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國第一個文字被發現 比甲骨文早七八百年

文字被公認是文明起源的三大標誌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5月為當地雜誌撰文，講述「漢字可追溯的最早源頭甲骨文」的故事。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前，該所帶走了約2萬5千片甲骨，其中包括現被台灣學者視作「國寶」的鹿頭骨刻辭（編號《甲》3940。它記載了殷王征討夷方後，回程在蒿地田獵，獲得獵物祭祀文武丁的事情）。

中國國家圖書館內的國家典籍博物館，也正在做「甲骨文記憶展」。記憶展陳列了從3萬多件甲骨藏品中挑選出來的65件珍品。這些3000多年前的文字實物，被稱作：中國已知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成系統」這個定語，意味著它與主要依靠1949年以前取得考古資料進行研究的台灣學者有了不同的認知。

鳳凰網了解到，近三四十年來，特別是近十多年來，考古學者辛勤工作，相繼取得的古文字新發現已顛覆對漢字起源的原有認識。新近確認的最早漢字，已接近史籍和傳說中「倉頡造字」的時代。

「文」字的演變：從左至右依次是甲骨、金文、篆書、隸書、楷書。

「打啞謎」的王族古墓

2015年10月，第三屆中國公共考古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研究員講述了2012年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發現一尊最大的紅山文化史前陶塑人像的奇特經過。

2012年5月，該所內蒙古工作隊與敖漢旗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對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進行調查測繪時，發現了一片怪異的陶片。這不是普通的陶片，更像是筒形器的殘件，引起了考古隊員們的特別注意。

經過對此區域的發掘，一座長、寬均約3米的房屋基址被發現，最終發掘出土和在附近一貧困農戶家裡找到的陶片殘件，一共有65塊。這些陶片被拼接到一起後，一尊通高55厘米的紅山文化陶塑整身、盤坐、口呼狀人像顯露了出來。

此尊人像寫實，頭戴平頂冠，深眼窩，大眼睛直視前方，眼球外鼓，鼻樑高而直，雙鼻孔通透，方圓臉，鎖骨突出。整體為坐像，身體前傾，頭部臉部神態逼真。它也是首次發現的紅山文化陶塑人像。

考古人員還對人像原型進行了電腦復原。考證認為，這尊人像距今約5300年，應屬紅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王者。戴冠、盤髻、佩帽等顯示身份地位的服飾，證明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形成了等級化的社會分層。劉國祥稱其為「五千年王者歸來」。

紅山文化距今約6500—5000年，歷經1500年之久。此前，它的晚期究竟有沒有進入文明社會，何時進入了文明社會，有什麼具體特徵，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在此之前，2002—2003年，鄰近的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遺址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大規模發掘，發現了紅山文化四號大型石棺墓。

此墓壙穴長3.9米、寬3.1米、深4.68米，並有砌築精緻的石棺，內隨葬品8件，其中玉器有6件，分別為玉環3件，鳳、人、斜口筒形玉器各1件，還有綠松石墜飾。隨葬玉人、鳳和斜口筒形玉器代表著極為尊崇的規格，墓主人是牛河梁遺址已發現墓葬中社會地位最顯赫的人物，也是紅山文化已知規格最高的大型墓。

劉國祥認為，該墓葬的發現，是探索紅山文化晚期「獨尊一人式王權」確立的重要例證。「被埋在石棺墓內的少數死者並非普通社會成員，生前應是掌管祭祀活動的祭司，同時也是掌管社會政權的統治階層，死後成為被祭祀的對象。」

加上陶塑人像等作為重要考古實證，劉國祥指紅山文化晚期以建築和玉雕為代表的高等級技術能力已出現；等級制度確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社會管理體系是神權和王權的統一，已正式進入文明社會。」

考古學探索逝去了的社會歷史，跟刑偵學類似，需要將不會自己開口說話的一系列物證發掘和分析出來，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證據鏈，然後就研究對象或問題給出一個定性的結論。文字正是「考古偵探」最常用到的考古證據之一。

考古學者希望能在紅山文化的遺迹中找到文字，籍此破解更多的秘密。但目前，這裡仍是「無字天書」。

在中華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前中國時代玉帛大國」——良渚文化遺址群，也面臨這樣的困惑。

