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樂：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及其原因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並行於世。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焚書坑儒，以法家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崇尚黃老，與民休息，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一直為統治階級所提倡。二千多年來，儒家經典一直是國人的啟蒙讀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巨。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在國人的心目中更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國儒學對毛澤東一生的價值取向，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他的著作講話中，經常引用孔子的話，並對他進行評價一方面，孔子對毛氏的影響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又決定了孔子及其儒學在當代中國的地位。然而，學術界至今對此尚無作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故筆者不揣冒昧，試圖對此進行探討，欲以野人獻曝之誠，收拋磚引玉之效。本文將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分為三個階段；(1) 尊崇期，(2) 批判繼承期，(3) 全面否定期。透過勾勒毛氏的心路歷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毛氏對孔子評價轉變的原因。

　　 關鍵詞：毛澤東 孔子 儒家思想 繼承 批判

　　 *本文曾在20 12年5月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傳承與創新》──明清以降兩岸發展史會」發表。會上受齊茂吉教授指正，特此鳴謝。後受兩位匿名評審的指正，糾正許多缺失，補充資料，進而能完善拙文不足之處，非常感謝。

　　 馮天樂，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引言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並行於世。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統一天下後，焚書坑儒，以法家治國，結果二世而亡。漢初崇尚黃老，與民休息，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一直為統治階級所提倡。二千多年來，儒家經典一直是國人的啟蒙讀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巨。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在國人的心目中更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國儒學對毛澤東一生的價值取向，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他的著作講話中，經常引用孔子的話，並對他進行評價。通觀《毛選》五卷，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不多，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即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歷史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時李銳在秦城八年，長期手頭只有《毛選》四卷，曾就此作過一個粗略統計，這些成語典故來源於古籍的：三十條以上者有《左傳》，二十至三十條者有《論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類》等，其它十條左右者有《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詩經》、《晉書》、《尚書》、《老子》、《易經》、《國語》等。 一方面，孔子對毛氏的影響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又決定了孔子及其儒學在當代中國的地位。然而，學術界至今對此尚無作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故筆者不揣冒昧，試圖對此進行探討，欲以野人獻曝之誠，收拋磚引玉之效。本文將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分為三個階段：(1) 尊崇期，(2) 批判繼承期，(3) 全面否定期。透過勾勒毛氏的心路歷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毛氏對孔子評價轉變的原因。

2、毛澤東對孔子評價的三個不同階段

　　 (1) 尊崇期：以孔子為榜樣，形成聖賢創世觀

　　 和其它接受傳統教育的中國人一樣，毛澤東自幼便學習儒家經典。1936年他和斯諾談話時回憶說：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裡讀書，一直在那裡讀到十三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

　　 1964年8月18日，他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也說：

　　 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可見毛澤東在小學啟蒙階段就已經「熟讀」而且「背得」四書五經。雖然他「不喜歡它們」，但畢竟「很相信孔夫子」。到了青年時代，毛澤東就讀東山高等小學堂和湖南第一師範等校。他除了讀經書外，開始接觸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思想，並涉獵外國的自然科學、外國史地等西方新學書籍。一個嶄新的世界初次在他眼前呈現，但佔主導地位的仍是儒家學說。「一師」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以自編的《論語類鈔》作為教材，對毛澤東言傳身教，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說：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 — 但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於社會的人。在他的影響之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而且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100分。

　　 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之際，以陳獨秀為首的新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起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猛烈批判。陳獨秀在批判文章中說：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

　　 然而，毛澤東雖然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並不盲目崇拜西方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他對孔子的學習方法十分推崇。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

　　 仆讀《中庸》，曰博學之。朱子補《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裡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

　　 事實上，毛澤東是把孔子當聖人看待的。1917年4月，毛澤東第一次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題為《體育之研究》，徵引四書五經就有八處之多。他在文中稱孔子為聖人，認為他講文明重衛生。他說：「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按：此語出於《論語？述而》，以下凡引自《論語》一書的只注篇名)；「食饎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鄉黨》）；「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禮記？射義》)。體育者，養生之道也。東西之所明者不一：莊子效法於庖丁，仲尼取資於射御……；在批評「精神身體不能並完」的觀點時，毛澤東說：「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接著他又舉了釋迦和穆罕默德，稱「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他看來，議會、憲法、軍事、實業、教育俱為枝節。他希望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一樣，改變天下的大本大源，以動天下人之心，所謂「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理」，也就是「思想道德」。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

