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難說盡：再論袁世凱因何稱帝

07-12

【2016年初稿，2017年3月修改，8月再次修改】

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謎一樣的人物，看似大奸大惡，又似乎大智大勇，這二者和諧地統一在他的身上；他似乎精明無比，又彷彿愚蠢至極，這二者也神奇地統一在他的身上，讓人難以捉摸！

關於袁氏的種種「罪惡」我們已經聽過不少，單就他的功績而言，學者張華騰曾簡單列舉過：

「清末的袁世凱曾經是一個勇於創新的改革家。比如，甲午戰後他學習西方，練新軍，變軍制，進行軍事改革，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促使中國軍隊走向現代化道路；他聯合張之洞等督撫，連上數折，促使清廷廢除了自隋唐以來延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為近代教育的發展掃除了障礙；他在任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間，在所轄地區大力推行新政，把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後經濟慘遭破壞的直隸治理為全國的『模範省』。更為重要的是，武昌起義後，他順應共和潮流，與革命黨人聯手，共同推翻清王朝。即使在任大總統期間，他在加強專制集權的同時，也注意發展經濟，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張華騰還有一部《北洋集團崛起研究（1895-1911）》，專門論述袁世凱與北洋集團的有關歷史）

當然，以上張氏所論，本人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這裡不再展開論述了。

民初袁氏任臨時大總統時，國內幾乎是一面倒的讚頌，包括孫文、黃興、宋教仁等前革命黨也是不吝言辭，真可謂眾望所歸、民心所向！及至其稱帝的企圖被打破時，又真可謂四面楚歌、處處喊殺！

現在大家一說起袁世凱的罪過來，主要就是指責他是所謂的「竊國大盜」，痛斥其欲「復辟帝制」。其實國體根本不是關鍵問題，而政體才是關鍵問題，只要有憲政民主，有無君主都是無所謂的，反之即使共和了，得到的依然可能是一種最野蠻、最邪惡的制度——甚至於君主制再壞也有底，共和制壞起來就沒有底！

所謂打天下、坐天下其實就是一種「竊國」行為，無論口號是何等漂亮、理想是何等美好，就像章太炎在1928年間所批評的，袁世凱無非是一個人做皇帝，而國民D卻是一個黨做皇帝——哪個都不光彩！

我時常認為1913年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宋教仁的被殺是一個重大事件（有關宋氏生平及宋案詳見本人另外兩篇文章），不過就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和文明程度而言，不管如何，袁世凱的走向集權都有其合理性，對此梁啟超、蔡鍔等人也是支持袁氏實行「開明專制」的，比如蔡鍔曾說：「非有強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鞏固邦基。」二次革命發生後，蔡鍔抨擊國民黨是暴烈派，支持袁世凱方面對其進行鎮壓。

【補論：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而且專制傳統深厚，又遭逢列強環伺的艱危局面。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大陸國家如法國、俄國、德國、西班牙等還沒有一個可以順利走向憲政民主，挫折和震蕩都帶有一些必然性。因為大陸國家都帶有很強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傳統，而且容易受到外力的強烈干預，這種干預往往會正向加強政府的集權。】

而且，袁世凱的權力還具備了一定的法理基礎，首先他傳承自滿清的合法授權（滿清在國際上是獲得一定承認的，畢竟它與各國已經形成千絲萬縷的聯繫），然後在民意上他也具備了一定依據。而更為關鍵的是，袁氏是當時中國最為強勢的人物，他也有的是具體的國家建設經驗，甚至說他就是非常開明的（不排除他有相當狡詐自私的一面），他來出任國家元首，幾乎是不二人選——這一點幾乎明白點事理的人都是承認的！

雖然袁世凱也有過解散國會這樣的昏招，但包括梁啟超在內的很多人依然選擇繼續支持他，由此可見，在「帝制運動」以前的袁世凱還是給人以較為正面的印象。如果他死在1915年之前，那麼得到一個類似「中國的華盛頓」之類的稱號，也並非意外。

可是歷史偏偏來到了1915年，偏偏讓袁世凱不識時務地開啟了一場「帝制運動」。

…………

威廉二世

那麼袁世凱到底為什麼要稱帝呢？我們不妨結合有關史實來試著分析一下。

就像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因為太平天國等動亂而坐大一樣，在二次革命的時候，地方勢力、軍人勢力也越發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那些有兵有權的，根本不拿法律當回事，甚至於對袁本人都很不恭順。