36，000平方公里環太湖流域中，良渚文化的遺址分布星羅棋布。浙江餘杭良渚古城和周圍的遺址群為約5300～4000年前文化的核心。良渚古城系統的建造，使用了840萬方土石方，其堆築營建需要1萬人工作20年。考古工作者發現，古城除了規模巨大、格局獨特（是多城圈的凝聚式圍合），周圍未有農田卻有囤積糧食的糧倉，顯示這裡的人不通過農業勞動即可以衣食無憂，處在「金字塔」的頂端。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居中有莫角山宮殿區。宮殿西北角的反山墓地，被視為良渚文化的王陵。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員公開研究成果稱，2006—2007年發掘的反山第12號墓主，是「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國的王」。人工堆築而成的反山，類似金字塔，經過四五千年的歲月侵蝕，仍有殘存高度40米，長寬均約160米，系貴族墓地。第12號墓位於反山中央，是迄今發現的良渚時期墓葬之巔峰，其出土玉器，僅單件就達到647件（不包括玉粒和玉片），學術界公認良渚文化最碩大的琮王、鉞王，均出於此墓中。玉器上，還刻有眾多微刻的神人獸面象徵；其微刻技術，也展示了良渚玉器中高端的絕技，反映王者「惟我獨尊」的身份。

考古學家根據各種線索，綜合推定反山墓地是王墓，12號墓是「王中王」。但即便如此，由於沒有找到文字記載，他們是誰，墓主人叫什麼，依然是謎。

找到文字便真相大白的例子，可由10多年前陝西考古學者對西周和春秋時小國芮國的偶然發現得以觀察。

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把卿士姬良夫封在芮邑，位置一說在山西省芮城縣，另有說法在陝西省大荔縣。周成王在位時正式建立芮國，國君稱為芮伯，曾在周王室擔任司徒的職務。春秋時期，秦穆公滅亡了芮國。

2004年夏秋，陝西省韓城市黃河西岸的梁帶村，來了一些盜墓賊。他們深夜在玉米地里放炮炸取通道，將村民吵醒。文物局派人蹲守，賊卻越來越多。2005年4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專家前往勘查發掘，發現盜墓者試圖用150公斤炸藥炸出大洞的麥田下，竟有一座車馬坑。

車馬坑是貴族墓葬的陪葬。經先後四次勘探，這裡共發現墓葬1300座，車馬坑64座。此後6年，這裡出土青銅器、樂器、玉器、金器等稀世文物2000多組、上萬件，數量多、保存好、等級高，有國內最早的樂器青銅錞於、最早的宮廷樂器漆木「建鼓」、首次發現的青銅兵器三角形兩面刃銎戈，比秦始皇兵馬俑早500多年的木俑……是「自發現兵馬俑以來30年陝西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也是我國春秋早期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級貴族墓地。

諸多稀世珍寶一一出土，這裡究竟是個什麼消失的古國所在？在27號墓南側16件青銅器中，考古學者於4件炊器鬲的沿面上發現了鑄造的「內（芮）公」等字樣。在其它墓中，還有「芮太子作鑄鬲，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芮公作為旅簋」等標註「芮」字銘文的青銅器。它們成為墓主身份和墓地國別最有力的證據。

有文字襄助，韓城最終被毫無爭議地確定為春秋時芮國所在地，梁帶村亦被確定為芮國墓地。

接力了一百多年的研究

前往國家圖書館參觀甲骨文記憶展，你會發現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居然曾有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參與其中，他的想法是通過了解古代中華文化來傳播基督教。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人們對於商朝所有的了解皆來自司馬遷《史記》的《殷本紀》，史家沒有相關資料可以對比，商朝史實長期處於迷霧中。甲骨文可說是商朝的一手資料，為商朝的史事和司馬遷的記載提供了強力佐證。

1899年，時任國子監祭酒的學者王懿榮發現一味叫「龍骨」的藥材上，有類似文字的刻劃。經反覆推敲，他確定上面的文字刻自商代。也有學者將甲骨文的辨識歸功於《老殘遊記》作者劉鶚，稱他以好眼力斷定甲骨上的文字為「殷人刀筆文字」，可說是將甲骨文確定為殷商的第一個文字表述。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團隊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了15次系統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這是全球考古界的重大發現，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開端。

