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必須重新評價蔣介石

海星：必須重新評價蔣介石勿以成敗論英雄 勿以今天看歷史作者：海星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日期：2010-3-15

一、為什麼蔣介石研究會紅？

　　20世紀中國政治與國共的戲劇性命運一直是美國漢學界的熱門話題，1949年在國內外儼然以唯一合法政府面目出現的蔣政府頃刻間土崩瓦解，令為了遏制共產主義和紅色蘇聯而長期扶持蔣介石的美國大為不解。1950年代美國漢學界先是以「蔣介石為什麼會失敗」為主題展開研究，結論今人早已深植心間：貪污腐敗、統治黑暗、戰略與決策失誤、統治基礎薄弱與失去民心，如此這般。但研究者發現這仍不足以解釋中國革命的戲劇性翻轉，於是又轉向「共產黨為什麼會成功」，答案當然與前一個問題正好對應：紀律嚴明與組織完備、領導人的領袖風範與嚴於律己、決策英明高遠、順應民心，等等。因了「成王敗寇」的成規和美國對蔣之失敗的懊惱，因了1949之前在國際社會名不見經傳的毛澤東突然成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最大奧妙，也成為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於是共產黨與毛澤東不為外人所知的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瞬時成為西方和美國漢學家獵奇的絕妙領域，毛一時間成為明星級研究對象，蔣卻一反其在1949年之前榮登過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人物多達十次的殊榮，成為人們貶損、嘲笑的對象，連對其的研究都乏人問津。林蔚說：只要假設共產黨是解決弊病的唯一途徑，蔣的形象就是反面的。（林蔚：「重新評價蔣介石」，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1-3）

　　陶涵的《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出版伊始備受關注，在美國可能是因為2008年開始蔣介石日記和宋子文日記及檔案資料解密時限到期，託管人願意向公眾開放，因此豐富了人們對這些神秘人物的研究素材。第二個原因在於，史學風潮的變化，研究逐漸走向細微化，注重歷史的多樣性可能，不再固守臉譜化和定格化的結論，人物研究開始致力於還原人物的性格、心理，當時環境的複雜糾結與千鈞一髮。第三個原因在於，蔣介石與毛澤東同屬影響20世紀中國政治的重要人物，蔣的研究長期受到冷落。伴隨著台灣政治的發展變遷，民主化20餘年的台灣人開始對蔣氏父子的歷史作用進行重估，拉開距離看歷史讓人更置身事外，摒棄當事者的利益，看得更清楚。第四個原因在於，與蔣有關、對蔣有記憶的歷史人物至今在世的越來越少，若再不展開研究，搶救活記憶，後世的研究會更有隔閡，距離真相更遠。

　　此書出版在中國的意味完全不同於在美國，時間走到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餘年，新中國建立已有一甲子，政治穩定，人民富裕，社會價值觀豐富萬全，即使社會治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與弊病，但中國人的自信心與寬容心已然牢固樹立。陶涵的觀點一來可以衝擊與豐富國內已經模式化的中國歷史敘述，讓中國人看到更鮮活和可親近的歷史人物；二來從封閉環境和階級鬥爭環境中走過的中國人，至今仍能感受到非敵即友、非善即惡、非王即寇的強制性邏輯在教育與政治生態中的遺迹，也希望能擺脫這樣一種簡單粗暴的認識歷史的態度，對歷史和現實有更理性成熟的認知；三來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檔案尚未解密，或者解密了大多數研究者閱讀時會受到限制，所以已經讓人們很熟悉的偉大領袖的研究很難有推進和突破，但蔣介石對中國人而言，就像毛自1949年為世界所聞知之時對於美國人而言一樣，很是神秘。這位在中國國內的歷史教科書、小說和愛國影片中總是被刻畫得愚蠢粗暴、貪婪好色、胸無大志卻獨裁專制的委員長，這位光頭的喜歡操寧波口音罵「娘希匹」、做過多年上海青幫小混混的蔣介石，為什麼能籠絡住所有軍閥，建立了統一政府，為什麼能贏得美國支持，抗日戰爭為什麼需要他統帥，國共內戰時的美蘇起了什麼作用，他為什麼會失敗？這些都是需要認真研究才能回答的問題，而不是如《水滸傳》中高俅發跡那般（僅僅是因為高俅會踢球，而高俅陪玩的王爺莫名其妙當上了皇帝，因了皇上一句「能踢好球，我看也能當好官」，高俅就當上了太尉）傳奇和輕易。四來陶涵的書在中國引起關注與熱議，也正說明了全球化時代國際知識交流與互通的便捷性與不可阻擋之勢。最後，可能還在於很多中國人期待了解台灣政治發展所經歷的歷程與兩蔣父子在台灣民主化中的是非功過。（Laura Tyson Li：「蔣介石最後的勝利」，田成蓮譯，引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09-7-5）

