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參考：重新定義全球城市
隨著新型國際勞動分工深化，全球經濟體系整合發展的態勢日益明顯。在此進程中，湧現出若干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指揮和控制作用的全球性城市，通常被稱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 Institute）與摩根大通（Morgan Chase）聯合發起「全球城市倡議」項目（Global Cities Initiative），並於2016年10月發布報告《重新定義全球城市》（Redefining Global Cities: The Seven Types of Global Metro Economies），將當今世界上經濟規模排名靠前的123個都市區劃分為七種不同類型的「全球城市」。京華戰略將報告要點編譯，為各位朋友了解和思考全球及中國城市發展提供一點線索。
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都市區，城市是全球經濟發展與繁榮的關鍵動力。世界上最大的123個都市區的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總量的13%，但其經濟產出卻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
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恩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他把全球城市定義為「新的國際分工協調和控制的中心」。1991年，社會學家薩斯基雅·薩森重新定義全球城市，她把全球城市定義為「管理和指導全球經濟的戰略基地」。(《全球城市的經濟地位研究》)
隨著世界社會經濟的城市化，傳統全球城市的概念已經被顛覆。全球經濟不再僅僅受紐約、倫敦、東京等少數幾個金融中心驅動。今天，龐大而複雜的城市網路成員參與到商品、服務、人力、資本和思想的國際流動中，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對經濟增速過緩的擔憂促使人們進一步思考城市對於推動新一輪全球增長的作用。
鑒於這些趨勢和挑戰，布魯金斯學會和摩根大通聯合發布報告《重新定義全球城市》。通過引入多種指標構成的資料庫，為全球最大的123個都市區建立統一標準，考察全球城市的經濟特點、產業結構和關鍵競爭力因素（包括貿易型集群、創新、人才和基礎設施的連通性），說明這些城市在吸引和積聚經濟驅動力、為全球經濟發展貢獻力量方面的差異，並對這些城市未來發展提出了建議。
報告界定了七種類型的「全球城市」：
1. 全球巨頭（GLOBAL GIANTS）
包含：紐約、洛杉磯、東京、大阪-神戶、巴黎、倫敦。
特點：
1）人口與財富規模較大。平均每個全球巨頭擁有1940萬居民，平均實際產出超過1萬億美元，是亞洲之錨平均水平的三倍。如果把全球巨頭視為一個國家，它將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它們的名義人均GDP為58,000美元，勞動力人均GDP 116,000美元。
2）財富主要源於金融和商業服務業的高度集中，金融和商業服務業平均佔全球巨頭總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 GVA）的41%。福布斯全球前2000強企業中的20%、營業額超過10億美元的跨國企業中的18%，以及全球七大證券交易市場（按市值計算）中的五個都以這六個大都市作為總部所在地。法律、會計、管理諮詢、廣告等高端的生產性服務企業密集，為當地跨國企業管理層和金融市場參與者提供決策支持。
3）全球人才、資本和知識流動的重要節點。全球巨頭的人口流動性較大。2014年，超過8億航空旅客從這六大都市區過境，居七類全球城市之首。全球巨頭人口的國際化程度亦較高，大約1/6的居民是海外出生的。資金也不斷流入這些地區：2009-2015年，海外投資者在每個全球巨頭的平均投資額為250億美元。
4）知識創新在全球城市經濟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七類全球城市中，全球巨頭的教育水平排第一，專利獲得率排第二，高校科技出版物的影響力也排第二。風險投資數據顯示，全球巨頭是孵化創業的溫床，特別是倫敦和紐約。
建議：
1）繼續為跨國公司總部和金融機構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同時通過保障穩定的技術人員供應、在公司與大學和科研機構間搭建橋樑等方式，吸引小型的創業公司。
2）緩解住房等經濟負擔問題。減少對住房供應的限制，鼓勵建造經濟適用房，協調住房、交通和土地利用規劃。
2.亞洲之錨（ASIAN ANCHORS）
包含：太平洋沿岸的五個都市區——北京、香港、首爾-仁川、上海、新加坡、莫斯科。
特點：
1）聚集了大量人口和市場活動。平均每個城市的人口數量1610萬，平均GDP 6680億美元。自2000年，人均GDP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長。平均看來，亞洲之錨的居民已穩居全球中產階級之列。