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通過艱辛努力加以釋讀，地下出土文物與古代歷史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終於證明了殷墟確實屬於商代晚期都城，證實了司馬遷《史記·殷本紀》關於有商一代歷史的基本可信。中國信史（指可信的歷史）因此被上推至商朝。

從清末到現在，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研究甲骨的學者前仆後繼。對甲骨的考古發掘一直在進行；上世紀初一部分外國在華人士熱衷購藏甲骨，使殷墟甲骨很快地流散於歐美和日本，甲骨學從而也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迄今共出土了13萬餘片甲骨；關於甲骨的論著超過萬種，作者隊伍達3800餘人。這場規模浩大的甲骨文探索之旅，至今仍在進行當中。

商代的統治者非常相信上天的旨意，凡事均要進行占卜，並將所問之事契刻於甲骨上。甲骨文就是商朝後期（公元前14世紀—公元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所記載的內容，不僅有農業、田獵、生育，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還有天文、曆法、醫藥等。這展現了商朝社會發展的歷史面貌。

除了契刻，甲骨文還有及少量的書跡，是商朝人直接用毛筆寫下的文字，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早的書法。其中一塊現存台灣的帶硃書龜甲卜辭（《乙》0778），上面寫「貞翌丙，亡其從雨」，是關於下雨的占卜，卜問隔天會不會有順雨。

帶硃書龜甲卜辭（《乙》0778），是商朝人的毛筆書法，現藏台灣。

國家典籍博物館指甲骨文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漢字的成熟形態——甲骨文的出現比兩河流域的釘頭字晚了2000年，但卻是三大古典文字中唯一流傳並使用至今的文字。漢字「從甲骨文開始，發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形體不斷簡化，伴隨著中華歷史的演進先後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的字形變化，成為了我們今天使用的文字」，「字體的演變從未停息」。在大陸地區通常使用的是規範的簡體漢字，在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通行的是繁體字。「千年積澱，孕育出了燦爛多彩的漢字文化，與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字交融影響，並遠播至日本、朝鮮等地區，形成包含30多種文字的漢字文化圈。」

在已發現的4000多個甲骨文單字中，目前約有1500個字已為學術界識讀，另有大約500個字經學者做過考釋，但識讀結果尚未取得共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文物館主任李宗焜認為，識讀困難的原因是佔比達3/4或者2/3的漢字已被棄用了，棄用的字多為人名或地名。

從已識別的甲骨文來看，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會意字，也有很多形聲字。這些文字和我們現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區別，但從構字方法來看基本一致。

比甲骨文更早七八百年的漢字

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載體，正是因為有了文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才得以一代代流傳。由於甲骨文的發現，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往前推了一千多年。而近三四十年來一些新的發掘，考古專家又找到了更早的漢字，從而佐證考據出中華大地上更古老的文明。

2015年12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出席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舉行的山西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及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認可陶寺遺址出土了中國最早的兩個漢字。

陶寺遺址迄今已不間斷髮掘了近40年。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評價它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考古的里程碑式發現」。它將古代中國國家形成的時代推到了比史籍中夏代更早的時期。

陶寺遺址位於晉南襄汾縣城東北7公里的陶寺鎮。上世紀五十年代，它作為一處龍山文化時代的大型遺址被勘測到。1978—1985年，為了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臨汾行政公署文化局合作，對這一跟文獻「夏墟」有聯繫的遺址進行了發掘。

1999—2001年，陶寺中期城址被發掘出土。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總面積280萬平方米，方向225°。2002年開始，陶寺遺址研究被納入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在發掘過程中，與城址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相繼被發現。有多位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

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陶寺遺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類遺址在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它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尚書·堯典》記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陶寺古觀象台的發現和利用出土的「圭表」測量日影成功，印證了史籍的記載。據考古專家和天文學家的初步結論，該觀象台形成於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會末期，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台（公元前1680年）還要早四五百年。

