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幾點看法
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幾點看法
一、出土文獻的價值
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1]
新的發現、新的材料，對於促進古文獻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古文字學和殷商歷史的研究；敦煌遺書的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新的顯學——敦煌學；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的發現、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載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兩書分屬孫武、孫臏。後因《孫臏兵法》失傳，人們對《漢志》著錄產生了懷疑，有人認為孫子是一人而非兩人，也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一書而非兩書，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臏兵法》殘簡，使這一有爭議的問題迎刃而解。對於《文子》、《尉繚子》、《鶡冠子》、《晏子春秋》、《六韜》等書的真偽問題，人們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的《鶡冠子》殘簡，都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並在某種程度上矯正了人們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發現，催生新的學問，小的發現，可深化人們對具體問題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課題，新的資料的重要，自然是無可置疑的。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主張將新發現的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互相驗證，從而取得考據方法的重大突破，也與新材料的發現有著密切的聯繫。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中國學術史。
二、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可以互補互證
文獻流傳，歷時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見古代文獻而言，文字訛誤，文句顛倒，篇章脫漏增益，記事殊異，乃至於隨意增竄改作，不勝枚舉。出土文獻長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較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獻經歷了幾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數百年，其可貴性不言而喻。
傳世文獻的長處，則主要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傳世文獻經過了長期的自然選擇。既要讀書，主觀上總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本子。因此，傳世文獻得以流傳，必有其原因，有其長處。
更為重要的是，傳世文獻往往經過整理選擇。古人很早就已經開始進行文獻整理工作。
《國語·魯語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漢書·禮樂志》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於六藝，都有整理之功。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文獻整理工作。這次文獻整理不僅涉及面廣，而且非常細緻、深入。
《藝文志》總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最後概括說：「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註：「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這說明，西漢古籍整理，是得到國家支持、由著名學者、專家主持的一項系統工程，它使絕大多數西漢文獻以前的文獻都經過了認真的校理。
劉向、劉歆校書時，條件相當優越。一是去古未遠，可以見到大量古書，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數量的出土文獻。二是用以校勘的資料亦相當豐富。如：
《戰國策書錄》：「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中「有國別者八」。《管子書錄》：「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書錄》：「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校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鄧析子書錄》：「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孫卿書書錄》：「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當時每校一書，都參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劉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文字、篇章進行校勘。
劉向《戰國策書錄》稱：「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書錄》稱：「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列子書錄》稱：「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又稱：「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曰：「（《論語》）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二是彙編與輯佚。
《戰國策書錄》稱：「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晏子書錄》稱：「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漢書·藝文志》曰：「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尚書》）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又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偽與存疑。
《晏子書錄》稱：「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複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之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遺失，復以為一篇。」《列子書錄》稱：「《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違，不似一家之書。」《漢書·藝文志》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註：「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當本於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文子》九篇。」註：「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似依託者也。」「《力牧》二十二篇。」註：「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註：「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註：「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神農》二十篇。」註：「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註：「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註：「後世所加。」「《師曠》六篇。」註：「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務成子》十一篇。」註：「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註：「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說》四十篇。」註：「迂誕依託。」
可以想見，這些經過認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會是一無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獻本身也有各種複雜的情況，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本質上應該是互補互證，不能絕對地劃分高下優劣。
三、出土文獻需作具體分析
出土文獻是一個整體概念。具體到某一種的出土資料，需作個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出土文獻中，有的是第一手資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銘文，其可信程度無可懷疑。但也有一些是經過輾轉傳抄的。對於這類材料，就需要作具體分析。茲舉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的一種，後來被定名為《戰國從橫家書》，帛書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內容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帛書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其中有關蘇秦的資料較為集中，且與《史記》、《戰國策》的記載大相徑庭。一些學者根據帛書的相關資料，對《史記》、《國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質疑。
唐蘭先生說：「（司馬遷）沒有見到關於蘇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紀末；把張儀、蘇秦的時序改為蘇秦、張儀；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時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蘇秦傳》就等於後世的傳奇小說了。」[2]
楊寬先生說：「今本《戰國策》中，既有比較原始的蘇秦數據，也有出於後人偽造虛構的東西，可說真偽參半。而《史記·蘇秦列傳》所輯錄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說辭。因為司馬遷誤信這些遊說辭為真，誤認為蘇秦是和張儀同時對立的人物，反而把有關蘇秦的原始資料拋棄了，或指把這些資料中的『蘇秦』改成『蘇代』或『蘇厲』。因此戰國中期有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和蘇秦活動有關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馬雍先生說：「《史記》中有關蘇秦的記載錯誤百出，其材料來源多出偽造，可憑信者十無一二。尤其嚴重的錯誤是以為蘇秦死於燕王噲之時（公元前320－314），早於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戰國策》中關於蘇秦的紀錄較《史記》為多，但亦真偽參半，又往往將蘇秦和蘇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其它學者也有許多人持類似的觀點。
眾多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眾口一詞，除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以外，對帛書過於相信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司馬遷和劉向都曾見到過與帛書相類似的數據。《蘇秦列傳》贊語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由此可見，司馬遷所看到的後人假託附會的「蘇秦數據」不在少數。《戰國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蘇秦的篇章時間較後。如：《齊策二·秦攻趙長平》，《齊策三·楚王死》、《孟嘗君將入秦》，《齊策四·蘇秦自燕至齊》、《蘇秦謂齊王》，《趙策一·蘇秦說李兌》、《趙收天下》，《韓策三·韓人攻宋》，《燕策一·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蘇秦合縱在前，張儀連橫在後，有蘇秦聯合六國，而後有張儀散縱連橫，這是戰國縱橫最基本的事實。《史記》、《國策》對此都有極其明確的記載。《蘇秦列傳》載蘇秦之死在燕王噲（公元前320－前314年）時，《張儀列傳》、《六國年表》載張儀之死在魏哀王時（具體時間為公元前309年）。劉向《戰國策書錄》稱：「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司馬遷作《六國年表》，主要依據《秦記》，表中涉及蘇秦、張儀事迹，有明確編年的資料就多達八條。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有諸侯史記作參考。漢初，戰國權變之論著多在，亦為司馬遷所得見。劉向親自校勘諸子之書，而《漢書·藝文志》載「從橫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蘇子》三十一篇」，註：「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註：「名儀，有《列傳》。」依據如此豐富的資料，當不難審定蘇秦、張儀的先後次序：很難想像這些縱橫家著作都會數典忘祖，連蘇、張活動最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
戰國從橫遊說之風盛極一時，縱橫之士於縱橫捭闔之時，往往採擷舊事，加以整理潤色，或參以己意，斟酌益損，以為遊說之資。此類資料經過輾轉傳抄，極易產生歧異。加上帛書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沒有署名，更增加了產生訛誤或者偽托的可能性。蘇秦、蘇代、蘇厲活動時間雖然先後不同，但他們的活動範圍和宗旨卻驚人地相似。蘇秦先在燕，後至齊，蘇代、蘇厲先奔齊，後適燕，主要活動地點都在燕、齊兩國。蘇秦的活動宗旨有二：一是主張六國合縱抗秦，二是在處理燕、齊兩國關係時，他又明顯偏向於為燕國著想而謀齊。蘇代、蘇厲在這兩點上都與蘇秦如出一轍。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別容易混淆。
註：
[1]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載《王國維學術經典集》175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司馬遷所沒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戰國縱橫家書》附錄。
[3]《馬王堆帛書戰國策的史料價值》，載《文物》1975年第2期。
[4]《帛書別本戰國策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載《文物》197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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