　　 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雖然他後來接受「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似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但毛澤東希望以個人力量動天下之心的思想，直到他的晚年仍然沒有放棄。在生活作風上，毛澤東也十分推崇孔子。孔子曾稱讚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毛澤東也曾設想「擬效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畫粥」。毛澤東雖然「身無分文」，但「心憂天下」。他盡量節省生活開支來興辦學校。他反對奢侈，崇尚節儉，不屑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朋友。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說：

　　 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裡，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並且當面叫傭人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動怒了，以後就不和他來往。我和朋友只談大事，只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

　　 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為赴法勤工儉學進行活動時，本來就有機會廣泛地接觸新思潮。但據《回憶蔡和森》一書中記述，當時在蠡縣布里村留法預備班任教的沈宜甲回憶說，蔡和森經常熱情談論十月革命，而毛澤東同他談話的主題卻是《周易》之「道」。1920年4月，毛澤東為驅逐張敬堯事從北京往上海活動，雖然他一貧如洗，還是不避艱辛，繞道去曲阜和鄒縣拜謁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後來在與斯諾的談話中回憶說：

　　 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從這段追敘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對孔孟故鄉那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2) 批判繼承期：繼承孔子實事求是精神和教育思想，批判其道德論和中庸哲學

　　 毛澤東對孔子並非完全虔誠地推崇。在他第一次到北京後，他對孔子態度明顯地改變了。1918年夏，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8月，他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當一名助理員。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西方思潮在校園競相傳播。毛澤東在李大釗指導下，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參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盡量了解各種新學說。從長沙到北京，他又一次開拓了視野，使其思想日趨激進。1919年4月，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回到長沙。全力參與並領導學生運動，再也無暇去讀經、史、子、集。

　　 民初政治黑暗混亂，幾乎已到極點。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一面提倡尊孔讀經，一面頒布「祀天」、「祭聖」的詔令。於是，社會上陸續出現了孔教會、靈學會等名目繁多的宗教迷信團體，又出版了《孔教會雜誌》、《靈學叢志》和《不忍》等雜誌，狂熱鼓吹恢復儒教主義，宣揚鬼神迷信，形成一股反對民主共和、否認科學的思想逆流。即使袁氏死後，這種尊孔風潮仍未止息。康有為乘張勳復辟清遜帝的機會，請北洋政府在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在此刺激下，一些新文化的倡導者，如陳獨秀、李大釗、吳虞等人，深感孔教與帝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認為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禮教，正是帝制的護符，非加痛斥，無法引導國民揚棄帝制，追求自由。毛澤東對康有為的尊孔之舉也十分反感，在《湘江評論》創刊號著文加以批判。文章篇幅不長，特將全文照錄，以備參考。

　　 各國沒有明倫堂（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有為因為廣州修馬路，要拆毀明倫堂，動了肝火，打電給岑毓英、伍廷芳，斥為「侮聖滅倫」。說，「遍游各國，未之前聞。」康先生的話真不錯，遍游各國，那裡尋得出什麼孔子。更尋不出什麼明倫堂。

　　 什麼是民國所宜？（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先生又說，「強要拆毀，非民國所宜。」這才是怪！難道定要留著那「君為臣綱」「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國所宜」嗎？

　　 隨後，他又著文對孔學壟斷中國思想界的現象大加抨擊：

　　 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然而，毛澤東對孔子並非全盤否定。青年毛澤東畢竟受過儒家教義的熏陶，培養了深厚的傳統文學修養，使他又不同於當時的江湖浪子、綠林豪傑。也正因為此，毛澤東一方面嫌惡舊教育、憎恨「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和「溫良恭儉讓」的孔夫子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他仍然能接受、運用和繼承從孔孟到宋儒到曾國藩在社會上層所宣講的「立志」、「修養」的理學精神。他把這兩個方面奇異地綜合起來了。因此，毛澤東對孔子及其學說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他對孔子重視調查研究的務實精神十分欣賞，並對此加以繼承和發揮。

　　 《論語·八佾》載：「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這反映了孔子對周禮和周公的態度是十分謹慎和尊重。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並將它作為工作方法加以推廣。1930年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並號召幹部：

　　 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

　　 孔子除了主張勤學好問之外，還十分重視對問題進行分析思考。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不但要「思」，還要「再思」(《公冶長》)。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對問題要多加思考，對文章要反覆修改時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

　　 孔子重視調查研究和嚴肅認真的思想方法對毛澤東影響很深，形成了他實事求是的思想。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一張一弛的「文武之道」，也被毛澤東予以繼承和發揮。《禮記？雜記下》載：「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說：

　　 在反右傾的鬥爭中，你們作得很認真，充分地反映了群眾運動的實際情況。你們的缺點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緊，弓弦就會斷。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現在「弛」一下，同志們會清醒起來。過去的工作有成績，但也有缺點，主要是「左」的偏向。現在作一次全面的總結，糾正了「左」的偏向，就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要求黨員要虛心學習時說：