比如掌控陸軍的段祺瑞，有時他對袁氏表面上的尊重都做不到了，甚至惡語相向，讓袁十分難堪；毅軍統領薑桂題竟然當著袁世凱的面滿口髒話，還敢拿袁氏會客廳的痰盂撒尿；更甚者，江蘇督軍張勳連民國的國旗都不掛，一切規矩大體都還沿用前清那一套，對此袁世凱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果大家看過《史記》或《漢書》，可能就知道劉邦當年剛剛登基稱帝之後，眾臣子們在朝堂上種種不恭情狀，令劉邦不勝其擾；最後還是儒士叔孫通出來，擬定了一套隆重的禮儀，要大家都跟著三跪九叩，慢慢的才讓劉邦無上的帝王權威建立起來。

如果袁世凱也成為皇帝，他是不是也可以成為「劉邦第二」呢？至少他心裡也會這樣期望。

其次，袁世凱家族有一個魔咒，就是男丁都活不過60歲，偏偏袁世凱本人又比較迷信，因此他就開始幻想以登基稱帝來「沖喜」（唐生智、陳濟棠這些人都極其精明老辣，但也都非常迷信，最終都被迷信給害了，這也是解讀袁氏其人的一個重要方面）——就這一點而言，這也算是袁世凱的一個私心。

另外就政治轉型的困難而言，英、法這些先進國家在經歷過革命的震蕩以後，因為各種不適而出現了君主復辟或拿破崙稱帝（還有波旁王朝復辟、拿破崙三世稱帝）之類的事情；再有像當時的墨西哥，也是一個共和國家，但政治卻混亂不堪，不能不引起袁世凱的重視（在跟朱爾典交談時，袁世凱曾經提及墨西哥的例子）。

那麼共和革命後的中國，能夠完全避免這種不適感嗎？經歷過兩千多年帝制的深入骨髓的統治，國民（實際上也包括大部分精英）真的習慣沒有皇帝的日子嗎？起碼他們心中對於「明君」似乎還有一種熱切的期盼——「明君」的出現，至少便於打壓各路野心家！

當然，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有無皇帝並不是真正的要害，要害在於能不能順利推行憲政（憲政比民主更為重要，雖然它也需要一定的民主基礎）——做到分權與制衡才是關鍵之所在——哪一方獨大都不是好事，更遑論完全消滅反對力量，從而嚴重地激化國內矛盾、強化社會對立！如果君主制更便於推行憲政，那何妨恢復君主制呢？

可是，不說袁世凱、孫文等人的覺悟與素質（事實上都想獨攬權力），作為一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悠久傳統的大陸國家，中國要順利實現憲政，實在是太難了——較為順利實現憲政的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美國本質上不僅是英國的翻版（也是升級版），它的處境也類似一個海洋國家；島國的日本也是如此，雖然它當時只是半立憲體制。而且以上三個國家都沒有過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傳統，至少是不能跟大陸集權國家相提並論。

可是話說回來，如果當時的中國尚有皇帝在，那麼至少可以避免野心家們對最高權力的過度覬覦，避免一些過度殘酷的權力鬥爭乃至內戰，君主也可以起到很大的社會矛盾的調解作用，甚至於君主還可以制衡某些政治強權人物的獨裁。

在當時的很多中國人尤其是袁世凱本人看來，同文同種、快速富強的日本，才是中國最理想的榜樣，儘管他們沒有看到日本與中國的國情與傳統的巨大差別。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稱帝以前，袁世凱這個大總統已經可以無限連任，而且還可以指定下一任總統，就權力方面而言，這跟皇帝有什麼區別嗎？不過，也正是由於袁世凱一步步的集權表現，才讓梁啟超等人越發對袁不信任，認為他還是在朝著君主專制的老路走——在那種制度下，確實會對人們的自由形成巨大威脅！

可是話說回來，如果袁世凱真的成了皇帝，那麼他的子孫也可以做皇帝，但是深悉中國社會權力運行法則的袁氏，一定會認為他那些不肖的子孫做了皇帝就是好事了嗎？除非真的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為子孫後世考慮——就會成為袁世凱的一種變革的動力！

對於稱帝之舉，袁世凱其實更看重列強的態度，起初德國、英國、日本等都支持袁世凱稱帝，只是日本稍微有些陰晴不定。

據張華騰《洪憲帝制：袁氏帝夢破滅記》中所指出，最早慫恿袁世凱稱帝的並非是哪個中國人，而是當時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最高統治者——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當時，威廉二世急欲在東方尋找一個戰略同盟，袁世凱與德國之間又存在很多友好關係，且中國還是一個大國，因此能夠與德國合作的也只有中國。而德國當時又是君主立憲制（皇帝其實非常集權），因此威廉二世便在1913年通過袁克定（袁世凱長子），輾轉向袁表示了勸說其改行帝制的意圖。