2）大量FDI湧入（莫斯科除外）。2009-2015年，平均每座城市吸引綠地FDI（指外國資本對新建項目的直接投資）460億美元，香港和新加坡最多，北京和上海緊隨其後。對海外投資者來說，亞洲之錨的吸引力在於：A、為進入快速增長的亞洲消費市場提供了渠道；B、基礎設施連通性極高——航空旅客總數僅次於全球巨頭，平均互聯網下載速度在七類全球城市中排名第一；C、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高；D、有力的監管和良好的政治環境。
3）金融和商業服務業較發達。這些城市約有32%的總增加值來自金融和商業服務業（莫斯科為41%），10%的福布斯全球2000強企業在此設立總部。香港、上海、首爾擁有大型的證券交易所，新加坡也是重要的金融中心。
4）勞動生產率和創新科研能力有待提高。亞洲之錨的勞動生產率僅為全球巨頭的1/3。儘管亞洲之錨是本國的創新中心，但是其專利和高校的科學影響力與一些西方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從專利數量上看，北京和上海一共佔中國的23%，莫斯科佔俄羅斯的55%，首爾-仁川占韓國的6%；2007-2012年，亞洲之錨人均專利數量增長了78%。2009-2013年，公開發表的科學研究成果中有較大影響力的成果份額增長了18%。
建議：
1）緩解住房等經濟壓力問題；
2）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
3）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及技能水平，增加科研投入；
4）以優惠政策吸引新技術和產品公司。
3.新興門戶（EMERGING GATEWAYS）
包含：發展中國家的28個大型商業和交通入口城市，如約翰內茲堡、孟買、聖保羅、伊斯坦布爾等；以及中國的10座城市，即重慶、廣州、杭州、濟南、南京、寧波、深圳、天津、武漢和西安。
特點：
1）平均每個新興門戶擁有1000萬居民，平均GDP 2650億美元，其中聖保羅、廣州、深圳、墨西哥城、天津、伊斯坦布爾和重慶的GDP超過4000億美元。這些城市的居民在過去15年間躋身中產階級行列。自2000年以來，新興門戶的實際人均GDP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長，其中亞洲城市增速最快（8.1%），拉美和非洲國家較緩（3.2%和3.6%）。目前，名義人均GDP約為28000美元。
2）新興門戶不均衡地集中了各自所在國家的競爭力資產。與本國其他地區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業人口所佔比重較高。許多新興門戶是其所在國家唯一的全球性研究型大學所在地。伊斯坦布爾、聖地亞哥、聖保羅和深圳的專利數量佔全國的40％以上。商業、專業和技術服務占這些城市總產出的25％。然而，普通工人的生產率僅僅是知識之都、全球巨頭和美國中等城市的五分之一。
3）新興門戶是全球人力和資本的入口。它們通常擁有連通性極佳的國際機場。2014年，新興門戶的機場共運送8億乘客，比2004年增加了5億多。這些城市2009-2015年間共吸引了580億美元FDI，但是按人均計算則落後於其他幾類全球城市。2011-2015年間，FDI翻了一番，風險投資增加了兩倍，從2010年的43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41億美元。在國際貿易和全球創新方面，新興門戶與其全球巨頭和亞洲之錨仍存在差距。
建議：
1）重視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2）增加教育投資。既要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又要提高技能培訓的質量；
3）彙集人才，增強創新能力，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促進私營部門與高校間的合作；
4）增加交通投入，促進與全球的連通性。
4.中國工廠（FACTORY CHINA）
包含：22個中國二三線城市，主要依靠出口密集型製造業促進經濟增長。這些城市代表了中國產業革命的地域多樣性，分布在中國的東部沿海（合肥和南通）、內陸地區（成都和淄博）和珠三角地區（佛山和東莞）。
特點：
1）中國工廠是中國的二三線人口中心，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平均每個中國工廠擁有800萬居民，名義GDP平均為2050億美元。2000-2015年間，產出和就業率的年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2.6%和4.7%，居七類全球城市之首。實際人均GDP比2000年增加了4倍，從2500美元增長到12000美元，穩居全球中產階級之列。
2）中國工廠對製造業依賴度極高，製造業佔總產出的40%左右。實際上，與2000年相比，這些城市的製造業密集度更高了，2000年製造業佔總產出的30%左右。中國工廠人口佔全國的25%，但製造業增加值（8000億美元）佔全國的1/3。