　　 我們必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

　　 毛澤東也讚揚孔子的教育主張和教育方法。

　　 孔子曾經說過：「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孔子除了提倡有教無類之外，還懂得因材施教。

　　 《論語·先進》載：「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期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1943年3月22日，他在談到邊區文化教育問題時說：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同一個問題，他答覆子路的跟答覆冉有的就不一樣。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覆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的答覆快一些。

　　 1956年2月24日，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

　　 1958年8月6日，他在審閱陸定一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曾寫道：「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8月22日，他又致信陸定一，說：

　　 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

　　 1964年2月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針對當時課程過於繁瑣，學生學習困難的弊病，強調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講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時，毛澤東還是把孔子看成自學成才的典型，和從事簡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驅。他說：

　　 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作過會計。會彈琴、射箭、駕車子，還搞歷史書。他學會了「六藝」。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門課程：禮、樂、射、御、書、數，教出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大賢人。現在的課程就是多，害死人。

　　 這樣，毛澤東就透過古今對比，論證孔子對教育的貢獻，並指出其教學方法可資借鑒的地方。

　　 不過，毛澤東對孔子的批判也十分尖銳，這主要集中在批判其道德論和中庸哲學方面。他對 孔子輕視勞動就很不以為然，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說：

　　 延安的青年們幹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麼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裡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

　　 可能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楊榮國(1907～1978)對孔子輕視勞動也大加批判說：

　　 孔子十分看不起生產勞動。他的學生樊遲要求學習農業知識，孔子很生氣，他說：這是奴隸乾的事情，我才不幹呢。他罵樊遲是「小人」(《論語？子路》)。勞動人民怎樣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耕田的老農看到孔子，說他不過是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只會過不勞而獲生活的寄生蟲(《論語？微子》)。這是對孔子的最正確的評價。

　　 楊榮國的批孔文章發表後，得到毛澤東的讚賞，隨即在各地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的高潮。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的觀點提出商榷時指出：

　　 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德」是歷來的胡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現在我們說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義者事之宜」，可說是「知」的範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中庸」是孔子學說的核心思想，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他曾經說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雍也》)。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他在讀艾思奇《哲學選輯》時批註道：

　　 中庸思想是反辯證［法］的。他知道量變質，但畏懼其變，用兩條戰線鬥爭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他只是辯證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論理之同一律只是辯證法一要素一樣，而不是辯證法。中庸主義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兩種思想。當其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當其畏首畏尾於過程正反之間成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兩端間的過渡形態時，他是折衷主義。當新勢力與舊勢力鬥爭激烈而勝負未分時，往往出現這種折衷主義。

　　 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對孔子的道德論繼續持批判態度。1953年9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會議上批判時任政協委員的梁漱溟時說：

　　 關於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為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點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三盈三虛」，「三月而誅少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我願朋友們，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學孔夫子這一套，則幸甚。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曾說：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

　　 在這裡，毛澤東將孔子和黑格爾、蔣介石相提並論，認為他們的哲學都是唯心主義的，是不可取的。

　　 應該指出的是，從投身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是肯定多於否定，他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孔子曾經說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毛澤東便命名他的兩個女兒叫李敏和李訥。1956年他寫的《水調歌頭？游泳》，就化用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話表達積極奮進的精神。他之反對孔子，主要是出於政治需要。

　　 首先，孔子以「仁」和「中庸」為核心的哲學不符合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李零認為：

　　 孔子辦教育、講學問，這方面的話他喜歡，但他個性強，「溫良恭儉讓」，不喜歡。鬥爭環境，愛講鬥爭話，他想聽這種話，孔子太少。

　　 然而，如果說毛澤東的性格熱愛鬥爭而否定孔子，則未免將問題過分簡單化。其實，毛澤東不斷強調鬥爭是因為他需要鬥爭哲學。王若水指出：

　　 毛澤東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為他們受到階級敵人的壓迫。敵人越多越兇惡，越不能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既要消滅敵人，又不能沒有敵人，一旦外敵打倒了，毛澤東就要在內部搜尋新的敵人，搞內鬥了。

　　 毛澤東需要鬥爭哲學，一方面是要利用它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只要敵人尚未完全消滅，人民就離不開他；一方面他又要利用它來消除各種反對派和異己分子，並利用它轉移人民因施政失誤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最後，他也利用「鬥爭哲學」，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打倒，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其次，毛澤東批判孔子是為了和政敵劃清界限。據匡亞明回憶：