據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薄注》中的記載，威廉二世後來還親筆寫來了一封長信，秘密轉交給袁世凱，其意思基本相同。袁克定在1914年回國後，開始積極倡導帝制，大概正與此有關，因為得到了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支持，他的心裡就踏實多了。袁世凱受此影響，也越發在各個方面效法德國，甚至一時間影響了整個北京城，「都中揣摩風氣者，皆易八字須為牛角式，效威廉風也」。

接著，日本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也開始鼓動袁世凱稱帝，只是他們的居心有點複雜：日本當時的體制跟德國非常接近，如果袁世凱稱帝成功，那麼中日體制一致，不僅可以降低日本發生革命的風險，而且這種對袁的「幫助」就會成為未來在中國獲取更多權益的基礎；如果袁不能成功，那麼日本可以藉機消弱中國，同樣可以達到間接獲利的目的。

袁世凱與日本方面打了三十年交道，無論是他的態度還是他的實力，都是對日本擴大侵華權益不利的，為此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曾指出：「清末民初袁世凱之當國，甚為日人所不喜。故此時之日本對華外交，大體言之，為宰割中國。局部言之，也為反袁。」

日本的「黑龍會」在一戰爆發後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解決中國意見書》，很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一般意見，文中指出：「必須乘此時機，改變中國之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並使其與我日本的君主立憲政體基本相同，此乃改造中國政府之根本要義。」《黑龍會備忘錄》還明確指出：吾人當容納中國革命黨、保皇黨及其他不滿中政府之人物，以擾亂全中國之地。其全國既擾亂，而結果乃推翻袁政府。

不過精明如袁世凱，深知日本人的不可靠，如果他一意推行帝制運動，還是需要在當時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英國方面出來支持。

英國方面起初很擔心恢復帝制會引來中國政局的動蕩，從而影響英國的在華利益，但是考慮到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當時英國和日本有同盟條約，日本人支持的事情，英國也理應支持；為了英國自身的利益，為了同日本方面競爭在華權益，英國也要支持帝制），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便改變了態度。朱爾典在與袁世凱會談時，還試圖打消袁的顧慮：當年選舉大總統也好，如今推舉皇帝也罷，都是民意，於信用沒有關係。

有了英國的站台，袁世凱這才放心多了，當時的日本僅僅是一個二流強國，就算日本出爾反爾，有德國、英國這兩個一流強國的支持，那麼帝制運動就有希望——我們觀察和思考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一定要留意外部的因素。

正是在列強慫恿鼓勵下，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袁世凱終於邁出了稱帝的第一步，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帝制運動算是從此正式拉開了序幕。

可是由於一戰的爆發乃至曠日持久（這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令英國、德國等自顧不暇，國力也都受到極大的消耗，日本的態度於是慢慢就成了最為重要的。如果此時袁世凱斷然放棄帝制運動，還是可以穩定大局的，可他偏偏不惜鋌而走險！

模仿帝王的祭天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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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說，對於稱帝之舉，袁世凱的確是錯了，他錯在對形勢的錯估：

首先，錯在可能真的被兒子及籌安會諸人蒙蔽了。比如袁大公子偽造報紙的事情，這個事情雖然沒有長期蒙蔽住袁，但在一個時期確實也讓本已頭腦發昏的袁錯判了形勢。

其次，如果袁世凱稱帝，那麼部下們就要對他下跪，這些是包括段祺瑞等很多北洋元老們都十分抵制的。

再其次，梁啟超、蔡鍔等人表示堅決反對。秦暉教授曾經指出，辛亥革命以後的很多中國人之所以不想再恢復君主制，其實正在於中國人是怕皇帝，而不是愛皇帝、敬皇帝，因為兩千年來的皇權專制已經讓皇帝的醜惡面目充分暴露（這不同於英國、日本的情況）——其實這就是梁啟超等人的擔心所在。

當然，梁啟超還有一些理由，比如說他認為民國初立不宜胡亂折騰：今天訂約法，明天改約法；今天召集國會，明天解散國會；今天是總統制，明天又是內閣制；如今又想改變國體，越折騰就讓政府的威信就越低，這是無風鼓浪，興妖作怪——梁啟超也曾經反對袁世凱解散國會，解散國會也體現了袁世凱對於近現代政治文明的體認不足，不管他出於何種理由，這都是一大錯也！

