或者說相對比較中立。因為在專制王權時期，天下所有者與管理者是嚴格區分開來的，即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為天下之主，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專制王朝的官吏則是受皇帝委託的管理者，或者說經營者，是皇帝使用的人，是皇帝請來打工的。專制王權時期的皇帝與官吏的關係，猶如現在企業代表股東的董事長與經理人的關係，是有著嚴格的區別的。專制王權時期，皇帝對天下財物包括人都具有所有人身份，但是百姓畢竟是有自主意識的，所以不屬於純粹意義上的物資所有形式，君與民的關係屬於船與水的關係，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樣，行使行政管理的官吏，在百姓與皇帝之間就有著一定的中立性，一則他受雇於皇帝，聽命於皇帝，一則他需要為天下蒼生負責，即官吏階層客觀處於皇帝與百姓之間，是個中間角色。如此，天下所有者與經營者形成了區隔，在百姓與皇帝之間存在著一個中間的官吏階層，而這個階層是具有相對的中立性的。所以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許多官吏卻依然為官如故，就是因為官吏有相對獨立、中立性的一面。

　　1919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廢除了專制王權統治，也就結束了家天下的時代，中國社會進入了軍閥征戰，逐鹿中原時期。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得政權，形成了黨天下，事實上是權天下，即權力統治天下與擁有天下。這種時期，天下的所有者是掌權者，而天下的管理者也是掌權者，形成了所有者與管理者合而為一。但是，名義上及其法律上卻規定，天下的所有者是人民。這種名與實背離，使掌權者對資源所有與管理的身份出現事實與法理上的分裂。這個社會的政治力量就是實際行使權力的集團。這個政治力量強大在於以人民的名義佔有支配了社會一切資源，同時不允許在它之外的任何別的政治力量的出現。一個佔有支配社會一切資源、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就沒有預留出獨立的資本與社會的存活空間。因為在這種權力所有制下，政治力量就是資本的擁有者與經營者，而在資源為權力壟斷的國家，社會不可能有生長的機會。

　　就政治力量自身而言，不僅公開宣示一切權力歸黨領導，使得黨政不分，而且推行的所謂公務員也完全是隸屬黨之下，沒有任何中立性。誠如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第一章總則的第四條就明確規定：「公務員制度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路線和方針，堅持黨管幹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報考國家公務員的人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在一個國家政治力量中，最應該保持中立的公務員，居然被附設了如此「擁護」與「堅持」的前提條件，哪裡還有什麼中立可言?

　　如果張維為所劃的政治、社會與資本三種力量，在現代國家中屬於正常的三種改革決定性力量的話，那麼對於中國來說，事實上除了政治力量，其他資本與社會力量也是完全受制於政治力量，根本不存在可以與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對此，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社會與資本力量，大家應該不會有爭議。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中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資本的力量依然沒有形成。看看壟斷中國資源的各大財團，哪個不是政治力量的代表?哪個不是擔任著國家部委級官員?至今左右中國政局，掌控國家命運的權貴集團，不正是活生生的政治通吃了資本，哪裡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資本可言?對此有人甚至斷言，主宰中國經濟政治命脈的就是三百個權貴家庭。就是國外資本，在進入中國後也依然難逃與權力勾結的命運。近年一再爆出外企聘用高官或高官後人的情況，正是說明中國沒有所謂獨立於政治外的資本力量。至於社會，中國政治力量掌控著社會一切領域，讓一切的社團、商會、公益組織等等，無不成為政治的附庸。可以說中國社會那些所謂社會力量，要麼是政治外化的形式，要麼就是政治打壓的對象。在如此情況下，社會力量要想生長都難，哪裡能夠壯大到與政治力量對等，或者成為一種約制政治的力量?雖然隨著社會發展，在技術進步層面促進了社會的某些生長，如互聯網出現，使網路社會發展起來。但是，現在打大V，封論壇，正是政治力量堅持通吃社會的反應。所以，中國社會借人類技術革命大潮雖有所發芽生成，但在政治絕對強力控制下，不僅生長極其緩慢，而且目前根本難成為一種決定社會改革的力量。

　　在一個政治絕對強勢，事實完全擠佔了資本與社會空間的國家，說改革決定力量有政治之外的資本與社會，那就是欺人之談。正是在這種沒有資本與社會參與的政治力量改革下，中國社會滑入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那種瘋狂的掠奪性的所謂改革，給社會帶來的資源枯竭，環境毀壞，致使美麗中華不宜人居，這些有目共睹的慘狀，在此就不必贅述。至於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置社會於高危狀態，最近，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報告顯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根據國際上常用基尼係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基尼係數低於0.2 反應的貧富差距表示收入過於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係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於0.2社會動力不足;高於0.4，社會不安定。中國卻達到了0.73，表示社會已經處於極度貧富不均，進入高度危險狀態。中國社會現實中，近年來，每年數千萬上訪民眾，二十餘萬起群體事件，也一再證明中國整體性危機嚴重的程度。

　　這不禁使人要問，一個在完全沒有中立性可言的壟斷性的政治力量強勢主導下的所謂改革，導致社會如此兩極分化，激起社會如此矛盾衝突，怎麼還有成功可言?怎麼還能在世人面前總結出中國模式，並且聲言要繼續堅持?如果中國的改革真那麼成功，那今天腐敗會如此嚴重?今天反腐會如此艱難?貧富會如此懸殊?今天社會矛盾會如此激化?今天改革推進會如此舉步維艱?

　　正因為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中立的政治力量，也沒有形成所謂決定改革的資本力量與社會力量，所以中國的所謂改革才致病入膏肓。而中國今日要真正開啟改革，就必須改變這種沒有中立的政治力量的單方主導，而是要使政治力量真正回歸中立本位，使資本與社會贏得獨立成長的空間。對中國來說，中立的政治力量的出現恰恰是改革的未來目標，而不是改革已經成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