　　 1942年在延安，一度住在楊家嶺，有機會和毛澤東同志接觸請教。我帶著對孔子已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態度和他談起孔子問題，並舉出了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這兩段話。前者是說領導人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後者是說遇事要問個為甚麼即調查研究弄清問題底細，因為那時延安正在整風，上述內容都和整風問題有關。毛澤東同志首先認為上面兩段話很有道理，而且強調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認為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作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甚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所以他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

　　 其實，蔣介石和毛澤東自幼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但兩人對孔子卻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蔣要利用孔子的忠恕之道來維護其統治；毛則要反對孔子來奪取政權。

　　 此外，孔子思想具有強烈的保守性。孔子始終希望恢復周禮，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毛澤東作為一個大國領袖，他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希望為中國開闢一條富強的快捷方式，能夠儘快超過蘇聯。斯大林去世半年多，毛澤東就預言中國的建設「比蘇聯還要快些」。赫魯曉夫任蘇聯總書記後，毛澤東就大力宣傳，在他的領導下，農業合作化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不久，他又宣布大約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就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展較快時，他自詡其領導藝術「有發展」，「理論上也應有所貢獻」，「十月革命到現在還沒有顯著的東西」。他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和1957年2月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頗有用意地多次評論斯大林對「竭澤而漁」，「殺錯了許多人」，「形而上學」等等，並 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中國發展的道路。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人口多，占人類總數1/4，「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每當因財力物力不足，而辦事受到掣肘，或難以給小黨小國更多援助時，他就會感到不安。他說過，幾十年以後，如果中國還不是世界第一個大國，是不應該的。他還說，

　　 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

　　 如果五六十年超不過美國，那你就不那麼光榮，也就不那麼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著力追求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速度，以儘早躋身於大國行列，是毛澤東夢寐以求的事。孔子的保守思想在他看來顯得不合時宜。1955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中寫道：「沒有孔夫子，中國更進步了。」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

　　 有一個朋友」(指張奚若----引者)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處，「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希望總得寄托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說過。「偏聽偏信」，不可不偏，我們不能偏聽右派的話，要偏聽社會主義之言。君子群而不黨，沒有此事，孔夫子殺少正卯，就是有黨。「喜怒無常」，是的，我們只能喜好人，當你當了右派時，我們就是喜不起來了，就要怒了。「輕視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腳、太監、臭蟲等，不要輕視嗎？

(3) 否定期：崇法反儒

　　 從1964年開始，毛澤東對孔子越來越不滿，對孔子幾乎全盤否定。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

　　 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可是被罵了幾千年，罵他就是兩條：殺了四百六十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

　　 6月13日接見胡志明的談話中，他把這個觀點表述得更明確。他說：

　　 孔孟是唯心主義，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隸主、貴族。荀子代表地主階級。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說空話。幾千年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

　　 196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次運動的目標除了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外，還要對「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自然會遭到強烈的衝擊。這年12月，他對外賓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要抓住整個階級鬥爭和還未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孔夫子的影響存在大學文科，哲學、歷史、美術、法律等。他們灌輸帝王思想，這些都同孔夫子影響聯繫著。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再次講了話。他說：

　　 廣東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聽說怎麼樣也不好，也逮起來了。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我對兩位的書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的一位教授叫任繼愈，他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點崇孔啰。因為你那個書上有孔夫子的像啊。馮友蘭就是擁護孔夫子的啰。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那麼相同。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但是，在范老的書上，對於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這些古董我也不勸同志們回去研究這一套呵。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批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主張「民主」與「科學」，但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卻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其結果是對傳統文化不斷進行非理性的批判，與五四提出理性科學的原則背道而馳。錢穆指出：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里」、「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如196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聯合社論《五四運動五十周年》中寫了批孔的內容，其中說：「有些人企圖重新打起孔家店的旗子，為孔家店復辟。多年以來，打倒孔家店還是保護孔家店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引了孔子、孟子有關個人修養的話。社論由此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大肆宣揚孔孟之道」，「為孔家店招魂」。但在此以後，當時的報刊再也沒有發表有分量的批孔文章。

　　 1971年林彪事件後，在北京平安里附近毛家灣他的家裡，查出一些推崇孔孟之道的言論、條幅，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之類。同時，在他的兒子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紀要》里，竟也三次說到毛澤東是秦始皇，稱毛澤東是「行孔孟之道，…… 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74年1月25日召開的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謝靜宜曾談到這個過程，「當我們向毛主席彙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遲群同志就召集了幾個同志議了一下，整理了一個初稿，這個稿子只有兩三頁，當時只有兩三頁，送給了主席，也送給了江青同志……（江青）還提議我們要到毛家灣去找數據。所以這樣一來，東西就多了……後來編了一本（即《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給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細，連封皮標題，就是封面那個標題，前言，內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別是在內容方面。」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叫江青去，同她談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毛澤東說：