　　二、題目是否言過其實？

　　是否能將蔣與毛的政治歷程與成敗歸為「近代中國的奮鬥」？這總讓人覺得言過其實。也許毛一生最大的敵人不是蔣，但蔣一生最大的對手肯定是毛。從南昌起義失敗毛轉入湘贛地區創立根據地（蔣不斷組織圍剿，消滅共產黨也趁機消滅不聽話的非嫡系軍閥的實力），到「左傾」冒進失誤紅軍轉戰西南西北，在陝西建立根據地（毛借蔣之手消滅不聽話的紅軍將領與部隊），再到共產黨因蔣的瘋狂攻勢陷入絕境，加之日本侵華，國家的存亡危機也空前加重，轉而尋求聯合抗日以獲得生機。1941年的皖南事變，是國共關係的又一轉折，但若是追蹤毛與項英自1920年代以來的恩怨，項英遇害對毛未嘗不是快事，蔣之所為損己利人，非但未能遏制共產黨接收地盤的擴大，反而置自己於國內外輿論不利的地位，讓人忍俊不禁。抗戰結束，內戰隨即開始，國共爭地盤並非一方過錯，作為名義上之全國政府的蔣政府眼見著地盤盡失、江山不穩，打擊共產黨實也是恰當舉措。今日之歷史書常將國民黨之潰敗和「劃江而治」的荒唐想法視為是蔣的失誤與無恥，且不知當初共產黨請求進駐東北，並未有多大政治野心，不過是在滿洲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美軍幫助下的國民黨改變了東北的拉鋸戰局，差點置共產黨於死地。但歷史之弔詭在於委員長在關鍵時刻下令停止進攻，共產黨後來居然從東北一路南下打到了海南島，趕跑了昔日的國民政府主席。（可參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共產黨與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毛的經歷，倒是真的應了中國那句農民戰爭的古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正是中國革命的諸多戲劇性，才使得「共產黨為什麼會成功」和毛澤東研究長盛不衰。

　　1949年以後蔣不斷夢想「反攻大陸」，蔣留在大陸的特務組織是否嚴密未可知，但卻為中國的影視界提供了許多想像的素材，幾十年來最受觀眾歡迎的便是諜戰片。而蔣的願望也成為了共產黨在大陸發動歷次政治運動的由頭和心理動機：人民的江山不穩固，所以我們要不停地鎮反、肅反，根除敵特破壞。為了反攻大陸，蔣在大陸對岸實行高壓統治，而為了鞏固統治，共產黨在大陸實行高壓統治。同樣的政治思維與手法都讓各自治下的民眾飽受其害，可謂是二戰後的「冷戰」思維的毒害，也可以說是毛與蔣這對老對手在同樣處境下的同樣選擇，這樣看來，領袖人物的能動性其實並不大。這一點我們若讀龍應台對台灣20世紀60-80年代政治與社會的描述，就會知會。當人們在嘲笑台灣人從小學生到成人，公共場合一律要背誦總統訓誡表忠心時，是否忘記了大陸那些年代登峰造極的造神運動和「紅寶書」支配中國人言行、公共生活與私生活的荒唐時代？即使陳之岳認為陶涵相信小道消息實屬不當（陳之岳：「委員長：蔣介石和近代中國的奮鬥」，《亞洲周刊》二零零九年第十五期，2009-4-14，轉引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09-4-14），但幾次金門危機，毛與蔣確實互有配合，蔣的「反攻大陸」、重做中國之領袖的夢使其並未脫離中國。蔣於1975年謝世，比毛早了一年，逝世前中國社會已處於難以收拾的境地，蔣對此一亂局當內心歡悅；但中美在互動中，台灣將被美國拋棄，毛在接見尼克松時的傲慢與自信，也當是毛的快意寫照，敵人死在自己之前，此生當也無憾。

　　以前的書本與影視宣傳教育我們，是共產黨趕走了日本人，國民黨禍國殃民。到了後來，我們突然發現，氣勢洶洶的日軍加上日偽軍數量龐大，著實不是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能夠趕走的，抗戰的時間和戰線的全面潰敗，日本人從進駐東三省到侵佔華北，再到把戰線推進到長江沿線，中國著實面臨著亡國滅種、全面淪陷的危機。這樣一種危局，如果不是共產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能挽救的，如果也不是遲至1945年美國投向日本的兩顆原子彈所導致的戰爭戛然而止能挽救的，那麼1937-1945年到底是誰在為中國的抗日和中國的奮鬥作貢獻？近些年研究美國對近代中國影響的著作時有出版，多部著作時常講到美國人對國民黨、對中國抗戰的幫助，史迪威、馬歇爾甚至飛虎隊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反倒是當時形式上統一全國，送了最多正規軍去前線抗敵的蔣政府備受爭議。也許有人會說，國民政府是當時國際上合法之唯一政府，率領民眾抗戰，本也是其分內之事。但我們在貶損蔣時卻往往忘記了這一點。　