這個盛極一時的王國，卻也難逃滅頂之災。考古發掘顯示，陶寺晚期時，宮城遭到摧毀，宮殿台基被平毀，宮城內核心建築被垃圾溝破壞，埋入死豬、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屍體等進行褻瀆。祭日的觀象台和祭地的社壇均遭到破壞，觀象台第三層台基夯土台作為舉行迎日儀式的處所，被挖成圓坑注入水，以水克日火，而且還埋入戰死者的屍體，以壓勝巫術的方法褻瀆天壇。所有貴族墓葬被大規模有組織地搗毀，挫骨揚屍。

多位學者推斷：是比陶寺稍後崛起的、生活在黃河對岸的陝西省神木縣石峁古城內的人類族群，攻入陶寺古城，消滅了其居民和貴族。

在陶寺，還有一個特別激動人心的考古發現，就是找到了文字。今年71歲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李健民是發現親歷者，他向鳳凰網講述了出土文字的經過。

李健民說，1984年春，那時的他還是個小夥子，在陶寺遺址Ⅲ區的一個灰坑（即垃圾坑——作者注）看到有技工清理出來的大塊陶片。他隨手拿起來，發現幾塊陶片表面有鮮紅的「道道」，也就是後來被確認為用軟筆書寫的兩個文字。

「當時如果沒有負責任地檢查一下，收工時女工拿回去按常規辦法清洗乾淨，就完了，上面文字可能就被刷掉了。」李健民認為，這倆文字的發現有偶然的成分。

但是，從陶寺的地下找到了文字的「大新聞」，此後許多年並不為人知。1992年第6期《考古》雜誌刊登了該編輯部的《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紀要》，雖其中的鄭光研究員發言提到陶寺遺址出土了「文字」，但讀者不知其詳。直到2001年，李健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期上發表《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人們才開始得知「文字」是朱書，用「似為毛筆類工具」寫在灰坑中的一件殘破的扁壺上。這件扁壺「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質灰陶……朱書『文』字偏於扁壺鼓凸面一側，有筆鋒……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個朱書符號，不識。又沿扁壺殘器斷茬邊緣塗朱一周，當為扁壺殘破後所描繪」。

發現最古老文字的山西陶寺扁壺。國家文物局供圖

這個在陶寺古城被破壞一百多年以後的沒落期（晚期）出現的朱書扁壺，立即引起了學界的重視與討論，這也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漢字。甲骨文專家羅琨將其釋讀為「昜文」，即「明文」，與堯有關；考古專家馮時則認為是「文命」，同夏禹有關；後又釋為「文邑」，同夏啟有關。現任中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隊隊長的何駑的研究是：此兩字為「文堯」。「文」是堯的尊號。

2006年，何駑主持下的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再次在其晚期地層發掘出一塊有硃砂字跡的扁壺殘片。何駑稱那是「堯」字的下半部「人」字。「儘管比較殘缺，但仍能看出大概。」

何駑認為，「堯」名字的得來，也與這座城有關。「扁壺朱書釋為『文堯』二字，引申為『在黃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塊建築的大城』即為『堯』，用以命名營建這座大城的傑出領袖即為『堯』。陶寺城址是黃土高原上已知唯一用夯土板塊建造的都邑性大城。『文堯』二字，可作為陶寺城址為堯都的文字證明。」

何弩說，如果陶寺晚期朱書扁壺的使用者確系「文堯」的後人，那麼他無疑處在赤貧的行列。「他受到了文化知識水平、經濟實力、社會等級諸多方面的限制，方採用了極為普通的陶扁壺的殘片，用了『文堯』兩個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個追頌唐堯的史詩歌唱腳本，廢棄後扔進了普通的垃圾坑。」

何駑的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不少專家的支持。2016年1月他接受鳳凰網採訪時，稱認可辨識為「文堯」的，已包括羅琨、馮時、王輝、葛英會等大家。不過，也有專家並不認同。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就表示，他本人不同意第二個字是「堯」的解讀。「扁壺上的一個『文』字，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另一個字到底是什麼，還有爭議。」

83歲的李學勤對鳳凰網說：「不過，這證明了4000多年前我們已經有了文字。」他表示，朱書「文□」的寫法也已很嫻熟，可以肯定一個事實：中國文字起源比陶寺遺址時期還要更早一點。

陶寺遺址被證明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或許就是堯都。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提前了300年。

至此，朱書「文□」獲公認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如果尚無定論的「夏朝」確實存在的話，它們是在夏朝的早期。其年代為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要早七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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