　　 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的；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

　　 毛澤東還說：郭老對秦始皇、孔子的態度和林彪一樣。他還讓江青記下他寫的一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在批孔運動中，這一首詩盛傳一時。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覺得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時參考。」「現把材料呈上，妥否請主席批示。」毛澤東在這封來信上批示「同意轉發」。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其實，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的目的主要不是批林，因為林彪已經不再對他構成威脅，如果他深入批判林彪，對毛本人也不利，因為林彪的許多講話和行動是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支持的，因此他只能將林定性為極右而非極左。毛澤東主要是要借「批孔」來壓制周恩來，因為他不容許周氏全面糾正「文革」的錯誤，從而否定「文革」的成績。 1月24日，江青召開首都各界萬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周恩來是被通知參加大會的。這個大會連開兩天，江青們在會上呼風喚雨，指桑罵槐，不指名地把會場上的周恩來置於四面楚歌的窘困境地。這個「精神」很快傳遍全國。接著各地的「大批判組」就紛紛發表文章。這次「批孔」的文章差不多都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 ，針對周恩來的。

　　 因為周恩來一直努力糾左，所以這些「批孔」文章都用「復辟」、「反攻倒算」來影射他。江青曾兩次接見梁效等寫作組，指示說：「現在的文章有點缺點，就是不講現代的大儒。」她明確地說：

　　 蔣介石是大儒，黨內也有大儒。劉少奇、林彪是大儒，黨內還有大儒。不然，為甚麼搞這麼大的運動？。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發動批孔運動，主要是出於政治需要。在批孔的過程中，毛澤東將秦始皇作為孔子的對立面大加讚賞，肯定其焚書坑儒的做法。既然秦始皇焚書坑儒不應譴責，那麼「文革」中的「焚書坑儒」也就顯得合理化了。

3.結語

　　 縱觀毛澤東一生，他對孔子的評價時有改變。從尊崇到批判繼承，再到全盤否定，其中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毛氏早年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熏陶，熟讀儒家經典，視孔子為聖人，對孔子極為崇拜，並希望成為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以動天下人之心。然而，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新知識分子將大量西方學說介紹到中國，令毛氏對孔子及其學說的價值也開始產生懷疑。國難當頭，毛澤東和其它有志之士一樣，都試圖探索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他不得不對以孔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取捨。一方面，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教育思想，因為在他看來，這些文化遺產都有可資利用的價值；另一方面，投身革命後，為了和國民黨劃清界線並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基於「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鬥爭策略，毛澤東乃對孔子的道德論加以批判。建國以後，為了保持自己革命領袖的形象和權力，毛澤東需要鬥爭哲學以剷除反對派和敵對勢力。同時，他也需要利用鬥爭哲學，刻意樹立對立面來轉移人民因施政失誤(如大躍進)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在「文革」之前，他對孔子的評價有褒有貶，有時甚至自相矛盾，但總的說來還是肯定多於否定。「文革」時期，他對孔子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主要是出於政治需要。不過，如果將毛澤東一生對孔子評價的轉變，純粹視作政治需要和個人性格熱愛鬥爭，則未免將問題過分簡單化。無可諱言，毛澤東批判孔子確實有其功利主義的考慮。然而，毛澤東又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希望中國能夠擺脫傳統文化的羈絆，追求「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理想。在他看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規範，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障礙，只有打破傳統規範的束縛，才能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局面。「文革」期間紅衛兵的「破四舊」，「立四新」，無疑是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毛澤東受惠於傳統文化，但他對傳統文化卻造成不可磨滅的破壞，這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

　　 引用書目

　　 1.楊榮國：《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香港：三聯書店1973年。

　　 2.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3.匡亞明 ：《孔子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4.毛澤東：《毛澤東哲學批註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5.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 — 1920．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長沙 ： 湖南出版社1990年。

　　 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7.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8.汪澍白：《毛澤東與中國文化》，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

　　 9.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

　　 10.馬連儒 柏裕江編：《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紐約：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13.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14.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1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1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7.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8.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20.埃德加. 斯諾(Edgar Snow)錄，汪衡譯：《毛澤東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

　　 21.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年。

　　 22.趙以武主編：《毛澤東評說中國歷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23.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25.盛巽昌、 歐薇薇 、盛仰紅合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 這樣評點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5年。

　　 27.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本文原載政大史粹； 22 2012.06[民101.06]； 頁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