最後，已如上述，國際形勢的變化是袁世凱所始料不及的，致使日本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加大。作為袁家親戚的張伯駒曾經如此透徹分析道：「項城之為帝制，其主因，實乃由英、德兩國之倡贊。英、德皆帝國，謂中國尚不宜共和，實為妒日本對中國侵略獨獲其利。項城以有兩大國之奧援，國內為其所掌握，用遠交近攻之策，日本器小易盈，容易對付，帝制自為，百無一失。不意歐戰發生，英、德成交戰國，自顧不暇。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條，對項城壓迫，又買走段祺瑞，拆散項城之班底，帝制遂失敗。成敗主因，實在國際而不在國內也。」

當然，重中之重的大概是，袁世凱的威望、權柄還不足以稱帝——除非是國家通過合理、合法的方式推舉他做皇帝。

想當初，英國的克倫威爾戰功彪炳、權威無限，因此就被很多人擁戴做國王，可是克倫威爾最終還是沒有邁出這一步！成功稱帝的拿破崙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他的權威和控制力都來自於頻繁的戰爭（法國的民心也需要一位皇帝），這一點是袁世凱所不具備的，何況拿破崙稱帝時還是如此年輕！

不過需要我們注意的是，袁世凱其實並沒有正式登基，嚴格說起來他還不是真正的「皇帝」，他雖然接受了擁戴並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但他沒有口稱過一天的「朕」，更沒有舉行過正式的登基大典。

就我個人的感覺而言，袁世凱自始至終還是有一種走一步看一步的試探心理，這也是他比較老成的表現：帝制初起時他神神秘秘、諱莫如深，對誰也不說實話，有時幾乎賭咒發誓般地撇清自己，說是沒有稱帝之意；帝制進行中時，他又一步三回頭，忽冷忽熱、左顧右盼、戰戰兢兢，完全沒有了平日沉穩、大度的模樣；帝制後期更是心虛膽怯，遲遲不敢登基，一看情形不妙，馬上又宣布撤銷了帝制。

令袁世凱最為意外的，應該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致使「牆倒眾人推」的局面生成——其實這既是外部的日本（借重革命黨等）欲圖搞亂中國、從中漁利的圖謀，也是內部一些地方實力派等對袁世凱和中央集權的一種反擊——袁世凱面對這種空前的困局，形如火盆上被烤之人，以致「不好好治病」，延續壽命不成，反害了卿卿性命！

這既是袁世凱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莫大悲劇，因為它的消極影響極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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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來設想一下，如果袁世凱當初沒有搞帝制運動，或者淺嘗輒止而沒有引發「護國戰爭」，或許他還會掌權多年，那麼中國的政治就不會朝向未來的那種動蕩局面演進，至少程度不會那麼深。

二次革命、袁氏稱帝，都是民初的重大歷史挫折，從這意義上說，袁世凱確實是我們民族的大罪人，儘管他也曾是這個民族的大功臣，但功過不能相掩，這就是我為袁氏蓋棺論定的一個評價吧——雖然中國的民族罪人不僅僅只有袁一人（重量級至少有三四人，但那些人連功勞都微乎其微）。

這裡還是忍不住要再談一談革命黨的問題：

革命黨在清末的形成，肯定是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的，只不過他們因為與各類江湖組織相結合，又有孫文這樣的獨裁氣質濃厚的首領，因此幫派氣息、江湖氣息越發濃重，在民初時，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凝結成一個較為的緊密團體，這種團體肯定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政黨。

孫氏革命黨的壯大和發展，既是中國政局不斷惡化的結果，也是中國政局不斷惡化的主因之一；同樣，它既是國際局勢發生變化的結果（如蘇聯的誕生），也是觸發國際變局的一大主因，比如我曾經指出的中國革命對日本的刺激。

自從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黨統」對「法統」的取代，無疑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大退步，因為對「黨統」的爭奪，越發依靠無底線的權謀和暴力元規則，由此促使國內局面越發混亂、國內矛盾越發激烈，在濃郁的血腥氣息中，人們的思想也就越發激進乃至極端！

從二次革命到國民革命，再到後來的共產革命和文化大GE命，其實這都是一環緊扣一環、層層遞進的，儘管其中很多是偶發因素、外部因素促成的，但也絕不是輕易能夠割裂開來的。因此當我們思考五十年前的悲劇時，要追溯遠因，還是應該回到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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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為本人不成熟的思考，僅供大家參考。這類話題顯然還需要不斷深入，若有興趣者，不妨參考一下石之軒所著《袁世凱1916：懸崖上的龍椅》。另外，唐啟華新作《洪憲帝制外交》即將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