3）中國工廠作為國際製造業供應鏈的節點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為發達經濟體中更加富裕的消費市場提供產品。眾多跨國公司都在這些城市布局了製造業務。但是經濟增長伴隨著環境破壞，這些城市的污染程度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水平的40倍，中國40%的河流受到了污染。
4）目前，商業、金融和專業服務只佔中國工廠總產出的12%，遠低於其他六類全球城市（32%）。缺乏經濟多元化是這些城市難以吸引FDI、風險投資和國際旅客的原因之一。此外，只有13個中國工廠擁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專利數量與僱員數比例是0.03:10000，15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10%受過高等教育。
建議：
1）制定能源、環境和產業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解決工業污染帶來的居民健康狀況惡化、水資源匱乏等問題；
2）過去10年間，中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從150%飆升到260%。中國工廠要尋求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解決高債務問題；
3）受電子化和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市場的衝擊，製造業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生活水平方面的邊際改善效應正在遞減。中國工廠必須通過提高教育水平、開展技術培訓等方式完成向高附加值產業的轉型。
5.知識之都（KNOWLEDGE CAPITALS）
包含：19個中等規模、生產力高的創新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國，涉及不同的科技領域，如信息技術（聖地亞哥、西雅圖和斯德哥爾摩）、生命科學（波士頓和費城）、醫療技術（明尼阿波利斯）和半導體製造（奧斯汀和波特蘭）等。
特點：
1）人口規模中等，創新能力強。每個城市人口大約420萬，但由於生產率高，所以在七類全球城市中，其平均經濟產值（2830億美元）排名第三，名義人均GDP（69,000美元）和勞動力人均GDP（136,000美元）居於首位。
2）知識之都的居民受教育水平極高：15歲以上的人口中，41%擁有本科學歷，其中許多是頂尖研究型大學的畢業生。這些城市中高校發表的科學研究成果被引用頻率最高。世界前100名科技影響力最強的大學中，有20所位於這些城市。
3）這些城市的科技研發往往被轉化為新的發明。2008-2012年間，這些城市專利數量佔全球的16%，而其人口僅佔全球的1%，其中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佔比最高，分別達到22%和19%。知識之都也是人均風險投資率最高的地區，過去十年間，全球一半以上的風險投資流向了這19個城市。
4）知識之都的航空旅客人口最多，表明有大量商務人士和休閒遊客湧入。然而，知識之都吸引的FDI卻不如其他類型的全球城市多，這說明這些中等規模的全球性城市需要在全球市場上提高自身知名度。
建議：
1）維持和拓展已有的技術優勢。建設從中級技能人才到高級研究人員的人才隊伍，根據僱主需求搭建教育培訓體系，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成果進行技術商業化，將聯邦與各州的資源和機構與地方產業相結合；
2）提高國際參與度，增加出口，吸引更多FDI；
3）重視住房問題。房價高漲限制了人員流動性，從而限制了人員向生產率更高的區域遷移。
6.美國中量級城市（AMERICAN MIDDLEWEIGHTS）
包含：16個美國中量級城市，主要分為東部和中部的生產中心（辛辛那提、克利夫蘭、匹茲堡、印第安納波利斯、底特律）和經歷過人口激增的南部城市（邁阿密、鳳凰城、奧蘭多、聖路易斯、坦帕、薩克拉門托）。
概述：比較富裕，擁有優質高校和其他錨機構，但是貿易領域生產率和FDI水平較低。這些城市應該戰略性地整合已有資源，提高在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特點：
1）平均每座城市擁有300萬人口，平均名義產出1490億美元，名義人均GDP 52000美元。2000-2015年間，總產出、人均GDP和就業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6%、0.4%和0.7%，低於其他全球城市。美國中量級城市的地方服務（醫療健康、房地產、教育和公共服務）集中度最高，占產出的28％，占就業的42％。此外，它們的貿易行業往往比全國平均水平低。雖然這些城市仍在尋求全球戰略機遇，但它們至少保有一個與全球相關的出口產業。2008-2014年間，美國中量級城市的出口每年增長1.9％，略低於同期全國平均水平2.4％。