　　蔣氏之潰敗，令人唏噓，但同樣凝聚著當時中國政治境況固有的困局與障礙：一個人口與國土面積堪稱世界大國的國家，因了積貧積弱，因其內部的軍事與行政組織結構尚未實現有機整合，在解決國內問題和抵抗外敵入侵時，妄想依賴其他國家，反而成為他國利益實現的籌碼。這既是蔣成功的原因，也是蔣潰敗的原因，毛時代的政治也同樣如此，所以，對蔣的重新認識同樣也會推進我們對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認識。三、它的硬傷在哪裡？

　　陳之岳、林蔚與汪榮祖都指出此書內中有不少史實瑕疵，比如多處人名出錯，人物關係，李敖做政治犯的基本事實錯誤，蔣與蘇聯援助，蔣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等等。陳之岳提出，這樣的錯誤損及本書的權威性與可信度，並會使華人讀者質疑作者對國共關係史與台灣政治史的認知與把握，同時華人讀者更會覺得作者對兩岸近代史有些隔閡。雖則如此，陳之岳與林蔚仍然認為這是一部上乘之作。陳之岳認為陶涵這本書的基調是「小罵大捧」，讓人不禁想起已故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的觀點很明確，20世紀中國的政治發展，是由蔣介石完成了上層結構的建設，而由共產黨完成了下層結構的翻轉，而後才有了現代的國家。黃認為上層結構的改造與建設並不容易，軍隊、政權、經濟建設與抵抗侵略，便是其至大功績。陶涵這本書的價值也在此，陳之岳評價它「賦予歷史生命，不隱惡，不虛美」；林蔚說「此書樹立了一個新的基線，以後的歷史學家再寫蔣介石必須以此書為基準」，「它也是一個從根本上改變對歷史事件的理解方式的符號」。

　　著名華裔歷史學家汪榮祖，曾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2003年起就任台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有《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等著述。汪榮祖將陶涵此書評為「"為蔣介石翻案"翻案的失敗之作」。他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蔣身後西方原已蓋棺定論，蔣之失敗、貪腐、任人唯親與殘暴獨裁，世所共睹；陶涵重塑蔣之「堅毅、忠誠、勇敢、廉潔」，過於粉飾溢美。第二，基本事實錯誤過多，暴露作者在基本歷史知識上之欠缺。第三，沒能善用蔣日記原件，汪認為陶對反覆謄改的蔣日記全盤接受，不加辨別，將內中說辭當真；陶也引用日記，但相當多部分仍然轉引動過手腳的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讓人懷疑陶沒有閱讀蔣日記原件的能力。第四，結論多處自相矛盾，讓蔣的「愛國」與「私利」、「獨裁」與「推動民主化」、殘暴之公心與私憤往往對立出現，難以讓人信服。第五，陶對大的歷史事件的把握失之偏頗，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蔣如何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中山艦事件與汪蔣爭權，「四一二政變」，蔣對法西斯統治的傾心，等等。（汪榮祖：「"為蔣介石翻案"的失敗之作(一)、（二）、（三）」，《東方早報書評周刊》，2010-2-21、28，轉引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2-22，3-2）應該說，汪作為中國近代史領域的權威專家，他針對陶書細節所做的考證都更為精確與可信，但他對陶書的攻擊，致命處倒只是在第五點上，前面的考證反倒讓人有苛刻之感。汪榮祖十分反感有人認為陶著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他說「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也應運而生」。李敖與汪榮祖曾合寫過《蔣介石評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出版信息說：「本書以史料為經，嚴謹的考證為緯，有別於坊間野史式的傳記小說，而以求真之著史精神，重塑蔣氏一生功能及歷史定位。」序文中作者對蔣氏深深的深惡痛絕直言不諱，立意在揭露蔣介石殘害民主的真面目。汪與李敖合著此書，汪對蔣的態度可見一斑，竊以為汪對陶著的評述可參照他對蔣的喜惡。

　　陶想向世人描述一個不一樣的、有血肉、有情感、有私慾也有大志的蔣介石，是因為臉譜化的、惡貫滿盈、一無是處的蔣，是不足以站在20世紀中國歷史那樣顯赫的位置上的。但若是為服務於這樣一個「堅毅、忠誠、勇敢、廉潔」的形象塑造，而將蔣一生中所做的不光彩事情安插到別人頭上，為凸顯蔣而將歷史中的其他人省略與屏蔽，將汪精衛與蔣介石在政治中的地位顛倒，將20世紀30、40年代風行全世界的法西斯思潮否定掉，那麼陶涵向世人呈現的品性高尚的蔣委員長，將也同以前十惡不赦、殘暴愚蠢的蔣委員長一樣，讓人覺得光怪陸離。

　　Laura Tyson Li在文中提到，甚至一些主流學者也認為，「如果1949年取得勝利的是蔣介石，中國的發展或許會更好。也許蔣才是最終的勝利者，因為顯然當今的中國更接近於蔣的構想而不是毛的。」但歷史無法假設，毛勝過了蔣，在人們接受蔣的新面孔時無法忘卻的是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社會、教育甚至普通中國人日常的思維習慣中，都有著大量毛和毛時代政治遺產的影子，對於中國人來說，了解自身及重新認識毛和毛時代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也許是個比重新認識蔣更為迫切和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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