2）地方服務受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嚴重，建築業逐年萎縮，房價跌幅較大。製造業受自動化和國外競爭影響，就業人數減少，如今只佔整體就業人數的7%。
3）擁有著名的研究型大學。在最常被引用的10個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的數量佔比名列前茅。這些城市中1/3的勞動人口接受過高等教育。
建議：
1）傳統製造業升級與轉型，促進位造業與研究型大學合作；
2）發展教育和醫療產業；
3）增強出口競爭力和全球參與度。
7.國際中量級城市（INTERNATIONAL MIDDLEWEIGHTS）
包含：26個中量級富裕城市，如：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歐洲的布魯塞爾、柏林、慕尼黑、羅馬、米蘭、慕尼黑，亞洲的北九州-福岡、名古屋、特拉維夫和澳大利亞的悉尼、墨爾本。
概述：這些城市在人力和資金方面與全球的連接度較好，但是仍處於經濟危機過後的滯後增長期。與美國中量級城市一樣，它們努力在全球經濟中尋求衰退過後的商機，拓展成功之路。
特點：
1）平均每座城市擁有480萬人口，平均產值2340億美元，名義人均GDP 49000美元。大多數城市都有多元化的貿易行業，以知識服務業、先進位造業或兩種業務結合為主。
2）國際中量級城市通過移民和資本流動被連接起來。約有22%的人口在外國出生，在七類全球城市中比例最高。這些城市人均FDI位居第二，居民人均FDI儲備將近2000美元。33%的勞動人口接受過高等教育，研究型大學的數量和人均值均位居七類全球城市之首。
3）經濟增長緩慢。2000-2015年間，這些城市的產值、人均GDP和就業率每年僅增長1.6％，0.7％和1.0％，在七類全球城市中排在末尾。其中，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以色列城市的經濟增長較為穩定，平均實際產出增長率為3％；而歐洲城市基本在1.1%左右。此外，國際中量級城市受2008-200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較大。2000-2007年，這些城市的產出、人均GDP和就業率增長較快。如今，12個城市的人均GDP尚未恢復到經濟危機前的水平，大致一半的城市2015年就業率低於2005年，說明這些地區存在老齡化問題，且勞動力的市場參與度低。
建議：
1）推出新的商業模式、產品及創意；
2）解決新企業規模擴張所需資金不足的問題，降低對新興商業模式發展的監督阻力；
3）利用當地大學的研究和思想推動地方創新；
4）利用移民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借鑒歐洲的學徒制對移民進行技術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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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短評：
事實上，成為全球城市的途徑不止一種。各類城市可以彼此借鑒，促進經濟增長。
就中國而言，諸如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亟需提高勞動力水平，增加科技研發投入，鼓勵創新與技術轉化；增強城市承載力，在政策、服務、基建、生活等各個方面營造開放、友好、便利的環境，真正成為全球資本、人才、技術的交匯中心。中國的二三線城市應參考借鑒美國和世界中量級城市發展案例，特別重視高校、醫院等錨機構對於當地就業、人才及高新企業聚攏、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的關鍵作用。其他規模更小的城市則需在努力發展自身的同時找準定位，與周邊大城市形成有機聯動。這份報告採用了相對統一的統計和標準對主要城市進行了分類及分析，對我國未來城市發展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報告主要以2015年的客觀數據為基礎展開分析，未考慮近兩年以及未來城市發展的潛力因素。
References：
· Redefining Global Cities: The Seven Types of Global Metro Economies，2016，Brookings Institute & Morgan Chase
· 《全球城市的經濟地位研究》，2016，朱穎、張佳睿，上海師大商學院城市經濟研究專欄
· 《全球城市—區域的生產組織及其運行機制》，2012，李健，地域研究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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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宇辰
審校：素娟
排版：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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